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邓小平；意识形态；斗争思想；改革开放

［中图分类号］A849;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528（2025）09-0080-11［作者简介］田改伟，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研究中心（室）主任、研究员。

DOI:10.16580/j.sxlljydk.2025.09.014

邓小平在领导中国开辟改革开放伟大道路的历史进程中，正确应对党和国家面临的各种困难、挑战，强调在意识形态领域要敢于对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错误思想倾向进行坚决斗争，形成了丰富的、独具特色的敢于斗争的思想。

一、推进中国改革开放必须敢于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斗争

意识形态是一个阶级思想系统的表现，意识形态领域一向是斗争的重要领域。任何统治阶级都十分注重通过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1]社会主义是人类新型社会制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斗争确保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对于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尤为重要。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来对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不断增强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团结……”^[2]毛泽东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3]新中国成立后，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斗争、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意识形态领域任何损害马克思主义的现象，都会损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危及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稳定，都必须对其开展积极的斗争。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场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伟大历程，领导这项伟大事业取得伟大成就，必然要进行各种斗争并最终赢得斗争的胜利。这个时期我国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矛盾和挑战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市场经济对我国意识形态造成了新的挑战

市场经济是把“双刃剑”。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造。市场经济本身不仅是以价值规律为基础的经济运作体制，还必定会影响到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是一个综合要素互动的社会体系。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推进这样一场历史大转折，是一项前无古人的探索性、开拓性事业。在这个进程中有不少矛盾和问题需要解决，有许多难题有待在实践中去破解。在意识形态领域，这些矛盾和难题集中表现为市场经济对人们价值观念的深远影响、市场经济下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人们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的多元化，随着人们的利益关系发生巨大变化，社会价值观和道德原则也出现了分化，强调集体利益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观念的权威性和号召力遭受挑战，个体与集体、经济与道德发生冲突，实用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越来越深，不断冲击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仰。

2.一些错误思想倾向需要纠正

在党的历史上，始终存在着一些“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倾向，这些错误发展到一定程度，对党的事业就会造成严重的影响。改革开放进程中，也同样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错误思想倾向。在思想领域，“左”的错误思想主要表现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否定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邓小平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多次指出：“对‘左’的错误思想不能忽略，它的根子很深。”^[4]379“左”的错误思想往往不切实际地分析现实的情况，把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生搬硬套到现实中来，拒绝新事物，缺乏对新的事物的具体分析，不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来分析中国和世界现实问题，而是企图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解决他们去世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后的所有具体问题。右倾错误思想主要表现为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改革开放后一个时期，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逐渐泛滥，随着中西交流的增多，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在我国不断蔓延，从少数人的个别言论发展到一股思潮，从宣扬错误的理论、学术观点到直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从否定现实的一些问题到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从否定党的主要领导人的历史地位到否定整个党的历史，从否定历史的一些糟粕到否定整个中华文明，从制造思想混乱发展到政治动乱，严重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和意识形态的安全。

3.西方企图通过“和平演变”不断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

20世纪70年代后，世界格局逐渐发生变化，西方国家对中国改变了以“遏制”为主的政策，开始转向通过“接触”战略来促使中国逐步改变，加强了对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渗透，以达到所谓“和平演变”的目的，企图引导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成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一项战略。美国不遗余力地在国外推行西式“民主”“自由”，以维护所谓的“人权”为借口为其对外意识形态渗透披上了一层“神圣”和“合法化”的外衣。通过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接触”来输入资本主义的“民主”与“自由”观念，培植亲西方政治势力。苏联解体以后，美国把“和平演变”的主要目标对准了中国，企图把中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鼓励中国按照他们的设计进行所谓的“改革”，努力影响中国的改革进程，完成对中国的“不战而胜”。如何在意识形态领域积极开展斗争，彻底防止西方“和平演变”的渗透，成为当时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推进中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需要应对的重要挑战。

4.苏东剧变对马克思主义信仰造成挑战

苏东剧变对世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是深远的。苏东剧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也受到影响。对于苏联这样一个经济、政治和军事都很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很多中国人感到不可理解，在心理上难以接受。“社会主义制度到底行不行？”“中国的社会主义大旗到底能打多久？”种种思想疑虑困扰着人们。“马克思主义不灵了”“社会主义不行了”等一些悲观消极的思想在一部分人中流行。如何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针对性的斗争，消除人们思想和理论上的困惑，树立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是党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重大课题。

二、邓小平关于意识形态领域敢于斗争思想的主要内容

邓小平对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错误思潮高度警惕并坚决斗争，有着深刻的认识和丰富的论述，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坚持科学评价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邓小平一向坚持：“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5]他提出，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必须要完整准确地宣传和理解毛泽东思想，不能割裂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光讲毛泽东思想，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看起来好像是把毛泽东思想抬高了，实际上是把毛泽东思想的作用降低了”。^[6]284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关键在于全面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不能将一切生活的细枝末节都与毛泽东思想联系起来，这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体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关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邓小平坚持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他强调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4]334明确“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4]172在指导《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时，邓小平强调，决议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4]291并指出要“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4]297“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4]298《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总结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指出毛泽东思想在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等方面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好坚持毛泽东思想提供了科学依据。

2.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决反对指导思想上的僵化、教条化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左”的思想的主要表现就是有人提出“两个凡是”的主张，认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7]邓小平对此强烈反对，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4]39“两个凡是”的出现是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条式理解所导致的，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1978年，全国掀起了一场以讨论真理标准为契机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这场大讨论中，邓小平起到了关键领导作用。他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4]126“两个凡是”“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4]128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时，系统论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4]143“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4]141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的恢复和确立，为我国改革开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和科学的方法论基础。

3.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改革开放初期，国内思想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不断扩大。邓小平敏锐地洞察到这一现象，深入分析了这股思潮的表现、实质及危害，并对这股错误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81年8月，胡乔木在中央宣传部召集的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就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基本特征是“极力宣扬、鼓吹和追求资产阶级的自由，想把……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崇拜，等等，‘引进’到或渗入到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来，而从原则上否认、反对和破坏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否认、反对和破坏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8]邓小平对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及其言论十分警惕，指出：“还有公然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所谓‘民主派’，以及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对这些人也不能低估。他们那个旗帜是相当鲜明的。尽管有时也说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实质上是要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4]252“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9]182反对自由化是严肃的政治斗争，邓小平表示：“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4]164邓小平还强调，“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或反对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虽然这几种人在党内外都是极少数，但是不能因为他们是极少数而忽视他们的作用。事实证明，他们不但可以而且已经对我们的事业造成很大的危害”。^[4]166考虑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党的思想战线的恶劣影响，邓小平认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四个现代化，我们要搞五十至七十年，在整个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存在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9]208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形势下，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进行大胆批评与斗争，有效维护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也在新的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三、在意识形态领域要敢于坚持原则、善于斗争

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精神和大无畏的勇气与各种错误思想倾向和消极行动进行坚决斗争的过程中，阐述了开展伟大斗争的重要方法和重大原则，为善于斗争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1.对待错误思想倾向，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

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表明，党既会犯“左”倾错误，也会犯右倾错误，任其发展下去都会把党的事业推向危险的边缘。邓小平亲身经历了党的错误思想倾向所带来的危害，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党的领导人之一，更是体会到了错误思想倾向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的负面影响。他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吸取历史经验，始终警惕各种错误思想倾向，坚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策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全力纠正以往“左”的错误的时候，他从来就没有忘记右的危险。1981年3月，在《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的谈话中，邓小平指出，“反对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有来自‘左’的，有来自右的”，^[4]380我们“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黄克诚同志讲，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我赞成他的意见”。^[4]379“左”主要表现在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不理解，有的以为是搞了资本主义；而右主要就是一些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等。在纠正“左”的错误的时候，有的领导干部放松了对右倾错误的警惕，放松了对思想战线的领导，以为这样才是“百花齐放”，有些地方甚至把一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当作“左”的东西不让发表。邓小平1983年10月在《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中，对这些错误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不少同志片面地总结历史教训，认为一讲思想斗争和严肃处理就是‘左’，只提反‘左’不提反右，这就走到软弱涣散的另一个极端。”^[9]37-38这种软弱涣散就是对那些坏人坏事过分容忍、优柔寡断、畏难手软、息事宁人，这种做法在实际上是打击了好人，保护了坏人。作为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邓小平善于在工作中正确运用辩证法，善于在诸多矛盾中抓住重点。他与错误思想倾向进行斗争时，在不同时期又是有所侧重的。在结束“文化大革命”和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个时期，党和国家主要面临的是长期以来一系列“左”的错误以及党的革命传统和优良风尚遭到的极大破坏，所以全党的中心任务是全力纠正长期以来“左”的指导思想以及继续清除林彪、“四人帮”所带来的不良风气。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最近六年来，我们改变了过去一些‘左’的政策。现在我们一心一意地搞经济建设。”^[9]941989年政治风波后，“左”的思潮又开始抬头，一些人把自由化泛滥的原因归结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怀疑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对此，邓小平有针对性地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9]375这个判断对于解放人们的思想，继续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邓小平在我国改革的关键时期，对那些妨碍改革的错误思想倾向进行了及时而坚决的斗争，表现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战略家和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雄才伟略。

2.在斗争方式上不搞群众运动，要做好思想教育工作

邓小平吸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对思想领域的一些错误观点和错误理论进行了斗争，提出不搞群众运动的办法，主要是通过讨论采用说服教育的办法来纠正。20世纪60年代邓小平就指出：“群众运动只是群众路线的一种形式，不是一年到头全运动，不是一律的这里运动什么那里也运动什么。不能照搬，只能实事求是。如果一年到头运动就没有劲了，就变成浮夸、形式主义了，实际上违反了群众意志，脱离了群众。”^[6]29580年代初邓小平强调：我们在与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时候，不能随意上“纲”，不要人人过关，不要搞运动，^[4]381“过去那种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所谓批判，以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处理方法，决不能重复”。^[9]47他告诫全党：“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4]336但是“不搞运动不等于政治工作没有方向，也不是不要声势”。^[4]381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增强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党只有让广大群众理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才能够凝聚人心，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针对一些错误民主思潮对人们的影响，尤其是对青年人的影响，邓小平提出：“我们一定要向人民和青年着重讲清楚民主问题。”^[4]175“我们特别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提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说服教育工作，同社会不良风气包括特权思想进行斗争。”^[9]205邓小平在总结教训时提出要“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9]204他后来多次提出要加强思想教育，防止错误思想和纠正错误观念，指出：“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9]287思想政治教育的薄弱，导致了很大的社会问题，严重干扰了改革开放进程，因此“我们经过冷静考虑，认为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9]290之后，邓小平进一步讲：“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9]3061992年南方谈话时他还谆谆教导：“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9]380不是通过群众运动搞大批判，而是主要通过教育做好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使我们党找到了改革开放条件下开展斗争的重要方式。

3.制定判断改革得失成败的标准，不搞无谓的争论

意识是存在的反映，意识形态的争论很多源于人们对社会发展的不同认识。邓小平多次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9]255最终说服那些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关键还要看我们的发展。在我国改革的进程中，社会上有着不同的理论和思想影响，如何做到始终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进程，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成败，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在领导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逐步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思想。他指出，判断中国改革开放“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9]372“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为推进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统一思想，摆脱无谓争论提供了标准。1992年，邓小平明确指出：“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9]374他指出：新事物要允许试验、观察，通过实践检验，对于不符合社会主义发展原则的试验予以纠正；在国与国之间，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关系，不搞无谓的意识形态争论；对于已经确定的改革开放政治路线要坚定执行。邓小平确立的“三个有利于”标准，突出强调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标准，目的是不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无谓的争论上面，而是要抓住机遇，快速发展自己，壮大我国社会主义力量。

4.坚持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文艺和理论战线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上出现了不正常现象。邓小平指出：“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而一批评有人就说是打棍子。现在我们开展批评很不容易，自我批评更不容易。”^[4]389“现在有的人，自以为是英雄。没受到批评时还没有什么，批评了一下，欢迎他的人反而更多了。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一定要认真扭转。……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4]3901983年10月，邓小平在批评和纠正思想战线软弱涣散的情况时指出：“解决思想战线混乱问题的主要方法，仍然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9]46针对文艺界和理论界对错误思想倾向批评得不多、抵抗批评的气势却很盛、批评常常被说成是“围攻”的不正常现象，邓小平指出：“其实倒是批评者被围攻，而被批评者却往往受到同情和保护。一定要彻底扭转这种不正常的局面，使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9]46邓小平对那种不敢批评或把批评当作打人的“棍子”的不正常现象进行了批评，提倡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勇于对各种思潮进行大胆的批评与斗争，在新的历史时期保持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

5.围绕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开展斗争

意识形态是建立于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思想上层建筑，不同意识形态的斗争往往发生在不同意识形态依存的经济基础领域。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存在的经济基础，也是维护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经济基础，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实现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巩固政治上层建筑的基本原则。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一直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1979年11月，在会见美国和加拿大客人时他指出：“社会主义特征是搞集体富裕，它不产生剥削阶级。”^[4]2361984年6月，在会见日本客人的时候，邓小平又说：“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9]641985年3月，邓小平更加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9]110-111这是邓小平在深刻总结了我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结论。邓小平反对抽象地强调共同富裕，而是把共同富裕置于发展公有制的坚实的基础之上，把两者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只有既坚持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发展了生产力又实现了共同富裕，才能说真正地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原则，这两个方面相互联系、缺一不可，是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运用于指导社会发展和开展斗争的典范。

四、新时代对邓小平敢于斗争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和发扬了邓小平敢于斗争的思想，卓有成效地进行了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1.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邓小平在开辟和领导中国改革开放道路的过程中，敢于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和困难进行坚决斗争。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严重挫折，我国发生了政治风波的情况下，我们党以坚定的意志和历史担当，采取果断措施，打赢了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在新时代，我国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面临的重大斗争更加复杂严峻，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10]225“凡是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风险挑战，只要来了，我们就必须进行坚决斗争，毫不动摇，毫不退缩，直至取得胜利。”^[11]71这是对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

2.强调敢于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品格

中国共产党是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的。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党鲜明的政治品格和政治优势。邓小平在1979年就指出：“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4]191他感慨地说：“看人是不容易的啊！一定要在斗争中观察、识别干部，选择得当。”^[4]75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证明，必须有大批坚定地拥护党的政治路线，并敢于同各种错误进行坚决斗争的干部队伍，我们党才能够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保证我国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习近平鲜明指出：“我们党依靠斗争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11]80他要求年轻干部要自觉加强斗争历练，努力成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勇士。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牢牢掌握斗争主动权。要善于经一事长一智，练就斗争的真本领、真功夫。^[11]80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面对重大风险挑战果断出手、坚决斗争，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好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

3.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在改革开放伊始，针对社会上精神领域中的乱象，邓小平明确指出：“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9]40这深刻阐明了我们党开展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目的和重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着力解决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弱化问题，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全局性、根本性转变。习近平进一步明确了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问题，阐明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意义。他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2]21这高度概括了新的历史时期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坚决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他强调：“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12]21这是对当今世界意识形态斗争经验尤其是一些国家教训的深刻总结。西方有些国家在其他国家搞所谓“颜色革命”，往往就是先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突破。习近平指出：“思想舆论阵地一旦被突破，其他防线就很难守得住。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必须取得全胜。”^[12]23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践也不断表明，在意识形态领域只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党才能够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站稳脚跟，从容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4.坚决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

与邓小平所领导的改革开放时期不同，在新时代，意识形态传播与迅速发展的信息化技术进一步融合，网络领域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习近平敏锐地把握意识形态斗争的新变化新特点，指出：“掌控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就是守护国家的主权和政权”，要“坚决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切实维护以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为核心的国家政治安全”。^[12]22这是明确地把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来看待。实践证明，只有正确运用网络来传播马克思主义，把加强网上正面宣传与重视网上舆论斗争结合起来，及时批驳各种错误思潮和不实攻击，才能通过网络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发展成就宣传好。只有加强互联网空间治理，才能把网络空间建成亿万民众共同的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的精神家园。每个人的网上言行都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界限。“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12]196只有加强网络立法，才能有效防止网络成为搬弄是非、颠倒黑白、造谣生事、违法犯罪的场域。习近平强调：“利用网络鼓吹推翻国家政权，煽动宗教极端主义，宣扬民族分裂思想，教唆暴力恐怖活动，等等，这样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大行其道。利用网络进行欺诈活动，散布色情材料，进行人身攻击，兜售非法物品，等等，这样的言行也要坚决管控，决不能任其大行其道。”^[12]196他要求各级党委要把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对各种错误思想必须敢于亮剑，帮助人们明辨是非。^[12]2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论述，继承和发扬了邓小平关于在意识形态领域敢于开展斗争的思想，是我们党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斗争思想的生动体现。

5.明确赢得斗争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我们党开展斗争、赢得胜利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底气所在。邓小平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9]382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9]382所以“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9]383这充分展示了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习近平强调：“要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创新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夯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思想根基，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斗争起来才有底气、才有力量。”^[10]227他多次主持中央政治局就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进行的集体学习，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12]305这深刻阐明了开展伟大斗争必须有科学理论指导的道理。我们党只有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在意识形态斗争上赢得历史主动和树立理论上的自信。

总之，邓小平关于意识形态领域敢于斗争的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敢于斗争的思想，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斗争的鲜明政治品格的生动体现。在新时代，我们党进一步发展了邓小平关于在意识形态领域敢于斗争的思想，为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确保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提供了根本的思想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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