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在学术界考虑最多的问题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中国化。当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使中国更快、更好地发展[1]。在当前这样一种全球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维度一体化的过程中,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不断碰撞,思想领域各种思潮相互澎湃激荡。在这种新形势下,如何更好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它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实践紧紧地结合,是摆在我们特别是理论界面前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下面就此问题拟从两个方面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如何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

第一,应在全球化的整体语境中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词语,90年代后为全球所通用。全球化不仅包括经济的全球化,而且还包括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全球化。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拓展,各种风俗习惯、思想观念、生活方式、道德意识不断交融,同时全球化也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它可以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加强对关于人类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我们不能仅仅考虑其某个过程、某个部分和某个方面,而应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发展完善的全过程,着眼于当前国际国内的大气候。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球化的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从其现实性的角度考虑还是从其学理方面来讲,都涉及到了人们生活的各个层面、各个角度,因而它具有总体性、全面性、综合性的基本维度。另外,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西方哲学之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进行对话交流的机会也随之增多,中西方哲学可以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各学派之间也可以对其成果互相研讨、互相交流,从更广阔的领域共同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第二,应从“三个代表”高度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江泽民对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建设规律的再认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高度精辟的概括。“三个代表”中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江泽民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深刻诠释。它把握住了唯物史观的根本。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社会的发展中,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因素,它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形态的发展趋势。邓小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2],同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并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社会主义的本质联系起来,明确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由此看来,江泽民以一个理论家的胸怀,高屋建瓴,审时度势,创造性地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富有其深刻的哲学意义的。

江泽民在“三个代表”中还提出“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先进文化是积极的健康的向上的,是代表未来发展方向、推进社会发展的文化,是人类社会文明的结晶。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人的精神和灵魂。是否拥有先进文化,是否代表先进文化,体现了一个国家公民的能力和素质,是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乃至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所以,一个社会是否是先进的不仅仅表现在其是否拥有先进生产力,还表现在是否拥有先进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就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其核心和灵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解决中国现实的方法原则,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非那种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

从某种意义上讲,“三个代表”体现着中国的现实和国情,所以只有从“三个代表”的高度来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更好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进而构建出新的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

第三,从创新、发展、与时俱进中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面临愈来愈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从国际大环境来看,随着社会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从国内形势看,改革开放以来,各种矛盾不断呈现,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向纵深发展,各种思潮大量涌入,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提出一个全新的课题:要创新、要发展、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体现其革命性,与时俱进体现其时代性。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灵魂,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品格。时代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要随之变化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紧紧把握住时代的脉搏,才能不使理论落后于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先进性不仅体现在其群众性上,也体现在其时代性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只有紧紧把握住全球性这一时代课题,才能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在坚持中不断发展自己。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所讲的“与时俱进”,实质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矢”,去射中国具体现实这个“的”,也就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毛泽东曾经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的具体的实践相联系的。邓小平在谈到毛泽东时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3]因此,只有按照中国现实认真总结中国的新鲜经验教训,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才能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才能真正做到与时俱进。另外我们还可以从新的视域去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蕴含的理论原则,并以此为新的基础,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同时还要进一步挖掘当代辩证法的客观性,挖掘其时代意义,发掘以往被蒙蔽和歪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与时代发展特点相符合而又具有生命力的部分,如关于人学和人际交往实践观等等。总之我们要从创新发展、与时俱进的高度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这样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使之以新的面目出现而又不使其失去固有本色,从而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给我们的启示

　　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体实践的历程,我们既有经验也有教训。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要处理好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关系,避免陷入“照搬苏联哲学教科书”的误区。

建国以来,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所采用的教科书,基本上都是从前苏联照搬来的。如亚历山大诺夫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康斯坦丁诺夫编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尤金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等等,特别是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些教科书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宣传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同时也束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尽管中国学者后来也编了哲学教科书,但大多参考了前苏联的哲学教科书。而前苏联哲学教科书普遍都存在一个缺陷,那就是对人的主体性地位和对实践的忽视。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十分强调人的主体性及实践性。可以说,如果离开人的主体性和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不能成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按照苏联的教科书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难以全面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意义和真正内涵,这无疑限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直到80年代后才有很多学者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并主张“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的生活”。上述脱离实践和人的主体性的情况在中国才有所改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才得以返朴归真,也才取得了很大成绩。所以处理好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任务之一,才能避免陷入“照搬苏联哲学教科书”的误区。

第二,要处理好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当代现实的关系,避免陷入“本本主义”的误区。哲学是现实的理想化,是对现实的批判性反思。所以关注现实,解释现实问题,对现实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则是哲学义不容辞的责任。“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首要任务是必须回答和解决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

现代社会进入21世纪,科学技术和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实问题也日益突出,各种矛盾特别是社会经济、文化、道德以及信仰所产生的矛盾愈来愈多地暴露出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随着中国现实的变化而发展的,它只有积极回应和解决中国当代现实问题,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社会效能。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也有其阻力,它曾受到各种社会流派如后殖民思潮,后现代主义、新自由主义、新文化保守主义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流派的挑战,这些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产生影响。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根据环境的变化不断调节其社会功能,增强现实性、创新性和机制性,才能不断发展自我,完善自我。否则它就不能发挥其应有的指导作用。苏东巨变之所以发生,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这些国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了。我国也有自己的国情,所以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时一定要把它与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并加以灵活运用。只有这样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否则就会使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陷入“本本主义”的误区。

第三,要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避免陷入“二者对立”的误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以中国的既有文化为土壤和条件的。为了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伟大事业,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必须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推进我国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文化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关系问题的阐述越来越多。90年代以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只是界定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原则”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形态———毛泽东思想”,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如何化”的问题尚没有过多地关注。1998年中国出版了《中国哲学和辩证唯物主义》一书,该书首次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中国化”,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强调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有些教科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哲学的关系具体化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家的关系,这是不确切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家思想之间有相异、相反、相斥之处,但也有相同相容之点,二者并非水火不容。早在五四时期,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唯物史观主张实现社会主义;而梁漱溟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则主张恢复中华民族原有精神。40~50年代,由于革命战争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过程中,既取得了巨大成绩,也走了不少弯路。文革时期,中国传统哲学曾被作为“异类”被排斥和批判。70年代末,由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国学又开始升温。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未来前途趋向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和谐融合创新的统一体。所以借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革命建设的指导思想而拒斥中国传统哲学是错误的;借口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而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地位也同样是错误的。正确的态度应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统一起来并进行对话和交流,最终实现符合时代需要的创新性文化统一体。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发展中认真坚持,在坚持中更好地发展,也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避免陷入“二者对立”的误区。

总之,在当今社会,我们应从全球化整体语境、“三个代表”的高度和创新发展与时俱进的境界中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确处理好与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现实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趋向,才能正确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也才能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参考文献:
[1]　雍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几个问题[J].重庆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3).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3.
[3]　邓小平文选(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45.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