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马克思主义发展通史研究

马克思主义通史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及其规律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其研究对象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起到列宁主义阶段再到当今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的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它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整个发展过程进行整体性的研究，揭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来龙去脉，揭示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关系。

1．马克思主义通史研究的概况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发展通史的研究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取得了一些有影响的成果，其中主要有：庄福龄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史》（四卷本）和《简明马克思主义史》；龚育之、李君如、庄福龄、李忠杰、曾盛林等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讲座》；李崇富主编的《马克思主义150年》；黄宏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创新史》等。

马克思主义通史的研究克服了以往只限于专史，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和科学社会主义史研究的局限，得以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的来龙去脉。通史研究用历史和理论的经纬织成了严密的马克思主义史之网，历史和逻辑、理论和现象所结合起的整体打破了传统思维中马克思主义“三大块”的划分和孤立发展的历史。同时通史研究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欧洲共产主义”和出现在一些国家中的形色各异的各种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关于战后世界政治及经济的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一种现象，在马克思主义史研究中加以考察也是一个重要的突破。[1]

这些通史著作以时间为经，理论为纬，依托历史和时代背景，旨在以马克思主义150多年的重大变化为重点，回顾和考察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变化、创新的进程与进展，力图揭示马克思主义基于时代、实践和各门学科发展而发展的内在联系和规律。特别是这些通史著作还特别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一部与时俱进的创新史的特点，牢牢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根本即创新，揭示了创新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这样就可以更加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波澜壮阔的发展历史，深刻总结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经验及其规律。[2]

2．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重大问题研究

马克思主义发展通史的研究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如：第一，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研究。马克思与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创立者，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中，无法回避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问题。人们对马克思与恩格斯关系的看法，大致可以分为“一致论”和“对立论”两类。有学者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的神话，基本都是由西方学者制造的，从19世纪40年代就开始出现了。19世纪末德国资产阶级教授保尔·巴尔特，后来的伯恩施坦、海德门都鼓吹这种观点。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卢卡奇、科尔什一直到西方马克思学家们调门越唱越高，他们力图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说成是“私交”，竭力冲淡、抹杀他们政治和理论观点的一致性。制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成为长期以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常见和惯用的手法。苏联以及我国学术界对此都持否定的态度，并以大量的事实对其进行了批驳，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共创互补”的关系，他们的共同创造和各自的特殊贡献，才使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诞生成为历史事实，因此决不存在西方学者制造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的神话。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一方面我们承认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共同性，他们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中作出了共同的贡献；另一方面，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方法的形成和发展中，也确实作出过自己特殊的贡献，发挥着自己独特的作用。一些西方学者据此制造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也是无法立足的。

第二，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研究。有学者认为，我们说马克思在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中起主导地位，并不意味着恩格斯只是马克思思想的简单阐释者。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史上第一个从社会主义观点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主要现象进行了考察；第一个论述了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而且是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的阶级；第一个全面研究了自然辩证法和军事辩证法；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论述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如此等等。[3]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晚年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1883—1895年）。有学者指出，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独自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积极支持筹备建立第二国际，推动欧美各国建立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帮助他们制定正确的纲领、策略、组织原则和活动方针；同时开展艰巨的理论研究，把主要精力放在整理和出版马克思的遗著、特别是《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上面。他还针对资产阶级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中出现的机会主义进行坚决斗争，写出许多不朽著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从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等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4]

第三，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研究。学术界普遍认为，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系统地考察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严整体系和历史命运，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国度的不同历史阶段发展的特点和规律，论证了各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那种艰辛的、曲折的、独特的必由之路，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史的研究提到新的高度。[5](P3)

总的来说，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贡献，主要是形成了帝国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完成了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理论准备。[4](P9)

第四，关于“斯大林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关系研究，一直是东西方学者讨论的问题之一。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看法：一种看法是，“斯大林主义”完全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就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学说的最合理的诠释。换言之，“斯大林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持这种看法的人又因各自的立场不同而对“斯大林主义”甚至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持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另一种看法是，对于“斯大林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联系，既不能简单地肯定，也不能简单地否定，而应当进行全面的分析。“斯大林主义”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其中既有符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成分，也有违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东西。因此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6]

有学者指出，斯大林继续列宁所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奠定社会主义基础，增强综合国力，战胜法西斯侵略作出了巨大努力，为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写了有历史意义的篇章。但是，同胜利相伴而来的也存在着把一国建设经验的绝对化和僵化，个人迷信盛行和缺乏正常民主生活等弊端，以及随后发生的对斯大林、对苏联历史的全盘否定和巨大冲击。[7](P10)

也有学者强调有些书在谈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时，常常回避谈斯大林，这很不合适。他们认为斯大林的理论与实践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也有与时俱进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面，还有教条主义地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失误，更有歪曲马克思主义的错误。[8]

第五，关于斯大林评价的研究。斯大林自从逝世以来，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批判，但是最近几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关于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主要涉及四个方面：一是斯大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亦即斯大林领导苏联的30年以及其中的主要功过是非；二是斯大林时期形成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亦即“斯大林模式”，它在一定历史时期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和日益暴露的严重弊病；三是斯大林的理论，包括哲学、政治学说和政治经济学，其中涉及党的建设、党内斗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尤其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阐述，它的正确与错误方面，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四是斯大林对国际形势、国际问题的分析判断以及他所执行的国际战略和政策，包括国际共运方面的理论和政策，关于军事方面的理论、战略及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成功与失误，等等。[9]

有学者指出，在苏联，对斯大林及其理论思想经历了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中、60年代初和80年代后的四次大评议。世界理论界尾随苏联学者之后，众说纷纭。四次大评议虽各具特色，但不外在“肯定”与“否定”上争论不休。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对斯大林思想理论体系进行研究和评价的科学方法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斯大林的一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一生，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斯大林理论的贡献是围绕学习、传播、运用、发展等方面展开的。斯大林是一个有争议的历史巨人，他的理论贡献同他的理论失误相比，前者为主，后者为辅。[10]

四、马克思主义阶段史、国别史研究

马克思主义国别史和阶段史所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国家和不同阶段的发展历史及其特点和特殊规律。在马克思主义国别史和阶段史研究方面我国理论界开展的并不够全面和系统，着重点只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重要阶段的历史，如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列宁思想史、毛泽东思想史、马克思主义形成史等；当然也应当看到，我国一些学者也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不同阶段的思想发展研究，也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果。如近年来对马克思早期思想、晚年思想的研究就形成了热潮，对恩格斯晚年思想、列宁的晚年思想、毛泽东的早年思想、晚年思想的研究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焦点。我国学术界还初步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的思想，如梅林、拉法格、拉布里奥拉等人的思想以及第二国际思想家如卢森堡、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的思想，第三国际思想家如布哈林、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等人的思想。

如有学者对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这一特定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特点进行了研究，指出，马克思1883年去世以来，特别是恩格斯1895年去世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经历了极其重大的变化。第一是在恩格斯去世后出现的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第二个显著变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分野或分化的出现，这是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多样化发展的开端。最初是马克思主义东方化的发展，而后又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三个重要取向，也可以说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分化的三个支流，这就是以伯恩施坦理论为起点的社会民主党，后来的社会民主党都把伯恩施坦作为他们理论上的鼻祖；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罗莎·卢森堡理论为渊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无论是卢卡奇、柯尔施还是葛兰西，都深受卢森堡的影响；以列宁主义为起点的东方马克思主义，列宁走的是把马克思主义东方化的新路子，后来产生了以列宁主义为旗帜的马克思主义东方化发展，包括再后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多样化发展，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特色和国别特色的形成和发展。[11]

可见，我国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阶段史方面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的。相比较而言，马克思主义国别史的研究成果就乏善可陈了。迄今为止，除了在一些马克思主义通史类著作对一些重要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进行研究和论述之外，只有一些零散的学术文章对此有所涉及，因此马克思主义国别史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领域十分薄弱的一个环节。

五、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

马克思主义传播史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以及在不同时期传播的历史及其特点和规律的一门学科。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研究对象是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以及不同时期的传播、应用和发展的历史。

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研究，除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的研究以外，从总体上来看也仍然是很薄弱的，至今比较缺乏系统研究的成果，只有少数的学者进行了比较零散的研究。同时，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研究范围也比较有限，往往主要集中在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日本传播史的研究，其原因也在于这两个国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过程中发挥了主要的来源和桥梁作用。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早期的传播进行了研究。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与发展是经过了民粹派、普列汉诺夫的劳动解放社、列宁、斯大林及斯大林以后这样一些历史阶段的。这里特别要提到民粹主义这个阶段。因为它最早，容易被忽略，又因为过去的教科书上不把它看作一个阶段，也就不去提它，不去研究它的作用了。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历史的事实是，马克思学说传入俄国最早是通过民粹派之手的。普列汉诺夫早先也是民粹派，他是民粹派连续遭受失败，民粹主义理论破产的条件下，从民粹派中分化出来，成为俄国第一批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但是，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所起的作用，具有一个明显的弱点，就是没有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因而没有找到一条俄国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是由后来的列宁解决的。[12](P156-157)

现重点就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研究作一概述，因为这方面的研究为开展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全面研究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方法，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有学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研究状况作了一个简要的总结，指出：虽然对“传播”史研究发端于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但作为正规的科学研究则是在建国后，大致可以分成二个阶段。1949—1976年为第一阶段。据不完全统计，发表文章50余篇，著作五六部。此阶段有过两次高潮。一次是围绕建党30周年展开（20世纪50年代）。这次高潮全国掀起了一次学习党史热潮，最具权威性的著作是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初稿发表在《人民日报》1951年6月22日上，后由人民出版社发行单行本），其中“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的产物”的结论，成为“传播”研究的根本指导思想。另一次是围绕建党40周年展开（20世纪60年代）。丁守和和殷叙彝的《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三联书店1963年版）在该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的奠基之作。第二阶段从1976到2000年。改革开放的20余年，随着我国学人的思想解放和海外学术交流的加强，“传播”史研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特别以中共建党60周年（1981年），70周年（1991年）和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1983年）为标志，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研究高潮。这一阶段发表文章上千篇，相关的图书90余部。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成就：第一，大量史料有计划的整理出版。第二，高水平的专著相继问世。第三，研究全面展开，异常活跃，几乎涉及到本专题的每一个方面，所有传统的提法被重新审视，依据新史料而提出的新观点层出不穷，主要成果分六个方面阐述：（一）马克思主义介绍、传播之始，及其内容。（二）初期传播的途径。（三）三次论战的新认识。（四）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最初结合。（五）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六）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文化史的角度审视“传播”史。[13]

1．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的原因

有学者认为，一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之提供了国际环境和外部条件；二是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和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物质条件；三是五四运动则使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否定资本主义的思潮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变成了现实。[14]还有学者从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某种契合的角度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能够广泛传播的原因。他们认为，一是传统大同思想与共产主义社会构想的契合；二是传统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契合；三是传统家族本位观念与无产阶级集体主义价值观念的契合；四是经世重教和敢于斗争的传统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契合。[15]

2．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

除了对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瞿秋白等我们党的领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作出新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新成果之外，还对李达、施存统等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贡献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学术界近年来还大大拓宽了研究的视野，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有学者对以孙中山、朱执信、宋教仁、廖仲恺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在从事反帝反封建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情况进行了分析。还有学者对戴季陶从辛亥革命时期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分析。还有学者指出，中国早期的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张继与刘师培、何震夫妇、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等在宣扬无政府主义的同时，曾对社会主义学说进行过探讨，并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尽管上述这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存在着偏差，但他们的宣传还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6]

3．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途径

许多学者指出，一般来讲，从传播源头看，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哲学借助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空前高涨的有利形势，适应中国社会变革的客观需要，先后从日本、欧洲、苏联这三个不同方向，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方式进入中国。[17]

4．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阶段与特点

有学者认为，以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作为界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上分早期译介和广泛传播两个阶段，两个阶段虽然构成历史演进中的同一过程，但在传播史上具有不同的意义。早期译介阶段仅仅具有资料性的意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是以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为起点的。这两个阶段并不表现为相互联结和有内在联系的逻辑过程，不仅译介传播的力量主体不同，而且介绍宣传的广度深度也不可相提并论。[18]

六、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

马克思主义文献学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系统的科学研究而再现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以及历史进程的学科。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系统。我国学术界特别是哲学界近年来十分重视对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从总体来看，对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有学者指出，我国马克思文本研究之路任重而道远。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现实问题研究”始终是一门“显学”（不否认这种状况有某种程度的合理性），文本研究却越来越成为一种“冷门”了。马克思文本研究之路任重而道远，原因是：第一，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目前还没有一个完整而可靠的文献基础。尽管对马克思的文本进行宣传、解释的书籍确实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但可能只有专业研究者知道事实上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囊括马克思全部著述的文集出版。第二，通行文本研究中的遗漏。首先是非“经典”著作。过去我们把主要的精力放在那些所谓“定型”、“成熟”的“经典”著述上，其他著述实际上并未得到深入研究。其次是时事评论。在通行本中分散刊出、但数量很大的马克思发表在众多报刊、杂志上的时事评论，是作为学者的马克思自觉“参与”社会变革进而深刻检视其哲学观念和社会学说的普适性的重要体现，但是很少有论者对这些材料进行过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再次是笔记。过去把主要的精力放在那些成型的著述中，而对于大量的笔记、札记、提纲、书信等研究得非常不够，特别是马克思的笔记，它们在马克思的遗稿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是马克思计划写作的著作的准备稿、过程稿、修正稿和补充稿。要深入研究马克思的著作和思想，离开对这些资料的分析，特别是正式稿和过程稿的比较，是不可能达到对马克思思想全面、准确而深刻的把握的。最后是书信。在通行本中第27~35卷是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通信，第36~38卷是恩格斯致别人的书信。马克思是人，不是神。他的睿智与困顿，他性格中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在其书信中有极为充分的表现和展示。没有把马克思众多的书信与他的思想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这是很大的疏漏。第三，经典研究中的空白。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研究中都存在空白。在当代马克思文本研究中还面临着一个更为艰难的选择，就是学术态度和解读方法的转换问题。[19]

也有学者对以往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的局限性进行了揭示，进而说明了开展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必要性及其特点，指出，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研究被划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领域，人们致力于把马克思的文本归属到其中某一领域，或者主要从某一领域出发来把握马克思文本的现实效应。其实，马克思的同一个文本，例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往往既是哲学文本，也是政治经济学文本，同时又是科学社会主义文本。人们可以而且应当从不同方面来加以解读，正是在这种种不同的解读中，马克思文本的意义才能相得益彰，得到比较全面的阐发。而把马克思的文本固执于某一领域来解读，可能导致把马克思某些抽象的哲理思辨视作具体的实证分析，同时又把某些具体的实证分析视为一般的历史理论，从而造成误读。由此，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可以从“独白式”转向“复调式”，阐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多重线索的相互作用，重现马克思分析社会问题时多维度、多视角的理论视野。[20]

有学者以文献材料为依据，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著作撰写之前马克思思想的演变给予了新的梳理，进而说明开展文本研究可以真正搞清楚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真实轨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显示出马克思的思想达到的新高度，这是他多年思考、探索的结果，也是一个艰难的剥离与建构过程的完成。首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长期流行的“两个转变”，即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的诠解框架与批判模式提出质疑，认为，相对于“两个转变”的解释思路，马克思对“人的现实状况及其社会发展”的独特思考，是他探索和思考的更为重要的主题。到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马克思这些独特的理解和观照方式已经臻于形成。因此，《德意志意识形态》可以被视为马克思此前思想发展的一个交汇，一系列具有丰富内涵的观点和理论建构工作的积淀。然后具体分析了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之间近十年复杂的思想纠葛、他们理解世界的方式从深受影响到发生歧见一直到最后决裂的关键环节，特别是以马克思十部文本的写作勾勒出他的思想达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水准、走上独立化发展道路之前所经历的艰辛过程。十部文本所昭示的思想进程是：（一）“克罗茨纳赫笔记”：历史对于理解现实的意义；（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所有制、阶级和国家关系的探究；（三）《1843年通信》：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四）《论犹太人问题》：单个问题（宗教）上的论战和厘清；（五）《〈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依靠力量；（六）“巴黎笔记”：把对“副本”的批判推进到对“原本”的批判；（七）《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诠释现状的“异化劳动”视角；（八）《神圣家族》：青年黑格尔派部分成员的思想清理；（九）《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社会有机体系统中各个因素之间关系的甄别；（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费尔巴哈哲学实现彻底剥离。研究这一思想进程对于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内容，进而把握马克思哲学复杂的内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1][22]

有学者针对学术界马克思文本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指出：“文本解读”路径有“回到马克思”、“走近马克思”或“走进马克思”的提法，力图通过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的文本，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真精神，并以此为出发点，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学界同仁大都认为，“文本”即指马克思的文本，不包括马克思主义其他经典作家如恩格斯、列宁的文本，至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本更不包括在内。其实对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也有一个重新解读的问题，而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则更应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最重要的是，在文本解读过程中，不能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的具体结论，而应超越不同文本之间的差别而把握其本真精神。这样来理解“文本”，“文本解读”的难度固然是增大了，但却可以减少些“解读”的片面性。[23]

七、马克思主义专题史研究

马克思主义专题史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某一思想领域或对某一专门问题研究发展的历史及其规律的一门学科。其研究对象可以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主要组成部分的发展史，也可以是马克思主义某一方面或关于某一思想观点的发展史。就马克思主义专题史在我国研究总体情况而言，除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经济学说史、科学社会主义史等以马克思主义组成部分为依据的专题史研究以外，很少有系统完整的成果问世。但是，在我国开展马克思主义专题史的研究已经具备了良好的条件。因为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研究基本都是分专题进行的，而且这些研究涉及到马克思主义所有专题性问题的领域，同时从这些专题性的研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有关专题思想的发展脉络。另外，学术界还从各个专业的领域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相关专题思想的研究，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如政治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法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发展过程的研究，管理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管理思想的研究，等等，现在需要努力的就是将这些研究成果系统化。

在此仅以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人权思想史的研究为例来说明马克思主义专题史的研究状况。在我国，对于马克思、恩格斯人权理论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苏东剧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利用人权外交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展开了咄咄逼人的人权对话的攻势，在这种情况下，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对人权问题进行研究，为我国人权建设和外交活动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就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在著作出版方面，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于1991年上半年开始，组织有关单位的专家和学者编选了一套包括《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其中，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关于人权的论述。同时期，我国长期从事马列主义法学著作研究的黎国智教授等人选择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人权论著50篇、列宁有关人权论著51篇以及中共领导人有关人权论著30篇，分别摘取其中主要观点，并加以简要评述，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概要》（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另外，中国人民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在承担国家专项科研课题基础上，由郑杭生、谷春德教授主编了《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与实践》（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历史跨入21世纪后，关于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的学术性研究仍在继续进行，如湖北大学陈波教授出版了《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人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另外，对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的研究还散见于其他一些人权问题以及与此有关联的问题研究中，如郑杭生、谷春德主编的《人权史话》（修订本，北京出版社1994年版）、郑杭生主编的《人权新论》、韩德培主编的《人权理论与实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袁贵仁撰写的《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韩庆祥、邹诗鹏撰写的《人学：人的问题的当代阐释》（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以及罗玉中等撰写的《人权与法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等等。就论文发表方面来看，截至到现在，专门的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研究的论文不足30篇，而专门对马克思、恩格斯人权理论进行研究的则更少。主要有：胡义成的《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及其启示》（1991）、陈耀彬的《试论马克思主义的人权观》（1991）、李龙的《论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的形成与发展》（1991）、马云鹏等《论马克思主义人权观》（1994年）、孙纪成的《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的基本点探析》（1995）、陈志尚的《从马克思主义看人权的哲学基础》（1996）、万其刚的《马克思、恩格斯人权思想研究》（1998）、黄寿松的《马克思对近代人权观的扬弃》（2004）、王寿林、张美萍的《论马克思主义的人权观》（2005年）、刘冲的《马克思人权批判理论》（2006）、冯彦利的《马克思主义人权论》（2006）。从上述两个方面的研究来看，对于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的研究已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这为我们对马克思恩格斯人权理论的进一步的专门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些成果对马克思、恩格斯人权理论的还主要是从“点”上，即侧重于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各个关涉到人权问题的著作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发展史的研究也还是初步的。此外，学者们还对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进行了研究，譬如，有学者对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的重大贡献进行了探讨，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人权理论。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权观，批驳人权高于主权的谬论，阐明国权高于人权；坚持人权的普遍性与人权的特殊性相结合；从中国实际出发，强调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的人权；坚持集体人权与个人人权的统一；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人权建设。[24]

八、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建议

以上所述，是多年来理论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主要方面。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涉及到其他一些问题，限于篇幅，不再列出。总的来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同时也仍然存在很多的问题和不足，需要在今后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中加以重视和解决。

1．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全方位研究，努力弥补以往研究中的空白和薄弱环节第一，要开展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重大问题的研究。如对马克思主义不同流派的马克思主义观研究；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研究；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性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形态的研究，等等。

第二，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研究。一是联系当今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实践，特别是联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开展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研究，通过对时代和社会现实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提出的挑战的回应，进而促进对其现实性和当代性的研究。二是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间的比较研究，通过研究来加深对他们本人思想独特性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独特贡献的理解，同时也可以对西方学者制造的各种“对立论”作出有力的回应。三是有些学者提出的建立“中国马克思学”或“东方马克思学”的建议也值得高度关注，当然这种与“西方马克思学”相对应的学科能否成立，当前存在很大争议，但仍然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论证，仍然值得关注，因为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如何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研究建立与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或学者对话和交流的机制问题。

第三，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一门研究马克思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基本经验、基本规律的科学。因此，它需要在系统考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基本历史阶段的基础上，深刻总结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和指导实践的历史经验，揭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在不同历史阶段上发展的特殊规律，特别是与各国实际相结合而不断发展的规律。同时，还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以及在不同时期传播的历史经验及其特点和规律。

最后，深入开展各研究领域重大问题的研究。如在通史研究方面，要特别注意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进行整体性和综合性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的发展过程进行整体性和综合性研究。需要对过去忽略或研究不够深入的地方再进行深入的研究，不断填补一些研究的空白，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发展的过程，特别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得以完整系统的体现。要注意对一些曾经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产生过影响，尤其是重大影响的思想家和流派、思潮的研究，努力搞清他们与经典作家思想的关系。

在专题史和阶段史研究方面，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获得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列宁思想史、斯大林思想史、毛泽东思想史、邓小平理论史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形成史等方面的研究；进一步开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比较研究、列宁和斯大林思想比较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苏联马克思主义比较研究、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思想家思想研究等。在专题史方面，应注重开展对除马克思主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以外其他部分发展历史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一些重大思想观点发展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创作史的专题研究，进一步拓宽研究的领域，如加强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史、社会学思想史、政治学思想史、人类学思想史、生态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等等。

在传播史方面，当前特别需要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国家或地区传播史，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的研究；开展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条件、途径和方法及其基本规律等方面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文献学方面，要特别注重开展马克思主义文献的考证研究和马克思主义文献诠释学研究，就目前而言，这是以往比较薄弱的研究环节。同时，一方面要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本身的研究，特别是版本学的研究。同时使这种研究面向现实，使文本研究的方式由学理式转向理论与现实对话式，通过实践到理论、理论到实践的反复审视与交流，可以逐渐深化对原有理论的认识，进而推动理论创新。

2．加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队伍的建设全国范围现在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机构凤毛麟角，所培养的专门研究人才的数量较少，导致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学术力量十分薄弱。目前只是在我国的一些重点高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编译局和中共中央党校设立了少量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相关研究机构。进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专业人员也十分稀缺，这种状况亟需引起有关研究部门和高校的高度重视，努力抓好研究队伍建设，以适应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需要。

3．加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学科建设。以往由于没有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作为一门学科来建设，因而没有形成有规模的专业的教学研究队伍和教学研究机构，这样就比较严重地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和教学的开展，所以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作为一个二级学科被确立后，学科建设就成为十分紧迫而繁重的任务。当前需要在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学术研究的同时，尽快开展完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科研教学体系，加强师资、课程和教材建设等工作。

（课题组成员：负责人：张新；成员：苗贵山、
韩华、栗迎春、桑春红）


参考文献：
[1]陈先达，张康之.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J].哲学动态，1990，(2).
[2]郑科扬.用创新的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读
《马克思主义创新史》[J].求是，2003，(10).
[3]陈先达.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J].教学与研究，1995，(4).
[4]吴雄丞.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3，(1).
[5]许征帆等.马克思主义学说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
[6]黄继峰.国外学者斯大林研究若干观点[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3，(6).
[7]庄福龄主编.马克思主义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6.
[8]左凤荣.与时俱进视野下的斯大林[J].西伯利亚研究，2003，(1).
[9]俞邃.评价斯大林[J].当代世界，2003，(4).
[10]李尚德.斯大林理论评价[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6).
[11]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法与视界——顾海良教授访谈[J].国外理论动态，2006，(2).
[12]蒋申华.马克思学说的历史演变[M].上海：学林出版
社，1993.
[13]田子渝.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综述[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3).
[14]林志友.试论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
原因[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3，(1).
[15]李鹏，陈立立.关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几点思考[J].江西社会科学，2001，(7).
[16]沈传亮.五四时期国民党人与马克思主义传播[J].史
学研究，2002，(8).
[17]徐素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应用、形态变化及发展前景[J].东方论坛，2002，(1)．
[18]齐卫平.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两个
阶段的比较研究[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03，(5).
[19]聂锦芳.任重而道远的马克思文本研究——一份学术
基础的清理[J].天津社会科学，2004，(2).
[20]赵景来.关于马克思哲学当代性若干问题研究综述[J].教学与研究，2001，(5).
[21]聂锦芳.思想的传承、决裂与重构（上）——《德意志意识形态》创作前史研究[J].河北学刊，2006，(4).
[22]聂锦芳.思想的传承、决裂与重构（下）——《德意志意识形态》创作前史研究[J].河北学刊，2006，(5).
[23]张传开.“文本解读”与“时代解读”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发展的根本路径[J].学术界，2006，(2).
[24]张新，苗贵山.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的继承和发展[A].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第3辑[C].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234-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