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保存最完整的一部系统性介绍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历史文化典籍，《齐民要术》的农学思想具有多个面向和指向。《齐民要术》虽是一部农书，但作为地方官的贾思勰，在魏晋南北朝动荡的局势下深感人间疾苦，也深刻地意识到农业生产作为国之根基的重要性。题眼的“齐”字有两层含义：第一是平等，无贵贱之分。这个角度立足于《中庸》“天命之谓性”和孟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的人性本善论，肯定每个人的人性善端，具有道德层面的普遍意义；第二是平民，面向老百姓的意思。这是立足于《齐民要术》十卷的具体内容，从粮食、果木种植到牲畜、水产养殖，再到农副产品加工以及对当时农作物品种来源等介绍，都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提供了重要的知识与经验，具有富民教民的现实意义。而基于儒家仁爱思想的政德观是上述两个方面的集中体现，可进一步涵摄为三个方面。

食为政首，安民足用

我国自古以来十分重视农业生产，贾思勰论道，“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禹制土田，万国作乂”，意思是“神农制作了耒耜，让老百姓使用，提高了生产效率。尧帝命令四位大臣，谨慎地将耕种时节宣告给群众知道。舜帝给大臣后稷下达命令，将粮食生产问题作为治政的头等大事。禹帝规划了土地和田亩制度，所有地方都有了可以依循的轨道”。贾思勰提到《尚书》中也有“稼穑之艰难”的历史写照，在《尚书·洪范》篇中，箕子向周武王传授治国理政的“九畴”大法，其中第三畴便是强调八项政务，也就是“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其中居第一位的就是食，也就是食为政首。贾思勰进一步引用《淮南子》“食者，民之本；民者，国之本”的论断，重申了农业生产对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一儒家政德理念的根基性意义。

重视农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百姓安定，具体方法就是民本足用、勿夺其时。正是贾思勰引用《淮南子》所论“为治之本，务在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勿夺时”。“勿夺时”可分成三个层面看：其一，尊重自然规律，不可盲目扩大生产。贾思勰多次征引《孟子》中“寡人之于国也”一段的论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认为只有尊重和认识自然规律，才能恰当地利用自然规律进行农业生产，进而“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其二，弘扬节俭的修养美德，开源更需节流。贾思勰征引《孝经》所论“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对待食物要敬重，因为每一粒粮食都是上天的赋予、大地的恩赐、人类的诚敬。其三，充分给予老百姓正当合法的权益，是涵养政德的必要条件。《论语》中，鲁哀公问孔子弟子有若为政之道，有若言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只有百姓富足、安居乐业，为政者才能获以真正的长久。因为传统儒家强调的是家国同构，是“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的为政理念，贾思勰指出这与《史记》所言“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的政德理念是一致的。

富而教之，诗书耕读

贾思勰认为，“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尚书》和《诗经》所描绘的是“殷礼吾能言之”、“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善治图景。而这背后关键是能否做到“富而教之”。孔子到卫国，冉有随侍，孔子看到卫国人口很多，甚喜。冉有问孔子，怎样让这些人口得以善治，孔子言“富之”，冉有再次追问，孔子回复“教之”。可见重视教化是孔子政治哲学的核心途径之一。重视教化以涵养政德，在当时的效验是《孟子》所论“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从而也可以达到《管子》所论“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的社会风尚。

诗书礼乐是古典时代儒家仁爱思想的直接来源，也是涵养政德的重要途径。《齐民要术》除了记载农业生产之外，也特别重视教化百姓。它引述《四民月令》的记载，称每年正月初一的时候，家里的幼童、青少年要给家里的长辈敬上“椒酒”，并“称觞举寿”，一派和谐气象。初春，在每年农事未起的时候，家长命十五岁以上的“成童”到太学学习《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经传。等到砚台上不结冰了，就命“幼童”入小学，学《六甲》《九九》《急就》《三仓》等篇章。而且每年“十月农事毕，命成童入太学，如正月焉”，可见贾思勰对于儿童和青少年的教育相当重视，以此继承儒家仁爱传统。每年十一月，砚台上冻冰，不能写字，就命幼童读《孝经》《论语》等。到了十二月，便召集宗族朋友，举行各种礼仪活动，如婚礼、宾礼等，以此“讲好和礼，以笃恩纪。休农息役，惠必下浃”，为来年的农事生产奠定基础。此外，贾思勰还十分重视书籍的保存与维护，这也体现了其作为一个读书人应有的品格。

显发仁心，希慕贤哲

上文所言“申之以孝悌之义”，《论语》中开篇第二章，有若也说“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重视孝悌之道是涵养一个人仁爱之心的基础途径，是迈开人生第一步的关键启蒙之法。以对父母、兄弟、姐妹的爱心显发出人之本然善性，这是牟宗三先生说的“性由心显”。仁心的显发扩展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首先要符合人性人情之特质，“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的本义就是强调仁心的落实是一个由亲到疏的现实践履过程，否则就是“乡原”。“仁心”进而扩展到家族治理中，贾思勰引述《四民月令》的记载：每年的三月，贫苦人家里储存的粮食或许不足，新麦还未成熟，这时候富足者应当随顺天道善性，多积阴德，为穷苦人提供赡养，“务施九族，自亲者始。无或蕴财，忍人之穷”；若秋收农事收成尚可，各家各户皆有积蓄，当家族中出现因家贫无以安葬丧者时，家境尚可的士子就应该“纠合宗人，共兴举之；以亲疏贫富为差，正心平敛，无相逾越；先自竭，以率不随”。贾思勰认可这样的宗族大事应当根据亲疏远近出钱出力。富足者更应当作表率，以彰显仁爱之心，从而感化不愿出钱出力的宗族，从而得以善治其事。

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鲜明指出：“舍本逐末，贤哲所非；日富岁贫，饥寒之渐。故商贾之事，阙而不录。”何为“本”？以平民得以富足、社会得以安定为本。商贾之风的渲染带来的贫富差距在当时显而易见，贾思勰对此深感忧虑，进而在写作《齐民要术》时不对此做介绍，他更希望农业作为“实业”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进而实现其成为贤哲的政德理想。而“贤哲”应当是怎样的呢？他认为，“神农、仓颉，圣人者也；其于事也，有所不能矣。故赵过始为牛耕，实胜耒耜之利；蔡伦立意造纸，岂方缣、牍之烦？且耿寿昌之常平仓，桑弘羊之均输法，益国利民，不朽之术也。”意思是“像神农、仓颉这样的圣人，仍有某些事是做不到的。所以赵过开始用牛来耕田，就比神农创制的耒耜效率快多了；蔡伦发明了造纸术，这比使用麻布、简牍方便多了。像耿寿昌所倡设的常平仓，桑弘羊所创立的均输法，都是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经济调控方法”。这里面体现了贾思勰政德思想在经济社会上的两个特点：第一，实业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精神。贾思勰是一个能够体察儒家仁爱精神同时又能理性看待社会进步的士人，他具有高度的儒家责任意识，并且为之实践，从现实出发，考量如何在经济社会中凸显其个人价值并为其内圣外王的人生诉求开辟出属于自己风格的践履之路。第二，创新是社会前进的动力。“法先王”是为了彰显重视农业生产的时代和历史必然，而贾思勰不拘泥于此，以进步发展的历史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倡导创新经济管理方法的思路，是其政德观的理论操练。

综上，贾思勰的政德观集中体现在《齐民要术》一书中，尤其是其引用前人典籍以论证表明自己的为政观。以“食为政首，安民足用”作为其政德思想的理论出发点和现实目的，以“富而教之，诗书耕读”来教育后人，和睦宗亲，以“显发仁心，希慕贤哲”来处理基层治理和经济社会调控。三者共同构成了贾思勰以儒家仁爱为核心的政德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