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7月12日文章】题:中国希望根据历史塑造未来(作者美国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历史终结论”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

7月1日,中国共产党庆祝了自己90岁的生日。在庆典前的那些天里,电视广播里充斥着历史剧,讲述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战士和党员干部与各色敌人斗争的事迹。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来中国为新书宣传之际还出席了一场有大约7万人参加的唱红歌活动。

这场“红色文化”复兴与中共最初“追求平等和社会公正”的理想不同。相反,共产党推广红色文化是将其作为维稳手段,因为近年来中国的不平等现象明显加剧。

老一辈中国人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深知这场运动的惨烈之处,也明白新中国的未来多么依赖于自己这一代人“决不让这一幕重演”的决心。但是,由于中共不允许对毛泽东的真正遗产进行坦诚的评价,如今年轻一辈中国人可能会以一种怀旧情绪回顾那个年代,以为那是段稳定、公有的时期。

中国的历史当然不是从1949年共产主义获胜开始。伴随着这场共产主义复兴,对中国传统哲学、文学和历史的严肃研究也在复兴,另一种历史的叙事正在形成。毛泽东曾把儒家学说作为反动思想加以批判,但今天,学者们正尝试重新将儒家学说应用于国际关系中。

2009年,美国学者杜维明放弃哈佛燕京学社社长的职位,前往北京大学任教,致力于推广儒家思想,将其作为与西方哲学并驾齐驱的严肃伦理体系。中国的学校开始定期讲授中国的王朝史,人们重燃对传统医学、音乐和艺术的兴趣。

中国政府允许乃至支持儒家思想的复兴,是为了给进行威权统治的现代中国提供一个正当理由,因为中国不是建立在西方历史理论的基础之上。西方历史理论必然会把中国视为一项“半截子工程”:自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中国以来,中国人或许已经缔造了一个强大的官僚国家,却从未培养出法治与民主责任。当1911年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灭亡之后,许多中国人对自己的制度丧失了信心,认为应当用西方制度取而代之。

直到今天,强大的中国在21世纪之初崛起,才有人努力恢复这种断裂了的历史传统。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维为这样的畅销书作家可能会辩称,中国并非一个不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建立在有别于西方、但同样可行的原则基础上的文明国家。

许多新儒家学者认为,根据中国传统,政治权力不应由西方式的宪法和多党选举等正式规则来约束,而是由儒家的伦理道德来制约,这就要求帝王们做到仁爱,他们必须通过一个高度制度化的官僚体系治理国家。在中国古代的学校里确实有一套被称作“法家”的纯正权力学说,哲学家韩非子对这一学说进行了详尽阐释,而秦国则对其进行了冷酷的践行,最终统一中国。毛泽东青睐法家学说,并推动了它的复兴,这或许并不令人意外。但是,正如在古代中国,儒家学说取代法家学说、成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一样,当代儒家学者认为,与毛泽东时代相比,当今的中共在道义方面有更好的根基。

中共自身对于这种儒家学说的复兴存在两种看法。在当今世界,自由民主已成为普遍认可的意识形态,因此中共急于给自己找到另一种合法性来源,中国共产党已经在78个国家建立了孔子学院。但与由欧洲人缔造的马列主义相比,儒家思想毕竟是一种真正更为本土化的产物,因此经过现代化改造的儒家思想构成一种潜在的威胁。

当代中国因此具备了两种可供选择的文化传统——新毛泽东思想和新儒家思想。两者都作为民主思想的替代品在中国被弘扬。新毛泽东思想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倒退,有可能轻易葬送上一代中国人争取到的种种自由。新儒家则更为复杂。正如杜维明所说,人们既可能用某些方式对其进行解读,以支持自由民主；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成为中国狭隘民族主义的基石。

中国人必须找出自己的现代之路,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上述两种思想中,是否有一种能够承担提供政权合法性的重任,抑或最终两者能共存下去,我们将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