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双月刊1-2月文章】题：中国民主的前景(作者清华大学全球领导力项目负责人、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

约翰.桑顿撰文指出，中国在地方选举、司法系统改革和加强监督机制方面进行的尝试都是在向一种更加基于规则的政治体制转变。中国的社会也是这样，继续向开放和多元化的方向转变。中国领导人也在努力加强共产党党内民主选举。中国可能会选择自己的民主道路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领导人一直对民众承诺实行某种形式的民主。1911年，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清王朝被推翻了，孙中山提议实行3年的临时军政统治，之后进入了6年“训政”时期，逐步向宪政过渡。1940年，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论》指出，共产党的领导会确保革命人民对阶级敌人的“专政”。邓小平领导中国走出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状态。他说，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使用“民主”这一名词的时候，他们心中的想法都有所不同。孙中山所说的“民主”与西方认可的定义最接近，主张通过公民投票举行自由选举，建立一个符合宪法的政府，实行政权分立。他们三人都认为，民主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中国真正目的的途径。中国的目的是成为一个不再受外国列强欺凌的国家。

中国清楚前进方向

虽然国内外很多人仍对当今中国的政治改革前景持怀疑态度，不过，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国经济和整个社会都发生了很多变革，这可能改变中国人对民主的想法和决定中国未来的政治方向。

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里，中国领导人再次谈论起民主，这次他们谈论得更多、更具体。(作者在过去14个月里与不同层次的中国人---包括中共中央委员、政府高级官员、学者、法官、律师、记者及非政府组织成员---进行了交谈，在此基础上写成本篇文章。)胡锦涛主席曾经说，民主是全人类共同的追求。胡锦涛在2006年访问美国期间，每一站他都特意谈论民主这个主题。有关民主，温家宝总理在2 0 0 7年全国人大会议上发表的讲话，比以前他的讲话都谈得更多。他说，发展民主，健全法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

与早些时候的领导人一样，中国目前的这一代领导人脑子里所想的民主，与西方民主的定义有所不同。一些高层官员强调指出，必须保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尽管他们认识到选举(尤其是地方选举)的作用，但他们坚称，在中国，实行“审议”形式的政治比多党公开竞争权力更适合。

“审议式”民主，即允许公民个人和团体在决策过程中发表他们的观点。他们常常提到精英政治，包括利用考评的方法检验候选人的工作能力，反映了中国古老的观念：政府应当由最有才能的人组成。中国不喜欢像西方那样给人们太多言论、新闻或集会自由。他们表示，赞成有条不紊地扩大人们的这些权利，但更注重社会和谐。

在“导向的民主”到底是中国现行政治变革的终极，还是走向更加规范的自由民主模式所途经的一个小站，一些中国官员意见不一。

东亚提供了几种范例：日本曾一度几十年来由自由民主党统治；在新加坡有适度的新闻自由；韩国实行自由放任的多党制度。有人推测，中国可能会选择走其中一种道路，也可能开拓自己的道路。

关于中国的司法体系，中国政府强调，中国需要进行司法改革，以维护司法尊严，保证司法“公正和独立”。“监督”对阻止政府官员滥用职权很有必要。中国政府还呼吁，共产党内部要加强分权制衡和问责制，这也表明他们认识到：必须朝着民主的方向迈进。虽然有许多难题，但他们清楚前进的方向。

鉴于此，更好地了解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具体现状很有必要。十多年来，中国各地的农民都投票选举村长。从村镇到中南海，在它们之间的巨大空间中正在发生着什么变化？仔细研究一下关于民主的定义中的三个成份???选举、司法独立和监督，就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尝试地方公正选举

按照宪法，中国采用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的方法选举政府领导人。实际上，有7 0多万个中国村寨广泛实行直接普选，7亿多农民生活在这些村寨里，因此，这种现象并非无足轻重。不过，具体情节表明，情况复杂甚至相互矛盾。

中国上世纪8 0年代开始实行村委会选举。实行村委会选举的最初欲念是想提拔有才干的地方领导人：既要发展农村经济，又将落实诸如计划生育政策等国家重点工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农村废除集体化，农村出现了权力真空。

不管怎么说，选举一开始赢得了中央政府的积极支持，而且基本上都是公正的。如今，大多数村长都是共产党员，但地区与地区的情况有所不同。在广东、湖北和山东省，超过90%的村长是共产党员，但在福建省和浙江省，这个数字为60%至70%。

但选举也存在一些严重问题，包括裙带关系、贿选、选举无才无德或贪污腐败的人当领导人等等。然而，赞成村委会选举的人坚持认为，村委会选举如同民主大课堂，可以培养人们的民主习惯。事实上，最强烈反对村委会选举的往往是乡镇干部，因为如果中央政府决定实行乡镇直接选举，那他们自己的位置就难保了。

在过去十年里，中国的一些乡镇事实上已经尝试过选举。乡镇政府的得力领导对于维护社会稳定至关重要，而保持社会稳定是中国领导人的工作重点。早在1995年至1996年，中国有几个乡镇就举行了投票选举。

不过，也不要过分夸大乡镇选举的意义。在中国政府的结构中，乡镇是最低一级政府，就连赞成举行乡镇选举的人都承认，乡镇选举现在仍很不成熟。然而，如果获得成功，那这样的选举尝试可以赋予乡镇领导人很大程度的合法性。它使干部和干部之间、党员和非党员之间展开竞争。党员和非党员之间展开竞争以前是绝对没有的事情。竞争可能会提高政府的执政质量。

乡镇的上一级是县，县级选举试点也引起了媒体的关注。自从2 0 0 0年以来，湖北和江苏的1 1个县进行了副县长“推荐选拔”投票。虽然这个数字只占全国县和县级市总数不足1%，但县市领导选拔的任何改革都是重要消息。

一些城市也进行了有限的尝试。这几年，陆续有一些独立候选人参加深圳、北京的区级人大代表选举。

近年来，中国也努力加强共产党党内民主选举。有些专家认为，对中国长期政治改革来说，发展“党内民主”比进行地方领导选举尝试更重要。他们认为，共产党接受公开辩论、进行领导干部选举和通过投票进行决策是整个国家实现民主的前提条件。

一些学者预言，如果党内民主确立下来，可能会形成这样一种趋势，志趣相投的党员干部会在党内组成更明显的“利益集团”。

有些分析家认为，近年中共领导人要求党员干部解放思想，可能预示着将采取新的政策态度，鼓励大家在中国政治改革进程中要坚持更加务实的思想。

法治取得巨大进步

在过去3 0年里，中国的司法体系取得了巨大进步，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 9 8 0年，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破坏后，中国的司法体系开始重建，全国的法院受理了8 0万个案件。到2 0 0 6年，这个数字上升了1 0倍。在过去3 0年里，中国通过了2 5 0多个新法令，而且民法典的起草工作正在进行中。

在上世纪8 0年代中期前，中国大多数法官和检察官都是转业军人，他们根本没接受过正规教育，更不用说接受法律专业训练了。那时候，鉴于法院的目的是执行党的路线，法官和检察官都极注重意识形态。但是，到了上世纪8 0年代中期，一些大学毕业生被国家分配到法院和检察院工作。到了上世纪9 0年代后期，法律硕士文凭被认为是当资深法官的一个不成文的条件。

中国法官和检察官素质提高的同时，中国律师的地位也发生了改变。上世纪80年代末以前，所有律师都是政府雇员。1988年至1989年，中国出现了首家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如今，中国有律师事务所1.2万家，注册律师11.8万人(美国的人口是中国的1/4，但律师总数是中国的8倍多)。私人律师业的发展推动了整个司法系统的进一步专业化。

中国还颁布了许多旨在保护公民免受政府官员违法行为伤害的法令。2005年颁布的《公务员法》，为政府官员确立了很高的行为标准。1994年颁布《国家赔偿法》，目的在于国家对政府失误给公民法人造成的损害给予弥补。或许更重要的是，1 9 8 9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使公民能起诉国家。如今，每年大约有15万多起公民起诉政府的案件，媒体对其中几起成功的案例进行了报道。

然而，一些中国官员承认，中国的司法程序仍充斥着很多问题。法律公正的一个最严重障碍是“私人关系”。这种关系会使检察院和法院的决定受到限制。

中国的主要问题不再是缺少综合法典，而是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差距。1996年颁布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刑事诉讼法》所保证的权利常常被忽视。一些“维权”律师认为，不断揭示公正司法体系的官方目标与现实情况之间存在差距，一段时间过后，这种差距就会缩小。
监督机制更加健全

中国并不缺乏旨在促使官员正直为官的机制。中国政府各部都设有处理这种事务的办公室。另一个监督机制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政府有监察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它们负责依法查办犯错误的政府官员。

然而，尽管有这些监督机制，官员腐败的问题仍然非常严重，领导人常常把道德堕落说成是共产党的重大挑战之一。2 0多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官员贪赃枉法的机会也大增。像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那样的重大案件加深了腐败现象猖獗的看法。据官方数字，2 0 0 6年有9.7万多名官员受到惩处，其中，8 0%的官员犯有玩忽职守、贪污受贿罪，或违法乱纪。地方纪检书记都是由当地领导任命的。到了2 0 0 6年才开始实施一条新规定，即省纪委书记必须由中央政府下派任命。

个人自由日趋扩大

近年来在选举、司法独立和监督方面取得的进步是中国社会变革和个人自由扩大的一部分。

在过去20年里，大批农村人口拥向城市。直到1 0年前，中国政府对人口流动还实施严格的控制。如今，政府官员把在未来2 0年可能移居城市里的另外3亿多农民说成是帮助消除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积极力量。而且，城市居民现在可以到国外工作、留学和游玩。不到2 0年前，北京所有外国人都必须在指定地点居住。如今，外国人和当地人相邻而居。

我认识的一位共产党高官私下对我说，十年前，他这个级别的官员与美国人公开讨论民主，那是不可想像的事情。他说，如今，中国辩论的主题不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何时和如何实行民主。

中国一家大企业的董事长告诉我，在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的企业管理水平有所提高，这是中国“民主习惯”增强的另一例证。他说，国营企业，尤其是在海外上市的国营公司，总的趋势是透明度增加，董事会更独立，管理更规范。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氛围很可能在中国的商界以及身为国企董事会成员的高级政府官员中灌输更多民主思想。

与过去相比，中国领导人今天谈到民主时似乎很谨慎。批评者称，这表明政府缺乏实行政治改革的真正决心。中国的一位老政治家告诉我说，民主始终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但是他说，西方需要有耐心，要让中国人自己去尝试和探索。

关于还需多长时间才能牢固树立民主制度，中国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不一样，不过某些方面的看法是一致的。一位官员说：“没人预测要花5年时间。有人认为还要10到15年，有人则认为还要30到35年。不过，没人觉得还要等6 0年。”有人预测可能要等到2022年前后。

显然，中国社会核心的一些人正在积极思考这些根本问题。问题是这些理论是否会以及如何能变成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