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中占有十
分重要的地位,用詹姆逊的话来说:“意识形态理论是马
克思对异化的认识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同时也
是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分析和文化分析最有独创性的贡献
之一。”[1](p.248)马克思虽然不是意识形态概念的首创者,但他在整个意识形态理论史上的开创性地位却是无可争议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任何有关意识形态理论的探讨必须“回到马克思”。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意识形态理论既一脉相承,又充满了“断裂”。本文旨在探讨和梳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历史脉络,阐明在马克思
之后意识形态理论出现的两次重要嬗变与转型,从而为
理解和把握当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提供可资借鉴
的思想资源。

一、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问题

自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哲学家特拉西首次使用“意识形态”这一术语,并将其界定为“关于观念的科学”以来,人们围绕意识形态的不同内涵长期以来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讨论意识形态问题,马克思是绕不过去的重要理论家,他被称为意识形态概念史上提供最丰富理论成果的作家[2](p.346)。但是,什么是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确切含义?学术界长期以来聚讼不已。根据英国学者米尔斯的概括[3](p.227),大致有三种观点:

1·“贬义说”:马克思以轻蔑的方式把意识形态当作“虚假的”、非科学的阶级观念。这是一种流行于西方社会的普遍看法,其主要依据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那
段把意识形态譬之于“倒影”的著名论述:“如果在全部
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
倒立呈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
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
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4](p.72)在这里,马克思确实强调的是,那种停留于黑格尔哲学基础、局限于宗教批判的意识形态,实际上与现实之间建立的只是一种虚
假的批判关系。由此出发,马克思进一步突出关注了意
识形态在社会现实中的作用,尖锐地批判了以“商品拜
物教”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

2·“中性说”:把“意识形态”当作一个中性的、描述性概念,理解为没有立场偏向的一般阶级观念。这种观点最主要的依据是马克思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那段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经典论述:“随
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
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
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5](p.33)据此,不少学者认为,意识形态不能等于假象和非科学,马克思把关于人类事物的科学和非科学概念都作为意识形态的独特子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只是一般阶级观念,在认识立场上没有任何判断。

3·“综合说”:同时在上述两种不同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概念,需要根据使用语境来区分。这种解释似乎更具有解释力。然而,问题在于,上述两种含义不能兼容,如果说在前一种意义的用法上意识形态始终是贬义的,这就必然涉及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即它是唯心主义思想,这样,后一种用法中它始终是中性的解释便无法成立,也即是说一切阶级观念都是虚假的[6](p.29)。

问题依然是问题。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7],只要停留在论争真与假、科学与非科学关系的知识论框架中,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仍然得不到应有的解读,应当把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当作存在论概念而不是知识论概念来理解。从存在论的角度看来,人是意识形态的存在物,因此,意识形态不是认识的结果(比如真假),而是认识的前提。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论不是为了颠倒虚假意识来获致真理性认识,更不是为了建构一个一般社会认识理论,而在于通过意识形态批判来揭示人类生存的状况,并谋求这种生存状况的改变。

从这个存在论意义出发,如果我们不拘泥于术语的使用和在不同时期使用中的细微差别,我们可以看到,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学说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马克思对哲学和社会政治理论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在他的著作中,关于意识形态的思想是连续的。从黑格尔政治哲学批判,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从意识形态的产生及其本质,到关于意识形态的作用和意识形态的消灭或终结等一系列问题的阐述,马克思构筑了一个内涵丰富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体系。

概括起来讲,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是一个否定性、批判性范畴,他主要地把它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联系。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论——作为意识形态批判——是其深厚的资本主义批判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作出这样的理解,自然不能回避可能的理论困难。第一,意识形态与阶级意识的关系问题。如果意识形态仅仅是一种阶级意识、阶级观念,它并不必然是否定性概念。马克思也从不讳言自己学说的阶级属性。那么,马克思主义自身、无产阶级意识是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如果是,意识形态就不可能只是一个否定性、批判性范畴。对于无产阶级的意识是不是一种意识形态问题,马克思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为集中代表,无产阶级由于能够形成彻底革命的意识,因而其阶级意识不是意识形态。尽管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在力图取得统治地位的过程中,也必须在初期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但是马克思从来没有把无产阶级意识、共产主义意识称之为意识形态,他也从来不把自己的学说称之为意识形态。不仅如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还十分明确地把自己的新历史观称作“与意识形态相对照的抽象”[4](p.74)。问题在于,如果无产阶级不是意识形态,或者说无产阶级没有意识形态,那么,无产阶级又如何摆脱或用什么方式来抵抗、超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深入发展之后迫切需要回答的现实问题。

其次,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著名比喻中,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是否是一个关于社会意识的总体性概念?如果是,意识形态也不可能只是一个否定性、批判性范畴。对马克思来说,意识形态是否是一个关于社会意识的总体性概念?答案也是否定的。在1859年的“序言”中,马克思强调把意识形态同自然科学区分开来,而不是对立起来。在他看来,因为科学是外在于、独立于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的作用就是意识到社会基本矛盾并力求把它克服,但只是在理论、观念中的克服。因此,马克思没有把被社会存在决定的社会意识称之为意识形态。而既然意识形态不是一个总体性概念,那么作为与意识形态相并列的“真理”而存在的科学,它的合法性地位是如何取得的?科学能否独立于意识形态之外?作为与科学相对应的意识形态本身有没有科学与非科学之分?显然,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是未完成的。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中已经论及但未有充分展开的内容,对这一概念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的问题的解决,新历史实践向这一概念提出的新挑战等等,这些马克思的未竟事业为后人发展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留下了广阔的余地。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

马克思之后,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深入发展和历史情景的深刻变化,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受到了挑战,第二国际的主要理论家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为了一种经济决定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程度的桎梏和扭曲。在这个时候,以卢卡奇、葛兰西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承继了列宁的思想资源,创造性地发展了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并通过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赖希、弗洛姆、阿尔都塞等人的推进和深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第一次嬗变和转型。按照英国学者安德森的说法,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对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的批判和反思中,出现了“主题的创新”,即“渐渐地不再从理论上正视重大的经济或政治问题了”,而“倾全力于研究上层建筑”,“自始至终地主要关注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8](pp.93-95)。

这种转变的源头可以一直回溯到列宁。列宁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作出了重要发展,他褪去了意识形态的负面外衣,提出了更为中性的描述性的意识形态概念,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具体来说,基于俄国革命实际的需要以及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考虑,列宁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阶级政治出发,认为意识形态不一定必然是虚假意识,不能将所有的意识形态都当作虚假意识,那些反映了客观规律的意识形态是科学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学说,是“科学的意识形态”,必须在工人中重视这种意识形态的灌输。任何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轻视和脱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做法,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加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9](p.312)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修正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兴起,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进入了黄金阶段。这其中,包含着三条主要研究路径:一是以卢卡奇和葛兰西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传统的阶级政治出发,从主张暴力革命的阶级意识形态研究走向了通过精神批判实现“意识形态革命”的文化意识形态研究路径。这一线路在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得到延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二是赖希、弗洛姆等人借助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从社会心理层面补充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三是阿尔都塞创造性地开拓了结构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新视野。第一条路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发展主线。对卢卡奇与葛兰西来说,马克思的一大未竟事业就是意识形态分析,即从阶级革命的角度研究新情况下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问题。在卢卡奇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个物化社会,物化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每个人必然的直接现实。在物化基础上产生的物化意识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意识,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牢牢控制着人们的思想,使人们成为物役的奴隶。“正像资本主义制度不断地在更高的阶段上从经济方面生产和再生产自身一样,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性地沉浸入人的意识里。”[10](p.156)物化的结果就是人们丧失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整个现实的批判力和改造能力,克服物化的关键就是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只有无产阶级的自觉意志才能使人类免遭灾祸。

换言之,当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击中资本主义时,革命的命运(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是人类的命运)要取决于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成熟程度,即取决于它的阶级意识。”[10](p.129)这就是说,无产阶级由于物化意识的束缚而不会自动实现革命理想,需要通过激发阶级意识来才能实现“意识形态革命”,这是《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所透露出的核心思想。但是,无产阶级意识如何从自发的经验层次上升为自觉的阶级意识?这是卢卡奇的理论困难。

与卢卡奇直接关注意识形态范畴有所不同,葛兰西的核心范畴是“霸权”。也正是这一点,伊格尔顿在评述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时指出:“正是由于葛兰西,才实现了从作为‘思想体系’的意识形态到作为被体验的、惯常的社会实践的意识形态的关键性转变”。[11](p.187)换句话说,正是葛兰西的霸权范畴完成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从“思想的体系”到“战斗的武器”的转变,使得意识形态这个抽象术语拥有了更加明确的斗争性与批判性的政治利刃。“一个社会集团在夺取政府权力之前,能够甚至应该成为领导者,这是夺取政权的主要条件之一。”[12](p.317)“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12](p.38)前者指政治霸权,后者为文化霸权。可见,卢卡奇、葛兰西实现了20世纪意识形态研究的一大转向,他们开创性地跳出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阶级还原论,奠定了从阶级政治向社会学取向的意识形态研究转向的基础,成了后来众多意识形态理论的范型。麦克里兰在评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时曾指出:“给予意识形态以更多注意,并更多地将其当做理论讨论的问题而非实际的政治活动,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特点。”[13](p.38)这一特点在随后的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得到了进一步体现,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现代发达工业社会已经远远有别于马克思时代,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大众文化、艺术审美、科学技术等都具有了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霍克海姆和阿多诺的《启蒙的辩证法》、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以及哈贝马斯的《合法性危机》等著作,一再表达了对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与文化的意识形态化的强烈关注。在他们看来,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是摆脱这种意识形态化的最有力武器。阿多诺指出:“意识形态批判不是某种边缘的科学内部的事情,也不是局限于客观精神或主观精神的产物的东西,而是哲学的核心的事情:对基本的意识本身的一种批判。”[14](p.148)因此,意识形态批判的任务就是“判断主体和客体的份额及其动力学”,“它否定了概念拜物教的虚假客观性,将其还原于社会的主体。它也否定了虚假的主观性,即那种有时不被察觉地掩盖起来的要求:一切存在都在精神之中。”[14](p.197)在阿多诺看来,意识形态批判的切入点就是主客体关系的同一性。由此出发,阿多诺对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哲学根源———同一性思维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和批判。与此同时,他还对以技术崇拜为代表的工业意识形态作了深入分析,这也是在他之后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研究的主要线索之一,即批判科技的意识形态性质。在霍克海默尔最先提出科学就是意识形态的命题之后,马尔库塞进一步提出了技术理性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主张。在马尔库塞看来,在发达工业社会中,人们习惯于对现存社会的肯定与认同,失去应有的理性批判和否定向度,发达工业社会是“单面社会”,个人成了“单向度的人”。[15]哈贝马斯进一步发展了马尔库塞的观点,提出了“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的著名论断,并对科学技术为什么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成为意识形态的机制加以深入探讨。在他看来,“经济危机通过政府的防止活动而转移到政治制度中来。其方式是,提供合法性证明可以弥补理性的亏空,扩大组织的合理性则可以弥补合法性的亏空。……短缺的财富、价值和意义之间的替代关系对危机的预测具有决定性意义。”[16](p.93)这就是说,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国家日益干预经济生活,使传统的以公平交换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失效,出现了合法化危机;而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则产生了一种新意识形态,它不仅大大提高了人类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形成一种高标准的生活方式,而且造就了一种与这种生活方式相适应的思想行为方式即意识形态,并通过它成为统治和压抑的合法性的基础。

在卢卡奇、葛兰西以及法兰克福学派把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发展到一个新高度的同时,从20世纪30年代起,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一直存在一种借助精神分析学补充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旨在更为深入地阐释意识形态合理化的尝试,以赖希和弗洛姆为代表。赖希针对无产阶级革命走向低潮阶段群众意识形态非但不向左转反而向右转变的奇特现象,写作了《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一书,该书以弗洛伊德主义为基础,对法西斯主义作了独特的心理学解释。弗洛姆则通过对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结合,从社会心理层面对意识形态问题作出了新的阐释。在《超越幻想的锁链》一书中,弗洛姆接受了马克思早期的关于虚假意识的看法,认为潜在的、无意识的欲望巧妙地被一种道德的考虑所合理化,以至于欲望不仅被掩盖,而且被这种虚构的合理化所扶植、怂恿。于是,被合理化了的观念就成了通常所说的意识形态。弗洛姆进一步指出,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力求建构一套文化价值体系,要求共同体中的人们去遵循,并内化为个体的性格结构,奖励服从,惩罚对抗。

除上述两条研究路径之外,法国学者阿尔都塞在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出了独具特色的结构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他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保卫马克思》(1965年)、《读〈资本论〉》(1965年)等论著中,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写的长篇论文《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所阐发的新见解最为突出。在阿尔都塞看来,相对于军队、警察、法庭这些“强制性的国家机器”(the 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教
堂、工会、家庭、学校属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它是意识形态存在的物质基础。强制性的国家机器通过暴力发生作用,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通过意识形态发生作用。“所有的国家机器都是既通过强制,又通过意识形态起作用,两者不同在于,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大量地、主导性地依靠强制起作用,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大量地、主导性地依靠意识形态起作用。”[17](p.23)阿尔都塞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是《保卫马克思》等先前论著中提出的“多元决定的矛盾”的问题:如果意识形态是多元的,如果多元的意识形态不能被简单地化约到阶级结构,那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就会遇到“合法性危机”。上述这些思想对后来的普兰查斯、拉克劳和墨菲、伊格尔顿等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上可见,卢卡奇、葛兰西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基本上承袭了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主要围绕新历史背景下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问题而展开的。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嬗变和转型的主要意义在于:引发了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文化社会学转向,并在此后的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得到了完整衍生,构筑了独特的文化社会学取向的“意识形态批判”研究范式。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又滋生了诸多理论嬗变和转型的因子。英国著名的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斯图亚特·西姆在考察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渊源时,曾经指出:“卢卡奇在早期已经成功显示了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询问’线路”,“法兰克福学派浸透着早年卢卡奇的精神到达了后马克思主义的边界”,“《否定辩证法》预示了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单向度的人》抓住的各种问题已成为后马克思主义常备剧目的源泉”,“布洛赫隐蔽性地通过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顽固性和狭隘性的攻击,开启了某种后马克思主义视野”,“萨特的存在主义激发了一种对马克思主义文本进行试验的态度,这也成为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征”,“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对后马克思主义的成长起了相当重要的激励作用”。[18](pp.70-103)在某种程度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为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兴起埋下了伏笔。

三、后马克思主义“接合”的意识形态理论

以20世纪60年代末“五月风暴”运动的失败为标志,由卢卡奇、葛兰西开创、具有相对确定理论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终结。终结也即是开端:“左派思想今天正处在十字路口。过去‘理所当然的真理’——剖析和政治预测的古典方式、冲突力量的本质、左派的斗争和目标的真实意义———都因撕开构成真理之基础的历史变动的突然崩溃而受到严重挑战。”[19](p.1)作为对这些挑战的回应,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于20世纪70、80年代兴起,它实现了包括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转型。

在传统阶级政治问题上,如果说葛兰西是明确反对阶级还原论的第一人,那么拉克劳和墨菲就是吹响全面颠覆意识形态先验阶级性号角的急先锋。他们主张意识形态应该与经济、阶级要素完全剥离,提出了非阶级意识形态的思想。在他们看来,打破意识形态与其阶级归属间的线性对应关系,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已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迫切任务。拉克劳说:“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提出一种消除了阶级还原论这个最后污点的意识形态实践的精确理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了。”[20](p.142)在详细分析和批判普兰查斯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拉克劳指出:“意识形态‘要素’独立地看并没有必然的阶级内涵,这一内涵仅仅是这些‘要素’在一种具体的意识形态话语中接合的结果。”[20](p.99)

当然,对早期的拉克劳来说,非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并不否定作为生产方式结构关系承担者的阶级的存在。对此,艾伦·伍德敏锐地指出:“这种非阶级的意识形态总是与阶级意识形态相联合(接合)而一同出现;但因为它们是自主的、中立的、没有阶级特性的,它们能够从一种阶级意识形态中分离或‘断开接合’并为另一种意识形态所同化。”[21](p.51)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总表现为阶级意识形态对非阶级意识形态的争夺,前者以后者为前提,按照拉克劳自己的话语来讲:“接合要求非阶级内容(质询和反驳)的存在,它们构成了阶级意识形态实践赖以进行的原材料。”[20](p.161)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这部重要著作中,拉克劳和墨菲进一步指出,由于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阶级意识在衰退,工人阶级作为普遍主体的必然逻辑已经散失其合法性,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差异逻辑的非普遍主体,因此必须重新确立阶级构成、主体身份和主体认同及差异等一套全新的“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在彻底清算和消解经济主义和阶级还原论的同时,也开辟了一种意识形态理论的新视角:“接合”(articulation)的意识形态理论,即提倡意识形态多元性、差异性和偶然性的“接合”。对拉克劳和墨菲来说,接合的立场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但同时也是后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他们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一书导论中明确表示:“我们现在正位于后马克思主义地带,它不再可能坚持被马克思主义所详细阐述过的主体和阶级概念,也不可能再维持先前那种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进程的幻影……不过,如果说我们这本书的思想规划是后-马克思主义的(post-Marxist),那么它显然也是后-马克思主义的(post-Marxist)。”[19](p.4)在概念表述上,拉克劳和墨菲通过对斜体和正体的使用区分了两个“后马克思主义”概念,前者强调“post”,意味着超越;而后者突出“Marxist”,标明这种“post”的理论立场和出发点,意指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性。

必须指出,拉克劳和墨菲的这种后马克思主义立场招致了激烈的争论与批评。在批评者中,最著名的当属加拿大学者艾伦·伍德。她的《阶级的退却———一种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一书就是针对拉克劳和墨菲理论而展开的。在她看来,拉克劳和墨菲无异于那种被马恩所批判过的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们的社会主义策略“同任何可以被称为社会主义的东西作了告别”。[21](p.53)英国学者P.雷诺兹的批评是:“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任意歪曲和检验既不新颖,也不新奇,它本身是由于那些为了在马克思理论与当代激进政治学之间划定界限,而乐于采用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标签的人所具有的意向,而突出表现出来的。”因此,他的结论是:“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无论凭借学术手法,还是凭借误入歧途的、对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表达的失败的夸张,后马克思主义没能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任何严肃的理论挑战或政治挑战。”[22]此外,诺曼·格拉斯也对拉克劳和墨菲进行了猛烈抨击,他在《新左派评论》接连发表了《后马克思主义?》和《没有实质性的外在的马克思主义———对拉克劳和墨菲的真正回应》两篇长文。在他看来,拉克劳和墨菲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所推进,他们的理论不是真正的“后马克思主义”,而是完全外在于马克思主义(Ex-Marxism)的一种背弃。而拉克劳和墨菲在回应性文章《无需辩解的“后马克思主义”》中认为,格拉斯的批评乃是重复了本质主义的错误,没有理解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主张和理论立场。[23]

那么,拉克劳和墨菲所主张的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主要内容到底是什么呢?斯图亚特·西姆的解读是:“后马克思主义的确不是拉克劳和墨菲的‘发明’,但《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的最大特点是将20世纪60、70年代以来滋生出来的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零碎的、分散的反对意见加以梳理,成为一种理论视野,展现了新的理论立场……拉克劳和墨菲的风格就是把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的新近理论发展嫁接到马克思主义中来,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与那些不再响应经典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新文化氛围具有关联性。”[24](p.2)拉克劳和墨菲自己也曾这样说过:“正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内部生成的某些直觉和话语形式,并抑制或消除其他某些方面,我们才建构出一种霸权概念。在我们看来,这或许是争取一种激进、自由和多元民主的有用手段。”[19](p.4)

从思想脉络来看,如果说拉克劳在早期较多停留于对传统经济主义和阶级还原论的批判,那么《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一书则完整展现了他和墨菲的“建构”意图和理论倾向。在这部重要著作中,他们提出了四个关键概念:接合(articulation)、话语(discourse)、要素(moment)、成分(element)。“我们把任何建立要素之间的实践称之为接合,那些要素的同一性被规定为接合实践的结果”,“不同的立场只要在话语中被接合起来,我们称之为要素,我们称任何没有被话语
接合的差别为成分。”[19](p.105)很显然,“接合”一词是理解他们所有话语理论的关键所在,所谓接合的方式和结果就是通过话语使不同要素达成关联或统一。

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接合”是不同意识形态要素得以统一的前提;另一方面,霸权又是意识形态斗争的机制,意识形态和霸权通过接合原则天然地关联起来。正如巴丽特夫人所言,霸权与意识形态是一对姊妹术语,“‘霸权’的概念是葛兰西关于政治与意识形态思想的有生机的焦点”。[11](p.227)“对于拉克劳和墨菲,葛兰西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因为他代表马克思主义内部可以达到的最远点以及理论或然性固有的局限。”[11](p.234)这就指出了拉克劳和墨菲意识形态理论中的葛兰西主义。对拉克劳和墨菲来说,一方面,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为他们
的话语理论获得了非常重要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葛
兰西思想之中持续存在的本质内核,为解构霸权逻辑确
立了界限。”[19](p.69)因此,“回到霸权斗争中去”成了拉克劳和墨菲最耀眼的政治宣言的同时,也宣告了“超越葛兰西”,走向多元民主政治的可能性。这一思想,在随后的重要著作《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1990年)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这里,拉克劳在进一步解构“革
命”、“社会主义”等传统概念的同时,依然坚定维护并
强调了他们的一贯主张:“社会主义不再是一个空想的蓝
图,而是变成社会组织的激进民主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
分。当然,这种民主化进程的原则伴随着一种多样性
——这种多样性依赖于复杂多变的环境、问题和传统的
具体的社会安排。”[25](p.xv)

概而言之,拉克劳和墨菲的意识形态理论以“话语”为依托,诉诸于霸权策略而试图建构一种多元民主“接合”的社会主义方案。显然,这样的“方案”是多数左派人士所不愿接受的。但也有论者认为:“拉克劳和墨菲不是在不留痕迹地消灭马克思主义,而是在某种意义上完成它。”[11](p.234)斯图亚特·西姆在《后马克思主义:一个学术思想史》开篇就指出:“后马克思主义如今是一种业已确定的理论立场,正如拉克劳和墨菲这样重要理论家的著作中所表明的,后马克思主义试图对作为一种全球文化与政治力量的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晚期的崩溃中拯救它的面貌,并通过重新定位,使它在迅速变化的文化思潮中呈现出新的意义。”[18](p.1)平心而论,拉克劳和墨菲在多大程度上“拯救”、“完成”了马克思主义,这还有待学界进一步研究,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就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倾向和确定的理论立场而言,拉克劳和墨菲是其当之无愧的集大成者。”[26]

撇开其他问题不谈,拉克劳和墨菲至少已经在“一种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倾向和确定的理论立场”上为我们展现并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之“后”这一重要主题,树立了一个“美丽的范型”(艾伦·伍德语)。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意识形态转型”得以真正展开。

在拉克劳和墨菲之后,出现了伊格尔顿、詹姆逊、齐泽克等当代著名意识形态理论家。尽管他们之间在理论路径上有着诸多差异,但他们都拥有“后”马克思主义这个共同“身份”。这种“后”,正如拉克劳和墨菲所表明的那样,既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也是对它的超越和发展。在他们看来,传统意识形态正逐渐散失其原有的解释力,这也是后现代主义激烈冲击和消解意识形态的后果。对此,伊格尔顿曾经指出,“经典意义上发挥中心作用的公共价值,再也不具有哗众取宠的吸引力,如今它已纯然被技术官僚管理形式所取代。”[27](p.37)也就是说,晚期资本主义的人文逻辑已不需要任何“话语辩解”(discursive justification),它是“一种日常生活中作为惯例的物质逻辑,而不是那些教条或道德说教或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之类的东西。”[27](p.37)另一方面,伊格尔顿又强调,生活于其中的任何个体,包括那些主张“去意识形态性”、“非意识形态化”的人,都不可能完全剥离意义(意识形态)而生存。在他看来,意识形态被刻写在现实事物和现象之上:“意识形态,在长椅上,而不在人的头脑中”。[27](p.40)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这种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由马克思奠基,在20世纪20、30年代以卢卡奇、葛兰西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时期得以展开,并在随后的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与此同时,以赖希、弗洛姆为代表的社会心理研究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也为当代意识形态理论提供了新的视野。20世纪70、80年代以来,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开创了意识形态理论的新视角,通过阐发“接合的意识形态”,后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当代意识形态研究的转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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