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炎黄春秋》诸位先生来说，悠悠万事，唯推销西方宪政民主为大。长期以来，这个刊物紧鼓密锣打的就是使劲向国人推销他们心目中的那件唯一大事。他们从来都是错估形势、条件的发展和变化，十八大前如此，十八大后依然。十八大后，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扬起的一阵阵扑面新风，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对实现两个“百年”的宏大抱负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表现出那么热切的期盼。全世界都在瞩目十八大后的中国，将发生什么变化。所有这些，他们统统不闻不问，无所感觉，就好像世界上压根没有发生过这些事一样。他们牢牢把持不放，并为之声嘶力竭地叫卖的依然是西方式政体改革、宪政民主那一套。这从今年第十二期《炎黄春秋》一些主要内容中，让人们看得清清楚楚。
    这期头篇文章是由《炎黄春秋》和北大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牵头举办的一次“改革共识论坛”的讨论综述。这次论坛关注的问题是党与宪法的关系问题。谁和谁达成共识呢？自然是《炎黄春秋》诸位先生们要同我们的党达成“共识”，口气可是大得很。
    又是李锐。仗着他在脑门上顶着一个十八大特邀代表的高帽子，把今年第五期上人们记忆犹新的那次讲话又放肆重复了一遍。那次讲话一上来就恶毒攻击“毛泽东是个民粹主义者”，“是一个农民领袖”，说，“我们党继承了毛泽东的传统，一个人说了算”，这后半句就不只是攻击毛泽东一个人了，而是把毛以后的各位中央领导人都一网打进去了。李锐说：“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我都向党中央进言，要求尽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宪政。今年要开十八大了，这个意见我还得提。”这不，李锐真是不打自招。他一贯喧嚷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把西方那一套政治设计、政治框架引进中国来。他主张实现的宪政自然只能是西方式的宪政民主。说他长年不歇地鼓吹他那一套老货色，真是一点也没有冤枉了他。李锐还“建议”，党代表由党员直选，“要让那些讲原则，有独立思考能力、党员拥护，敢发表意见的党员出任党代表”，那么，谁人是这样的党代表呢？自然是非李锐他们莫属了。这次十八大，李锐特邀代表，只是这个特邀代表并非由党员们直选，也没只说过他提出来让党员们直选他来当，他倒是略无愧色，安之若素地当着了呢。李锐对政法委充满仇恨，这里就不是“建议”了。他两次发言都几乎用一种命令的口吻说：“应当尽快废止各级党组织的政法委”，李锐是《炎黄春秋》帐下的重磅级人物，把他的讲话一次再次地抛出来打头阵，可见该刊十二分看重李锐这个人的“份量”。紧接着，该刊物编委何方在讨论中一口咬定“中国有宪法而无宪政”，因为包括我们党在内的一切组织、机关应该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并没有做到”。何方不止一次说过这样的话，他的意思不啻把“空洞化”的帽子，扣到中国宪法头上，在他看来，中国宪法只是一纸空文而已。由别人代其发言的，该刊一把手杜导正则说：走宪政之路，才能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把李锐说过的话，换了一个顺序，又重复一遍，其属意所在及其内涵，与李锐说的，并无二致。
    这次讨论综述的重点放在党和宪法的关系上，把矛头指向党，把党当成这场讨论的主攻方向。高放说：“在实际生活中，党员和党组织目中无法，党的权力高于宪法和法律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他举了一个1981年度遇到一个个案加以说明。而讨论综述的责任编辑吴思马上在文内加上这么一句：“确实，‘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并没有得到切实有效的贯彻，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1981年。这也是参会者的共识之一”。真是画龙点睛呀。不仅1981年，应该是年年如此。吴思这一矛头所向，一下就提升成了近百名参会者的“共识”了。
    矛头所向的关键是“解决好”党的领导问题。有一位叫高锴的先生说：“十八大提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我们更应该高举宪法旗帜”。这就把宪法和党的十八大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对立起来了。高锴认为：“社会主义道路则有些说不清，需要解释”。高先生高度推崇八二宪法好就好在“从宪法第一条到第130多条，没有‘共产党领导’这五个字，从头到尾找不到。”有些人说序言里讲到“党的领导”，高先生说：“序言内容是讲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新民民主义革命，只是历史叙述。里面有一段‘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这是对未来的展望。”看看，讲党的领导只是“历史叙述”和“未来展望”，正是因为这样从头到尾找不到党的领导，高先生就觉得很合意了。而这也正是这次讨论会要向《炎黄春秋》读者刻意灌输的一个重要内容。该刊的另一位编委，经常在该刊上发表“改旗易帜”主张的郭道晖指责称：“十六大提出要规范党委和人大的关系，讲了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规划或者法律来规范”，“党不能直接指挥人大，这个问题到现在没有解决……党的第一把手变成人大第一把手，等于自己监督自己，在法理逻辑上是不成立的”。总之，在郭先生眼里，执政党违宪行为迄未解决，直到今天十八大以后，还“有所倒退”。一贯以所谓“法学权威”自居的江平讲得就更直白、更“蝎虎”。他说：“到底是司法独立还是司法服从党的领导……法院丧失了自己的独立，完全由行政领导来决定，这是一个大危险……稳定变成党的利益至高无上的原则，这是用人治代替法制的又一趋向。”他还说：“人民利益至上是很难具体掌握的。原告是人民，被告也是人民，法院怎么决定哪一个人民的利益更至上？而且，人民利益至上容易走向民粹主义”。这就不仅是骂人，而且是胡搅蛮缠了。他在本期同时发表的“司法改革应向世界主流看齐”一文中（此文就是他在这次论坛上发言的展开）公然宣称：“人民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人民利益至上’在司法工作上还很容易变成‘民粹主义’思想的挡风板。”他还“代表”老百姓说：当前“宪法只接受‘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而不提“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怨声载道”。还说什么法院遇到难以解决的疑难案件时“请示上级”，在“审判部门的司法权上是非法的”，它“影响了真正有所作为的法官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这就把一个个体法官和上级法院间的关系对立起来了。在江平看来，一个个体法官有“积极性和能动性”，而上级法院则是没有的。江平还特别强调中国的法官“必须是特别精通法律的精英人才”，而不应该是“社会矛盾的解决者”，这就等于说，解决社会矛盾，就不应以法律为武器，那么，国家还订什么“民法”呢？以上种种江平从五个方面历数我国司法改革的诸般弊端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司法改革基本方向应当和世界主流保持一致，否则虽然名为‘改革’，实为倒退”。江平对他认为当前司法改革中有一种“趋异路线”，即强调中国与世界各国司法理论与实践应保持距离，强调有中国特色的改革，表示了深恶痛绝。他在文中不止一次地以轻蔑的口气把我们党称呼为“中国特色论者”。看来，我们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江平先生是实难接受的。他鼓吹的一条司法改革路线是与世界各国司法理论和实践基本趋向一致的“趋同路线”。不同制度的国家有不同的法律。法律从来就刻有鲜明的阶级烙印。我们为什么要处处认同资本主义国家制定的法律，不允许制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鲜明印记的法律呢？江平先生的“鼓与呼”，促使人们更加看清楚他站在什么立场上。人们怎么和江平先生所持的立场取得“共识”呢？
    《炎黄春秋》先生们口口声声称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走宪政的路，并且总想牵着别人的鼻子跟着他们走。当着他们的所言所为被屡屡曝光后，人们自然就不会盲目地跟着他们走。有人放出一种空气，说什么中国共产党害怕提宪政。这是一种完全没有根据的妄言。在不久前举行的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同志在会上明白地告诉人们，纪念现行宪法公布30周年，“就是要保证宪法全面有效实施，推动全面贯彻十八大精神”。这是党中央的声音，何惧之有呢？只是我们提“实施宪法”，从来都是同《炎黄春秋》张扬的那种西方宪政民主划清界限的。我们也从不讳言我们在宪法实施过程中确实存在某些不足和缺陷，诸如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甚至还相当严重；一些公职人坐吃山空执法犯法、徇私枉法严重损害国家法律权威的现象也依然存在，人民群众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的宪法意识有待提高，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应该认真解决，我们党也从未对此讳疾忌医。种种问题和弊端都在认真解决和消除之中。况且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问题和弊端，谁还能一手遮天？十八大以后，迎面而来的阵阵新风使我们对宪法在我国全面有效实施进一步增强了信心。同样是要解决问题和消除弊端，有时用词也颇近似。但是，《炎黄春秋》先生们揪住某些问题一波接一波地向党发起进攻，急切地妄图摆脱、取消以至否定党的领导，把党撵出司法改革的领域。这是他们的真心本意。当下，全部问题的症结就在于《炎黄春秋》名下的那一伙“改旗易帜派”正在变本加厉地这样行事。他们打的如意算盘是把党整得灰头土脸了，局面就可以由他们来收拾，由他们在宪法建设上去和他们梦寐以求的“世界主流”合流接轨，纳入西方式法制建设的轨道。他们正陶醉在如此“美妙”的梦幻之中呢。有人为宪法“讳言党的领导”窃喜不已。其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是我国宪法实施的基本原则。遵奉这一基本原则，我们才能保证把握住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改革的正确道路，有效地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本来，正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制定了宪法和法律，也领导人们普法执法。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样一个严肃的载之于宪法、党章和中央正式文件，对我们自身作出的约束和诫饬，也是我们党，而不是别人提出来的。建国以来，宪法经过多次修改，包括八二宪法的修改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完成的。党的宗旨、意志——包括党代表人民整体利益、长远利益，除此之外，党别无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都内化为宪法的条文。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这些都是世人皆知的不容置辩的事实。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想方设法在党和宪法之间安置绊子，打进榫头，竭力要撕裂党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挑拨离间，把水搅浑。他们的一切阴谋是注定不会得逞的，他们的一切费劲吃力，也是完全徒劳的，枉然的。历史必将证明，《炎黄春秋》的先生们只是西方式宪政民主的蹩脚推销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