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5月26日文章】题：欧洲唤起了世界无法管理的幽灵(作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马克·马佐韦尔)
“他们决定抛弃我们，那就不要管他们，让我们走自己的路吧！”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官网的标语这样写道。这个左翼政党在本月选举后一举成名。但读过这个标语的人都感觉，与其说这个标语是为国家前途制定的明确策略，倒不如说是一种充斥着动荡历史的形象和记忆的世界观。今天，对“新自由主义”这个所谓的敌人的抗击，唤起了人们在40年前反抗军政府统治和二战时期抵抗纳粹占领的回忆，甚至还回荡着人民阵线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声音。这个党的言论提醒我们，这次的欧元区危机正在给政治、民主以及国际合作理念的发展态势带来一些深层次的历史疑问。
理念源于欧洲
两个世纪以前，正是在欧洲起源了这个理念：世界是可管理之地。这个观念在那时可是颠覆性的新事物：英国哲学家杰里米·本瑟姆首先提出了“国际性”这个说法，但直到拿破仑遭遇失败的几十年后，这才成为主流说法。尽管在当时，民族主义正崛起成为一股强大的势力，但崇尚国际合作的人们并没有被吓退。他们反而相信，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惺惺相惜，民族民主运动生机勃勃的大陆需要不同人民间的相互合作。1849年在巴黎，小说家维克托·雨果为欢呼雀跃的和平主义者勾勒了一幅联邦制欧洲的美好图景；负有革命精神的意大利人朱塞佩·马齐尼的“民主国家集合体”的理念则启迪了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
如果说在威尔逊领导下建立的那个命运不济的国际联盟是此类观念的一个结果的话，那么其他国际主义者也为自由贸易或共产主义进行过同样艰苦的斗争。而在二战期间，欧洲的反法西斯者重新秉持欧洲联邦的理念，以此作为对付好战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那样的民族主义者和傲慢无能的国联的解毒药。他们相信，不实现一体化的话，欧洲人还得没完没了地打下去；而一旦实现一体化，法西斯国家就会被制服，国际社会中的弱者就会受到保护。
危机带来质疑
欧盟的起源反映出这个老观念的长盛不衰，即国际合作是国家福祉的最好保证。欧洲共同市场形成之初的几十年，正是整个西欧生产力得到史无前例的提高以及经济空前繁荣的时期，更重要的是，当时不公平现象明显减少，社会服务和福利开支也有所增加。
然而，近25年来，许多成就得而复失，国家主权和国际合作相得益彰的理念也受到了质疑。这些逆转的设计者既不是本瑟姆这样的哲学家，也不是马齐尼这样的革命家，而是头脑清醒的专家从政者，如保罗·沃尔克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米歇尔·康德苏。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发生后，他们曾是全球货币系统的管理者。他们相信，国际繁荣和稳定须建立在资本自由流动之上。欧洲积极参加这个全球经济的金融化进程带来了惊人的后果，因为这些后果基本上并非欧洲有意为之。
所有的国际性组织都要求，要想加入组织，成员国就得放弃一些国家主权。
但在早期，做这种选择并不需要做出如今所要做的牺牲。如今，欧盟———尤其是欧元区———的立法机构必须要向那些未经选举产生的央行官员、法官、官僚和产业监管者们让渡自行决定权。即便不是激进左翼联盟党的支持者也知道，这导致许多地位稳固的政党在困难时期都沦为了如影随形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傀儡。
因此，这场欧元区危机的危险之处已不仅是希腊退出欧元区这样的后果，也已超越了欧盟自身的未来。这场危机导致“世界是可管理之地”的理念受到了质疑。
问题没有答案
欧盟曾以最具雄心且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践行着这一理念。但进入21世纪后，欧盟坐任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专家从政者和普通选民之间裂开一条危险的鸿沟。欧盟对金融市场的偏爱及其对满足金融市场发展而需付出的社会成本的不屑形成了鲜明对比，欧洲人也由此更难相信，国际合作能带来什么明显好处。
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曾在1840年记述了美国的民主运动。他在《美国的民主》一书结尾时即预言性地强调指出，“这种威胁民主社会的压迫将是史无前例的”。他感觉到，在无法复原的过去和无法预见的未来之间进退两难。这让世人在此刻产生了共鸣，即欧盟进行的这种国际合作再也无法救助其内部的政治制度，而只会妨碍其发展。
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或许并没有解决希腊问题或欧洲问题的答案，但又有谁有呢？该党过去所发表的顽固言论提醒世人：我们当前正在探求一种新的政治语言，以理解我们应该保留和抛弃国际主义遗产中的哪些因素。与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一样，我们会很自然地回顾历史去找寻类似的情形，尽管那样可能会起到误导作用。然而，要去展望这个连对自我管理能力这种可能性都在快速失去信心的世界前景如何，历史的慰藉或许根本没有什么指导意义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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