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为前提，树立科学的“坚持观”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坚信马克思主义，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不成问题的。中国的革命领导者是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实践中懂得了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翻身解放的有力武器。党成立那天起就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应该说，这个信念党在任何时刻都从未动摇过。但对什么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如何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这并不是一开始就清楚的，而且长期以来一直是为人们所困惑的重大理论问题。就是毛泽东这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晚年在这个问题上也有重大失误。失败和教训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坚持”观。包括如下几个观点:1、中国革命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必须和中国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反对脱离中国实际的本本主义。2、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的结合，应该明确解决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我们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而不是全部结论和观点。其次，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只能是指导，而不能代替具体结论，解决中国问题的结论是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指导下分析中国具体国情才能得出。3、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是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和词句，而是把握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4、坚持从实际出发，用实践来检验我们的理论认识和方针政策，而不是用书本和教条来检验。5、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于进行新的实践，总结新鲜经验，提出新的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

6、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创造并长期形成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坚持观”。这套坚持观是以实践为基础、以“结合”为中介、以发展为目标的科学体系，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统一，坚持在改造世界中实现批判与建设的统一。实践证明，这一科学的坚持观使我们党既坚持了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又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又取得了中国革命事业伟大胜利。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告诉我们，只讲坚持马克思主义，不讲与中国国情结合，坚持就是空的，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只讲坚持马克思主义，不讲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就变成了“守护”，其结果不仅不会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阵地，而且会丧失阵地。马克思主义只有在发展中才能坚持，才有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政党是必不可少的，但变成教条就是有害的。马克思主义是面向未来的，是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始终遵循科学的“坚持观”，才产生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伟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

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在不同历史时期“结合”的产物。代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不同发展阶段。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教条主义都是主要障碍，中国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是根本对立的。这个对立并不是表现在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而是表现在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精髓)，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上，集中体现在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上。教条主义不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他们认为，凡是上了经典的就是“圣经”，凡是经典作家的指示就是“圣旨”，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因而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尊重”变成了“迷信”，把相对真理变成了永恒的绝对真理。因此，正确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区分为基本原理与具体结论是十分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容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的原理，主要是指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说得再具体一点，世界观包括历史观和自然观，方法论主要是指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关于这一点，革命导师曾经反复予以论述。恩格斯说:“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lj恤明他特别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叼帅’42一74〕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称为伟大的认识工具，这里也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功能。他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3]衅13)在党的历史上，毛泽东最早提出学习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邓小平则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是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核心内容。

第二个层次是经典作家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重要结论(或者说基本观点、基本结论)。这些观点是他们运用基本原理分析不同历史时期而得出的结论。比如，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分析的关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关于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理论;关于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关于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等等。这些重要结论、观点、思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

第三个层次为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个别观点。这些个别的观点和结论，是革命导师在特定的条件下，对具体的历史事件作出的判断、预测，随着条件的变化，它们有可能变得不正确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百五十多年的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的奋斗史一再表明，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必须采取科学的态度:对于第一层次的必须无条件地运用和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永远不会过时，我们要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它是普遍真理。对于第二层次的一些重要观点，要坚持但不能盲目对待，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些观点。凡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原理、原则，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组成部分，应该结合实践加以理解和坚持，并在实践中加以发展;凡是未被实践证明的假设、设想，不能当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待，但可以在实践中加以研讨、验证;凡是实践中行不通的思想论断，应该修正、抛弃。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个别观点，凡是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结论，可以借鉴、参考;凡是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结论，应勇敢地否定。这里提出了一个衡量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我们认为，任何一种理论，凡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就应该被认为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看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是采用与革命导师的结论对照的方法，而是看是否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是否坚持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我们说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是因为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践证明它是关于中国革命的科学理论。如果用对照法，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有不少是与革命导师的观点、十月革命的经验不符合的，那岂不要被看成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理论亦是如此用对照法，把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与革命导师的结论对比，就可能得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实际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所有这些结论都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现实相结合得出的科学结论。坚持马克思主义，重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马克思的观点和结论，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搬用，而是当作出发点和方法论，这就给我们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留下了宽广的余地。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在总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中产生和发展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从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历史实践中，特别是从失败实践中产生的，可以说，主要是由于深刻总结了经验教训而产生和发展的。恩格斯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闭哪脚“要明确地懂得真理，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闻恤‘网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曾经犯过两次大的错误。一次是30年代的王明路线错误，一次是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这两次错误从哲学路线上讲都是理论与实践相割裂的主观主义，从政治倾向上讲都是“左”倾错误。这两次错误都是打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但因为严重违背了中国国情，背离了实事求是原则，结果给中国革命和建设造成了惨痛的损失，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以大无畏的理论气魄，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深刻总结了这两次错误的教训，改弦易辙，从纠正错误的实践中取得了成功的经验，总结这些成功经验上升为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两次历史性的飞跃，产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理论结晶—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因此可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理论飞跃主要是从总结失败的教训中产生的，是经过成功的实践检验得以完善的。或者说，中国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对失败教训的深刻认识，成熟于成功实践的科学总结。

毛泽东批判王明路线有这样几个特点:1、揭示王明教条主义的主观主义实质。我们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而王明等人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脱离中国实际盲目搬用马克思主义教条，这种主观主义是民族的大敌，革命的大敌。2、批判王明等人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割裂开来。马克思主义主张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如果割裂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就会使理论变成空洞的理论，实践变成盲目的实践，既损害理论，又破坏实践。3、批判王明等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经典作家的个别字句、论断、结论等同起来，指出我们学习、把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不要囿于马克
思主义的个别结论，而主要是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4、不仅要学习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还要学习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是现实经验的总结，具有极大的实践性和新鲜的生命力，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补充。5、提倡实事求是的学风，反对本本主义。要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实践中，从事物本身的变化发展中找到事物的运动发展规律。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是党的作风，是党性原则的体现。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主要是邓小平正确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文革”十年的深刻教训形成的。这一时期的教训主要体现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上。毛泽东晚年错误大体上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扩大化，搞党内阶级斗争，引起全国性的动乱。二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犯了脱离实际的空想主义的错误，违背经济规律搞大跃进运动，对经济建设造成了极大的破坏，酿成三年经济生活的严重困难。三是个人迷信，个人崇拜，党内缺乏民主，听不得不同意见。毛泽东晚年的思想路线是违背实事求是的主观主义，政治路线“左”倾。

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并不是简单结束“毛泽东时代”，而是一项承上启下的工作。破是为了立，纠正毛泽东晚年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的错误，是为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途径。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邓小平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否定有着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彻底唯物主义的立场。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建立了丰功伟绩，即使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的晚年时期，也对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作过认真的探索，在他犯严重错误的同时，也有正确之处，往往是正确与错误交织在一起。邓小平明确指出，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我们就是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做法都是错误的。由于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使我们党在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问题上，没有犯片面性的错误。

第二、在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同时，又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当时党内外存在着互相对立的两种倾向，一种是坚持“两个凡是”观点，根本不承认毛泽东有什么晚年问题、晚年错误，主张沿着毛泽东的“文革”方针继续走下去;另一种则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而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邓小平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同坚持“两个凡是”的“左”的错误观点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使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拨乱反正得以顺利地进行;同时，又同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毛泽东历史地位的“右”的倾向作斗争，理直气壮地举起了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第三、邓小平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并不是把错误推到毛泽东一个人头上，而是指出这是党的领导集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犯的错误。邓小平指出，历时二十年的“左”的错误，毛泽东应负主要责任，但不能把错误推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也要负责。他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领导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闯恤卿他说:“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说，制度是决定的因素，那个时候就是那样，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该承担责任。……我们承担责任没有坏处，还有好处，就是取得教训。”国帅308一帕对毛泽东晚年错误，不仅从毛泽东个人的角度来总结，而且从中央集体的角度上来总结，这样来认识和纠正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就能使全党取得深刻的教训。

第四、不搞大批判，让事实讲话。“文革”结束后，对林彪、“四人帮”搞过批判，以肃清其流毒和影响，但对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没有搞过批判。这不只是因为毛泽东的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适合用批判的方式;而是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大批判只能造造声势，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特别是毛泽东，他是一个富于理论思维的人，他的晚年错误有许多是有理论根据的，用大批判的方式是解决不了理论是非的。当然，这些理论上的是非要搞清楚。但分析理论上的是非主要还是靠实践，由实践来检验，而不是靠另一种理论来对之进行分析批判。就毛泽东晚年的实践来说，他的每一个思想观点，每一项方针政策，他领导的每一场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它们是否正确，从根本上说不是看其有没有马克思主义具体结论的某些根据，而是看其是否在实践中获得成功，是否促进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是否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第五、坚持辩证法的全面性。纠正过去的错误，不搞矫枉过正，反对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比如，阶级斗争问题，搞了几十年的扩大化，弄得人们十分害怕和厌倦，当党中央提出停止执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时，有些人以为干脆就不要再提阶级斗争了。邓小平实事求是地分析了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后指出，残余形态的阶级斗争还存在，今后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也要注意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的存在。再比如，在纠正闭关锁国的错误时，有人怀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正确性。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实行改革开放，反对闭关锁国政策，但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反对崇洋媚外。由于党中央和邓小平坚持辩正法的全面性，坚持两点论，在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过程中，没有出现矫枉过正的现象，没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顺利地实现了从纠正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渡，从而迈人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实践的成功，证明了邓小平的正确。在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相继提出并形成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三才左，遥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要璋碍，但在反“左”斗争中，要警踢右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谈到，我们要反对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左”是主要危险，这是对党的反倾向斗争的经验总结，也是对我党党内斗争规律的揭示。我们党从历史经验中认识了这一规律，在与“左”和右的错误的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不断推向前进。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会有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至今的主要历程来看，“左”是主要障碍，我们党成功地进行了反对“左”的错误，才使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了胜利，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出现了大的发展。党的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左”的错误，其共同点是:1、都有教条主义和空想主义的特点。王明既迷信马列书本，又教条式地搬用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毛泽东晚年夸大了阶级斗争理论，夸大了党、阶级和个人的主体能动性，这有民主革命时期的成功经验为背景，又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认识不足，毛泽东企图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违背经济规律搞大跃进，将人民公社作为迈向共产主义的桥梁，是一种典型的空想主义。2、两次“左”的错误都依靠权力强制执行。王明路线依靠共产国际的支持，在党中央把持了领导权，依靠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使“左”的路线得以贯彻。毛泽东晚年依靠自己的丰功伟绩建立起来的权威和对他的迷信崇拜，使“左”的思想路线和观念对全党形成了高压之势，使人们不敢怀疑、抵制。3、两次“左”倾错误在党内存在的时间都比较长，都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王明路线使革命几乎断送;毛泽东晚年错误特别是文革的错误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4、两次“左”的错误，都以坏事变为好事而告终。克服王明左倾错误，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由失败走向胜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而纠正毛泽东晚年的“左”的错误，则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两次“左”的错误的不同点是:王明路线有国际背景，党处在幼年时期;而毛泽东晚年的“左”的错误，缺乏国际背景，党处在成长时期。

人们难以理解的是，毛泽东自己是靠坚持实事求是反“左”而成功的，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又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呢?他为什么忘记了自己大力倡导的实事求是呢?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的丰功伟绩，掌握了全国政权，使他认为世界上没有干不了的事，克服不了的困难，这就助长了他的理想主义，唯意志主义，夸大了主观能动性，忽视了客观规律的作用。毛泽东晚年“左”的思想路线是主观主义，导致主观主义有教条主义的因素，但主要是过分信赖经验主义的结果。他片面地继承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把这些经验用于和平建设。此外，帝国主义的敌视，使毛泽东立志迅速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急于事功，急于求成，冒进发展，忽视了客观规律的作用，这就“左”了。当然还有国际关系和党际关系中出现的矛盾，毛泽东一概把他们视为右倾主义、修正主义，这样就自然把自己推向了“左”的一边。

社会主义时期的“左”除了毛泽东个人因素外，还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我国是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十分落后、小生产者众多的国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背景，我们在分析“左”的错误时，决不能忽视对中国社会历史背景的分析。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它在思想方法上好走极端，容易狂热，这是主观方面;经济上，目光短浅，急功近利，搞平均主义;政治上，喜欢专制，个人说了算，搞家长制，喜欢集权而不愿受监督、制约，法律观念淡薄，以权代法;组织上，喜欢搞宗派，小圈圈，小集团。这些曾经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左倾错误连续发生的社会历史原因，也是社会主义时期“左”的错误不断重复的社会根源。

体制上的弊端也是“左”的错误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分析失误的原因时指出:“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段话对分析“左”的错误有鲜明的针对性，确实抓住了要害。左倾错误体制上的原因主要有这几个方面:第一，缺乏决策民主化的保证机制，在决策上个人主观任意性很大，不能发扬民主，不能保证决策的科学化，这正是造成“左”的失误的主要原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几次大的失误，都是主观主义决策的结果。第二，在干部任用问题上，缺乏竟争机制、监督机制、科学的考核机制，干部的升降、存留是由上级决定的，群众无权决定，这就造成了干部只对上级负责，不对群众负责的状况。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形成一边倒，上边“左”一线，下面“左”一片。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左”了也难纠正。第三，传统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是左倾思想滋生、发展的体制环境。我们应该从多方面分析左倾错误产生的根源，真正理解它们存在的根深蒂固性，从而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它、消除它。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两大成果:

理论成果和实残成果，两者互为因果，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首先不是构建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需要，而是历史实践的裔要，实践的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有新的发展。这一方面是因为新的实践经验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新的实践也需要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因此，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时俱进。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任何一种学说的最显著的特点。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正是基于这点认识，邓小平明确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要“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党在八十多年间，先后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几大实践主题的转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两次飞跃，这都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需要的科学回答和科学总结。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同伽2卿马克思主义的前进是由实践推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一定要以实践作基础，要不断总结新鲜的实践经验，进行新的理论创造。

历史的逻辑就是这样:围绕新的实践主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问题，通过总结新鲜的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新的发展。同时，又是在新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实践得以成功，解决了历史提出的又一个实践问题。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与建设，都是在解决新的实践主题的过程中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最重大的实践课题。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有指导意义，但依赖经典作家的理论，在他们作出的结论范围内寻找现成的答案是不行的。马克思、恩格斯由于所处的历史条件，对未来的社会主义不可能作更多的研究，论述不多。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一卷写的书评中说:“马克思关于社会变革后将怎样，他只是最一般地谈到。”[6]恤‘7)过去，我们有一种传统的观念，好像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制定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整套方案，形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完整体系。这种观念并不完全正确。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什么?如果是指对资本主义的科学把握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科学预见，那么，是完全正确的。比如，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揭示，对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分析和论断，等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内容。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却没有这样一个完整的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科学理论体系。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有过原则的说法，比如，把共产主义区分为高低两个不同阶段，高级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低级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实行计划经济。除此之外，马克思、恩格斯还提出过他们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具体设想，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无商品、无货币、无市场的产品经济社会。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观点，有些是正确的，有的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过去，长时期内，我们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观点出发，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公式:社会主义二公有制十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实践告诉我们，这个公式并不是科学的。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有形成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理论体系，没有可供后人可以照搬的现成公式和模式，这并不奇怪。

社会主义建设怎么搞，这要靠实践来解决。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使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通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观念有了新的突破，对于在中国国情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有了新的思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崭新认识，是一次理论上的飞跃，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这个新的领域的开拓性发展，这就是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旗帜。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深人发展，既要坚持邓小平理论，又要根据实践的要求发展邓小平理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紧密结合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把邓小平理论不断推进到新的高度，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实践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它又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功，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都取得了伟大的成果。中国马克思主义体现为两大成果，一是理论成果，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相结合的理论结晶，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丰富和发展，这就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二是实践成果，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实践结晶。这同样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贡献。这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及其成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及其成果。这两大成果是互为因果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是在实践成果基础上产生的，是由实践成果来证实的。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成果则是理论成果的指导下产生的，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统一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其中，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成果是更为伟大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