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乏力、贫富分化严重、政治极化现象加剧，同时民粹主义高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右翼极端主义思潮沉渣泛起。这些现象表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日益激化，资本主义危机呈现一系列新表现、新特征。在这些国家，虽然一些政治势力试图通过指责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干预等方式转移国内民众视线、转嫁危机，但无法改变当代资本主义危机不断加深的总体趋势。

　　经济复苏困难，治理政策乏力。国际金融危机给资本主义国家带来巨大冲击。为了应对危机，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拨付巨额财政资金救助大型金融机构，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然而，这些措施只能暂时避免金融秩序崩溃，对推动经济复苏的效果有限。而且，由于动用国家信用为破产的私人垄断资本背书，政府债务不断攀升。美国政府债务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6年的61.8%上升到2016年的106.1%，欧元区的这一比重从67.4%上升到89.3%，日本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2016年超过250%。巨额政府债务又埋下了新一轮金融危机的隐患。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有的欧洲国家因外债负担过重陷入濒临破产的窘境，另一些欧洲国家以及美国、日本的政府信用也不断下降。面对这一局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在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之间摇摆。以美国为例。2008年之后，美国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一方面具有新自由主义倾向，如收购数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稳定金融衍生品市值等；另一方面又具有凯恩斯主义倾向，如相继通过了经济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医疗保险改革法案、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等。但随着金融市场逐步稳定，美国转向主要依靠新自由主义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此举虽然暂时维持了经济稳定运行，却没有改善中下层劳动者的就业状况。民主党的施政能力因此饱受质疑，共和党内部也开始分化。欧洲和日本面临的经济政策困境更甚于美国，更不用说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了。

　　贫富差距扩大，政治极化加剧。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和欧盟最初采取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受到多方阻挠和冲击，经济复苏和民生改善效果大打折扣，劳动者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福利也不同程度被削减。比如，美国缩减公立大学教育经费，英国宣布取消强制退休规定，德国、葡萄牙、荷兰等国相继减少医保投入。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重新抬头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分化。美国最富有的1%阶层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比重从1978年的9%上升到近年来的20%，欧盟、英国和日本等国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也出现了长期停滞。正因如此，美国爆发“占领华尔街”运动，欧洲各国的罢工潮风起云涌，许多民众对资本主义的信任度下降。二战后很长一段时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依靠增加工人工资、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的方式来缓解阶级矛盾，让劳动者继续创造剩余价值，为巩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构建物质基础。然而，随着经济增长放缓或停滞，资本家关注的已不是如何做大“蛋糕”，而是如何增加自己的份额。这使普通劳动者的实际收入陷入停滞甚至负增长。经济政策纷争又加剧了政治极化现象，严重制约着政府推动经济复苏、增加民众福利的能力。普通劳动者尤其是失业年轻人普遍对本国政党感到失望，对国家的未来和自己的前途失去信心。

　　软实力下滑，国际影响力衰退。软实力是一个国家通过非强制手段获得他国认同与支持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它同以经济和军事为基础的硬实力紧密相关。近年来，随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陷入低迷，其软实力也开始下滑。特别是拥有强大经济和军事实力的美国，在“9·11事件”之后企图依靠硬实力重塑世界秩序，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但结果却适得其反，不仅没有实现重塑世界秩序的目标，反而使其软实力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折和侵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美国经济制度的神话，暴露了金融高管的贪婪与腐败、金融监管的失效以及美国政府对金融寡头的偏袒庇护。这在美国国内引起普通民众的震惊、失望和愤怒，在国外加剧其国际影响力衰退趋势。欧洲和日本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更多，经济持续低迷，软实力下滑同样严重。虽然这些国家可以凭借强大的金融资本操控大众媒体、输出意识形态，甚至依托军事霸权和金融霸权转嫁危机、维持软实力，但这些做法难以长期持续，无法改变经济下滑、软实力也必然下降的客观规律，更难以弥补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口号和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

　　综上所述，当代资本主义危机日益严重并呈现一些新特征。虽然一些发达国家竭力转嫁危机、拯救本国经济，却无法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及其根本缺陷，难以阻挡资本主义危机的循环和恶化。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下，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富分化将进一步加剧，中产阶层规模将进一步萎缩，经济政策将长期面临困局，政府信用将继续被垄断资本绑架并不断恶化，政治极化现象仍将持续并可能进一步加剧。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