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主义无疑是西方的“伟大传统”之一，晚近二十年亦以所谓“新共和主义”的面貌复兴于西方政治理论界，并波及政界。国内学界关注此一思潮应该算是比较早的，自2006年以来就有新共和主义的文选《公民共和主义》及其续编《共和的黄昏：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问世，但系统地梳理与深入地研究还比较匮乏。刘训练教授所著《共和主义：从古典到当代》（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汇集了作者近年来在西方共和主义研究方面的成果，值得关注。

　　古典共和主义谱系与新共和主义定位

　　该书“上编”集中于古典共和主义议题与人物的考察，详细考辨了西语中“共和”概念的来龙去脉，澄清了一些误解，并爬梳了古典共和主义的理念与历程，特别是厘清了历史上古典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其后，又以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和卢梭为枢轴，剖析了古典共和主义传统中的混合政体与公民美德两大议题。“下编”处理的是共和主义的当代复兴与困境，着力于自由观、民主观和公民身份三个议题，全面论述了新共和主义的理论立场及其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最后则以“新共和主义的局限与困境”煞尾，从思想史范式、哲学建构和政治救治方案等角度点评了对新共和主义的各种批评。

　　与国内已有研究成果相比，该书的全面性和系统性令人印象深刻，从古典到当代，从历史到现实，从议题到人物，从论述到评论，要言不烦，周详而缜密。凡此种种，都会使对西方共和主义感兴趣的读者从中受益良多。不过，笔者本着精益求精的态度，提出两点商榷，供作者及学界同仁参考。

　　更加关注共和主义的内在分歧

　　正如作者在“困境”部分提到，有学者对新共和主义者重新描绘古典共和主义谱系的工作提出了激烈的批评，质疑是否存在一个融贯的共和主义传统以及其可欲性和可行性。该书的“上编”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从事“谱系”的描绘工作，当然，作者采取了非常宽泛的“共和主义”界定，紧扣自由、混合政体、公民美德及共同善这几个要素，力图最大限度地把思想史上相关的思想家都整合进来。

　　这样处理的好处在于避开了枝节性的问题，直奔重点；但却失之简约，忽略了共和主义传统——尤其是如果像作者那样持有一种宽泛的定义——内在的分歧以及可能提供的更丰富的资源。事实上，共和主义在西方的历史分期是非常明显的，不同语境中共和主义的理论重点和政治建制差异很大，自然，它们能够提供的启示也不完全相同。尤其是作为起源于城邦时代公民政治中的共和主义，在经过文艺复兴城市共和国的“公民人文主义”兴衰之后，就不可能再是“古典的”，而“（现代）大国如何共和”这一话题实质上已经把单纯的政体问题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

　　在某种程度上，作者肯定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近些年来，作者把研究精力转移到马基雅维利上，重新探求古典共和主义在近代早期的重现与转折，或许正是要弥补上述不足。当然，古典共和主义在古代希腊与罗马的起源、在英美革命中的短暂复兴，以及在法国大革命中的冒险与幻灭，这里还有相当浩繁和艰辛的学术工作需要做。

　　充分发掘共和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传承关系

　　笔者注意到，本书主体部分的分析阐述是以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比较的方式展开的。这种做法自有其合理性，因为自由主义在当代英语政治哲学界仍据有无可置疑的主导地位，而且许多新共和主义者也都明确地将自由主义视为对话或批判对象。不过，这种思路也带来一个缺憾，即对当代共和主义思潮兴起之政治背景的发掘略显不足。事实上，除了与自由主义的对比之外，我们同样不应该忽视的是共和主义与左翼的社会主义思潮之间的传承关系。

　　该书指出，“当代的共和主义也可以视为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之争的一种深化与发展”。如果对社群主义详加审视，可以发现，尽管它似乎天然具有为保守主义及威权主义辩护的倾向，但在与自由主义的现实争论中，站在社群主义一边的学者几乎都有着明显的左翼色彩。泰勒与麦金太尔年轻时曾经信奉马克思主义，沃尔泽（以及有时被归于社群主义阵营的米勒、巴伯和昂格尔）也都是旗帜鲜明的左派。值得注意的是，当代的新共和主义者也普遍持有中左派的政治立场，这种立场上的相似性并非偶然。

　　更具体地说，社群主义者与新共和主义者实际上都怀有一种非常矛盾的态度：既想提出比自由主义的“现代社会想象”更为激进的理论主张，又不想在背离或者超越西方现实政治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在20世纪60年代激进运动的风潮已过、社会主义在西方处于相对劣势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们一方面想要表达一种批判思想，另一方面又急于摆脱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这种心态既迫使他们在理论上力图创新，提出在哲学层面与自由主义有显著区别的学说，同时又导致他们——就像该书提到的那样——无法倡导与自由主义偏离太远的政治实践方案。特别是，在英语世界（尤其是在美国），多数自由主义者本身已经带有中间偏左的政治倾向。在这种情况下，社群主义者与新共和主义者一旦拒绝了传统的激进主义，能让他们开拓的政策空间就非常有限了。

　　因此，如果仅仅像该书的结论那样，把新共和主义（以及社群主义）定位为一种“‘后自由主义’的政治言说”，视野就显得不够宽广。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其“后社会主义”的一面。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看，共和主义的主要对手与其说是自由主义，不如说是中右翼的保守主义思潮（以及受到主流学院派自由主义排斥的自由至上主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代共和主义者的一些主张——例如，他们何以对古典共和主义者不太关心的经济分配问题着墨甚多；何以在强调政治参与的古典理想的同时，又对其精英主义倾向采取相对忽视的态度？可以说，当代新共和主义与古典共和主义的分野，除了在于前者要对现代社会的客观境况做出反应之外，还在于前者在议题选择上所带有的左翼色彩。如果只注意到前一点的话，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当代新共和主义者会对一些似乎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理想（比如参与式民主）情有独钟。

　　笔者希望以上两点评论能够达到抛砖引玉之效，以期拓宽本书所开辟的研究进路和理论思路，推进对共和主义更进一步的研究。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