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七大在中共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确定了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规定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正确政治路线,并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作好了准备。毛泽东在七大所作的多次报告和讲话,系统地阐述了党的理论、纲领、路线、政策和策略,党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强调了全党团结的重要性,在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上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1995年,在纪念七大召开5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了《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并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这部集子编入了毛泽东在七大的8篇报告和讲话,其中《两个中国之命运》、《论联合政府》和《愚公移山》等3篇先已编入《毛泽东选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和《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两篇亦曾发表过,《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3篇则是第一次公开面世。另外,该集还收入了《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和《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的演说》,因为它们同七大有紧密的联系。从该集的各篇内容看,它集中展示了七大精神,是研究七大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策略的整体材料。从七大的成功召开看,它打上了毛泽东的思想烙印,或者说毛泽东是七大的思想和理论设计者。故此,透过这部文献集可以看到毛泽东在七大召开前后和七大召开过程中的思想活动以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实践活动。这种思想活动主要表现在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历史有透彻的把握,把中国社会政治军事形势放在世界总体格局中来分析,对中国共产党的内外政策、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有明确的阐述,对中国革命胜利的前景充满信心。在毛泽东的全部活动中,有三个方面的问题特别重要,这就是:确定对国民党的斗争策略;确定建立一个怎样的国家;怎样进一步提高党自身的建设,以担负起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任务。

(一)

1945年春,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第八个年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事业有了更大的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已达到91万人,民兵有220万人,所开辟的19块抗日根据地总面积有95万平方公里,人口9550万。这种情形,使华北和华中各大城市都处在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包围之中。

从世界范围看,反法西斯战争已处于重大转折时期。欧洲战场上的苏联红军和美英联军对德军展开了大规模反攻,太平洋战场上美英盟军也乘胜向日本本土进逼。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覆亡已指日可待。

在这一历史性时刻,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在重庆拉开帷幕。国共两党这两个不同的大会,都在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前途作出安排,为建立一个怎样的国家而谋划。因此,善于在总结过去中把握现在以预知未来的中共领袖毛泽东,及时把握了这一时局转换的枢纽。他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中,对时局有着精到的分析,对中国未来有着精心的设
计,对同国民党的斗争策略有着通盘的考虑。自国共内战结束、抗日战争开展以来,从1937年国共两党再度合作至1945年春,其间国民党发动过三次反共高潮。在这三次反共高潮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都采取了积极的对应措施。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军事上八路军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舆论上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阐明了共产党的思想和观点。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新四军在自卫中歼灭了大量敌人,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及时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的阴谋,获得国内国际舆论的普遍同情。对于第三次反共高潮,共产党首先在政治上进行反击使之得以制止,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文章,评论《中国之命运》;毛泽东也发表《质问国民党》等文,揭露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但在总的策略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斗争以不同国民党的关系破裂为止,在与之斗争时注意同它实行联合。

到了1945年,随着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壮大,毛泽东在考虑同国民党的关系时更是持平等心态,甚至是雄心万丈了。他在七大致开幕词时这样说:“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我们这个大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全中国人民解放出来。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1〕

针对国民党的图谋,毛泽东这样指出:“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日本侵略者被打败后,中国人民面前仍有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或者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一个老中国。“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2〕

毛泽东认为,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命运是能够实现的,因为已经具备了主要条件,即有一个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一个强大的解放区,全国人民的援助,国际人民的援助。当然,同国民党有过十多年内战经验的毛泽东更清楚对手和对手的目标,故他在七大的结论报告中充分估计了困难。对这些困难,毛泽东总共讲了十七条。其内容是:外国大骂,主要是英、美的报纸和通讯社都在骂共产党,将来我们发展越大,他们会骂得越有劲。国内大骂,骂什么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毫无人性,等等。准备丢掉几大块根据地,被消灭若干万甚至一半军队。可能伪军欢迎蒋介石,也可能爆发内战,或像希腊那样在英国军队的帮助下进攻曾长期抵抗德国侵略军的希腊人民解放军,中国变成希腊。或者中国共产党得不到承认,在蒋介石的进攻下跑掉、散掉若干万党员,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再是天灾流行,赤地千里,发生经济困难。同时日军有可能把兵力集中到华北,增加八路军的困难。国民党实行暗杀阴谋,暗杀我们的负责同志。党的领导机关发生意见分歧。另外,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以及其他意想不到的事。〔3〕

当然,在充分估计困难的同时,毛泽东更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有利条件。他认为共产党暂时吃亏,最终胜利;此处失败,彼处胜利。因为中国革命的发展不平衡,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我们总有道路。今天有一些人因困难跑了,明天有一些不怕困难的人又来了。我们要准备一些人牺牲,但总有活着的人。这样大的党,这样大的民族,不应当怕什么。经济困难就学会做经济工作;不给八路军、新四军发饷,就自己动手搞生产的问题。克服天灾也已经有经验。党内发生纠纷,使我们获得锻炼。没有国际援助,已学会自力更生。〔4〕

在策略上,毛泽东强调对国民党的进攻和挑动内战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针,其原则是三条:第一条不打第一枪,《老子》上讲“不为天下先”,我们不先发制人,而是后发制人。第二条“退避三舍”,这是《左传》上讲晋文公在晋楚城濮之战中的事,我们也要采取这样的政策。第三条“礼尚往来”,这是《礼记》上讲的,“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如果国民党方面也采取“不为天下先”、“退避三舍”、“礼尚往来”的政策,这样就打不起来。这是老子主义,是晋文公主义,是孔夫子主义。当然到了该打的时候,就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因为“我们现在好像坐牢一样,前门是日本人守着,后门是蒋介石守着”〔5〕。

毛泽东还说,我们要做国际联络工作,做外交工作,很希望国际无产阶级和伟大的苏联帮助我们。但由于各种情况的原因而没有援助,我们怎样办?还是按照过去那样,全党团结起来,独立自主,克服困难,这就是我们的方针。只要党的高级负责干部有了精神准备,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就会争取最终的胜利。在准备同国民党进行斗争的同时,毛泽东又愿意与之联合,但这种联合是建立在更平等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新口号:建立联合政府。他说:在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的大前提之下,在中国的现阶段,共产党人的最低纲领是:第一,中国的国家制度不应该是一个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国家制度,因为这种反人民的制度,已由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的十八年统治证明为完全破产了。第二,中国也不可能企图建立一个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因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表现得很软弱,无产阶级则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表现了强大能力,领导了广大的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其他民主分子。第三,在中国的现阶段,中国人民的任务还是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而只能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6〕

建立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这种主张
是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完全一致的。因此,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具体纲领是,动员一切力量,配合同盟国,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国际和平。在国内,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承认一切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承认中国解放区的一切抗日军队和民选政府,等等。毛泽东强调,为着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主改革。不建立联合政府,要想在全国范围内,包括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进行稍为认真的改革,是不可能的。这就要取消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毛泽东认为,建立联合政府,团结一切愿意参加的阶级和政党的代表在一起,在一个民主的共同纲领之下,为现在的抗日和将来的建国而奋斗,这不仅是共产党人的目标,也是历史必由之路。他说:“不管国民党人或任何其他党派、集团和个人如何设想,愿意或不愿意,自觉或不自觉,中国只能走这条路。这是一个历史法则,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趋势,任何力量,都是扭转不过来的。”〔7〕

(二)

如果说,毛泽东在20年前即1925年所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他投身中国革命后的一部奠基作,通过阶级分析明确中国革命的敌、我、友关系,为当时组成中国革命阵线提供了理论,也为日后制定种种革命政策提供了根据,以团结真正的朋友,攻击真正的敌人。那么,在七大文献中,毛泽东对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革命怎样进行有着系统的阐述,对代表敌、我、友的各大阶级和政治势力进行动态的把握,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具体纲领、政策和策略有着系统的说明。同毛泽东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相比,七大文献对问题的分析更深刻、更具体了。《新民主主义论》虽然也把党的纲领区分为最高纲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和最低纲领(新民主主义),但在谈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一般纲领时,没有展开谈具体纲领。七大文献尤其是《论联合政府》等报告则把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加以区别,并展开阐述了党的具体纲领,这表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根据时代的变化又有了新的发展。毛泽东在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般纲领时,主要是从对国民党及其他民主党派的联合着眼,为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提出一个“共同纲领”。他认为,一般性纲领“是和中国人口中的最大多数相一致的”。这就是,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毛泽东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8〕,说“这是一个真正适合中国人口中最大多数的要求的国家制度,因为,第一,它取得了和可能取得数百万产业工人,数千万手工业工人和雇佣农民的同意;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即在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占了三亿六千万的农民阶级的同意;又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及其他爱国分子的同意”〔9〕。毛泽东指出这些阶级之间有矛盾,其劳资之间的矛盾就是显著的一种。因此,这些阶级各有一些不同的要求。但是,这种矛盾和不同的要求,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上,不会也不应该使之发展到超过共同要求之上。对之加以调节,这些阶级可以共同完成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项建设。

而共产党人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推翻外来的民族压迫,废止国内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压迫,并在推翻和废止这些之后不是建立一个旧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而是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这种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

同时,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一切武装力量,如同其他权力机关一样,是属于人民和保护人民的,它们和一切属于少数人、压迫人民的旧式军队、旧式警察等等完全不同。在土地问题上主张“耕者有其田”,在工商业问题上节制资本,由国家经营管理银行、铁道、航路等这些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的企业,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对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毛泽东指出它同样应该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决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

上述的新民主主义的具体纲领,毛泽东是着眼于共产主义革命的总任务来进行阐述的。他说,共产党人在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上所主张的一般纲领,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说来,是最低纲领。实行这个纲领,可以把中国从现在的国家状况和社会状况向前推进一步,即是说,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国家和社会状况,推进到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这个纲领所规定的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领导权,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因素。但是这个纲领的实行,还没有使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社会。

作为共产主义者,毛泽东尽管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区别作了划分,但他在报告中仍然毫不忌讳地谈到共产主义。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对《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作说明时,毛泽东这样指出:“报告中讲共产主义的地方,我删去过一次又恢复了,不说不好。关于党名,党外许多人主张我们改,但改了一定不好,把自己的形象搞坏了,所以报告中索性强调一下共产主义的无限美妙。”〔10〕故毛泽东在报告中这样强调:“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11〕

对于有些人对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政策的误解,毛泽东特地进行了解释:以为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是不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正是解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解除束缚着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破坏着广大人民的财产,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

那么,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呢?毛泽东是这样解释的: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毛泽东对“左”倾冒险主义的政策有着清醒的认识,故坚决反对“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的发展”而“一下就可以到达社会主义社会”,将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毕其功于一役”的主张。

对于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毛泽东也作了答复:“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毫无疑义,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12〕

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在当时阶段的具体纲领也作了阐述。这个具体纲领包括: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不许中途妥协;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争取人民的自由,如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人民的民主统一;创造中国人民的军队,这个军队属于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解放农民;发展工业,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发展文化事业和教育事业,培养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并注意团结和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积极地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例如配合作战、和平会议、通商、投资等等。

毛泽东认为,这些具体纲领,如果没有一个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就不可能顺利地在全中国实现。中国共产党在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24年中,创造了这样的地位,就是说,不论什么政党或社会集团,也不论是中国人或外国人,在有关中国的问题上,如果采取不尊重中国共产党的意见的态度,那是极其错误而且必然要失败的。过去和现在都有这样的人,企图孤行己见,不尊重中国共产党人的意见,但是结果都行不通。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意见,符合于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的利益。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既是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出发的,更联系到当时的国际形势。他在报告中多次讲到国际形势,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资本主义成了不完全的东西,更加削弱了。

(三)

七大的一个历史性功绩,是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和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思想指导地位。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饱受“左”、右倾错误路线执行者的打击和排斥,在组织上遭撤职;他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的理论学说也遭到非难和反对。经过成功和失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在抗战时期他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得到重新确立。在40年代初到七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已在全党享有崇高的威望。这从刘少奇在七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鲜明地表现出来。刘少奇在七大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就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定义及内容,毛泽东思想的社会基础和理论来源作出论述。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获得伟大的成就”,在于“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的创始人毛泽东作了极高评价,说党章需要作重要的修改和补充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人类这一最高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13〕

随着中国革命斗争的不断发展,党在领导这一革命过程中得到了锻炼和考验,党的整个思想、政治水平和领导艺术也都成熟了。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不仅由于认识了中国革命的必然规律而获得思想上的自由,更由于认识了党的建设规律而能从心所欲地领导全党,并成为全党拥戴的领袖。在七大报告和讲话集中,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党内团结,党的理论水平,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多次进行了论述,并号召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因此,七大报告和讲话集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毛泽东的建党和治党思想,也记录了他怎样领导全党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

从广义上说,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所涉及的都是党务问题,它直接或间接地论述了党的性质、党的奋斗目标、党的革命和建设任务、党的组织和纪律、党的思想和政治路线、党的工作作风以及党的历史等。但无论是讲哪一方面,都是围绕着党怎样领导中国革命来进行的。例如,报告和讲话集的首篇《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中,毛泽东主要是从中国近代革命史来谈党的诞生和发展,并号召全党团结,为夺取全国的胜利而奋斗。在《两个中国之命运》中,毛泽东从党的历史发展来讲党的建设。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系统地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自从1921年诞生以来24年的历史,指出党经历了三次伟大斗争即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当时还在进行中的抗日战争。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个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也专门论述了党内问题等。在七大所作的“结论”中,毛泽东更是重点阐述了“党内若干思想政策问题”。

对于领导问题,毛泽东是把它与预见联系起来论述的,说如果没有预见就不叫领导。他认为只有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才对社会发展有了预见。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它对于将来和前途看得清楚,对于社会各个阶级向什么方向发展也看得清楚。比如,对中国的无产阶级、大资产阶级、中间阶级,我们能看清它们的前途,这三个阶级在抗日战争快要胜利的时候准备干什么。“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14〕为了迎接革命的胜利,毛泽东非常强调统一战线,强调同党外合作。他指出全党要注意和加强同党外人士的合作,使我们能联合更多的人,联合得更好。毛泽东认为统一战线是一门专门科学,党内有很多人还没有学会,很多人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因此要学会这一门科学。

在论及党性与个性这个政党建设中的重要问题时,毛泽东认为这是普遍性与差别性的问题,集体与个人关系的问题。他说,在我们党内,在我们解放区,人民有了比较充分的自由,有独立性和个性。而在封建制度下,人民是没有人格、没有自由、没有独立性、没有个性的。因此要恢复他们的个性,就要进行革命斗争,比如我们组织工会,在资本家的工厂里把工人组织起来,在解放区搞减租减息,建立人民的武装和政权,这就使人民有了个性、自由和人格。至于我们党,它本来就是人民的一部分,当然不会使工人、知识分子、农民出身的党员没有人格。人民有人格,我们党也就有人格。我们要向党员进行教育,使他们自觉,懂得社会上还有很多人没有人格,没有自由,要为他们的自由而奋斗。在我们党领导的解放区,不仅社会上的人都有人格、独立性和自由,而且在我们党的教育下,更发展了他们的人格、独立性和自由。毛泽东还特别指出,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讲得很清楚,他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5〕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同样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木头, 120万党员就是120万块木头。毛泽东强调不要使我们的党员成了纸糊泥塑的人,人有各种各样的,只要他服从党纲、党章、党的决议,在这个大原则下,大家发挥能力就行了。不过,毛泽东认为有两种个性,即创造性的个性和破坏性的个性。比如模范工作者、特等射击手、发明家、能独立工作的干部,不但党外斗争有勇气,党内斗争也有勇气,盲目性少,不随声附和,搞清楚情况再举手,这就是创造性的个性,它同党性是完全一致的,完全统一的。另一种个性是带破坏性的,如个人主义,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搞所谓标新立异。它越出了无产阶级轨道,同党性不一致,是小资产阶级的方针、路线和政策,是错误的。因此,个性必须是与党性统一的。毛泽东在讲话中非常注重党的理论工作,主张加强理论学习先要读马、恩、列、斯的著作,反对教条主义。他说:教条主义决不是从马、恩、列、斯那里来的。马列主义的学说是行动的指南,是武器,不是教条。人家讲的不是教条,我们读后变成了教条,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读通,不会读。针对许多人不重视理论工作,似乎这个工作不要紧,毛泽东认为这是不对的。他强调对搞翻译工作的、写理论文章的人要看得起,至少他们翻译外国的书很有功劳。在讲话中,毛泽东最后专门讲了实事求是和团结问题,他提醒对革命不能犯急性病。毛泽东说,我们的阵地只能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力量只能一点一点地聚集,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24年的经验证明:想一手抓一个天下是抓不到的,土地是一寸一寸地争来的,叫作“寸土必争”。我们的敌手,日本人和蒋介石,对我们也是寸土必争。我们的枪是一支一支地增加,地方是一小点一小点地扩大,然后合起来就壮大了,就可以夺取天下。这就是革命的现实主义。毛泽东引用斯大林的话说,要学习美国人的实际精神,还要有俄国人的革命气概,把二者结合起来。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最后一次大会,也是一次历史盛会。这次大会完全体现了毛泽东的思想和意志,保证了中国革命的全国性胜利。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的报告和讲话是毛泽东领袖地位确立和毛泽东思想正确性的确证。这必带领全中国人民把反帝反封的革命进行到底,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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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17, 18, 192-197, 198-199, 194-195, 50, 64-65, 50, 50, 100, 53-54, 56-
57, 200-201, 224.
〔13〕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