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系统中，“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项制度并列，都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11]公有制是一种相对于私有制的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公有制经济分布在大量基础设施领域、公益性部门以及关系国计民生的要害部门[12]。其中，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的根本保证。在社会主义建设不同时期中，国有企业在推动国家工业化、实现国家宏观调控、维护国家安全、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方面承担着特殊的角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有企业自觉服务国家战略，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在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保障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安全效益的有机统一；在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的领域，保障民生、服务社会，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和能力。[13]

在思想文化系统中，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居于核心地位，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14]。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15]。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交融，在社会价值体系中形成了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关系结构，以及由此形成了国家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国国民教育所提倡的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以及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以上这些构成了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显著优势。

（二）国家治理体系的结构关系

国家治理体系的结构关系是整个系统组织与运行的基本规则与算法。于社会系统而言，这些基本规则包括：一是，要强调整体，强调整体是由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各个部分所组成的；二是，要突出层次，社会系统中的结构、功能与秩序都具有不同的层次，其发展遵循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三是，要保持开放，系统具有不断地与外界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性质和功能，系统向环境开放是系统得以向上发展的前提，也是系统得以稳定存在的条件；四是，要激发主体的能动性，人处于社会系统最重要、最中心的位置，是系统控制的核心变量。

1.整体性与协同性

从系统的角度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整体性无疑是把握系统运行的最为重要和基础性的规律。国家治理体系整体性原则，首先表现在明确的系统目标和强有力的中心控制。中国是一个走向现代化的超大国家，超大国家规模和人均资源贫弱构成国家发展的长期制约。在快速和复杂的现代化过程中，要维护超大规模的多民族共同体，有效解决问题和应对危机，客观上要求实行集中权力，拥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16]。这也决定了治理体系里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配置，即通过中央集权来保证社会控制与协调发展。在不同时期，中央层面根据时空差异性需求，从整体上制定系统目标，并协调资源、政策来为总体目标服务。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以及各构成部分相互联系，共同服务于系统输出的总体目标。

其次，国家治理体系整体性原则表现在系统中枢神经控制系统对资源的权威分配。从国家建设和社会建设的角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逻辑本身源自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条件，存在于超大国家治理体系实现生存与发展所迫切需要的一种系统集中调配资源的能力。遵循整体性原则的制度安排，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生存与发展战略。

2.层次性与关联性

国家治理体系的层次性，首先反映在基于社会主义制度衍生出的不同层次制度体系，包括国家根本制度、国家基本制度、国家重要制度、地方性制度以及链接制度与社会实在的体制、机制、规矩、原则、民约等等不同层次的规则。[17]（见图4）国家层面上，所谓根本制度，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起顶层决定性、全域覆盖性、全局指导性作用的制度。所谓基本制度，就是通过贯彻和体现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基本原则、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等发挥重大影响的制度。基本制度也是覆盖和体现在各领域各方面的。[18]地方层面上，由国家制度派生出的地方治理体系及其运行的机制、原则，乃至习惯法传统的民约共同构成了地方治理的制度框架。

图4 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层次

国家治理体系的层次性还反映在公共组织结构的层次性。制度运行依赖于一定的组织结构。国家治理体系的组织基础是统合在一起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央到基层的政党组织体系，一方面基于条块划分的行政组织体系。中央到地方五级政府条块之间按照分级管理或垂直管理关系承担相应职责，协同发挥着不同作用和功能。

系统层次性以整体性特征为前提。以东中西三大经济带的协调发展为例，为了保证整体上社会发展和公共服务水平的均衡，为了保证整体上供需平衡，中央层面会对不同层次公共服务的事权和支出责任进行央地间划分，同时保留中央政府强大的资源调配能力和权威，建设基础设施重大工程，保障国家安全和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3.开放性与交互性

国家治理体系的开放性首先表现在国家发展战略的开放性。当今世界，技术革命以更快速度、更深更广的范围推动全球化不可逆转的向前发展。开放性是任何一个可持续的治理体系生存发展的前提，关乎经济发展与政治系统稳定。开放性还意味着系统需要面临来自内外部环境的风险。社会系统的风险、不确定性使系统保持着应激预警和自我更新的功能，保持着系统纠偏的外部压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30年实际上一直在努力开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并不是主动闭关锁国搞自力更生，而是迫于当时的形势做出的选择。[19]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时强调指出:“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 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20]。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之路，既坚持社会主义，又为社会生产力注入了燃料和动力，也使中国各方面融入国际社会。新时代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将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更积极参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家治理体系的开放性还表现在政治过程的开放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21]首先，中国共产党是政治系统的核心，是以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党中央作为系统决策中枢，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来保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以新型政党制度和群众路线来实现协商民主、人民监督和民意吸纳。中国共产党领导具有强大的政治权威和组织动员能力。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统一战线和群众路线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法宝，以此来实现治理过程的有序开放。其次，根据新型政党制度，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主要是通过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等方式，从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两个方面参与到国家政策制定。民主党派不仅构成中国国家建设和发展的主体部分，而且也是党联系社会、整合社会的重要的组织和政治路径[22]。最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群众路线，接受人民监督。作为系统的中枢，通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始终保持系统与外部信息的交换，同时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有着对各阶层社会力量的最大化的吸纳能力，最广泛的吸纳社会意见、动员社会资源，凝聚社会不同力量的共识。

4.社会主体的能动性

钱学森认为社会系统的中心是人，人处于社会系统最重要、最中心的位置，是其中最活跃的因素。区别于自然系统、工程系统，社会系统的最大特点就是作为社会主体的能动性及其给系统运行带来的不确定性。人的能动性是系统控制的核心变量。

从制度的设计和建构过程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革命斗争和国家、社会建设的经验中逐步发展、建构和完善起来的。规则本身是静态的，但是系统运行是要素间的互动性活动，是不断发展的实践。从制度到效能的转化，依赖于社会行动者的实践。制度也不是封闭、机械、一成不变的。制度由人来设计，由人来执行，是一种变动中的秩序。人作为实践的主体，若要将文字的制度转化为社会实在、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形成社会关系，只有在人的主体意愿和能动性的发挥之后，制度才能转变为社会系统发展的动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这一系统工程的能动性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政党不是作为社会“部分”的利益表达组织，而是作为社会整体的代表[23]。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核心，而且是社会生活的组织核心[24]。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优势如同系统中枢和周围神经网络一般，将整个国家各地区各层级的行政单元连接在一起，并且实现高效的信息交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全面领导，通过政治路线，通过组织优势和纪律性，将党的政治纲领传达到整个社会，引导社会成员在思想上理解、认同党的政策，激发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以系统观看待国家治理体系的运行机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包含了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治理和生态文明五个子系统（见图5），表现出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人民当家作主、集中力量办大事、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走共同富裕道路、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善于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等13个方面显著优势。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的运行就是充分将制度优势转换为治理效能的过程。从系统运行的角度，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关注三方面的重要机制。

图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

（一）子系统的协同与衔接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共富社会建设的重大命题。全面深化改革是新时代我国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的系统工程，是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统性发展。“相比过去，新时代改革开放具有许多新的内涵和特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度建设分量更重，改革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25]

以系统观念看待国家治理体系的运行，首先就是要为系统配备不同结构、不同功能的子系统，从横向和纵向上建立组织以及组织间的沟通协调机制，通过控制中枢在宏观上进行社会资源的权威配置。其次，要关注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及作用。于改革系统目标而言，各区位内部运行相似且独立，但是随着改革不断深入，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各个环节改革举措彼此关联，改革总目标的实现不仅要考虑系统分布式的目标，考查子系统调整后的产出，更要考虑改革举措之间关联性的互动对于系统能量的影响。这其中，涉及到顶层设计的制度方案与配套性改革的协同性问题。系统不协同、不匹配就会增加摩擦成本，消耗系统的能量。

顶层设计与配套性改革的匹配度，涉及时间重叠和部门分割两个方面。顶层设计出台的政策法规涉及全局、涉及组织系统的各部分。全面深化改革以来，中央层面上各部门政策出台和调整的密度增加，改革举措不可避免地在时间上重叠。这就特别应关注改革的配套性政策体系，避免一些改革还没有形成配套性政策体系，又叠加新的改革任务，增加矛盾的复杂性。与此同时，体系化制度建构从国家层面推进的，属于一般性要求。由于政策落实中的部门分割，职能部门只能在自身的权责范围内进行有限度的调整，并从部门利益出发来出台各项举措，这就会导致部门推动改革的不彻底以及部门之间的政策摩擦、断档。因此，从系统角度分析国家治理体系的运行，就需要进一步优化系统的协同机制，着眼于系统中各节点运行畅通，避免出现运行中的堵点和断点，使每一项改革切实可行、落地有效。

（二）系统的信息反馈与调平纠偏机制

系统论的信息反馈律认为，控制离不开信息，信息反馈是系统稳定性的因素。从反馈调节的目的和效应上看，系统信息反馈以正反馈和负反馈为两种基本形式。所谓的负反馈就是使得系统的运动和发展保持向既有目标方向进行的反馈。负反馈是控制系统波动范围保持在既有目标范围内的作用手段。[26]

全面深化改革是系统工程，是系统自身不断迭代总体向好向上发展的过程。系统开放性保证了环境对系统信息输入的路径，并且通过信息交换实现系统运行动态的稳定性。在推动改革的系统工程时，信息反馈通路机制是否畅通，往往决定上层改革路线、政策、举措能否符合基层实际，是否能够在波动中根据实际动态调节、纠偏调平，使系统不断自我更新地稳定发展。

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中，信息反馈机制包括纪检监察机关、民主党派、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媒体、智库等多个层面。群众路线留存了执政党信息通道的适度开放性，使得基层情况和人民呼声最终能够抵达决策层面。同时，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也以民主监督通道将信息输送到决策中枢。整个政策过程就是社会各领域以及基层情况这部分系统的输出信息返回决策中枢，形成对系统参数的调整后再输出，如此不断循环这个过程，实现动态调适和优化。信息通道的速度和质量是系统调节、优化最为重要的因素。

当信息反馈机制受信息的选择性偏差影响，降低信息通路自下而上反馈信息的效率，系统的负反馈作用就在减弱，这实际上抑制了改革系统自我更新、自我纠偏的能力。在整个系统中，正负反馈作用逐渐失衡，长此以往就构成了制度、政策本身的自我复制、强化。辩证来看，这样的情况既可能实现系统创新突破性的发展，也可能带有走向不稳定的风险。

（三）系统能动性的激发机制

就社会系统而言，成文的制度体系是一种确定性的参数，而制度下人的行为则是选择性的、不确定性的因素。与生态系统和工程系统不同，社会系统、制度系统的运行其中最大的变量就是人的作用。同样的制度体系由不同的人来运行效果也是不同的，这是受到行动主体自身主观能动性的影响。社会系统的运行需要充分激发行动主体的能动性，发挥初心使命的精神激励作用。

系统能动性激发最核心的精神动力在于伟大的建党精神。从革命到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一直是一个纪律严明的行动党，是具有伟大的牺牲奉献精神、斗争精神的政党。“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27]中国共产党人所展示出来的精神力量是赢取民心，赢取国际社会尊重的首要因素。

系统能动性激发还要着眼于行动者的自主性和自我效能感，辩证看待制度约束与自主性之间的消长关系。从微观制度执行的角度看，治理效能是由一系列个体化的行动所构成。系统行动者以系统目标为导向，选择为系统运行增加阻力、还是减少成本，取决于行动者的态度与精神价值。制度是成文的规定性的文字，并不擅于处理社会主体行为的细微差别。即使制度设计再严密，法律也永远不可能穷尽所有的情况。人的自由裁量空间始终是客观存在，而且也是必要的。在制度未能规定的空间、在制度规定性范围内如何执行制度和政策，以及选择判例来丰富制度，都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和主观意愿。自主性是个体自我效能感的本质来源。制度的本质恰恰是针对自主性的约束和抑制。如此，制度的作用要辩证的分析，并不是无限度地越多越好。简单地把制度建设的数量作为政绩标准，是片面的政绩观。将制度泛化以及唯制度论的观点将会抑制执行过程中的自我效能感和责任意识，一旦形成惯性，就会成为形式主义的体制空转、成本空耗、制度僵化。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28]。同样的制度下会出现不同的结果，这其中关键在政治力、领导力，就在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制度是根本性的，管长远的，制度和方向定下来后，良政善策是赢得先机、拔得头筹的关键。如何将制度转化为现实政策、在制度未能规定的空间、在制度规定性范围内如何执行制度和政策，以及选择判例来丰富制度，从而提高治理能力，这些都取决于制度执行主体的能力和主观意愿，这也提示我们要充分重视系统能动性的激发机制。

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点

在新时代和新发展阶段，要做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推动相关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把握好从“中国之制”迈向“中国之治”的总开关和关键点，最大限度上发挥制度优势，最高程度上提升治理效能。

（一）以系统观和协同观发展制度体系，加强对制度建设与制度完善的集中统一领导。

系统观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内在组成部分。马克思率先把系统方法应用于社会历史研究，是“社会科学中现代系统方法的始祖”。正是用系统观点研究社会，使得马克思有可能真正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的、整体的规律。系统观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指导实践、解决问题、总结经验、讲好故事的基本方法和内在遵循，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科学方法论。

应坚持系统、协同、创新等观念，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处理好制度建设、制度稳固与制度创新、制度优化之间的关系。以全局观念、系统思维和创新改革的精神谋划和推进制度建设：前期夯基垒台、立柱架梁，中期全面推进、积厚成势，后期加强系统集成、协同高效。既要健全制度、筑牢根基，保证制度的稳定和有效运行，又要以改革和创新的精神有序解决各领域各方面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政策性创新等问题。以系统协同的观念推动改革，还需要及时完善配套的政策和技术条件，补足决策系统、执行系统、监督系统、预警系统以及信息通路的短板、弱项，降低改革的成本，推动系统协同集成效能的发挥。

（二）研究制度集成性创新，形成治理合力，提高制度的综合效能。

系统的性质取决于要素的结构，而在一个动态结构的系统中，结构的好坏直接由要素之间的协调体现出来[29]。社会系统中子系统和部分的作用之于整体并非是简单线性叠加的。对于基层情况高度分化复杂的改革系统工程而言，子系统和层次结构之间复杂的关联关系以及系统整体涌现性[30]的研究尤为重要。

从系统整体涌现性的角度推动改革，就需要将促进制度集成与改革创新结合起来，聚焦基础性和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改革举措，加强制度创新、体制机制联动以及政策衔接配套，提升制度综合效能。好的制度体系应刚柔相济、能够及时补漏升级，提高。一般来讲，制度以及与其相配套的体制、机制、法律、原则、规定等制度体系是相对稳定的，在较长时期里具有很强的刚性和约束力。

不过，实践永无止境，制度体系的构建就不会是一劳永逸的，就需要不断地修补完善。人类社会的历史经验反复表明，再好的制度也要避免老化、硬化和僵化，需要不断地提升改造、优化升级。为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必须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31]

（三）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制度体系高效运转的生命线。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要使各项制度、体制及机制相互配套、运转顺畅，才有条件将制度优势充分转化为治理效能。制度的功效，不在于制度的法条文本多么繁复，也不在于内外架构多么庞杂或谨密。作为一个基础性“器物”，制度发挥效能的关键取决于三方面：一是制度内权力体系和资源配置体系是否科学合理；二是决策、执行、监督体系等运行机制是否科学合理；三是制度框架内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及时。

作为器物层面的制度，其生命力和灵魂在于运行顺畅、输出功效、推动发展，这有赖于在制度框架内制定、实施相应的法规、政策。在制度、方向确定下来后，执政党能否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变得十分关键，这也是考验执政党领导力和执行力的重要内容，而执政党的领导力和政策效果又制约着政治权威与民心向背的程度。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其制度优势来源于并体现在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正确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制度体系运转的过程中，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政策落地的配套措施和工作方法尤为重要。因此，一是要从时间上预留、适度拉长改革政策与机构调整的磨合期、改革效果的观察期，以渐进平衡的方式推动改革；二是，精准把握政策的问题导向、实践导向，聚焦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增强政策弹性、提升制度韧性和活力，才能激发全社会的内生动力，最大程度地发挥制度蕴藏的内在动力和效能。

 （四）良好的党风政风是提升治理效能的催化剂。

改进党风政风，有利于发挥政治优势、挖掘政治潜能、提高政治能力。历史告诉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之所以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原因在于我们始终能够在困难的情况下找到正确的前进方向和行动路线。今后，我们仍然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着力改善制度的领导机制和运行机制，形成上下通畅的信息机制、党政融通的决策机制、运转高效的执行机制、条块结合的贯彻机制、分工把守的负责与执行机制、及时有效的反馈与纠错机制、灵活机动的应急机制。针对已经暴露出的制度漏洞和体系超载等问题，要及时地予以修补升级。二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重拾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精神价值，力戒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坚决破除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三是紧抓难得的历史机遇，在全党形成一种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意愿、既严肃认真又生动活泼的政治生态和政治局面，在全社会营造出一种积极向上、奋勇争先的干事氛围。

（五）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充分激发干部队伍的主观能动性。

要实现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就需要辩证看待制度的有限性与人的能动性关系，首要问题就是提高执政党的领导力和执行力，坚持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正确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向来强调“一分部署，九分落实”、“防止空喊政治口号的形式主义，防止简单粗暴的命令主义”，明确要求用科学化、专业化、精细化的思维和政策代替命令主义、唯我独尊和简单粗暴。

当前，进一步激发全党特别是一线基层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迫在眉睫的问题。这就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正面教育和鼓励广大干部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扎实肯干，带动和激发全社会创新有为、奋进争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一方面，要着力处理好中央集中统一与地方自主创新之间的张力，对各级主体充分信任、充分授权。另一方面，要让基层一线的干部在工作中有满足感、在奋斗中有成就感。也就是说，只有政策有温度、管理有弹性，社会才有活力，发展才会有动力。

（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改革，为人民服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长效运行的精髓。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为人民服务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宗旨，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价值观。

新时代、新任务、新伟业，需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做到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是，要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活动制度化、经常化，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不尚空谈的精神，激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蕴含的治理潜能，以灵活高效的体制机制使党和政府的好政策落到实处，以改革与发展的实效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愿望和追求，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32]二是，要充分相信广大干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做到凝心聚力、齐心合力、群策群力，最大程度地调动全党上下和社会各界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共同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最后，还要用好人民监督机制。与政治监督、法律监督的刚性不同，人民监督更加活跃、广泛，具有柔性、弹性。要通过群众工作性质的机构来组织、实现有效的人民监督，设立统一的人民建议征集或社情民意中心，整合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力量，吸纳人民群众意见，走好群众路线，凝聚民心，落实总书记关于“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的重要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