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魏礼群，国务院研究室原主任
陈存根，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会长，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原副书记
李德水，国家统计局原局长
丁元竹，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张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
魏礼群：新时代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大创新与重大成就
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党的二十大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科学描绘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也为推进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认真回顾和总结新时代推进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大创新与发展成就，对于深入领会和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二十届二中全会及全国“两会”精神，在新阶段新征程持续推进和实现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01
新时代十年社会治理理论的重大创新
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内涵丰富、有机统一、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其中，最重要的创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明确提出全面加强党的领导，确保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和强大凝聚力。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可以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和强大凝聚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对社会治理的领导“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使党的领导体现在社会治理现代化全过程、各方面、各环节，通过政治引领、组织建设、能力提升，保证社会治理正确方向、形成合力、提高效能。最近，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又明确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这是全面加强党对社会治理领域统一领导、统筹做好社会工作的重大创新举措，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社会治理理论创新的最鲜明标志。
（二）明确提出坚持人民至上思想，以人民为中心创新和推进社会治理。人民至上是习近平新时代社会治理理论的核心要义，明确了社会治理为了谁、依靠谁、谁评判的问题。一是社会治理要牢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为了人民的一切；二是社会治理必须贯彻群众路线，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用制度体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三是社会治理成效要由人民来评判，把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
（三）明确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高水平平安中国。党的二十大将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纳入总体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架构之中，明确“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这一论断将国家安全与社会治理凝结为一体。总体国家安全观注重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公共安全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是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系统工程，更是社会和谐稳定的有力支撑。
（四）明确提出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构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构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既集中体现了新时代社会治理理论的与时俱进，也凸显了制度建设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推动与保障作用。
（五）明确提出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提高社会治理效能和水平。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改进和创新社会治理方式，要“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坚持系统治理，强调的是多元治理主体间的良性互动；坚持依法治理，明确提出协同运用自治、法治、德治提高社会治理效能；坚持综合治理，强调的是多种治理方法的协同运用；坚持源头治理，强调的是要了解人的需求，从源头上预防和根治矛盾，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以上这些充分体现了社会治理的系统方法论，也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六）明确提出注重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标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国社会治理独特的精神标识和深沉的精神追求。一是重视中华优秀传统社会治理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二是强调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在社会治理中基础性作用；三是强调重视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强大的思想支撑。
（七）明确提出注重基层社会治理，夯实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坚强基石和扎实基础。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点是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党的二十大强调健全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完善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完善办事公开制度。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社会治理理论的鲜明问题导向、扎实的实践基础与深厚的为民情怀。
02
新时代十年社会治理实践的重大进展
在取得上述重大理论创新的同时，新时代十年中国社会治理实践也取得了全面进展。
一是全面实施加强党对社会治理领域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二是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中着力保障改善民生，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住房保障体系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三是持续深化社会治理基础性制度改革创新，在教育、医疗卫生、人口发展、住房、就业、社会保障、土地管理、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的基础性制度都在不断完善；
四是构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制制度，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制制度体系基本形成；
五是加强平安中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明显加快，整个社会逐步活而有序，长期保持和谐稳定；
六是城乡基层社会治理取得新成效，统筹推进社会治理中心、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诉讼服务中心、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信访接待中心建设，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社会治理的效能不断提升；
七是积极推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和明显成效。
03
新时代十年社会治理创新的重大成就
新时代十年，中国社会治理重大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历史意义的发展成就。
（一）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理论的新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社会治理的理论，将中国人民在实践中创造与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治理观、道德观、价值观，同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学说、人民学说、国家学说、共同体学说中的基本立场基本理论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回答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指导思想、领导核心、主体力量、目标任务、体制机制、制度体系、方法路径，以及回答了社会治理与人的全面发展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许多原创性的社会治理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思想指引和行动指南。
（二）续写了中国社会长期稳定的新篇章。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治理面临着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确定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与安全，把党的全面领导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融会贯通，把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与建设服务型政府、创新社会治理融会贯通，把提升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融会贯通，使社会治安状况不断改善，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三）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的新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着力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全面推进社会建设，通过构建民生保障体系，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强化社会信用体系，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巩固国家安全体系，推动我国社会结构调整优化、社会文明进步升华，社会治理科学化、精细化、现代化明显提升，社会建设和社会文明达到新水平，拓展了符合中国国情、体现时代要求、顺应人民期待的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之路。
（四）贡献了人类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新方案。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促进全球和平合作和共同发展。特别是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世界上那些企望在加快发展、推进现代化建设中保持社会稳定、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人类社会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和中国方案。
陈存根：关于推进社会工作中国化时代化的思考
党的二十大对新时代我国社会治理作了全面部署，全国“两会”又进一步细化了工作任务。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任务。社会工作者是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要手段和专业力量。我们党历来重视社会工作，将其作为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就明确提出要“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强调要大力发展社会工作，充分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对做好新时代社会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举措，社会工作七次写入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决定正式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统筹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水平。这些都从顶层设计上肯定了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性，突显了党和国家对社会工作的高度重视。
目前，我国社会工作经过三十多年发展，已经初具规模。全国398所高校开设了社会工作专业，183个硕士点和22个博士点，每年培养专业社工人才3万多名，社会工作专业学术研究和理论教学取得了长足发展。我国社会工作人才总量超过160万人，其中持证社会工作者达92.9万人，社会工作机构1.5万多家，乡镇（街道）社工站2.9万个，初步形成了遍布城乡的社会工作服务网络。社会工作通过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个性化需求，提供多样性服务，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感受到党的温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从而形成社会认同、民心向党。
在充分肯定社会工作发展成绩的同时，也要清楚地认识到目前我国社会工作发展存在的不足和面临的问题，与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对社会工作的需求还存在相当差距，主要表现为社会认知薄弱，缺乏社会共识；理论脱离实际、工作难以落地；技术参差不齐、尚无规范标准；服务机构不足、经营运行困难；社工人才短缺、学子大多改行；经费未入预算、薪酬待遇偏低；法规制度缺失、参与治理不畅；社会宣传不够、远未形成氛围。存在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是社工理论源于西方，中国化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二是缺少法规界定、制度安排，工作有名无分缺保证；三是理论脱离实际，大学很火，难出校门，鲜为社会作功。
为此，我国社会工作要建功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深度参与社会治理，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党的全面领导下，立足中国实际，持续进行创新探索。
一是社工理论中国化。我国社会工作的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来自西方，中国化时代化的问题一直未能很好解决。在西方政治体制下产生发展起来的社会工作，其形成的理论依据、指导思想和工作原则，刻意强调非政府组织（NGO）属性，突出第三方的地位，坚持独立性的立场，这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一方面，西方的社会工作并不存在真正的“第三方”“独立性”，其背后总是存在着资本的影子或者西方的价值追求；另一方面，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同时党和人民是一体的、不可分割的，社会工作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而不能成为独立于党和人民之外的“第三方”“救世主”。要建立符合中国国情、适应发展要求的中国社会工作理论体系，就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增进人民福祉为追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借鉴世界先进做法，提炼现有实务经验，发展我国社会工作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努力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工作理论。
二是社工工作组织化。社会工作者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专业服务必须有组织地进行，要建立党委统一领导，政府部门登记管理，乡镇街道组织实施，村居自治组织协助、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提供服务的运行机制。要制定出台扶持政策，鼓励建立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搭建社工发挥作用、开展服务的工作平台，实现社会工作组织化。全国各地尤其是西部地区要鼓励、扶持、孵化各类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行业组织，逐步做到全国城乡社区全覆盖，为社工组织开展工作提供政策支持、项目帮扶和资金保证。
三是社工队伍职业化。要紧密结合社会治理体系建设、解决社会问题的现实需要，积极开发社工岗位，努力争取财政支持，不断壮大社工力量，建设一支稳定的、常年在社区工作的职业社工人才队伍，以满足经常、及时、精准、迅速、高效、公平、差异化解决基层社会问题的需要。不能把社会工作者简单地等同于志愿者、义务工作者和社区工作者。社会工作者是承担社会工作任务的主力军，满足社会治理的基本性、经常性、日常性需要；志愿者、义务工作者的非专业性和工作时间的不确定性以及参与服务的随机性，无法满足解决社会问题的专业性和经常性要求，但志愿者和义务工作者是很重要的支持力量，在临时、特殊、专项工作或突发应急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社区工作者由于岗位职责和工作任务要求，政府条块赋予的大量繁杂政务使其难于完全代替职业社会工作者。
四是社工服务专业化。社会工作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专业工作，要针对我国社会工作起步晚、专业技术性不突出、服务标准规范不健全、法规体系建设滞后等现实，紧密结合基层社会实际，强化社会工作服务专业化建设，突出社会工作的技术属性，加强理论技术培训，健全认证评价体系，建立技术职称评审制度，将社会工作者纳入国家专业技术队伍管理。要对社会工作科学分类，按类计量、评估难度、提出要求、制定标准，真正做到工作分门类、数量可计算、技术有标准、服务依规范，不断提升社会工作技术含量、服务质量和业务水平。
五是社工经费预算化。为了保障社会工作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社会工作的发展经费必须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从国家财政解决资金问题，为社会工作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和稳固支撑，避免出现有钱就购买、没钱就不管、缺乏经费持久保障的问题。要坚持合理安排财政预算，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将更多财政资金有序转向柔性社会服务，以扶持社工组织、开发社工岗位、明确职责任务、购买社工服务等方式，发挥社会工作人才的专业作用，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矛盾纠纷，增强服务效能，扩大社会价值，提高治理水平。
六是社工发展法治化。畅通和规范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关键要立足全局、整体谋划，从顶层设计做好有利于社会工作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形成于法周延、系统完善、相互衔接、成龙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要紧密结合社会工作队伍建设和行业发展实际，积极为社会工作立法出谋献策，推动并加快社会工作立法进程，通过建立健全并不断完善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法律法规体系，明确社会工作的目的要求、社会地位、责任义务、工作任务、服务规程、经费保障、社会待遇等，让社会工作真正成为广受尊重、人人羡慕的职业。现阶段，要根据行业发展的现实需求，积极推动出台《社会工作者条例》。
总而言之，创新之路途艰险多、道阻且长。立足当下，我们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攻坚克难、踔厉奋发，以实现“六化”为目标，努力培养社会工作者成为党和政府开展群众工作的有力助手，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落实民生政策的职业队伍，最终建立完全中国化时代化的社会工作理论体系、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社会工作技术体系、社会工作组织服务体系、社会工作法治体系、社会工作党建体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社工力量。
李德水：关于人口问题的几点认识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人口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对人口问题进行全面梳理和深入分析，加强人口发展的前瞻性、战略性研究，有针对性地制定人口相关战略和政策，确保人口生态、人口安全、人口红利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既是提升我国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保障，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关于我国人口呈现负增长的直接原因。2022年末我国人口总数（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港澳台和外籍人员）为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出现了1961年来的第一次负增长。与2021年相比较，2022年人口出生率从7.52‰下降到6.77‰，造成全年出生人口从1062万人降低到956万人，出生人口减少了106万人；而人口死亡率则是从7.18‰上升到7.37‰，导致2022年死亡人口上升到1041万人，比上年多死亡27万人。从账面上看，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是我国人口呈现负增长的直接原因。在这两个因素中，出生率下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但是，我们不能轻易就由此作出“2022年是中国人口负增长的转折点、从此人口就开始逐步下降”的结论，而应该将此作为进一步加强人口工作的挑战，以全面做好人口工作来避免人口下降可能会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关于人口老龄化及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建设。长寿者占比升高这种社会现象的形成是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衣食无忧、医疗保健体系完善、生态环境良好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产物。这正是人们所期待和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但从国家社会治理的大视角看，还必须努力实现人口生产、劳动力数量和劳动生产率水平以及老龄化程度相协调，以保障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
随着人口结构老龄化的加剧，加强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建设也成为重要的社会治理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建立和完善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方面取得巨大成绩。目前我国还有近9亿劳动力上缴的养老金，加上国家还会给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注入一定资金。所有这些养老金被存入银行，除了银行利息之外，还有一部分养老金会用于稳健投资理财得以增值。由此可见，我国现阶段的养老保险体系整体上安全可控。当然，目前我国社会养老体系建设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是农村养老金水平较低。由于农村建立养老保险制度才十多年，在没有集体经济支撑的农村，其养老金全靠当地政府支付。一般地区如江西省农村老人平均每月只有165元的养老金，一些大城市郊区农民一个月也就300多元，与城市退休职工相比形成了较大落差，需要在振兴乡村规划中逐步加以完善和提升。二是由于受疫情以及其他因素影响，有些地方政府财政负债较多，出现了养老金支付困难的问题，需要依靠不断推进经济发展来缓解和解决。
关于应对老龄化高峰适时稳妥推出延迟退休政策。据有关方面测算，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1962年至1972年，我国每年出生人口都在2500万人以上，这部分人口现在正是51—61岁之间，已经开始迈进老年门槛。加上其他因素，可能导致2021年至2030年期间年均将增加1300万以上的老年人，2030年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3.87亿，2032年将突破4亿，2050年可能达到5.16亿。如果人口出生率不能适当提高，届时的劳动人口很可能远低于现在9亿人的水平，由此便将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此，尽快研究出台推迟退休政策、调整人口生育政策、扩大劳动力规模，就成为重要的社会治理议题。与此同时，还应进一步提高教育和科技水平，以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
事实上，老年人是宝贵的社会财富。现在60—70多岁的老年人除患大病者，大多数人身体健康、精力充沛。老年人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生活阅历，不仅是消费者、需要供养的对象，同时也具有生产者的属性，可以继续为社会创造财富。离退休之后，除了让老年人安度晚年、愉快地生活，还要根据不同情况，让他们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社会工作，并给予适当的补偿。中国老年人在家庭中帮助子女带小孩、送孙辈上学、买菜做饭、操持家务，减轻了年轻人的生活压力。这在西方文化中是基本不存在的。这些优良传统应该很好地传承下去。实际上，现行退休制度的退休年龄总体偏早，而在我国广大农村60—70岁的老年人在田野上辛勤劳作的比比皆是，日本大部分的农业生产活动也是由60岁以上老人承担的。所以，适时稳妥推出延迟退休政策是可以缓解老龄社会压力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国际上许多国家的惯例。当然，延迟推迟不能一刀切，具体政策可以有一定的灵活性，对实在不愿延迟退休的人员应尊重其自愿选择。
关于建立多措并举的中国特色养老体制。人总是要老的，总有干不动的时候。该由谁来养活他们呢？一是由老年人自己养活自己。我们建立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每个人自参加工作起就要从工资所得中抽出一部分缴纳养老金，这是为退休之后预先支付的养老费用。二是企业和政府。在职工的社会养老保险金中，其所在企业或政府单位都要为他支付一笔养老金，供退休后养老之用。三是子女。“父母养我大，我养父母老”是做人的神圣职责，孝道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因此，成年人不能把赡养老人的责任完全推给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尤其是在制度顶层设计上不能忽视子女义务，而由企业和政府大包大揽。
关于实施积极稳妥的人口政策。计划生育政策具有一定的历史阶段性，简单的一刀切或一风吹都在我国社会治理实践中付出过代价。当前，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具体分析目前年轻人不生或少生孩子的真实原因和苦衷，有针对性地帮助年轻人解决实际困难，并引导他们转变思想观念，优化其工作环境、工作方式和生活条件，努力提高人口出生率。在此过程中，应理性看待其他国家人口数量超越我国的情况。比如，据世界银行网站最新数据，2021年印度总人口为14.08亿人，其人口每年增长达一千多万人，在其人口高速增长情况下，极有可能未来总人口超过我国。对此单一人口数量的超越，不必产生失落感，而应在提升我国整体人口素质和人才质量上下功夫。
关于努力创造新型人口红利。所谓人口红利说白了就是人口多、劳动力丰富、雇佣人工的成本低，使企业或老板获取利润比较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广大农民涌向城市参加基础设施建设、工业生产和各种服务业，成为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劳动大军，为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广大农民工得到的报酬和生活待遇是相对较低的，甚至可以说他们个人乃至于家庭都为国家付出了一定的牺牲。直到现在，还有29562万农民工在外打拼。因此，可以认为我国的人口红利依然存在，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有其独特的优势，但是也要看到，这种劳动密集型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效应将逐步减弱也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当前，人口红利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努力创造出推动我国人口规模巨大现代化的新型人口红利。
人口的生产和培育是所有生产要素增长中最核心的部分，是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优秀人口不断涌流，高水平人才层出不穷，经济社会才能更好地发展，国家才有希望。到2021年底，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在校生有5536万人，加上高中阶段、义务教育阶段等所有在校学生有3.02亿人，这是除了印度、美国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总人口数可以与之相比的。由此可见，我们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教育、科技相关改革，创造更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环境条件，使我国人口在政治、思想、文化、科学、技能、品德等各个方面都能得到快速提升，各类高端人才喷涌而出，以此作为我国新型的人口红利，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实现。
丁元竹：推进智慧治理和治理智慧能力和水平的同步提升
当前，通过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已取得巨大成效，大大提升了社会治理效能。各地在社会治理领域广泛使用信息技术推动智慧社区、智慧城市建设，创新了适合各地特点的社会治理模式，提升了社会治理能力和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也已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一方面，需要通过信息技术进一步完善社会治理；另一方面，需要反思技术与人类之间的关系。这就涉及“智慧治理”与“治理智慧”两个不同层次的治理工具。所谓“智慧治理”是指运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对社会活动、社会行为进行治理，维护社会秩序，确保社会良性运行；“治理智慧”是指人类运用技术手段和社会规制对已经出现和即将到来的信息技术迭代、人工智能大规模应用开展治理，确保其沿着造福人类福祉和改善人类生活品质方向发展。这两个工具都有助于造福人类和改善人类福祉，但目标指向不同、治理主体不一样。
01
社会治理在智能技术生态中不断创新
一个时期以来，社会治理重点聚焦在社会生活，通过技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给人类带来的社会问题，产生了解决社会问题的技术手段，丰富了社会学、社会政策原理以及其他社会理论。在技术应用基础上，基于历史和理论视角分析在具体工作层面上业已形成的网状化社会结构治理的新手段，成效显著。
一是在实体层面通过互联网技术平台建设，形成多方参与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各地政府和基层组织通过党建引领盘活经济社会发展资源，建立常态化协商议事平台，协调各方行动，推动社区自治，完善社会服务、公共服务体系，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促进经济社会融合发展。二是在虚拟层面打造“天晴气朗”的网络空间。在互联网中形成的虚拟社会产生的舆情、争论、冲突成为现代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的表达方式。它一方面表现为社会冲突，另一方面又表现为文化冲突，还表现为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和斗争，严峻复杂。网络舆情热点事件主要集中在新闻客户端、微博、微信、新闻网站等，居民通过PC或移动终端获取信息、发表言论、开展交流，每个移动终端上的个体都成为互联网的末梢，成为扁平网状结构的节点，这种节点不同于现实社会中的个体。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信息技术进步，全球化程度加深，各类网络社群、个体终端的问题会越来越多，比如，现实的民生、治理、健康等问题，与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相互交织，比传统的社区建设中的住房、就业、贫困、残疾人等问题更为复杂，延伸出了一系列其他方面的问题：虚拟与现实、物质与精神、个体与群体等，以及生活背后的世俗力量和个人对群体的担当，群体为实现自己目标与政府之间的互动，等等。总体看，这些现象是传统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中社会及其治理的基本特征。当前，技术领域的创新，迭代的或颠覆式的技术突破，都有可能会带来社会治理新情况新问题。
02
技术进步增进人类福祉和生活品质
理解社会一定要理解技术进步与发展。发生在18世纪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从生产方式看，机器大工业基础上的规模生产促成人口向城市集中，人口大规模聚集的城市区域逐步形成；从生活方式看，城市生活与乡村生活完全不同，城市中形成了新的家庭结构、居住方式、休闲生活，随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对这种社会关系的变化进行了研究和阐释，并提出“共同体”与“社会”概念来分别代表工业革命前后两种不同形式的社会形态、文明形式、发展阶段。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入，共同体概念的内涵也发生着深刻变化。在技术和产业进步中，人类形成了当前的城市和乡村社区、互联网共同体等新的组织形态，社会治理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组织形态而展开的。
面对虚实结合的共同体，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纽约时报》著名记者凯文·鲁斯（Kevin Rose）在谈及人工智能时代时指出，“我们最好的、最人性化的工作发生在我们与他人面对面的时候，而不是通过屏幕”。在这里，他指出了人工智能存在的问题：缺乏人性化。凯文·鲁斯讲的“不是通过屏幕”是指当时他所处的时代下的屏幕，包括一般意义的互联网，那个时候，沉浸式设备制造和设计还没有提上议程。那么，现代意义或未来的沉浸式交流工具和技术会创造出什么样的交往体验呢？人工智能又会对人类社会交往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这些都成为人们不得不思考的重要问题。有预见性的社会理论或社会学想象在技术迭代或颠覆式发展的时代尤为重要，想象力将成为智慧社会的理论新特点。一个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是，技术进步和创新的目的是不断增进人类福祉，提升生活品质。回首数百年，科学和技术进步，就整体而言是可控的，尽管它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社会不平等、社会异化，甚至战争灾难。
03
同步提升智慧治理和治理智慧能力和水平
同步提升智慧治理和治理智慧的能力和水平已经而且必须提上议事议程。ChatGPT产生后，舆论一方面为人类研发能力欢呼雀跃；另一方面又为智慧技术进步对人类未来发展，甚至生存产生担忧。尤其是埃隆·里夫·马斯克(Elon Reeve Musk)等科学家建议有节制、有规制地开发人工智能技术，提出了当代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中的核心问题：技术发明到底为什么？如果说，前三次工业革命主要是把人类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那么以ChatGPT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会把人类从智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或部分地解放出来，使人类进入全新阶段。纵观历史，硅基生物进化与碳基生物进化有着惊人的相似性。硅基生物会不会取代碳基生物将是一个重大科学话题。面对这样的话题，不应当只有自然科学家、技术工程人员介入和解读，而必须广泛吸收哲学、人文科学研究人员参与其中，开展大哲学、大科学的广泛讨论，共同探索人类福祉和技术未来，为技术发展定规矩，为社会发展定方向。面对即将到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人类必须更加负责地治理这个世界。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必须认识到，一旦硅基生物形成自我意识，甚至产生自己的生产能力和组织能力，就意味着第四次工业革命造就了另外一种形式的共同体，硅基生命共同体，一个未来可能与碳基生命共生，也可能冲突的共同体。为此，政府部门要继续学习和使用最新信息技术，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加强数字经济监管，形成更加公平合理、充满活力的市场机制、数字经济；社会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满足生活服务需要；个体要在技术进步中参与社会事务，参与经济和社会发展，解决自身问题，建设更加和谐、健康的社会，提高生活品质；市场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提高生产效率，扩大市场规模，在促进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发挥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作用。ChatGPT的出现标志着人类与技术、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进入了新阶段。这是提高智慧治理能力和水平必须考虑的问题，要在提高智慧治理水平的同时，提高治理智慧的水平，把二者结合起来。
从治理智慧来看，在当前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如何通过制定规则，达成共识，对信息技术、智慧技术、人工智能可能对人类带来的不利影响加以规制，确保人类使用智慧技术、人工智能的安全性，在智慧技术应用中得到全面发展，建设美好社会。二是通过对算法、模型、模态进行管理，例如，在编码中引入公平竞争、公平正义等能够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设计确保各类计算工具能够维护市场规则，实现公平竞争，推动公平正义。三是安全管理智慧治理过程中积累下来的大量数据，要求技术人员、数据使用者确保客户用户隐私数据安全，使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切实得到保障。总而言之，同步提升智慧治理和治理智慧的能力和水平是智慧技术生态下治理工作的新任务，也对治理理论创新提出了新要求。
张树华：提升治理能力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方向
“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当今世界，国际局势跌宕起伏，发展鸿沟不断拉大。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相互交织的背景下，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根本性、关键性的作用。2023年3月，《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明确提出“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这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系统化、整体化推进社会治理的一次自我革命和制度创新。在此背景下，深入研讨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方向，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与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要树立大治理观。大治理观，也是新治理观。强调治理整体性、结构性、立体性、动态性、综合性思维，强调社会治理不同层级和方面的有机统一，都体现了大治理观的理念精髓与思想内核。我们讲社会治理、基层治理、市域治理等，实践中往往是彼此关联、交叉重叠，都可以包含在大治理、大社会的范畴之中。大治理观要求在整体性目标统摄下，充分理解和把握整体与局部、条条与块块、横向与纵向的关系。应善于梳理治理脉络与结构，在纵横交错的层级中展开系统性研究。
其次，要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大治理观，其核心是以人民为中心。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骐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推进治理现代化，需站在人民立场，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做到知民情、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近年来，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共同富裕等概念范畴陆续提出，其核心及价值内涵的归依是人民性、人民立场、人民至上。
再次，要坚持系统思维和辩证思维，处理好治理中若干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和整体推进，要正确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关系。这六大关系既辩证统一又一脉相承，既着眼长远又脚踏实地，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是我们党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为我们驾驭复杂局面、战胜风险挑战，稳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沿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康庄大道阔步前行提供了根本遵循。
我国在推进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取得了一系列伟大成就，但一些深层次问题仍然存在，一些突出矛盾亟待解决：一是地方改革创新的探索积极性正在下降；二是干部担当作为精神缺乏问题日趋严重；三是区域发展差距仍然存在，治理现代化在区域间不平衡不充分矛盾仍然突出；四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的挑战不断增强，层层压力传导和制度刚性有余，而弹性活力不足；五是社会利益关系已逐步进入内卷化的“存量博弈”时期，调整利益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六是国家治理制度叠加堆积、固化僵化倾向明显，运行受阻而成本增高。面对新挑战、新问题，必须正确把握和处理好国家治理中复杂关系。比如，国家治理中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思想理念与方针政策的关系；长期目标与近期任务的关系；重点工作与一般要求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常态化治理与非常态治理的关系；制度规定与政策创新的关系；发展为先与治理为要的关系；民主与集中的关系；管治思维与创新导向的关系；秩序规范与活力效率的关系；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民主与民生的关系；压力与动力的关系；成本与成效的关系；全面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的关系；治理中有所为与有所不为的关系；舍与得的关系，等等。这20组关系的选取，一方面基于国家治理的内在逻辑，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对治理中现实问题的认识。只有深刻理解这些关系，才能准确把握和科学回答国家治理中的中国问题，才能有效化解前进中的风险和隐患，才能持续增强治理能力、不断提升国家治理的水平，从而实现国家治理既井然有序，又生机勃勃、活力迸发。
最后，要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定不移走实现中国式共同富裕之路。实现共同富裕是党的历史使命，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内容。走中国式共同富裕道路，需要坚持中国式理念、路径和方略。中国式现代化是迈向美好生活的现代化。“美好生活”是对共同富裕目标的诗意表达，是对中国未来远景的愿景描述，体现着全中国人民的幸福向往。美好生活，即要锚定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顺应人民对文明进步的渴望，努力实现物质富裕、政治清明、精神富足、社会安定、生态宜人。美好生活，让现代化更好回应人民各方面诉求和多层次需要，既增进当代人福祉，又保障子孙后代权益，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今后一个时期，扎实迈向共同富裕，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应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一是发展为先，质量为要，保就业，稳增长。要通过共同奋斗做大做好“蛋糕”，优化制度机制切好分好“蛋糕”。强化就业优先导向，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带动力。同时，需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和加大收入调节力度。
二是补齐公共服务的短板。当前国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对国内就业、民生等领域形成压力，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关注更加敏感和强烈。尤其要着力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坚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就要全力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
三是坚持“要想富，先减负”。要想“共同富”，先减“普遍负”。坚持问题导向，启动靶向治疗，切实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的身边事、烦心事，下大力气冲破部门利益藩篱，解决一些普遍性的问题，让广大群众“办事不求人”。
四是丰富公共服务主体。明确各级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和主体责任，发挥好政府在优化和丰富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主体角色和带动作用。同时，积极吸纳社会力量，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和社会群体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
五是打造全体人民共享、世界各国称赞的“中国服务”品牌。从普惠均等、智能精准、便捷高效三个方面，搭建并优化高质量共享平台，推进公共产品供给的创新，针对性打造高质量公共服务，培育、建设“中国服务”品牌。政府主导顶层统筹设计，以“中国服务”为公共品牌，各级政府“XX服务”为公共服务子品牌，构建中国特色、世界领先、高质量、高标准的公共服务标准和品牌形象。不仅使国内“消费者”从品牌辨识开始增强对中国公共服务质量的认知，而且使“中国服务”成为全面展示新时代中国制造、中国智造、中国建设、中国之治等国家形象的重要标志，有助于增强外国人对于中国政府形象的理解和认可，进而提升人民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感，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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