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制度起源于西方。在近代西方政治发展过程中，多样化的政党制度在政治权力更迭、国家和社会治理、利益代表和表达、政治社会化、政策制定以及精英遴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一定历史时期推动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进步。但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政党制度有着内在的、深刻的、难以克服的缺陷。尤其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国家政党在国家治理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拿不出可行的应对方案，西方政党制度日益显现出分裂无力的症状。而一些不顾国情简单移植西方政党制度的发展中国家，非但没有取得预期的发展成果，反而激化了民族分裂、宗教纷争等，陷入长期动荡不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项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证明了这一制度的合理性、科学性和有效性。2018年3月4日，习近平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上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概括为“新型政党制度”，明确指出该制度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大贡献”。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重要时刻和“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面向全世界发布，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是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重要举措。深入理解新型政党制度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正确认识新型政党制度对世界的贡献，对于我们坚定不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定不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坚持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多党合作思想的基本内涵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多党合作问题的主要观点 

多党合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重要内容，在《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关于共产主义同盟的历史》等著作中有集中体现。其中，以《共产党宣言》最为集中和系统。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建立。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系统完整地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建立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特点、作用，指明了无产阶级政党斗争的策略和原则。《共产党宣言》中包含着丰富的多党合作思想，对无产阶级政党与其他政党之间的关系、无产阶级政党处理及应对这些关系的基本原则进行了深刻阐释。 

1．特定阶段历史任务的一致性奠定了共产党与其他政党合作的基础 

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政治舞台上，流行着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流派、各种政党和组织。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共产党和其他工人政党、社会民主党等在目标诉求上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决定了它们之间有合作的可能。马克思、恩格斯主张，为了反对现存的社会政治制度、同强大的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共产党应与其他一切可能联合的同盟者合作。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 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 

当时，除无产阶级外，革命阶级还有小资产阶级和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脱离统治阶级的先进分子。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党与这些进步的非无产阶级也应进行合作。在巴黎公社实践后，马克思指出:“在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公开地团结在工人革命旗帜下，他们宣布这场革命是拯救他们自己和拯救法国的唯一手段！他们和工人一起构成国民自卫军的主体，他们和工人在公社里一起开会，他们在共和联盟里为工人做中介人！” 

2．共产党在同其他政党的联合中，必须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和独立性 

尽管共产党与其他政党在阶段性目标上有着一致性和合作的基础，但是这种合作不是无原则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正因为共产党是用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党，在代表无产阶级利益时更能够超越国家、民族和地域限制，能够始终代表并实现广大无产阶级的利益，所以，在同其他政党的联合中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是整个无产阶级运动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坚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他们强调：“工人的政党不应当成为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而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它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治。”“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制、封建土地制度和小市民的反动性……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3．共产党必须坚持在联盟中的领导权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共产党在与其他政党结成同盟时，必须保持自己对同盟者错误的批判权，坚持在联盟中的领导权，这是合作联盟朝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根本保障。《共产党宣言》提出: “在法国，共产党人同社会主义民主党联合起来反对保守的和激进的资产阶级，但是并不因此放弃对那些从革命的传统中承袭下来的空谈和幻想采取批判态度的权利。在瑞士，共产党人支持激进派，但是并不忽略这个政党是由互相矛盾的分子组成的，其中一部分是法国式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一部分是激进的资产者。” “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只是必须肯定，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总结和概括出无产阶级政党与其他政党的多党合作思想，这对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列宁的多党合作思想 

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实践中，充分运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多党合作思想，并对其进行了丰富和发展。 

1．深刻认识布尔什维克党与其他党派合作的必要性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虽然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但依然是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即使在二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政党也只是众多政党中的一个，在力量上并未占任何优势。因此，“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就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个集团或各种类别之间利益上的一切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可能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有条件的。”列宁强调，这一策略“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时期，都是同样适用的”。 

十月革命后初期的俄国，“无产阶级不但是少数，而且是极少数，占大多数的是农民”。列宁认识到：“无产阶级要是不把大多数居民争取过来，就不能取得胜利。”同时，“在俄国这样一个全由小资产阶级分子经营农业的国家里，没有小资产阶级阶层的援助，我们是无法长久坚持的”。而在当时，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基本上处于布尔什维克以外的其他政党的影响之下。例如，左派社会革命党在农民中有很大影响力。因此，与这些具有雄厚群众基础的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结成联盟是巩固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的重要任务。 

2．强调在同民主党派结成联盟时，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和原则 

第一，布尔什维克党与其他政党的合作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列宁强调，在多数党组阁的原则下，少数党“必须诚恳忠实地服从多数，并执行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全体批准的、采取渐进的坚定不移的步骤走向社会主义的纲领”。这是多党合作的基本前提。同时，他坚决反对同反动党派，如立宪民主党、法制党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合作，反对它们加入苏维埃。第二，布尔什维克党是“在保持政党完全独立的条件下”同其他政党合作的。各党派代表利益的不同决定了它们之间只能是合作而非合并。第三，坚持布尔什维克党对多党合作实践的领导，是列宁是毫不妥协的原则。“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不愿意讲价钱，我们不愿意搞二次拍卖。” “无论与其他革命派别订立什么样的实际联盟，都不能而且不应当在理论上、纲领上、旗帜上实行妥协或让步。” 

列宁的多党合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发展史上首次提出了在国家政权中实行社会主义多党合作制的初步构想，为中国共产党开展与其他民主党派的合作提供了理论和经验指导。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由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当时正遭到十四个国家的武装干涉，同时又进行着国内战争，俄国资产阶级和其他党派都敌视苏维埃政权，只剩下一个俄国共产党继续把十月革命的胜利坚持下去，因此在苏联就没有完全实现列宁提出的跟各党派合作的设想。然而，在我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列宁的设想实现了。” 

二、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多党合作思想的运用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多党合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壮大、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导。同时，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始终在丰富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多党合作思想。 

（一）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多党合作思想的自觉运用 

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然而，资产阶级革命派从西方学来的多党制、议会制，成为各派军阀、官僚、政客争权夺利的工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面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内忧外患，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必须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才能战胜强大的敌人。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但是在后期，中共主要负责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放弃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工农联盟思想，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结合起来，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但是随着‘左倾’错误的蔓延，中共六大把城市小资产阶级排除在革命动力之外，片面强调党内纯洁，把中间派别推到了对立面，使工农政权受到严重挫折。”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在根据地建立了“三三制”政权，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945 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明确提出，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需要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大会，成立包括更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提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积极响应。这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公开、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形成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历史事件。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由此确立。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中国政治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积极参与讨论、制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协助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政策；参加国家各级政权工作，其中绝大多数成员都集中在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检察机关，并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参加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土地革命运动、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同中国共产党共同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安全。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围绕民主党派和多党合作制度的存废问题出现了一些讨论。就此，毛泽东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党的八大上被正式确定为处理党派关系的方针。 

此后，由于“左”的错误的持续影响，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受到冲击，各民主党派组织发展和自身建设也遭受到严重破坏，新型政党制度遭受重大挫折。 

（三）改革开放后新型政党制度的恢复和完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破除了“左”倾错误的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随着拨乱反正的开展，新型政党制度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邓小平在1979年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各民主党派“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这一论述是对以往多党合作实践在制度层面的升华。 

1982 年，党的十二大正式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确定为新时期中国多党合作的基本方针。从“八字方针”拓展为“十六字方针”，是中国共产党对多党合作实践经验科学总结和发展的成果。 

党的十三大首次完整地提出“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概念。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第一次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明确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列为中国基本政治制度，并首次提出我国各民主党派是“同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 

党的十四大将多党合作制度写入党章。199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入宪法。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结合新世纪新阶段形势任务要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框架下多党合作的发展路径及未来前景进行了规划，是多党合作制度化建设新的里程碑。2009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了完善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合作共事的机制问题。 

（四）新时代新型政党制度的创新发展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多党合作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提出一系列关于多党合作的新观点。2012年，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2013年，习近平在与党外人士迎新座谈时指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是建立在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上的。今天，我们的沟通思想政治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15 年，中共中央出台《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这些文件是对新型政党制度的不断完善发展。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明确将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纳入“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中。2018 年，习近平将我国政党制度定位为“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概念的新概括和新表达。2019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的意见》的通过是参政党理论发展的新突破。2020年12月，《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对“新型政党制度”的概念进行了规范。 

总之，新型政党制度孕育于近代以来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进程，形成于协商筹建新中国的伟大实践，发展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进程，完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阶段的历史任务，在内容上不断赋予这一制度以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思想、新内涵。可以说，这一制度既是马克思主义多党合作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创新性发展。 

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世界意义 

“从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不仅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而且“为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文明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也成为人类政治文明的新模式”。 

（一）为创造中国奇迹提供制度保障，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评判政党制度优劣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其功能发挥的最终效果。多年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凝聚最大正能量、画出最大同心圆，共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充分彰显了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历来有浓厚的爱国情怀、强烈的社会责任担当。民主党派作为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精英型政党，汇聚着中国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这就决定了新型政党制度框架下展开的参政议政、民主协商，更具技术含量、知识含量、智慧含量，从而提升了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在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事务决策中，民主党派通过考察、专题调研、社情民意收集等方式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建言献策。例如，“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决策均需听取各方面意见，调动各方面力量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制度平台。通过这样的制度安排，既能发扬民主，又能快速决策，既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又调动了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积极性。2013年以来，各民主党派以本党派名义提交提案近3000件；提交大会发言525篇，其中口头发言81次；报送社情民意信息3万余篇。提案从形成到落实是将不同界别的“众意”综合起来最终变成国家“公意”的过程，最终实现的是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攻克重大任务时，民主党派积极作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以脱贫攻坚为例，作为参政党，各民主党派在这场攻坚战中，既是参与者，也是监督者。几十年来，各民主党派从咨询服务、技术培训、智力支持、政策扶持、招商引资、项目规划、人才培训等方面进行帮扶，取得了重大成绩。仅2020年，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统一战线就在定点扶贫县等地区实施213个帮扶项目，培训基层干部2.23万人次，培训各类技术人员3.59万人次，购买贫困地区产品3000多万元，为定点县如期脱贫摘帽作出了重要贡献。2016年6月，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各民主党派中央分别对口八个贫困人口多、贫困发生率高的中西部省区，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脱贫攻坚民主监督是民主党派首次对国家重大战略开展专项监督，是中共中央赋予各民主党派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民主党派履行民主监督职能的领域拓展。据统计，五年来各民主党派中央共组织调研590余次，坚持把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贯穿全过程，向对口省区各级党委、政府提出意见建议2400余条，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监督报告40份，“直通车”意见建议47份，为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提供重要参考。中国脱贫攻坚战的胜利书写了世界反贫困史上的伟大传奇，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获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在国家遇到重大风险挑战时，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坚定不移与中国共产党同舟共济、风雨与共，彰显了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例如，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及时发挥联系广泛的优势，协助中共各级党委和政府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引导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增强对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信心和决心；积极宣传科学防控知识，解读疫情防控政策措施，引导广大成员及群众科学防控、依法支持和配合疫情防控工作，维护社会稳定；积极投身医疗救助、科研攻关、捐款捐物、舆论宣传、文艺创作等各项工作，形成抗击疫情的强大合力；积极响应复工复产号召，引导广大成员正确看待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聚焦经济目标任务，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贡献力量；主动宣传疫苗接种相关知识，引导民众安心接种，积极助力新冠疫苗全民接种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共有六万多名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医务工作者奋战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各民主党派中央和无党派人士共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交意见建议超过4000件，捐款捐物超过51亿元。正如习近平所说: “在这场严峻斗争中，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引导广大成员积极投身医疗救助、科研攻关、捐款捐物、复工复产、建言献策等各项工作，为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采取的果断举措不仅有利于在本国控制疫情进一步蔓延，也为阻遏疫情向全世界扩散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国人民在疫情防控中展现的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展现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赞誉。” 

（二）提供解决西方制度困境的新方案 

新型政党制度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这一制度创造了和谐稳定、各司其职的政党关系，“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因此，新型政党制度为世界提供了解决西方制度困境的新方案。 

1．创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党制度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这一标准深刻表明，以执政党数量和轮替来评价政党制度是形式主义的。只有符合一国国情、文化传统与社会历史条件，能够实现人民幸福、生产力提高和政局稳定的制度才是好的制度。正如习近平指出的：“政治制度是用来调节政治关系、建立政治秩序、推动国家发展、维护国家稳定的，不可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来抽象评判，不可能千篇一律、归于一尊。” 

在西方政党制度下，无论是两党制，还是多党制，资产阶级不同党派上台执政代表的都是掌握经济决定权的少数人的利益。由于各资产阶级政党均视党派利益高于国家利益，所以它们之间的竞争有可能对国家政治稳定带来严重危害。例如，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都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四年一度的美国总统大选实际是两党的竞技场，营造的民主假象并不能真正体现多数美国人民的意志。从根本上说，西方政党制度是“少数民主”“程序民主”“形式民主”，是资产阶级利益集团“零和博弈”“恶性竞争”政治生态发展的客观结果。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这是彼此间长期团结合作的坚实基础。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应该不忘多党合作建立之初心”。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共同的奋斗目标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新型政党制度与其他政党制度的本质区别。 

2．创造了和谐稳定、各司其责的政党关系 

在当今世界的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有多个政党同时存在。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在一个国家中政党与政党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政党制度决定政党关系。竞争型政党制度中，各政党的一切政治行为均是从自身利益出发，上台执政是终极目标。各政党之间由此引发的竞争甚至会导致阶层撕裂、社会动荡。尽管这些政党有时也会出于一些共同利益而结成选举联盟或者联合组阁，但这种合作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是一种竞争策略，并不能缓解它们真实的利益矛盾。 

在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不是执政党同在野党或反对党的关系，而是执政党同参政党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亲密友党关系。从理论上来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执政党的地位是法定的、稳固的，由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而确立了稳固的权威。民主党派参加国家政权，并在各级权力机关、政府和司法机关、人民政协担任领导职务；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协商和决策；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对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令执行情况的检查和监督。由此可见，在国家各项政策的决策、执行、监督和反馈的全过程中，人民民主的形式和本质均得到了充分展现。政党之间不会为争夺政权而勾心斗角，互相拆台，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社会内耗；不会出现各个政党轮流执政的局面，避免了政权频繁更迭、政治秩序混乱等现象；不会出现以一个政党的政策否定另一个政党政策的情况，避免了大政方针上的朝令夕改，大起大落，左右摇摆，使国家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从实践来看，新型政党制度创造了和谐稳定、各司其职的政党关系。一方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新型政党制度最本质的特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是不要民主了，而是要形成更广泛、更有效的民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要在广泛凝聚各方智慧中起到领导核心作用，有效集中民主党派所代表的各阶层、利益群体的力量，同舟共济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同时“鼓励不同意见交流和讨论，真正形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氛围”。另一方面，民主党派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由于民主党派联系代表不同阶层群体的具体利益诉求，新型政党制度能够广泛汇聚民智民力，以政治协商的机制，推动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保证党和国家政策实施的规范有序，有力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优化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的对话方式、资源配置与组织机制，并进一步促进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高度团结与相向而行，彰显制度运行的高效性。 

（三）打破西方话语霸权，提升中国政党制度的国际话语权 

话语权是国家实力的表现。长期以来，西方政治学中的政党制度理论一直在政党制度的话语体系中占据强势地位，也就决定着在话语传播中，西方政党话语处于垄断地位、享有话语权。在西方话语体系中，政党制度通常划分为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等类型。一些西方国家把中国多党合作制度视为一党制或是一党制的一个变种，以“一党独裁”等污名化手段歪曲中国政党制度，并将“多党竞争”奉为民主的标杆。这些划分方法反映了西方固有的思维习惯和意识形态偏见，导致国内外对我国政党制度存在误读、偏差甚至偏见。 

新型政党制度是对中国多党合作生动的实践与经验的理论概括，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政党制度，开辟了一条与西方政党制度本质不同的崭新模式，不照搬照抄任何国家。新型政党制度以无可辩驳的世界奇迹打破了西方政党制度崇拜的神话，丰富了世界政党制度模式。它为那些既希望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一种政党制度的新范式，而这必将激励和推动这些国家主动走出一条符合本国实际的政治发展道路，从而推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进程。 

伴随中国的快速发展，新型政党制度的影响力越来越深远，“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认同和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不少发展中国家领导人都羡慕我们国家的制度，连一些西方媒体也表示，中国的政治模式比西方更有效率、更为成功”。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要很希望向中国学习如何处理好政党关系，想了解中国的具体做法和经验，有的国家专门派特使来学习新型政党制度。对此，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当今世界，围绕话语权展开的竞争越来越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重要现象。对此，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增强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新型政党制度以“新”“旧”界分政党制度，超越了以往所有政党制度的分类标准，打破了几百年来的西方政治话语霸权，提升了中国政党制度在国际上的理论话语权，形成了新的政党制度话语体系。随着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体目标的逐步推进，新型政党制度必将彰显出更大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