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陈云诞辰100周年。陈云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主要领导人,是我国经济建设规律和建设道路的艰苦探索者。他在我国经济建设的若干重大历史关头都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对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全身心投入经济工作之中,开创我国经济建设与发展的新格局

　　陈云是我们党内最早开始探索并领导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在我们党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时,他就高度关注和强调要重视经济工作和建设工作。早在延安时期,陈云就开始领导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为陕甘宁边区经济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新中国建国前后,我们党面临着如何处理革命与建设关系、如何组织和领导经济工作的严峻挑战。正像薄一波同志回忆当时的形势时所说的那样:当时抓的一件大事“就是建立经济工作的领导机构,着手统一全国财经管理,努力制止持续多年的通货膨胀,实现社会经济的稳定。这是我们党从推翻国民党政府到掌握全国政权过程中所面临的新课题,也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一次考验。国内外的敌对势力总是盼望我们失败,说‘共产党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我们的朋友中也有人对我们的治国能力表示怀疑,说‘共产党打天下容易,治天下难’”。[1](P67)就当时我们党的状况来说,革命的经验是丰富的,而建设的准备是薄弱的。从革命的角度来说,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在革命与军事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有一大批杰出的革命家和军事指战员。但是,从建设的角度来说,我们党内则较少这方面的工作经验和专门人才,既缺乏杰出的经济与建设的领导人,也缺乏大批懂得经济与建设的人才。陈云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在1941年5月针对当时许多党员和参加革命工作的同志只重视从事革命斗争、愿意到对敌工作前线,不愿意从事经济与技术工作的倾向,明确指出:“各种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是革命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是具体的革命工作。应纠正某些党的组织和党员对革命工作抽象的狭隘的了解,以至轻视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认为这些工作没有严重政治意义的错误观点。”[2](P159)他指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是我们的‘国宝’,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不可缺少的力量,要很好地使用他们”。对于解放后的技术人员,他很明确地指出:技术人员在思想政治上有很大的变化,不应该再用老的眼光去看待他们。[3](P39)他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解放区的同志只会当政治家、军事家,还不是企业家。我们干革命是内行,但办工厂是外行,这就需要向一切内行的人学习。要重视和培养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陈云总是不断地告诫我们的干部,一定要高度重视经济工作,对待经济工作,必须要把它看作是与军事工作一样重要的革命工作。

陈云这种努力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得到了现实生活的充分验证。建国初期我们面临着十分困难的经济形势,稳定国民经济、建立新的经济秩序是压倒一切的重要任务。我们能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修复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直接关系到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稳定与否。在这种严峻的挑战中,陈云举重若轻、周密安排,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他相继指挥和领导了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和调整工商业等影响巨大的经济工作,使新中国在经济上站稳了脚跟。

物价剧烈波动是新中国人民政府面临的一个十分棘手的经济问题。由于受国民党政府长期严重通货膨胀的影响和新中国因财政困难过量发行人民币的刺激,建国初期的通货膨胀依然很严重,仅1949年就出现了四次物价大波动,尤以大城市物价上涨最为明显,仅10月一个月,全国物价就平均上涨了44.9%。东北、北京、天津等地1950年3月的物价指数是1948年12月的42倍,上海1950年2月的批发物价指数比1949年6月上涨了20倍。少数投机商人乘机哄抬物价,囤积居奇。例如,上海市场物价几乎天天上涨,投机商人大量抢购棉布、大米、面粉、食盐等。能不能稳定住飞涨的物价,直接关系着政权的稳定。面对这样的挑战,陈云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和国家手里掌握的一部分经济实力,采取了灵活的政策和策略,迅速地平抑了物价。特别是他调集大量物资支援上海平抑物价,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把上海的局势稳定下来,稳定了上海,就稳定了全国。国营商业在上海市场上打了一场漂亮的商业战,投机商人抢购什么,国营商业就抛售什么;等到物价下跌,投机商人降价抛售的时候,国营商业再开始收购上来。稳定物价的工作很快就取得了成功,国营商业赢得了市场上的主动权和控制权。

统一全国财经工作是陈云为新中国建立统一完整的国民经济管理系统做出的重要贡献。早在1949年12月,在给华东财委的电报中,他就从支出、收入和币制等方面分析了财政经济统一管理的必要性。[3](P48)明确提出:“为了战胜暂时的财政困难,在落后贫困的经济基础上前进,必须尽可能地集中物力财力,加以统一使用。”“只要我们把力量集中起来,用于必要的地方,就完全可以办成几
件大事。决不应该把眼光放得很小,凌凌乱乱地去办若干无计划的事”。[3](P61)建国初,我国的财政工作基本上是分散经营,各个解放区各有货币,各管收支。这种经济分散局面给全国的商品流通和经济联系都带来了很多困难,不仅造成各解放区之间经济联系困难重重,增加中央人民政府经济负担;而且也严重影响并制约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此,陈云从财政、贸易、金融三个方面
着手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首先,统一全国财政收支。为了保证国家财政收支的主要部分集中到中央,用于国家的主要开支,建立起高度集中和统一管理的财政体制。其次,统一全国物资调拨。把粮食、纱布、工业器材等集中到中央,统一调节国内供求,组织对外贸易,控制市场。最后,统一全国现金管理,指定中国人民银行为国家现金调度的总机构,并代理国库。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建立起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统一财政经济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突出的成效,有效地克服了建国初的经济分散和经济混乱局面,并为此后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创造了条件。1950年3月,陈云为政务院起草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这个《决定》中,首次完整、系统地提出了统一的国家财政经济的基本要求:一是成立全国编制委员会及地方编委,制订并颁布各级军政机关人员、马匹、车辆等编制。二是成立全国及各地仓库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所有库存物资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调度,合理使用。三是厉行节约,全国均应节省一切可能节省的开支,集中财力用于军事上消灭残敌,经济上重点建设。四是全国各地所收公粮,除地方附加粮外,全部归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统一调度使用,财政部制定关于公粮支付、保管、运输的各项规定。五是除批准征收的地方税外,所有关税、盐税、货物税、工商税的一切收入,均归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统一调度使用。六是为了有计划地组织内外贸易,各地国营贸易机构业务范围的规定和物资的调动,均由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统一负责,非经贸易部批准,各地贸易机构不得改变贸易部规定的业务计划。七是国家企业分为三种,即各部直管、中央直管和地方管辖,制定对各类国有企业的管理责任,一切公营企业均应按时纳税。八是人民银行为国家现金调度的总机构。九是中央财政部必须保证军队与地方人民政府的开支及恢复人民经济所必需的投资。《决定》明确指出:严格实行上述九项规定,国家的财政经济困难就可以克服,军政费用的开支就可以保证,金融物价的大波动就可以防止。[3](P63-68)应该说,对于这样的统一措施,许多人还抱着怀疑的态度,甚至从部门利益、从地方利益出发怀有抵触情绪,为此陈云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他在为1950年3月10日《人民日报》写的社论中指出:统一国家财经工作,不仅有利于克服今天的财政困难,也将为今后不失时机地进行经济建设创造必要的前提。财经工作要从基本上分散经营,前进到基本上统一管理。不应偏顾统一管理工作方面的小困难,而造成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大困难。[3](P69-74)通过统一财经工作,我国的财经状况有了很大改善,1950年的财政收支即接近了平衡。毛泽东对统一财经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刘少奇也认为“这是除开人民解放军在前线上的胜利以外,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来为人民所做的一件最大的工作”。[4](P15)

合理调整工商业,就是针对建国初期我国经济关系中存在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存在、各种经济成分之间尚不能很好地协调发展的局面,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减少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切实改善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使各种经济成分在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由于1950年在经济工作中出现了银根抽紧、物价下跌和税收偏重等问题,使许多私营工商业出现严重的资金紧张,这年春夏之交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市场萧条、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增多等问题。因此,必须调整工商业,这是实现财政经济状况好转的重要条件,也是落实新民主主义经济方针的重要措施。调整公私关系,主要是调整公私工商业关系和调整税收,在限制私营工商业消极方面的同时,发挥它们的积极作用。调整劳资关系,就是在“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的原则指导下,推动私营企业建立劳资协商会议,通过劳资协商和订立集体合同,使私营工商业建立正常的劳资关系。调整产销关系,就是为了力求产销平衡,政府有关部门积极协调,公私代表共同协商,按照以销定产的原则,制订各行业的以产定销计划,合理分配生产任务。通过调整工商业,私营经济很快摆脱了建国初期的不适应和经济困境。不仅帮助私营工商业度过了因市场急剧波动造成的困难,繁荣了整个经济,而且由于对私营工商业采取了有计划的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使国家掌握了更多的工业品,用以调剂市场、稳定物价,满足农民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要,并且限制了私营工商业的利润额和生产无政府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把它们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从而使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更加巩固,促进了全国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

在新的经济秩序建立之后,陈云又投身于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之中,他挑起了主持制定“一五”计划的重任。1951年2月,中财委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开始试编“一五”计划。1954年4月,中央成立了由陈云担任组长的编制“一五”计划纲要的工作小组。6月30日,陈云在《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几点说明》中,对编制“一五”计划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说明。11月,陈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仔细讨论了“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发展速度、投资规模、工农业关系、建设重点和地区布局。1955年6月,国务院通过了中共中央提交的“一五”计划草案, 7月30日,一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一五”计划。在我国近现代历史发展中,我们从来没有赢得有计划、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期,我们缺乏组织和领导进行有计划、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但是陈云并没有知难而退,他全力以赴,深入实际,不少项目都是他直接召集技术人员和有关同志反复讨论决定的。在贯彻执行“一五”计划过程中,陈云对我国为什么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什么要按比例发展进行了深入阐述。他指出:“我国因为经济落后,要在短时期内赶上去,因此,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计划中要有带头的东西。就近期来说,就是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但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具体比例,在各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各个时期,都不会是相同的。一个国家,应根据自己当时的经济状况,来规定计划中应有的比例。”“合比例就是平衡的”。[3](P228)“一五”计划是我国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第一次尝试,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在陈云的精心组织下,“一五”计划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初步建立起了我国以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体系。

二、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推动对国民经济的艰苦调整

　　陈云在领导经济建设工作中,十分注重研究经济发展的规律,遵循经济发展的规律。无论是在经济发展顺利的时候,还是在经济发展遇到挫折的时候,他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我国经济发展指导思想出现“左”的错误,经济建设出现严重起伏的时候,陈云受命于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他义无反顾、大刀阔斧地进行艰苦调整,对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陈云在领导经济工作中,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对经济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错误,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并敢于指出党和国家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在1956年底到1957年初,针对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急于求成、盲目冒进的错误倾向,陈云利用各种场合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不断告诫大家计划指标必须切合我国实际,必须兼顾人民生活与国家经济建设,制订计划必须做好三大平衡。所谓“三大平衡”就是指在制订计划时必须确保财政收支平衡、银行信贷平衡和物资供需平衡。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上,他发表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与当时越来越热的跃进气氛很不协调,但是陈云仍坚持己见,苦口婆心。虽然后来陈云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一度退居二线,不再主持和领导全国财经工作。但是,陈云一方面出以公心,不计较个人得失;另一方面坚持真理,不放弃自己的正确意见。正像他后来说的那样:“‘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人说话有时免不了说错,一点错话不说那是不可能的。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不能成功,肯定是要失败的。”[5](P178)陈云是新中国经济管理体制杰出的探索者,在领导经济工作的实践中,他对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有深刻的理解。在“一五”计划实施过程中,计划体制统得过死的问题也暴露出来,陈云完全同意并支持中央决定适当下放部分管理权限的决策,但是他不断提醒大家要防止不顾全局的倾向。1957年11月,在陈云为国务院起草的《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中,针对地方和企业存在的管理权限过小的问题,规定适当下放部分管理权,一是要适当扩大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工业的权限;二是要适当扩大企业主管人员对企业内部的管理权限。[5](P79-82)与此同时,他指出:“中央某些职权下放以后,必须加强对各个地方的平衡工作。扩大地方的职权是完全必要的,一般来说,当地的事情,地方比中央看得更清楚一些。体制改变以后,地方更可以因地制宜地办事。但是,必须加强全国的平衡工作。”“一方面要有适当的分权,同时又要加强综合”。“分权以后,平衡工作不是应该削弱,而是应该大大加强”。[5](P66)应该说,陈云的适当分权、加强综合的思想,对于增强我国计划体制的积极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1958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确定钢的产量要在1957年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 070万吨。陈云对这样的高指标是很怀疑的,实际上1958年钢产量虽然达到了计划目标,但是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那么,1959年钢铁指标究竟定多少?在当时那种大多数人头脑发热的条件下,可以说指标数字不断上升,许多人并没有吸取1958年大炼钢铁的教训,还是希望钢铁工业再跃进一次。陈云是当时中央领导同志中头脑最冷静的一位,他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坚持从实际出发,多谋以求善断。经过细致的调查研究,5月11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针对1959年冶金部提出的钢材和钢产量的三组生产数字:即钢材900万吨、950万吨、1 000万吨,钢1 300万吨、1 400万吨、1 500万吨,陈云提出了确定两个最低的数字,即钢材900万吨、钢1 300万吨。他提出这样的意见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认为“稳住阵地再前进,免得继续被动”。“为着退到可靠的阵地,站稳以后再前进,我们的生产和建设必须实事求是地进行有计划的安排,同时要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懂得,站稳以后的前进是更踏实的前进,不致因此而泄气”。[5](P127)对于尚处在高潮中的大炼钢铁运动,陈云强调指出,一是要强调改进质量。数量虽然多,但是如果质量很坏,生产出来的东西不能真正顶用,不仅不能满足生产、建设和市场的需要,而且要造成极大的浪费。二是既要保证重点又要照顾一般。否则,不仅国民经济各部门不能互相协调地向前发展,而且重点本身的发展也难以得到可靠的保证。三是既要照顾明年又要照顾长远。[5](P128)5月15日,他还专门就钢铁指标问题给毛泽东写信,继续坚持他的意见,认为那种说把生产数字定得少一点会泄气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实际上生产数字是可靠的数字不见得会泄气。[5](P130)

在国民经济遭遇到严重困难的时期,陈云没有袖手旁观,没有以自己曾经坚持了正确观点自居,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国民经济的艰苦调整之中。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陈云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第一,他坚持首先搞活市场,增加供给,缓解严重的经济困难。1961年1月,陈云专门就市场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建议:一是多进口一些粮食,缓解国内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二是适当增加一些高级馆子、高级糕点、高级糖果。[5](P132-136)5月,他在外贸专业会议上发表讲话,要求做好外贸工作,提出对农产品的收购要松一点,给农民一些喘息机会,搞好外贸、增加出口,稳定国内市场,建立出口商品基地。[5](P146-150)第二,他坚持把农业的恢复与发展放在重要地位。1961年5月,针对农业生产存在的化肥生产和供应紧张问题,他提出要加速发展氮肥工业,并把它列为工业支援农业的重要任务之一。[5](P137)5月31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解决粮食紧张问题根本的办法就是继续调整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政策问题不解决,农民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其他的措施再多,农业生产也上不去。[5](P152)这年6月下旬、7月上旬,他还专门到上海青浦农村去调查研究,从农村养殖、种植和农民自留地等十分具体的问题入手,召开了10个座谈会。第三,他建议减少城市人口,动员城市人口下乡。陈云指出,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他说:面前摆着两条路要我们选择:一个是继续挖农民的口粮;一个是城市人口下乡。两条路必须选一条,没有什么别的路可走。我认为只能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路。只有这样,才能稳定全局,并且保证农业生产的恢复。[5](P152、156)

1962年2月26日,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陈云发表了《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重要讲话。他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当时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提出经济困难的五个主要表现: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减产;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工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城市的钞票大量向乡村转移,一部分农民手里的钞票很多,国家没有足够的工业品来回笼这些钞票;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对于解决这些经济困难,陈云提出了六条措施:一是把10年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恢复阶段是一个非常时期,要有更多的集中统一,一切步骤要稳扎稳打。二是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这是克服困难的一项根本性措施。三是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严格管理现金、节约现金支出,尽可能增产人民需要的生活用品,增加几种高价商品,坚决同投机倒把活动作斗争。四是尽力保证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需要,包括增加对城市居民供应大豆、尼龙袜子,开高价馆子等。五是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六是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5](P182-197)3月,他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说:我们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重点是“伤筋动骨”这四个字。要痛痛快快地下来,不要拒绝“伤筋动骨”。现在,再不能犹豫了。[5](P201)陈云的这篇讲话对于调整国民经济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为调整国民经济定下了基调,确立了基本方针和措施。经过全国人民三年多的艰苦奋斗,调整国民经济取得了预期的成功。

三、反复强调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

　　陈云一生都在追求实现我国的现代化。但是他又不断告诫我们要量力而行,不要作不切实际的预言。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面对现代化建设的各种发展要求,国民经济发展中最容易出现的失误就是脱离我国国情国力,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50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若干次比较大的波动,无一不是由此导致。陈云对此进行了深刻分析和总结,不断提醒人们一定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早在1957年初,他就指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象我们这样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因为物资多了,增加建设是比较容易的;而财力物力不够,把建设规模搞大了,要压缩下来就不那么容易,还会造成严重浪费。”[5](P44)陈云从实际工作实践中总结出必须处理好这样几个关系:一是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应略有结余。二是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应该先保证必需的生产和必需的消费,然后再进行必需的建设。三是人民的购买力要有所提高,但是提高的程度,必须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四是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财力物力就是指投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消费物资、外汇四个方面。五是我国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这个约束力将存在相当长的时期。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全国上下都希望尽快发展国民经济,把因十年“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广大群众长期被压抑的生产积极性开始发挥出来,多年来受到创伤的工农业生产较快地得到恢复和发展。在这种背景下,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的思想又重新滋长起来,一时间,各行各业追求“大干快上”的风气盛行,“赶超”的口号和目标一个又一个地提了出来,经济建设中追求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盲目扩大基本建设规模、盲目引进国外设备的现象日益突出。这就使本来在1976年已经十分严重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进一步加剧,如果不能及时地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如果不能有效地遏制盲目发展的趋势,我国的改革开放的新格局就不可能出现。

陈云针对当时已经出现的头脑发热、大干快上的苗头,再一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78年12月10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一次伟大进军,必须既积极又稳重。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根据现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首先弄清事实,这是关键问题。他把实事求是概括为六个字:全面、比较、反复。全面,就是不仅要看到正面,还要看到反面;不仅要听正面意见,也要听反面意见。比较,一是左右比较,二是前后比较。反复,就是事情初步定了以后还要摆一摆,想一想,听一听不同意见,即使没有不同意见,还要自己设想出可能有的反对意见。他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五条建议:一是增加进口粮食,让农民喘口气,把农民安稳下来。他说:农民有了粮食,棉花、副食品、油、糖和其他经济作物就都好解决了。摆稳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七亿多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二是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能窝工。不要一拥而上,一拥而上看起来好像快,实际上欲速则不达。三是要给各省市一定数量的真正的机动财力。四是对于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五是要重视旅游业的发展。[5](P211-214)1979年3月,他与李先念就财经工作给中央写信,再一次告诫大家必须高度关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不适宜的高速度。他们指出: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够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调整过来。钢的指标必须可靠,不仅要重数量,而且更要重质量,要照顾到各个行业发展的比例关系。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5](P224-225)他坚决主张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1979年3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1979年计划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问题。陈云在会上提出,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现在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比1961、1962年严重得多。基本建设项目太多,要迅速下决心丢掉一批。邓小平指出,现在的中心任务是调整。会议决定用三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这次调整按照“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采取边调整边前进,在调整中改革,在调整中整顿,在调整中提高。调整的目标,就是要把各方面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基本上调整过来,使整个国民经济真正纳入有计划、按比例健康发展的轨道;就是要积极而稳妥地改革工业管理和经济管理的体制,充分发挥中央、地方、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就是要整顿好国有企业,建立健全良好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提高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为今后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针对一些人担心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会减缓经济发展的步伐,他指出:“目前人民向往四个现代化,要求经济有较快的发展。但是他们又要求不要再折腾,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我们应该探索在这种条件下的发展速度。”[5](P240)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不要害怕这个清醒的健康的调整。这次调整不是耽误,如不调整才会造成大的耽误。[5](P254)1980年12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作了重要讲话,特别提醒大家,我国搞经济建设一定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这个国情就是:我们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家,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国家中进行建设。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点,看到这种困难。[5](P253)脱离了这个国情,我们的政策和决策就有可能出现失误;从这个国情出发,我们的政策和决策就有可能成功。他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在“左”的错误的领导下,也不可能总结经验。[5](P254)可以说,没有这一次调整,就不会有此后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就不会有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陈云的许多理论论述针对的都是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问题的。随着时代的前进,我们今天则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陈云在我国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中提出的许多重要理论,在组织和领导我国经济工作中创造的丰富实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和指导作用,是我们应该很好继承和发扬的宝贵财富。尤其是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品格和精神,他“交换、比较、反复”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更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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