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民主政治学者那里，谈民主“言必称美国”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然而，2016年的美国大选，特朗普以绝对优势胜出，让许多学者始料不及。事实上，在国会大厦前拉开的“民主之春”运动早就已经为2016年美国民主这不平凡的一年拉开了帷幕。在这一大选之年，“邮件门”“健康门”“性骚扰门”等丑闻不断，让人目不暇接。大选结束后，新晋总统特朗普的就职典礼备受冷遇，抗议的人群却热火朝天，甚至引发暴力行为。人们不禁要问，美国的民主怎么了？

　　从2016年美国民主发生的种种乱象出发，结合美国民主制度长期以来积重难返的弊病，我们发现，美国民主之所以陷入困境，实际上是其长期以来形成的资本主义民主在政治制度的“硬环境”和意识形态的“软环境”两个方面不断恶化的结果。

　　美国民主种种乱象的核心在于资本对民主的控制，并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领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从而引发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矛盾，并以新的形式呈现出来。在自由的名义下，资本家越来越肆无忌惮地通过资本控制民主，用“一股一票”的经济原则影响“一人一票”的政治原则，这是美国民主最根本的特征，也是由它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在2016年大选当中，人们看到的是愈演愈烈的金钱政治、资本游戏、政党分赃的政治实践，这已经成为美国特色资本主义民主每次大选上演的常规曲目。事实上，进入21世纪，“占领华尔街”“民主之春”等运动就是在直接地表达选民对资本控制选举的不满，揭示了资本与民主之间的矛盾与紧张。

　　在分析发展中国家在政治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时，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提出了著名的“政治衰败”理论，用来解释发展中国家因为经济发展、社会动员和制度供给不足等多种因素而出现的政治失序、动荡，甚至暴乱的现象。没想到半个世纪后，这一概念却被他的弟子弗朗西斯·福山用来描述一向被一些人视为民主“灯塔”的美国。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之所以福山痛批美国的政治衰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国家的民主制度。

　　长期以来形成的“否决型”体制越来越变本加厉，严重影响国家治理的能力，导致美国出现政治衰败。美国宪政民主的制度设计，强调了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决定了“否决型”民主体制的安排。在国会当中，参议院代表了地区之间的平衡，它可以制衡按人口比例产生的众议院。不仅如此，即使是参众两院都通过的法令也可能会遭到总统的否决。即使参众两院同意并经总统签署的法令，仍然可能被最高法院判为违宪。对于这种体制，美国学者罗伯特·达尔早就指出，因为美国政治体制中的否决点太多，美国的宪法几乎不可能得到更加民主的修正，在事实上造成了美国人在公民权上的不平等。福山则直接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一书中，将这种体制归结为“否决型体制”。在他看来，美国这样一个民主国家正在堕落为一个“相互否决”的国家，而且，这种相互否决的体制正在创造越来越多的否决点，使得美国无法解决很多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正是美国的这种否决型体制，导致美国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下降，出现政治衰败。

　　这种否决型体制的弊端，在两党党争的情况下被不断放大，直接影响到行政官员的任命、公共政策的制定等各个领域，不仅引发聚讼纷争，而且朝令夕改的政策也降低了国家治理的效率。受政党分肥的政治传统的影响，美国重要的行政职位具有很强的党派性。民主党虽然在参议院中并不占多数，但却在很多人选上不断狙击特朗普政府，使特朗普政府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难产的政府之一。教育部长贝特西·德沃斯的任命，创造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50∶50的选票，最后只好由副总统彭斯到参议院投下一票才得以通过。公共政策上也是如此。作为奥巴马政府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医疗改革方案在通过的过程中就产生过重大分歧，遭到共和党人的激烈反对。通过以后，奥巴马被26个州告上法庭，最后最高法院以5∶4的微弱优势使得医改法案得以苟延残喘。即便如此，2017年1月20日，刚刚就任总统几个小时的特朗普，就在白宫签署了他的第一份总统行政令，废除了奥巴马的医改方案。这一系列的混乱既有否决型体制的原因，也有两党之间党争的因素。

　　我们知道，多年来，美国以自由民主的代言人自居，在国内全面推行代议民主和精英统治，在国际上推行新自由主义。但是，这些举措在2016年均受到挑战，民粹主义全面反对自由民主的代议制、精英统治和新自由主义，成为“自由民主内部最成功的反对者”。民粹主义高举“人民”的大旗，挑战代议制民主，甚至主张取消一些中间性机构，让政府直接倾听人民的声音，这实际上是对美国民主长期脱离人民的一种批评。

　　文化多元撕裂社会共识在美国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在2016这一年，美国政治文化的撕裂不断加剧，甚至出现了意识形态的极化现象。一般来讲，民主被认为是人们和平地达成共识、解决冲突的重要手段。然而，美国的民主却远没有做到这一点。在性别、族群、宗教、道德等多个问题上，美国民主存在着文化的困境，形成了民主一致性与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冲突与紧张。在2016年大选当中，人们不仅没有达成共识，反而在诸多问题上针锋相对，甚至出现极化现象。

　　意识形态的极化直接引发了各种形式的对立行动。在种族平等方面，不仅美国历史上有声势浩大的黑人民权运动，而且直到今天，美国民主仍然面临着严重的种族问题，“塞尔玛游行”“黑人的命也是命”等运动就是这种紧张与冲突的表现。在此次大选当中，特朗普和希拉里两位候选人在同性恋等少数族群问题上的对立不仅反映了美国文化的多元性，同时也使人们在这些问题上的对立更加尖锐化。特朗普就任后发布的所谓“旅行禁令”让全国舆论一片哗然，也引起了一些大公司的激烈反对，最终被告上法庭，使得刚刚颁布的禁令就被取消。

　　实际上，越来越多的人对美国民主的种种问题及其表现感到悲观。2015年7月28日，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就非常失望地表示：“美国已经不再是民主国家了”。新鲜出炉的“经济学人智库”2016年民主指数也印证了这一说法。这是一个有着明显西方特色的民主指数，然而，在这个指数当中，美国的民主得分近10年来首次低于8分，跌出所谓的“完美的民主国家”行列，堕落为“有瑕疵的民主国家”。

　　（作者：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