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刊《国际社会主义》总第117号（2008年）刊登了英国著名左翼学者克里斯•哈曼题为《对新自由主义进行理论分析》的文章，对西方左翼已有的关于新自由主义的主要观点进行了理论反思。一般看法是，新自由主义意味着国家的退出，哈曼指出事实上西方国家战后形成的国家干预和社会福利还大部分保持着；对于当前更多的资本集中于金融业的状况，哈曼指出这并不是因为所谓的金融资本已控制了工业资本，而是因为工业资本也进入金融业，试图通过“金融化” 恢复它过去的利润率，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没有根本的矛盾，等等。作者还就一般左翼学者关于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现象、阶级状况的种种观点进行了辨析。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新自由主义的性质

在某个层面上，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从字面上来理解，“neoliberalism” 的意思是“新的自由主义”，而“liberalism” 一词在欧洲大陆（与北美相反）的意思是“自由市场经济”。因此，它是正统的“自由放任” 经济思想的复兴，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前，这种经济思想一直盛行。这种思想认为，自由市场经济会平稳运行，会稳定地生产出更多财富。所出现的一切问题都被认为是“非自然垄断”（特别是劳动力市场中的垄断）的结果，这种垄断会阻碍价格和工资的自由变动，而这种变动可以有效影响供给和需求。国家干预被认为是在歪曲经济，必须被限制在捍卫私人财产、国防以及（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货币主义者的观点）监督货币的供应这些领域。这种思想得到所谓严格的“新古典主义” 经济学理论的支持，该理论意在精确地表明自由市场总是“完全自洽的”，也就是说，所有劳动力都将得到雇用，他们生产的商品能被完全售出。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旧式的经济“自由主义”在“二战” 结束时已经声名扫地。实际上，在20世纪开始时，正如希法亭、布哈林和列宁所指出的，当“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开始让位于“垄断资本主义” 及其产物帝国主义时，经济“自由主义” 已在实践中被替代了。国家干预被认为是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基础设施所必需的（铁路在德国长期以来就是国有化的，在英国，保守党政府将电网和航空公司国有化）。后来的战时国民经济组织——最初出现在德国和日本，后来又出现在英国和美国——表明国家干预可以为收益率和积累的复苏提供基础。

一种新的正统学说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这种正统学说将国家干预说成是一种保护资本主义免受它自身损害的方法。这种新的正统学说基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部分改进了他先前全身心支持的新古典主义思想。正如厄尔•坎贝尔所指出的，“二战” 后资本采取了凯恩斯的思想，因它相信，在那个历史时期，各种限制和规则会有益于资本积累，特别是与没有这种限制的大萧条时期有关积累的糟糕记录相比，尤其如此。

凯恩斯主义的新正统学说总是受到某种抵制。少数经济学家，特别是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继续坚持旧的教义。坎贝尔宣称“绝大多数金融资本从未接受凯恩斯主义的妥协方案”，但这部分资本只占15％。政府和大企业接受了凯恩斯的思想，原因不在于工人阶级的力量迫使它们这样，而是因为在美国和欧洲主要国家，与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统治下的战前相比，政府日益增加的经济行为带来了高得多的收益率。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凯恩斯主义反映了“二战”后资本主义的现实。国民经济日益被准垄断所支配，准垄断组织与国家携起手来，争夺全球统治地位，反对建立在其他国家国民经济基础之上的准垄断。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国家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资本积累这一看似冷酷无情的趋势当中，这一趋势始于19世纪80年代。对于那些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经济学学生来说，凯恩斯主义解释了战后的经济增长。然而，正如罗宾•马修斯在很久以前所指出的，在战后的经济膨胀中，英国并没有依赖凯恩斯主义来“治疗”周期性的危机，也没有依赖更高的政府投资水平（与战前相比较而言）。

在先进的工业国，国家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它的军费开支）的一个重要副产品就是完全就业，以及工人阶级的力量达到了一定程度，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20世纪60年代，资本不得不向这种力量让步。但是，如果认为这种让步带来了令人满意的长久繁荣，就大错特错了。

作为一种经济实践（而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凯恩斯主义一直没有受到检验，直到40年后，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第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的爆发——结果表明凯恩斯主义对此无能为力。资本家同时面临着经济衰退和物价上涨的结合，即“滞胀”。凯恩斯主义者对此不知所措。就像弗朗西斯•克利普斯所指出的，他们突然意识到“没有人真正懂得现代经济是如何运行的。没有人真正知道为什么战后我们会取得这么大的增长”。在三四年时间内，作为一种正统学说的凯恩斯主义，被四十年前它排挤掉的思想的新形式所取代了。这不是说国家将无缘无故地接受一种错误的思想。

资本主义存在一种结构性危机。也就是说，原先能够很好地服务于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这一目标的政策、实践和制度，现在都失灵了。当面临下降的利润率时，资本主义抛弃了凯恩斯主义的妥协方案，因为它相信新自由主义能够改善资本主义的利润和积累状况。

在旧思想重生的第一个阶段，它采取了“货币主义” 的形式。货币主义的主要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宣称，自由市场体系的一切问题都是政府对货币供应的不适当控制所导致的。但是，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这种版本的自由市场经济就被证明是无效的，重心转向了冯•哈耶克和罗伯特•卢卡斯的版本，较之于弗里德曼的版本，他们的版本对国家干预提出了更多的批评。由于诸多原因，这些思想在资本主义的支持者那里受到欢迎。

作为统治思想的新自由主义

战后各种强有力的思想从各种民众斗争中脱颖而出，这些斗争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早期向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发出了挑战。与这些思想相对抗的主流辩护观点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已经证明资本主义能满足人们的需要。现在，这种观点在经济危机面前崩溃了。论证必须颠倒过来。国家干预现在成了问题所在，而不是解决办法。

对那些从事金融业而不是制造业的人来说，这种状况特别令人高兴，因为在新自由主义学说之下，任何赚钱的办法都被认为是对的。新自由主义将坐取利息或分红视为一种对生产的激励，因此是一种有价值的社会行为。就像尼古拉•布哈林很久以前所指出的，它是一种“食利阶级的经济理论”。

但它不只是一种单纯的护教学说。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资本家圈子内还存在一种绝望感。资本主义体系危机的最初迹象与工人日益增长的信心同时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早期，资本家已开始尝试着对这种信心进行反击。英国于1966—1970，1971—1972，1973—1974和1975—1979年，以及美国在1971——1972年，都施行了工资管制；凯恩斯主义的左翼支持者易于忽略这些措施是战后正统学说的一个内在的组成部分。但是，工资管制是无效的。它可能在一两年内起作用，但是它在工人中埋下了深深的怨恨，它激起了前所未有的战斗性，最后，它在罢工浪潮中分崩离析。

由弗里德曼和哈耶克提出的更新的自由市场方式似乎提供了解决办法。他们宣布，如果经济从市场的“扭曲”——无论这种扭曲来自国家干预，还是来自工会对“弹性” 劳动力市场的干预——中解脱出来，那么它就能解决自身的问题。自由贸易将防止国家垄断对价格的扭曲，失业将在“自然失业率”（对于防止工资侵吞利润而言，这种失业率是必需的）的层面上得到解决。

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很少只是为了获得被统治者的认同而加以散布的谎言。它们是一系列信仰，让统治阶级认识到它自身的重要性，使它的统治在自己和别人的眼中变得神圣化，并且为它提供一种自信，即相信自己可以处理自身的体系中任何明显的缺陷。在战后数十年的西方先进国家中，凯恩斯主义扮演了这个角色，就像斯大林主义在“共产主义” 国家的作用，以及“发展主义”在拉丁美洲和后殖民时期的非洲和亚洲国家的作用一样。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家干预无法阻止世界任何地方的经济危机已变得日益清楚。新自由主义成功地填补了这道意识形态的鸿沟。所以，它不但对金融资本有吸引力，对生产性资本亦是如此。

实践中的新自由主义

在意识形态的说法和信仰这种意识形态的人的实际作为之间作出区分是重要的。二者之间很少有直接联系。但是，许多评论家，包括右派的和左派的，继续就新自由主义提出各种主张，而这些主张完全不符合过去30年的经验事实。

首先，存在着一种普遍的信念，即相信新自由主义包括国家的退却。只要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家支出所占比例稍加考察，就可以否定这种观点。

就如我之前在《国际社会主义》上所指出的那样，跨国企业继续扎根于国家中。最大的跨国企业的半数资产、市场和劳动力都位于母国，它们期待国家保护它们的利益。与凯恩斯时代相比，今天的资本主义同样需要国家。通过对工人的镇压，国家干预已被用来施加压力，如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反工会法》以及使用警察镇压1984—1985年的煤矿工人罢工。不过，它也被一再用于保护各种资本，使之免受危机的影响，人们曾经认为新自由主义思想取消了这种干预方式。1979年，当克莱斯勒濒临破产时，美国政府帮助它渡过难关；20世纪80年代，它承担了谈判任务，以防止美国银行被来自拉美国家的坏账所拖垮。1998年，它资助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对冲基金，最近，它通过联邦储备银行，试图限制由于次级抵押贷款危机而给金融系统造成的损失。实际上，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府对危机的干预比60年代和50年代更多，原因很简单：这些危机更加严重。

的确，由于相信“创造性的破坏” 将会让“有效”资本从“无效” 资本的减少或消失中获利，在使用旧的“凯恩斯主义的”方法无法解决危机时，人们就试图暂时将事情留给市场处理。据说这就是沃尔克冲击——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提高利率预计要达到的目的；这也是撒切尔政府在1980—1984年间维持高利率和限制货币供应所要达到的目的；实际上，这也是统治苏联的“权贵” 们在面临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巨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时所做的。但是，在每个场合，那些在这种尝试中幸存下来的公司和资本都转而寻求国家的支持。

美国可能是新自由主义思想根基最深的发达国家。但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大多数时期，它都通过“凯恩斯主义” 的借贷方式资助了政府支出，而在凯恩斯主义时代它是不会这样做的。因为，对美国统治阶级而言，新自由主义，就它放任市场削弱既有资本而言，是为了强加给更弱国家的资本之上而有利于美国资本利益的意识形态，而它不能不受限制地应用于美国自身。

西欧、日本以及后叶利钦统治的俄罗斯遵循着相同的逻辑。相反，竭尽全力施行新自由主义实践的是南半球更贫穷的国家。在那里，当地的统治阶级——他们通过“发展主义的”战后时期巩固了他们的统治——真心地拥护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措施，希望成为来自先进工业国家的资本运行的次级合作者。但是，即使在这些例子中，也可能出现紧张关系，导致对民族国家之作用的重新重视。某些拉美国家已经出现了一种“新发展主义” 的转向——这是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顾问的指导下完成的——在经历了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之后，将“凯恩斯主义的”和“新自由主义的” 的实践结合在一起。

由于这些原因，“新自由主义” 实际上并不是对今日资本运行的精确描述。我们没有面临向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回归，这种资本主义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完结了。我们面临的是这样一个体系，它尝试着在全球范围内重建它体系的各个单元来解决它自身的问题，这些单元出现于20世纪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或“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继续扮演重要角色，想方设法为垄断资本提供便利或进行管理，即使生产的国际化使得这样做比战后几十年更加困难。

金融和新自由主义

杜梅尼尔和列维提到了保罗•沃尔克在1978年（当时他是美联储主席）所实行的高额的长期利率政策，以此来论证他们如下主张的正确性：即在过去三十年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一直是体现在“金融资本” 的利率上。他们认为，高利率“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持续存在”。这种观点忽略了经验事实。当高利率在1982年开始严重损害工业时，沃尔克降低了利率，并且长期利率的真正趋势是，在新自由主义时期的第二阶段，利率是在下降，而不是上升。

这种认为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资本分支——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的观点，很容易受到质疑。很多重要的金融机构不仅向外贷款，而且也借贷，因为它们是借者和贷者之间的“媒介”。对它们来说，重要的不是利率的绝对水平，而是不同利率之间的差额，尤其是长期利率和短期利率之间的差额。工业资本家也同时关心借款与贷款。典型的表现是，他们在各次新投资的间歇期会将盈余积累起来，并会将其贷出去以获取利息。

过去25年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剩余价值进入新的生产性投资的比例长期处于下降状态，原因在于，整个体系的利润率没有完全恢复到20世纪70年代初的水平。存起来的资本多于生产性投资——工业资本家已转向金融投资，以便利用他们的剩余资本盈利。和过去相比，如果更多的资本集中于金融业，那么，原因不在于所谓的“金融资本” 已控制了工业资本。而是因为工业资本试图通过“金融化”恢复它过去的利润率。最终，这种方法对工业资本来说是死胡同。因为只有生产性劳动才能生产出新价值，而增加的利润也来源于此。与哈维所断言的不一样，华尔街并没有取代主街。而是在今天，二者都面临着“二战”刚刚结束时所没有遇到的问题。

以强占的方式积累

大卫•哈维对新自由主义的解释集中于一些特征，他声称这些特征导致了一种新的资本积累方式——通过“强占” 的方式积累。他认为，通过强占的方式进行积累采取了多种形式。

（1）“土地的私有化和强制性迁移农业人口”；“将公共的、集体的、国家的财产权……等等……转变为专有的财产权”。
（2）“劳动力的商品化，并压制替代性的生产和消费形式”。
（3）“交换和税收的货币化，尤其在事关土地的时候”。
（4）“将所有人口降低至债务奴隶地位”。
（5）“通过操纵信贷和股票的方式剥夺资产”。
（6）“对遗传物质、等离子技术处理的种子等各式各样的成果实行专利和许可制”。
（7）以极低价格“全部收购” 在危机中已贬值的资产，这种危机得到“精心策划、管理和控制，以便让体系变得合理”，从而“允许以强占的方式来积累，同时又不会引起一场普遍的危机”。
（8）对保护劳工的制度框架反攻倒算。

哈维的列表包含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系列令人不快的特征。但是，仅仅将此描述为“强占”，并不能解释当前的资本主义体系。“强占”仅仅是一个意味着盗窃的冗长的词。当蒲鲁东在19世纪使用“财产就是盗窃” 这个习语时，它是反资本主义的战斗口号，能够表达人们对资本主义体系的愤慨；所以，哈维的“通过强占的方式进行积累” 同样如此。但是，正如马克思在1847年批评蒲鲁东的那样，以口号的形式反对盗窃与进行严格的分析并不是一回事。

哈维的分析所存在的更加严重的问题是，他所论述的所谓特别的积累包含着始终与资本积累相伴的一些特征，比如，在萧条—繁荣—萧条的循环中，一些资本被其他资本“强占”，以及对工资和工作条件的进攻。它也包括了某些资本家以其他资本家的利益为代价来扩张自己的利润的方法，如“通过操纵信贷和股票来强占资产”。这种方法并不能使整个资产阶级获得更多积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并不是一个能自动致富的阶级，它不能靠自己增加它的总资本，或生产剩余价值，一个资本家所得正是另一个资本家所失。这个阶级总体上是不能欺诈它自己的。

那些适用于一些资本家强占另一些资本家之资产的原则，甚至适用于某些形式的对非资本家人口的强占。比如，第三世界存在一种普遍现象，即将城市贫民从市中心强行迁出，以便为房地产开发商提供赚钱的机会，这种现象包含了对一些最贫穷人口的进一步压榨。但是，它本身并不会为整个资产阶级创造新的价值或剩余价值。为豪华公寓和写字楼所付的租金，来自早已存在的剩余价值，它们就搁在富有的个人或资本主义企业的腰包中。

“原始”积累

哈维认为，强占意味着“原始积累”——马克思认为它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是很重要的——继续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主要特征，实际上，它似乎是一个比通过剥削劳动力进行积累更为重要的特征。但是，对马克思来说，原始积累不仅仅是早期资本家通过抢掠来积累财富。它主要是劫掠农民的土地，从而强迫农民以工资劳动者的身份去寻找工作。它的特征并不在于剥削阶级通过暴力方式增加其财富（而以暴力方式增加财富是发生于所有阶级社会中的情况）。至关重要的是，它允许一种特定的资本主义扩张财富的方式的发展，即创造出一个“自由的”工人阶级，这些工人别无选择，只能向现在掌握着生产资料的人出卖他们的劳动力。

这种形式的“原始” 积累今天依然存在。埃及的旧地主、巴西的农业资本家、中国的地方老板以及印度刚出现的农民资本家，继续想方设法强占当地农民的土地，在他们取得成功的地方，新的无产阶级被创造出来了。但是，哈维认为这是最近几十年才出现的特征，他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正如特里•拜勒斯所指出的，殖民帝国的原始积累一直持续到战后岁月，尽管它“和西欧的国内原始积累相比，它在分离生产者和生产方式方面远远不成功”。

然而，最近几十年已出现了最残酷的原始积累形式，除了东亚，“资本的转型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成功”。在那里“数以百万计的人被驱赶出土地，这就是说，他们被有效地剥夺了土地并且被无产阶级化了”。

对哈维来说，马克思对“原始积累” 的解释没有罗莎•卢森堡的一个观点来得重要。她认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产品的需求不足，意味着这个体系只有通过吞噬它周围的前资本主义世界才能继续扩张。他认为，资本主义的问题是“积累过度”，这一问题可以通过彻底剥夺“各种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或者资本主义内部某些尚未被无产阶级化的部门”而得以解决。

但是，什么构成资本主义的外部呢？哈维的答案就是所谓的“非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世界的发展主义国家，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部门。对哈维来说，它们的资源转移到私人之手可以为资本积累提供新的资源。在提出这种观点的时候，哈维的看法与全球许多左派的“常识” 相一致，不过这是一个错误的常识。

在19世纪70年代，恩格斯已经懂得，国有化本身并不会在资本主义体系之外创造某种事物：

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夺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

在“二战”后的岁月中，所有严肃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必须将国家干预纳入考虑范围，这种干预不仅仅支持私人资本家，而且也以其自身方式进行资本积累。比如，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约阿希姆•赫什做了如下描述：
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积累进程的维持，一方面要求将个体资本积聚到一个相当大的规模，资本在某种程度上不再能在再生产过程中自行直接做到这一点。它只有通过国家机制的干预才能实现。另一方面，它也使得抵消国家干预，以保证整体上的再生产相对平衡成为必要。

读哈维的著作，你会认为，在战后几十年中，实质性的国家部门的存在延缓了积累的速度。但是，与现在相比，那时的积累率更高，以至于那一时期被神化为“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

私有化的基本原理

20世纪80年代国有工业私有化的最初提议通常是一种对“国家财政危机” 的实用主义反应——萧条使税收减少，从而给政府带来财政压力，失业迫使救济金和社会保障支出上升。出售盈利企业中的国有股份，然后再出售整个国有企业，可获得大量资金，从而解决政府的燃眉之急。正是这个原因，使1974——1979年的工党政府售出了它在缅甸石油公司和BP石油的股份。

与此相结合的是这样一种信仰：规避了竞争压力的国家垄断公司，没有大力压迫它们的工人。这种观点与一种更宽泛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这种概念在今天被一再提到，甚至被某些左翼人士一再重复，即国家的经济干预主义时期在某种意义上是建立在老板和工人之间的“福特式”妥协之上的（这种观点会被福特公司的实际行为所驳倒）。这种观点的逻辑就是：终止国有垄断并将它们推向市场，这种做法将迫使它们的管理者更加严格地要求工人，并且胁迫工人接受更差的工作条件。当然，私有化的方式经常激励管理者通过各种方式来强行提高生产力。一旦私有化后，对公司来说，将一系列行动“契约化” 就变得轻而易举，因此可以使工作能力差的工人群体不会再束缚更有工作潜力的人。本•法恩认为：“私有化已成为一种重组劳资关系的重要方式”，并且与所谓“劳动力市场的弹性”联系在一起。

不过，私有化的这种动机可能与它的用途——用作国家财政问题的短期解决方法——相冲突。国家如果想在私有化中获得大量金钱，私有企业主必须感到有望获得垄断利润。但公司的拆分——意在改组管理层和恐吓工人——将消除垄断。实际上，绝大多数公司是完整地被出售的，并且处于如下状况，即有能力向其他部门的资本要求垄断价格。

与此同时，要创造市场能自动运转这种幻象，私有化也并非是绝对必需的。将国家控制的各种机构改组为各种竞争单元（国民健康保险托拉斯、基金医院、城市学院、“自治” 学院、“代理机构”）能够设法达到相同的目标；在特定机构内进行“市场化试点” 也可以做到这一点。缩小国家干预经济的范围——目的在于在不同的、以国家为基础的（经常是国有的）公司内创造竞争——同样可以达到目标。这就是欧盟正试图在它的整个工业领域——如电力和邮政部门——做的事情。在一个国家内，比如英国，私有化的最终结果可能是全部的“私有化” 部门——如电力、自来水和铁路——被外国公司控制。

对于私有化到底有多大成效也存在许多争论。凯恩斯主义的赞成资本主义的分析家所进行的研究表明，与其他的变化——如在国有化条件下可以同样有效、或者是更加有效地引入新技术——相比，私有化是没有或很少产生收益的。

当资本主义在三十年前陷入长时间的危机时，一种危险出现了：人们会希望国家控制的工业部门能保护他们免受这些危机的影响。这种做法——将工业与国家相分离，并使它服从于市场——可以使随着危机而来的对工人的镇压非政治化，同时嫁祸于似乎自发的、自然的市场力量。

因此，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加甫里•波波夫——他在1989—1992年的动荡岁月中任莫斯科市市长——认为：
如果我们不能很快将财产非国有化和私有化，我们会遭到争取自身利益的工人们的攻击。这将瓦解改革的力量，并且使改革的未来成为问题……我们必须寻找新的、更少依赖大众的政治权力机制和制度。

20世纪80年代，英国几乎是“赠送” 式的私有化，即将公司和房产股票以低于它们实际价值的价格卖出，收到了额外的意识形态效果，赢得了中产阶级以及一些工人的支持。然而，这种支持力量与那些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谈论“威权民粹主义” 的人所声称的相比，还有差距。举例来说，20世纪80年代的一项研究发现，购买了公寓的工人不会比没有购买公寓的工人更倾向于投保守党的票。当哈维写到，在撒切尔夫人统治下，“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广泛传播，将很多原来有严格的工人阶级身份的人纳入其中”时，他是在夸大其辞。

还有另两个因素包含于私有化的趋势中。很多评论者认为，它使得通过跨国的企业合并和收购来实现企业重组变得更为容易。如本•法恩所说的，国际化的重组“已经给局限于一国所有的国有企业带来了问题”。对于参与重组活动的资本家来说，他们始终怀疑，国有合作者会从政府那里取得税收和补贴方面的好处，而这将扭曲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另外，他们担心如果被合并的公司面临经济困难，政府将在政治压力下试图把责任推卸给外国合作人。

对那些最易于在私有化中获益的人而言，私有化逻辑中的这种因素特别具有吸引力。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强加给第三世界的私有化（作为推迟还债期限的代价），能够为美国和欧洲的资本带来可观的收益。哈维十分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然而不知何故，他错误地认为“通过强占方式进行积累”这一形式是获得利润的主要方法。

外国直接投资的全球流向，表明了资本在什么地方能够获得最好收益。这些资金的三分之二流向发达国家，剩余的最大部分只有一个目标，即中国。实际情况是，拥有剩余资金的非西方国家（中国、海湾的石油国家等）已在使用这些资金去收购西方公司的“私有产权”，这表明它们知道绝大多数的收益存在于何处。
最后，私有化对某些资本家来说是非常有利可图的。它自身不能创造出更多的剩余价值，增加对工人或农民的剥削才能做到这一点，否则就只是剩余价值从一个资本家转向另一个资本家而已。不过，它确实使特定的资本家获利。他们的物质利益是与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并且他们通过拉拢、贿赂和恐吓政治家等方式来进一步推进私有化。

新自由主义对资本主义而言有多大效果？

约翰•霍洛韦断言：“资本可以在数秒内从世界的一端转向另一端。”哈特和内格里的《帝国》宣称：“通过将自己的投资场所转移到全球网络的另一点，资本可以从与特定地区的人的谈判中撤走……于是，整个劳动人口会发现他们所处的雇佣地位日益不稳定。” 对哈维来说，资本对生产的重新配置是“空间的临时性方略”之一，资本以此方式对过度积累作出反应：“资本的地理流动性允许它支配全球劳动力，而劳动力的地理流动性是受到限制的。”通过技术变革，“海外生产变得可能，对利润的追求使它更加可能。在美国，一波接一波的非工业化浪潮席卷了一个又一个工业部门和一个又一个地区”。他宣称，这种状况使得资本能将越来越不稳定的工作形式强加到工人头上。

提出这幅图画并不是新自由主义的左派批评者的专利，它也出现在那些抛弃了左派而拥护某种“第三条道路” 的作者的著作中。哈维的某些段落几乎是来自安东尼•吉登斯或曼纽尔•卡斯特利斯的著作。

我此前已对哈维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并且无意在这里再次提出证据。但是，某些重要观点需要提及。

（1）金融资本可能是完全流动性的，但工业资本是固定在建筑、机器和维持机器所需的有形的基础设施上。它不是说动就能动的。哈维至少承认这一点，但这并没有让它破坏他关于不稳定性无情扩张的故事。

（2）近期工作机会减少的主要原因不是通过签约把工作机会转向了国外。蒂姆•克什兰已分析了美国的投资情况，并得出结论说，1991—2004年间，美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仅占那些公司全部生产性投资的7．4％，而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仅占2．5％。另一研究表明，在1993——1998年间，美国制造业雇佣的人数从1680万增加到 1760万，几乎恢复到了 1989年最高峰时的1800万的水平。随着这一最高峰而来的是“战后历史中制造业就业人数的最大暴跌”。这一暴跌不是由于大量进口商品或服务导致的，而是由于“在强大的生产力增长面前，国内需求增长不充分”以及“美元坚挺而导致美国出口乏力”的结果。

（3）资本如果缺少了某种有技能的工人就不能维持，并且偏爱有某种工作责任感的工人。雇主花了不少时间训练这些工人，只要可能，雇主是不乐意损失这些人的。无论是在不太发达的国家，还是在先进的工业国，都是如此。

（4）西欧的经验证据并没有证明，不稳定的工作正在稳步地、冷酷无情地增加。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这种工作在数量上有一个“实质性的”增加，但在1995—2000年间，永久工作的相对比例（82％）和非永久工作的比例（18％）几乎没有变化。在不同国家间也有巨大的差别。尽管英国被认为是欧洲新自由主义最盛行的国家，但在1992年对不稳定工作的测算表明，它仅占工作总数的16％，而西班牙则占 35％。在 20世纪90年代这种工作实际有所减少，因此，2000年的一个调查表明，仅有5％的英国雇员订的是临时契约。在同一个工作场所工作超过十年的人的比例从29％上升到 31％。

（5）很多被混淆为“不稳定”的工作是长期的、永久性的工作。的确，有大量兼职工作绝不是临时的。许多短期契约工作实际上也是永久的。短期契约的工人事实上是在永久工作，他们的工作期满后都会按惯例续约。

（6）经常出现的情况不是工人正丧失向雇主施加影响的能力，而是雇主正想办法削弱工人对能做到这一点的信心。在工会发动运动时，“所有雇主中超过一半的人威胁要关闭部分或全部工厂”。但后来的情况是，“只有不到3％的雇主全部或部分关闭了他们的工厂”。
换句话说，雇主的利益在于竭力强调工作是多么不稳定，以便挫伤工人的士气，并且减弱他们的抵制强度。左派的任务不是夸大这种不安全感，而是指出与此相反的因素，这些因素为工人提供持续不断的力量，当然他们必须有信心展示这种力量。

新自由主义、福利国家和社会工资

绝大多数反新自由主义的著作都作出这种假定，即我们正经历一个“国家从社会福利退却”的时期，就像哈维所指出的那样。但经验证据再次不支持这样的说法，对先进国家来说更是如此。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几十年中，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就像国家的总支出一样，反而倾向于不断增长。

自从1995年以来，欧洲主要国家在“社会保障” 方面的支出基本固定不变，它随着失业率的变动而小幅上升或下降，并且在美国近来的大多数衰退中，支出也没有降到原先的衰退时那么低，尽管克林顿任期内实行了“福利改革”。安瓦尔•谢赫的一个分析计算了一些国家的“社会净工资”——工人从社会支出中所获得的部分减去他们所付的税，他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瑞典的社会净工资总和在整个GNP中所占的比例比60年代或70年代更高；美国的趋势也是如此。

谢赫的分析也指出了非常重要的一点。“社会工资”的支出总是来自于对普通工资的课税。实际上，它相当于在工人阶级内部进行的工资再分配——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美国，当社会净工资是负数时，它等于是工人为国家提供了补助，而不是相反。在提到各国的差异时，他写道：

与美国不一样，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家的社会净工资率普遍是正的。德国和英国的比率最高，尽管它们平均只占GDP的5％和工资总额的 8％。在瑞典这个福利国家的典范中，在繁荣时期平均净工资也为零。
在过去三十年中，各国政府都不断尝试削减社会支出。实际上，在英国，反对削减社会支出的斗争早就开始了。而这种支出仍然在不断上升，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

部分原因与反对削减支出的斗争相关联。只要政府依赖于资产阶级民主中的选举，它们就不能完全忽略它们的政策对人民大众的生活的影响。所以，在英国，国民健康保险组织在连续几次大选中的突出地位，使得新工党增加了流向它的GNP比例。哈维在确定新自由主义化的程度时，正确地强调了“阶级力量的平衡”。但那不是整个故事的终结。资本主义的几个特征迫使它支付社会工资，即使它很不愿这样做。

作为统治阶级的资本家只有通过剥削人民的劳动能力（他们的“劳动力”）才能发财。这种能力会因为疾病、事故和营养不良而受损。所以资本家必须为保持工人身体健康而操心（即“劳动力的再生产”）。这需要为工人提供健康保健，并为工人提供资助，使他们能度过失业时期，使得他们在经济复苏时可供剥削。

现代资本主义也必须关心下一代劳动力的培养，并保证劳动力有合适的教育、训练和工作培训，使之可供有利可图的剥削。这样，资本主义的辩护士就要关心劳动力的“人力资本” 和学校所提供的教育“附加值” 的量。最后，它不只是一个身体健康和才能的问题，它也是一个士气问题。资本家需要的是心甘情愿接受剥削的工人，就像农民需要心甘情愿的奶牛一样。如果工人认为他们到了退休年龄可能会饿死的话，那么就不能指望他们带着献身精神去工作。就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中，除了生理因素外，还有历史和社会所决定的因素。

英国福利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是布尔战争时期所发生的恐慌。当时人们发现，想参军的很大一部分人并不十分适合参战。安•罗杰斯已概括出了中上阶级的反应：
有一个重要的信念：如果英国想成功地与德国和美国竞争，那么改变是必要的。无论这种说法是由费边主义者还是自由党帝国主义者所阐述的，关注的焦点都在贫困给社会所造成的损失上，而不是它给个别工人所造成的悲惨状况上……想改善工人阶级健康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工厂和军队需要更健康的劳动力。

这就是1906年自由党政府批准养老金和学校餐条款时的背景。

但劳动力不像其他商品那样在被买卖时是消极被动的。资本家眼中的“劳动力的复原”对工人来说是获得闲暇、娱乐和创造力的机会。存在着关于社会工资的斗争，就像关于普通工资的斗争一样，即使从一定程度上而言，两者对资本来说都是必要的。

这使得资本难以根据与它狭隘的经济需要相适合的方式来重新设计福利国家。这种方式包括保持甚至扩大福利国家——它们对于生产性劳动力的维持和再生产来说是必要的，同时缩减或取消“非生产性” 的支出，如对慢性病人、严重残疾的人和退休人员的照顾。对剩余价值的竞争性榨取要求继续维持福利国家的某些部分。通过资产阶级民主来维持权力的政治现实，使得取消福利国家剩余部分成为不可能。

这就是市场国际化、市场试点、外包、私有化、鼓励私人退休金和所有其他措施的原因。它们是这样一种机制，即意在让社会福利进程非政治化，从而使它一方面更容易拒绝那些不值得享有它的人，另一方面，向在享有福利的部门工作的工人施加压力。

反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含混性

如果我们一致认为市场化、私有化和工作的不稳定性是糟糕的，那么为什么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还这么重要呢？原因在于，当我们进行回击时，错误的分析导致严重的错误。如果积累的中心正逐渐从剥削转向“强占”，那么战斗的焦点就从工人阶级转向生产过程的边缘人。如果几乎所有的工作都被视为是不稳定的，焦点的改变就会变得更加明显，因为雇主能够打发走任何不服从的工人。

这种分析强调的是与阶级运动相对的“社会运动”。在得出这种结论方面走得最远的理论家是拉克劳和墨菲，他们写道，“在第三世界，社会斗争所呈现出的多元决定论”导致“与严格的阶级界限关联甚少的政治身份的建构”。哈维反对这一结论，经常坚持阶级是对立的中心，但他的理论框架赞同的解释与拉克劳和墨菲的大同小异。这有着重要的实际含义。社会运动斗争很容易迅速高涨，然后几乎同样迅速地回落，因为它们不是建立在这样一些人的基础之上：这些人在资本主义生产结构中的地位，将他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向他们提供抵抗这一体系的力量。俗话说，社会运动“升如火箭，降如滚木”。留下的只是太虚弱的组织，不能达到它的目标。社会运动的参加者往往得出结论，认为一场斗争不可能导向胜利，并且往往寄希望于现存社会内部的改良，无论是通过旧式的改良主义的和民粹主义的政党，还是通过非政府组织。

在这方面，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法乌斯托•贝尔蒂诺蒂的观点是有教益的，它们被用来证明他的转向的正确性，即转向加入罗玛诺•普罗迪所领导的、拥护资本主义的“中左翼” 的联合政府。他的转变发生在示威浪潮——这一浪潮发生于热那亚八国峰会抗议活动（2001年7月）和伊拉克战争开始（2003年3月）之间——开始下降之时，也是在未能获得足够票数对工人权利进行公投从而让它成为法律之后。他把意大利的民众运动描述为正有完全失败的危险，因为不稳定的工作已经削弱了人们回击的能力：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基本特征就是它的不稳定性。它决定着人们用于劳动和生活的时间、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它甚至力图改变人们的生活。

重建共产党的转变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投降或背叛，关键是他说服成千上万的行动者接受他的观点的能力。这是可能的，因为重建共产党长久以来就被某些自治论者和欧洲共产主义者的观念所影响，这些观念认为，工人阶级的力量已被资本主义的流动性及其所产生的非工业化和“不稳定性” 永久地损坏了。社会运动被视为获得进步的惟一方式，当它们也走向衰落时，惟一的希望似乎是进入政府，这至少可以使政府从“新自由主义” 的立场上发生一点转变。在2001年12月到2002年1月发生大动乱之后的阿根廷，某些准自治主义左翼就是这么做的。一旦失业工人和民众的社会运动的浪潮平息后，容易作出的选择似乎就是当基什内尔政府偏离了十年前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时，选择与之合作。

这种转变——从激进的反对到通过政党和政府（它们试图管理资本主义体系）的方式来工作——受到“凯恩斯主义的”资本主义是“好的”和“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是“糟糕的”这种概念的鼓励，或者受到如下对比的鼓励，即不关心工人的“金融资本”和被认为关心工人的“生产性资本” 之间的对比。事实是，与凯恩斯主义全盛时期一样，今天的资本也利用国家——实际上，就它面对着更多需要干预的危机而言，更是如此。当遇到这种问题时，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不能指导实践。与战后几十年的不同之处在于，资本急于中止对许多进步改革的支持——而在此前有可能获得利润的时代，它是赞成这种改革的，国家则对此作出相应的反应。

这导致左派使用“新自由主义”一词时出现含混性。这个词只能用来表示当前的体系中很多政府措施的负面特征——在当前阶段，对改良的反对已取代了进步的改良，抽出资本也是可能的，同时不会引起20世纪40年代末期到70年代中期那样的许多斗争。但这个词也能够用来增强一种幻觉，即这一体系的一部分在运行时的少量变化，就是改善民众状况所需要的全部了。由于同样的原因，那些将他们的斗争视为“反新自由主义” 的人，也可能因此视这种斗争为“反资本主义” 的，但他们也就很容易滑向与这个体系妥协。修辞和标语在政治中有其作用，但是，它们不能代替关于敌人以及如何与敌人斗争的明确主张。在这个屡次发生危机的时期，当民族国家和资本家企业的竞争压力导致了对工资、社会工资、工作环境和工作的更多攻击时，我们需要更多这种明确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