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从16世纪开始,人类文明逐渐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转变。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革命这一历史现象频频出现于世界舞台,并引起了马基雅维里、托克维尔、迪尔凯姆、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等经典作家的关注,他们对于“革命”的独到见解为后世“革命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俄国革命的爆发对于西方学术界产生了极大震动,西方学者开始以一种比较客观、公正的态度进行革命比较研究,特别是随着社会科学的蓬勃发展“,革命学”研究涌现出大量有影响的理论性著作,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革命学”在欧美学界已经成为了一个较为成熟的分支学科,但在中国则刚刚起步,近年来国内学界逐渐开始引介西方学术界的研究成果,①但是相关介绍仍显不足,仍有许多问题未被提及或者提及较少。本文试图从革命的定义、原因、阶段、后果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入手,对20世纪西方“革命学”研究成果作一简单梳理,以期深化在这方面的认识。

一、革命的定义
一般而言,我们会把自然界、社会或思想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深刻质变都称为“革命”。但是作为理论研究对象的“革命”,有其严格的内在规定性。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革命”,它只是指政治领域的急遽变革。一些学者认为革命就是以暴力的方式推翻政府的行为。因此在他们看来,革命不仅包括起义,也包括所有以暴力形式非法颠覆政府的行为,如叛乱、政变以及骚乱等,例如,布林顿(Crane Bri nt on)认为,革命是“一个领土政治实体的统治群体被另一个没有操纵政府的群体猛烈地、突然地取代……一个革命群体取代另一个群体,可以采用实际的暴力起义的方式,也可采用政变、暴动或者其它形式的诡计”。[1](P4)

另一种观点认为,革命不仅具有暴力性,而且具有系统性变革的特点。所以,历史上的政治暴力事件很多,而真正称得上“革命”的事件却很少。作为一种使传统社会现代化的手段,革命必然是一种系统性的变革,必然导致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以及意识形态等的重大变革,而不仅仅是政权的更迭。亨廷顿强调“:革命有别于叛乱、起义、造反、政变和独立战争。……‘革命’就是一般人所说的伟大革命、大革命或社会革命……革命是对一个社会居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神话,及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国内变革”。[2](P241)

茜达·斯科克波尔(Theda Skocpol)也认为革命必须具有系统性变革的特点。她认为只有使得“某个社会的国家和阶级结构发生急遽而基本的转变,伴随着以阶级为基础的自上而下的反叛并部分是由这种反叛来执行”的社会变迁才能称为“社会革命”“。社会革命”有两个标志“:社会结构变化与阶级骚动同时发生,政治转变与社会转变同时发生。”[3](P4)只有同时具有这两个标志方可称作“社会革命”,否则只能算作“政治革命”。

二、革命的原因
革命原因是西方革命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但凡论述革命问题的学者都要对此做出回答。下面简要地介绍几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系统论
运用系统论来分析政治现象,是当代西方的一种颇具代表性的政治研究方法。西方革命理论也受到系统论的影响。正如系统论主要提出者戴维·伊斯顿所指出的,政治系统输出的失败,会导致系统成员收回对政治共同体、政治当局的支持,从而可能引起系统的瓦解或变更。

查默斯·约翰逊(Chal mers Johnson)是运用系统论来解释革命原因的代表人物。他认为革命发生是由于社会系统的功能失调(Di sequi l i bri um)。外部环境通过改变价值观和人力配置而导致社会变化,这些变化作为“输入”进入社会系统。在正常情况下,社会系统会像生物体一样,由内部机制来适应“输入”。但是如果内部机制发生故障,系统就会失调,革命也就由此产生。查默斯·约翰逊说“:革命就是用暴力的手段来达到改变系统的目的,更确切地说,是有意识地执行一种暴力的策略,以便完成社会结构的变化。”[4](P27)

革命原因取决于三个因素:功能失调、统治者对于变革的态度以及引发革命的“催化剂”。首先,约翰逊假定社会一直处于非均衡状态,功能失调是不可避免的,只是其程度有所不同。当功能失调出现时,系统必须以某种形式的社会变革来应对。但是,当功能失调是多方面而非单一的,并且功能失调大大超过了系统所能承受的水平时,系统就无法以现有的手段去解决它。因此,功能失调是革命产生的先决条件。不过,仅仅是功能失调还不足以导致革命,革命的产生还需要其它条件;其次,系统的精英阶层是否明智,是否主动采取改革措施也是引发革命的条件之一。约翰逊认为,如果统治者清楚地认识到功能失调,并主动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那么功能失调的状况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改善。但是,如果统治者墨守成规,抵制变革,那么革命终将爆发;最后,引发革命的“催化剂”,例如对外战争的失败等,都将最终引发革命。在具备前两个条件的情况下,偶然因素起着重要作用。

(二)行为理论与理性选择理论
这两种理论是伴随着心理学和经济学的新发展而出现的。系统论关注的是整个社会系统的变化,而这两种理论则与系统论有很大的不同。它们都是以个人作为研究对象。只不过两种理论的基础不同。1.行为理论主要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革命原因。詹姆斯·戴维斯(James C.Davi es)是这一理论的主要倡导者。他认为,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个体对于自身需要的实际满意程度与期望值之间会有一定差距,如果个体实际满意程度远远没有达到预期满意度,以至于让人无法忍受,革命就会产生。这就是说,政治稳定与否最终要取决于社会心态而不是实际的社会经济状况。“引起革命的原因是不知足的心态而不是食物、平等或自由。”[5](P239-259)

其实,远在戴维斯之前,很多学者就已经提出了类似论断。例如,19世纪法国著名学者托克维尔曾经指出“:尽管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君主政体下最繁荣的时期,但是这一极度的繁荣却加速了1789年革命的爆发”,原因在于,当人们一直受压制并且贫穷的时候,“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它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6](P210)托克维尔这一观点对于后世的革命研究很有意义。布林顿也曾经指出,革命的情绪通常不是在穷人中间产生的,而是首先产生于“感觉到政府的限制、束缚和烦扰的富人”之中。[1](P250)

行为理论提出以后,颇受关注,成为20世纪60年代西方革命理论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很多学者对此作出阐释,并且提出了很多新的理论,其中最著名的是由格尔(Ted Robert Gurr)提出的“相对剥夺”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传统社会中,实际情况与人们的期望值都很低,但是伴随着经济开始增长,人们的期望值也逐渐上升,并且要远远快于实际的经济发展速度。然而,随时可能出现的经济衰退会导致期望受挫。这样在人们的期望值与实际状况之间就会出现巨大的差距,格尔将此称为“相对剥夺感”。格尔认为,在很长时间的高度剥夺后,民众的期望由于有限的改革措施而大幅上升,但随后又被压制之时,革命最有可能。[7]2.如上所述,理性选择理论是将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运用到革命原因的分析之中的理论。在这种理论看来,革命是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1971年,格登·塔洛克(Gordon Tul l ock)发表《革命的悖论》一文。他将革命看作是“能够给整个社会带来影响的公共物品”,而参加革命的个人“可能不会投资于公共物品的生产”“,个人在决定是否参加革命,以及参加革命哪一方(革命的一方或者反革命的一方)上,将忽视对革命的公共物品的考察。”[8](P3-13)

他指出,个人参加革命是基于个人收益最大化之上的理性选择的结果,人们总是首先对革命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然后才会决定是否行动,以及如何行动。塔洛克构建了革命动因的理性选择模型,他将个人革命行动归结为四个变量:(1)参加革命以及革命成功后所获奖酬的大小;(2)参加革命以及革命失败后可能招致的惩罚的大小;(3)革命中受到伤亡的概率大小;(4)革命行动本身的娱乐性价值。

查尔斯·蒂利(Charl es Ti l l y)在1978年出版的《从动员到革命》一书中所提出的“集体行动”理论与之相类似。“集体行动”理论基于两种模型:政府模型和动员模型。前者用于解释所有的政治竞争参与者的行为,它把政治定义为不同群体间的相互影响。这一模型包括以下变量:政府,竞争者(包括政权参与者和政权挑战者)。政府被看作是政体中最具镇压能力的组织,而挑战者和政权参与者都是有组织的群体。当竞争者有机会接近政府所控制的资源时,他们便是政权参与者,而如果没有机会接近,他们就会成为政权的挑战者。在蒂利看来,群体之间的冲突才是理解革命起因的关键;动员模型则主要是解释作为政治竞争者的个体的行为,这同塔洛克的理论很相似。它包括以下几个变量:利益、组织、动员、力量、镇压和机会/威胁。以这两个模型为基础,蒂利提出革命的原因是:(1)竞争者提出了对目前由政体参与者控制着的政府的独占性要求;(2)相当数量的民众致力于这些要求的实现;(3)政府无力或者不愿镇压竞争者联盟及其对于政权的要求。[9](P52,54-56,66,69,200)

(三)现代化理论

现代化理论认为革命原因在于社会转型,认为革命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手段之一。亨廷顿是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革命是现代化所特有的东西。它是一种使一个传统社会现代化的手段”“,革命不可能发生在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高度传统化的社会里。它也不会发生在高度现代化的社会里。……它最可能发生在曾经经历过某些社会和经济发展,而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又已落后于社会经济变化的社会里。”[2](P241-242)也就是说,传统社会必然要向现代社会转变,当现有的社会框架不能适应急剧的变化时,则必然导致革命。亨廷顿对于革命原因的解释主要集中在政治因素上,他认为在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政治制度与现代政治制度之间出现的无法调和的制度化矛盾,是革命产生的深刻根源。他对于行为理论和系统理论提出了批评“:近年来许多致力于鉴别革命原因的研究着重强调其社会和心理上的根源。这样他们就忽视了影响革命发生可能性的政治和制度上的因素。在能够扩大权力并在其内部放宽参与的政治体系中,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正因为如此,革命就不可能发生在高度制度化的现代政治体系中。”亨廷顿指出“,向上攀登或期望过高的集团和僵硬或不灵活的制度是制造革命的原材料。”[2](P251)革命产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迄今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社会势力具有参与政治的愿望;第二,政治制度无法提供更多的政治参与渠道。巴林顿·摩尔也从现代化的角度来解释革命。他认为,一切重要国家的现代化转型都要经历革命,他特别强调转型的根本问题是农业社会的嬗变,农民是社会冲突的根源。他根据各国农民的不同的历史和经济地位,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分为三种方式:英法美等的“资产阶级革命”、德日等国的“保守的自上而下的革命”以及俄中等国的“共产主义革命”。

(四)国家理论
20世纪50年代,欧美学界兴起的“行为主义”理论认为“国家”概念含糊不清,他们主张抛弃“国家”概念,并代之以“政治系统”的概念。到60年代以后,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冲击,国家概念得以复苏,国家问题再度成为政治学研究的热点问题。[10](中译本序言P4)这些重视“国家”在政治学研究中重要性的学者被称为“回归国家学派”,而茜达·斯科克波尔就是其代表人物之一。

在她看来,国家是一种自主性结构,这种结构“具有自己的逻辑和利益,它不必与社会中统治阶级的利益相同,也不必与充斥国家的各种成员集团的利益相融合”,[3](P“27)国家可以看作是拥有对领土和居民控制权的组织,它可以系统地表达和推进自己的目标,而不是简单地反映集团、阶级或社会的需求和利益。”[11](P5)

国家首先是一种组织,通过该组织,官员集体可以推行明确的目标,并在特定的有效国家资源与社会背景的关系中实现这些目标。另一方面,国家可以被看作是更加宏观的组织与行动的结构,这种结构影响到社会中所有群体与阶级的政治目的及其实现方式。[12](P19)

由于把国家看作分析社会变迁的中心,所以斯科克波尔在其代表作《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中,对革命原因提出了非常独特的观点“:同目前流行的观点不同,我认为社会革命应该从结构的观点来加以分析,特别注意国际环境与导致政权解体的国内、国际变化,以及新的革命的国家组织的重建”“,只有当我们认真地将国家看作是一种宏观结构时,我们才能理解社会革命转变”“,社会革命的历史不断地提示我们要更多地采用以国家为中心的方法,……导致社会革命的政治危机根本就不是社会压力或阶级冲突的附带现象,它们更直接体现了旧体制下的国家结构的矛盾。”[3](P5、29)

斯科克波尔认为,导致革命爆发的原因是旧国家的崩溃,由于国家在革命发生之前就已经因为无力应付外来挑战而瓦解,所以才会爆发革命,她以法、俄、中三国革命的比较研究来论证自己的观点。[3](P285)

三、革命的阶段分析

对革命进行阶段分析是20世纪早期的“自然历史”派的革命研究者集中探讨的问题。莱福德·爱德华(Lyford Edward)的《革命的自然史》、克兰·布林顿的《革命的分析》以及乔治·配第(George S.Pet t e)的《革命的历程》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下面以布林顿的观点为例,对革命的阶段分析理论作一介绍。在《革命的分析》一书中,布林顿运用了一种类似于病理学(pat hol ogy)的自然科学方法对17世纪40年代英国革命、1776年美国革命、1778年法国革命和1917年俄国革命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之后,布林顿发现了它们都经历了如下阶段:

(一)旧制度的垮台
面对严峻的财政问题,这些革命前夕的旧政府都试图对那些不愿缴税的人征税。这四场革命中的三场始于抗税者,他们组织起来进行抗议,并最终走向推翻并取代现政权。当然,这并不是说那些抗税者预见或者希望发动一场激进革命,只是意味着从谈论变革发展到具体行动是由税收问题引起的。革命即将爆发时,常常发生大规模的抗议政府暴政的活动,出现潮水般的针对政府的小册子、戏剧和演讲。此时,政府常见的反应就是诉诸于暴力以压制反对派,但是,旧政权运用军事力量来镇压民众的企图往往归于失败。在这一阶段出现了两个界线鲜明的阵营:革命派和支持旧制度的保守派。在充满戏剧性的冲突之后,被憎恨的旧政权很容易就被推翻了,革命似乎刚刚开始就已经结束了,都出现了短暂的“虽属错觉,但却充满诱惑力的蜜月期”。[1](P79)

(二)温和派统治时期
革命的“蜜月期”是非常短暂的,在旧政权倒台后,胜利者就“如何建设国家”这一问题发生了严重分歧,从而分化为温和派和激进派。直接接管国家政权的通常是那些温和派,他们代表着政府反对派中有钱有势的社会知名人士。旧政权被推翻后,他们自然而然地填补了政治真空。

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并逐渐演变为两个政府机构之间的竞争,即温和派政府同激进派的“非法”政府之间的竞争,从而导致“双重权威”的出现。随着双方矛盾和分歧的加剧,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的力量对决在所难免,其结果往往是温和派被打败,激进派掌权。

(三)激进派统治时期
布林顿认为,激进派之所以能够取代温和派,不仅由于温和派的弱点,更由于激进派自身组织效率高,狂热地忠诚于自己的事业,并坚定地支持他们的领袖。而这在温和派中是很难看到的。

就政府形式而言,英国的共和国,法国的革命政府,俄国“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布尔什维克专政都建立起了革命的独裁统治。它们不仅要解决政府的日常事务,而且还要应对国内外的战争,并推行必要的改革措施。但是,这些革命的独裁统治大多是仓促建立起来的,政府效率要比和平时期的效率低很多,因而它们尽管成功地避免了国家的分裂或者被入侵,但是统治效率却极其低下。

激进派试图摧毁“过去的所有污浊之物”,并且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秩序。但是,民众在革命中充当的是“局外人”,他们在政治上倾向于被动接受。在这四场革命中都可以看到的重新命名街道、城市的现象,对于民众来说是难以理解的;生活在恐怖统治之下的压力,使得即便是最谦卑、最漠视政治的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被作为阶级敌人和反革命分子而硬拽上法庭;革命不仅消除了一切大众娱乐,而且还侵入了个人空间,使得个人几乎没有什么隐私可言。所有这些都使得革命对于这些“局外人”来说越来越难以忍受,并且准备接受任何可以结束恐怖统治的人。此时“热月反动”的到来就如同涨潮之后的落潮,发热之后的康复一样自然而然了。[1](P177-182)

(四)热月反动
1653年4月克伦威尔解散残余议会,1921年开始实行的“新经济政策”都可以看作是“热月反动”的标志。“热月反动”的结果,往往是“暴君”统治的最终建立。革命恐怖虽然继续存在,但实际上变得缓和多了。宗教回归社会生活之中,社会控制明显放松。随着道德统治的终结,人们“对于快乐的寻求”重新开始了“。热月反动”明显表现在服装,娱乐,平常人的日常生活上,民众对于“道德理想国”的厌倦越来越明显。在罗伯斯庇尔被送上断头台之后,巴黎人开始沉湎于恐怖统治时期所不允许的娱乐活动中。

四、革命的结果
革命结果是革命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每次革命的具体结果当然会有所不同,但如果将这些革命加以比较,就会发现所有的革命的结果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只不过不同的研究者对这种相似性的理解会有所不同。

有些学者认为革命的结果就是政权的更替,如查尔斯·蒂利所说,革命的结果就是“一批掌权者取代另一批掌权者”“,就是政治国家的一部分取代了另一部分成员。”[9](P193)但是大多数的研究者则认为革命的结果不仅仅是政治权力的更替,更是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巨大转变。现代化理论认为革命是实现现代化的手段之一,正如亨廷顿所说“:革命是现代化所特有的东西,它是一种使一个传统社会现代化的手段。”革命的主要结果是政治领域的现代化。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政治价值观念和态度的变化,这是革命最有意义的成就。新的价值观和政治态度有助于政治的长期稳定性;(2)政治参与的扩大,革命之后会有更多的集团和群体被动员起来参与政治;(3)政治制度化。亨廷顿认为,政治制度化与政治稳定性有关,所有成功的革命都会“创立有充分适应性的、复杂的、自主的、有内聚力的政治制度”。[2](P241)

小巴林顿·摩尔也认为革命对国家的政治形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根据“革命的三种类型”来分析革命的结果“:资产阶级革命”后,英、法、美等国逐渐形成了议会民主制,德日等的“自上而下的保守革命”导致法西斯主义专政“,共产主义革命”的结果是共产主义左翼专政。[13](前言部分)与上述的观点截然不同,茜达·斯科克波尔在《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中提出,革命的重要结果并不是简单的政权更迭,也不是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等的巨大转变,而是“国家的重建”。同旧国家相比“,重建的国家”是一个“加强了的国家———更集权、更官僚化,对国内外都更有自主的权利。”她认为法、俄、中三国革命之所以可以称之为成功的革命,就是因为“在所有这三个革命中,革命领导与革命政权———法国的雅各宾和随后的拿破仑,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中国的共产党脱颖而出,重新恢复了国家的秩序,巩固了由自下而上的阶级动荡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变化,提高了各国抵御国际竞争的能力与自理权,如果没有这些,……它们至多也只是夭折的革命,如1848年的德国和1905年的俄国那样。”[3](P285)

五“、革命学”研究方法的演进

回顾20世纪西方“革命学”研究的演进,大致可以归纳出以下三种研究方法:

(一“)自然历史”研究法
20世纪早期的革命理论研究学者,如布林顿等人大多采用这种方法。“自然历史”研究法强调,通过运用类似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对革命的“自然历史”进行描述,以探讨革命的规律。正如莱福德·爱德华(Lyford Edward)的《革命的自然史》一书的序言中所说“:每个可以用概念来描述的社会变迁都会有……它的典型的周期,这是此研究的前提之一。作为一种科学方法,对周期的描述看来是分析各种社会变迁的第一步。”[14](PⅩⅧ)

布林顿在《革命的分析》一书中也指出“:我们考虑用类似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进行革命的研究。……我们接下来的研究的目的是像科学家所作的那样,证实在这四个成功的革命(指17世纪40年代的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中存在着特定的一致性。”[1](P7)

布林顿借用了病理学(pat hol ogy)的概念,将革命比作一种发烧状态(他这里所使用的“发烧状态”并非贬义词)。在革命爆发前的几代人的时间里,就可以在旧制度中找到未来的社会动荡的迹象,但是这些迹象并非症状,只能称之为疾病的“前兆”。然后就到了疾病完全显露出来的时候,也就进入了革命的爆发状态。这时危机就会出现,并常常伴随着精神错乱,暴力的革命者,恐怖统治。随后是“康复期”,高烧退去,病人康复,并且某些方面的素质还会由此而增强,至少短期内对于类似的攻击会有免疫力;此时革命也就走到尽头,经历过革命的社会也可能会因此而更“强大”。[1](P16)

(二“)理论模型”构建法
布林顿“革命”研究受到西方“革命学”者的普遍重视,影响了后来的一大批从事“集体政治暴力”(col l ect i ve pol i t i cal vi ol ence)研究的学者。随着二战后社会科学的巨大发展,后来的革命研究者对于“自然历史”的研究方法提出了置疑,认为它历史性太浓,在反思“自然历史学派”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他们主张通过建构理论模型的方法来解释革命。[3](P33)他们更注重从抽象的角度来比较研究对象的结构功能,以寻求普遍意义上的模式,因此出现了“系统论”、行为理论、“相对剥夺”理论、理性选择理论以及“集体行动”理论等诸多理论模型。

这些理论从不同学科视角对于革命做出了阐释,从而推动了“革命”研究的发展。但是,正如茜达·斯科克波尔所批评的“:由于当代的社会科学理论是用如此笼统的概念构建的,很难说它们不适用于特定的事例。例如,哪个社会没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相对剥夺?”[3](P34)

(三)比较历史研究法
比较历史研究法在社会科学中有着很广泛的运用。德·托克维尔和马克·布洛赫都在自己的著作里很娴熟地运用了这种方法。巴林顿·摩尔在《民主与独裁的社会起源》中也是采用这种方法。早期采用“自然历史”研究方法的学者,如莱福德·爱德华、克兰·布林顿也对革命进程进行了比较研究。但是,正如茜达·斯科克波尔所说“:比较历史研究法的目的是确立革命发生的原因,自然历史学家则主要是描述典型的革命的进程。”[3](P34)

茜达·斯科克波尔主张在革命研究中应该运用宏观的因果比较分析的历史研究方法,她说“:为了归纳社会革命,为了对它们的原因和后果做出解释,我们可以利用比较历史研究方法,挑选部分国家的历史轨迹作为比较的单位。”[3](P34)

《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向我们详尽地展示了这一方法在革命研究中的具体运用。她将比较历史研究方法分为两种具体方法:一方面,宏观分析者可以确立几个需要解释的用共同现象的案例,即“求同法”。在书中,尽管她所列举出的三个个案(法、俄、中三国革命)有许多的不同点,但是它们都共同具有她所试图解释其发生的那种现象,而且都共同具有一组能识别出的因果关系因素,都体现着某种共同的“规律”,她认为:“法国、俄国和中国在其旧政权、革命的过程和革命结果中体现出来重要的相似性,因而足以把它们视为同一类型加以探讨并找出一种共同的解释。”[3](P41)

另一方面,宏观分析者可以将具有需要解释的现象和假定原因的“正面”事例同缺少这些的“反面”事例加以比较,尽管二者及其相似,即“求异法”。在书中她将没有经历社会革命,但却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同那些发生了社会革命的社会相似的社会(英、日两国)和发生过社会革命的社会(法、俄、中三国)进行了比较研究,从而说明英、日两国之所以没有发生社会革命,原因在于缺乏关键性因素。例如,英国内战期间没有发生农民起义,19世纪的普鲁士和日本没有起阻碍作用的土地贵族。[3](P36-37)

通过对于西方学者革命研究方法演变进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革命学”研究经历了从早期的单纯理解革命进程到后来试图多纬度解释革命的深化过程。但是,不论是试图对于革命的阶段性分析,还是后来对于革命产生和发展的充要条件及其相互之间逻辑关系的探究,都是在试图建构出一个能对任何革命进行解释的普适性理论框架。然而,问题在于历史现象是复杂多变的,各种因素之间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关系,因此,这些研究方法只能作为分析问题的切入点。

六、结语
总之,20世纪欧美学者大多从价值中立的态度出发,避免了讨论革命是非的简单化倾向,综合运用了社会科学的多种理论与方法,对不同的革命进行了比较研究,得出了一些规律性的结论,从而深化了对于革命这一人类历史上重大现象的理解与认识。当然,欧美学者的研究也存在诸多的问题与缺陷。

尽管如此,他们的研究视角与方法仍然引起我们的重视。对于正在经历急剧变迁的中国社会来说“,革命学”研究具为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导向国家的转变,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社会经济取得巨大发展。但与此同时,现代化发展也进入了矛盾凸现期,下岗就业、贫富差距、教育医疗体制改革“、三农”以及特殊利益集团等问题不断出现,各地不断发生各种类型的个体性或者群体性的抗争事件。面对这种情况,一些学者警告,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联系正在发生“断裂”。[15]

因此,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以科学态度对西方“革命学”研究成果加以借鉴吸收,不但能够增进我们对于革命等社会运动的理解,而且对于防范社会风险,维护社会稳定,提高政府执政能力以及构建和谐社会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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