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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凸显英国种族不平等

作者:李靖堃 文章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8期 时间:2021-10-18

[摘要]英国长期存在着严重的种族不平等和种族歧视问题,但并未引起广泛关注。新冠肺炎疫情让这一问题暴露无遗:少数族裔的新冠病毒感染率和死亡率均远远高于白人。少数族裔在教育、就业、医疗和政治生活等多个领域受到了不平等待遇,其根源在于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种族主义,近年来右翼民粹主义的泛滥,以及英国政府多年来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是一次公共卫生危机,它还暴露了英国的多重社会问题,而这正是其自身政治制度内在矛盾的必然反映。

[关键词]英国;新冠肺炎疫情;种族不平等;结构性种族主义

 

2021年3月31日,受英国政府委托成立的“种族和民族不平等委员会”发表了针对种族不平等问题的评估报告,报告指出,没有证据表明英国存在制度性或结构性种族主义。该结论由于与事实严重不符而受到了英国国内各界和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事实上,自2020年3月新冠肺炎疫情在英国发生以来,贫困人口受到的影响远超普通人群,其中,少数族裔更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其感染率和死亡率均远超英国白人,与此同时,他们在生活水平和就业等方方面面受到的冲击也更加严重。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暴露了英国社会持续存在的种族不平等问题,而且还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平等。

 

一、社会经济背景:英国社会普遍存在阶级与阶层不平等

受脱欧与新冠肺炎疫情双重影响,2020年英国经济出现严重衰退,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了9.9%,当年末国内生产总值为1.96万亿英镑,但英国仍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然而,在英国这样发达的国家,阶级与阶层的不平等问题却非常突出。尽管就阶级划分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社会经济结构发生重大转型,“工人阶级”的概念和构成也随之发生很大变化,产业工人特别是从事体力劳动的非技术工人所占比例大幅下降,因此英国对于“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的界定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工人阶级的范畴也十分宽泛,甚至有将近半数的“中产阶级”也将自己认定为“工人阶级”。与此相应,大多数统计数据均以职业类别作为阶级阶层的划分标准,与马克思主义阶级划分标准相去甚远。但是,这种含糊的阶级与阶层划分方式并不能抹杀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状况,不能抹杀整个社会存在的巨大财富鸿沟和严重贫富不均,不能抹杀英国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这个事实。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近十年来,英国家庭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基本稳定,保持在0.35左右,但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前上升到0.363(2020年3月),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点,而且比20世纪80年代的平均值增加了6.1个百分点,说明贫富差距呈现加大趋势。而从横向比较来看,这一数据不仅高于欧盟的平均水平,而且,在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中,仅比美国等五个国家的基尼系数低(2019年数据)。

不同阶层占有财富的比例更能说明英国存在的巨大贫富差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进行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受益于一系列社会改良政策,工人阶级的薪酬普遍得到提高,不平等状况得到很大程度缓解:最富裕的10%家庭拥有的财富所占社会总财富的比例从20世纪初的90%下降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50%。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贫富差距再次拉大,不平等问题重又尖锐起来。特别是自金融危机开始到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前的这段时间,这种趋势有增无减。2008年到2018年的10年间,英国最富裕的10%的家庭和最贫困的10%的家庭拥有的财富差距从37万英镑扩大到了140万英镑。2018年的数据表明,最富裕的10%的家庭和最贫困的10%的家庭拥有的财富在社会总财富中所占比例分别为45%和2%,且前者财富的增长速度是后者的4倍。另外还有研究表明,最富裕的1%家庭拥有的财富占到了英国社会总财富的23%,而最贫穷的10%的家庭拥有的净财富为负数,即其负债超过资产,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最富裕的1%的家庭人均拥有的净财富高达500万英镑。

除了贫富差距,英国的贫困人口比例也很高。2019~2020年,英国共有贫困人口1450万,占总人口的22%,这一比例高于欧洲国家的平均水平。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加大了低收入家庭的负担,从而可能使更多英国人陷入贫困,加剧贫富分化。

 

二、种族不平等与种族矛盾问题积重难返

种族不平等根源于阶级与阶层的不平等。英国是一个多种族混居的国家。从种族构成来看(2019年),白种人占856%,少数族裔占14.4%,其中,亚裔占7.5%,黑人占3.4%,混血族裔占1.7%,其他族裔(如罗姆人)占1.8%。从长期趋势来看,英国的少数族裔人口所占比例呈上升趋势,说明其人口构成较十年前更加多元化,但是,这种多元化非但没有消弭种族不平等和种族歧视,相反,正如英国平等与人权委员会2016年8月发布的一项关于种族平等状况的调查报告所称:“英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种族不平等问题正在恶化。”与此同时,白人与非白人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也有不断加剧的倾向,在英国脱欧和新冠肺炎疫情等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背景下,这一倾向更加突出。

(一)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的种族不平等

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少数族裔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其受到的影响十分严重。数据表明,少数族裔的感染率和死亡率均远超英国白人。从感染率来看,黑人的比例最高,而白人的比例最低:黑人女性的感染率是白人女性的2倍多,而黑人男性的感染率则是白人男性的将近3倍。从死亡率来看,少数族裔是白人的2倍,其中,黑人的比例最高:在英格兰,非洲裔黑人男性和女性的死亡率分别是白人男性和女性的3.8倍和2.9倍(截至2020年7月),孟加拉裔和巴基斯坦裔男性和女性死于新冠肺炎的比率分别是白人男性和女性的1.8倍和1.6倍。

英国国家统计局将上述差异归结为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事实确实如此,无论是总体经济状况,还是在社会以及公共政治生活等各个领域,少数族裔都面临着与白人之间的巨大差距和不平等待遇,而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的上述问题仅是英国种族不平等问题的一个缩影。

(二)经济、社会与政治等多重领域的种族不平等

英国的种族不平等首先体现在收入和财富的差距方面,同时也体现在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就业、刑事司法及社会政治参与等多个领域。

第一,在收入与财富方面,少数族裔与白人之间的差距巨大。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白人家庭是最富裕的群体,非洲裔黑人家庭则是最贫困的群体,二者的中位数财富净值相差9倍。就具体财富分配情况来看,非洲裔黑人的家庭财产为每个成年人平均23700英镑,孟加拉裔为31000英镑;白人与加勒比黑人混血族裔为42000英镑,而白人的家庭财富则为每个成年人197000英镑。此外,在2008~2018年间,最富裕和最贫困的种族之间的财富绝对差距持续扩大。而且,根据当前的政策和趋势,也看不到这一差距有缩小的迹象,换言之,财富鸿沟可能仍将持续加大。

收入情况也是如此,与英国白人相比,孟加拉裔的年均家庭收入要低35%,巴基斯坦裔的家庭收入低34%,非洲黑人低22%。如果将住房成本计算在内,则这一差距就更大,如孟加拉族裔比英国白人族裔的家庭收入要低44%。而住房状况也反映了少数族裔与白人之间的贫富差距:有58%的英国白人拥有住房,而大多数少数族裔家庭都没有住房,其中,孟加拉族裔和黑人家庭拥有住房的比例只有25%。

此外,从贫困状况来看,2016年8月英国平等与人权委员会发布的英国种族平等状况调查报告表明,少数族裔生活贫困的概率为35.7%,远高于白人的17.2%。

第二,在教育方面,尽管总体上看,近年来,少数族裔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有所提高,特别是中小学的入学率几乎与英国白人不相上下,但在其他很多方面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例如,加勒比黑人族裔以及混血种族儿童的永久失学率是英国儿童平均失学率的3倍。而在高等教育方面,少数族裔与英国白人的差距就更加明显。例如,他们进入罗素大学集团罗素大学集团(The Russell Group)成立于1994年,由英国最顶尖的24所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组成,是全世界产生诺贝尔奖得主最多的著名高校联盟,代表着英国大学的最高学术水平。的比例较低,只有6%的黑人中学毕业生能够进入这类大学学习,而白人学生的比例为11%。另外,有很多少数族裔学生在学校都经历过种族歧视,平等与人权委员会的一项调查表明,有高达1/4的学生知道同伴曾经经历过种族歧视。另外,有研究表明,在校园发生的仇恨犯罪事件中,有71%与种族有关。

第三,在就业方面,少数族裔的处境比具有同等资格的白人恶劣得多。除了在求职时遭遇的各种显性和隐性歧视,“失业率更高,工资更少”则是就业不平等的突出体现。从失业率来看,数据显示,英国少数族裔的失业率高达12.9%,远高于白人的6.3%,换言之,相较于拥有同等学历的白人,黑人、亚裔等少数族裔的失业率要高出2倍多。而少数族裔女性在就业方面面临的不平等境遇就更加严重,例如,相较于白人女性72%的就业率,巴基斯坦裔和孟加拉裔女性的就业率分别只有37%和31%。在薪酬方面,拥有高中学历和大学以上学历的黑人雇员平均薪酬较具有同等学历的白人分别低14.3%和23.1%。此外,少数族裔还多从事风险系数较高的职业,这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第四,在刑事司法方面,少数族裔更容易成为犯罪行为的受害者。种族问题是导致大量犯罪行为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在英格兰与威尔士,在登记在案的仇恨犯罪中,有82%与种族歧视有关,其中黑人被谋杀的概率是白人的2倍。此外,相较于白人,少数族裔在司法系统中受到的待遇普遍更加严苛。少数族裔被警察拦截并被搜查的概率比白人要高很多,其中,黑人被警察拦截的比例是白人的8倍,遭到起诉和审判的概率是白人的3倍。因此,少数族裔普遍安全感较低。

第五,在社会地位方面,少数族裔与白人也相差甚远,这尤其表现在政治参与方面。少数族裔的参与程度较之前确有较大提高,但与其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仍不匹配。2019年议会选举中,下院议员中只有10%为少数族裔(65名,如果按照少数族裔占英国人口的比例分配则应为93名);上院中,少数族裔议员更少,仅有50名,占6.3%,内阁成员也只有3名是少数族裔。而在地方议会和地方政府中,少数族裔成员的比例均低于当地的人口构成比例。概言之,在除了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和社会工作之外的其他公共部门,少数族裔所占比例都比较低,特别是在司法系统。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来自少数族裔的警官比例只有6.6%,法官只有6.8%,监狱官员只有6%。而在工作岗位上,少数族裔获得晋升的机会也很少,只有8.8%的少数族裔能够晋升到经理、主管、高级官员等管理岗位,其中黑人的比例仅为5.7%,而白人的比例为10.7%。

(三)脱欧与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种族矛盾与种族冲突升级

英国的种族矛盾和种族冲突程度尽管没有美国那样尖锐,但由于种族矛盾而出现的各种形式的抗议以及针对少数族裔的恶性犯罪事件十分频繁,而且呈现不断恶化的趋势。据统计,2011~2012年,有记录的种族仇恨犯罪为35944起,而2018~2019年激增到78991起,是2011~2012年的2.2倍;2019~2020年尽管略有下降,但仍高达76070起。在此期间,英国脱欧是重要节点:在2016年6月23日公投日之后的数周内,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种族仇恨犯罪较2015年同期增加了20%,而2016~2017年的种族仇恨犯罪比上一年增加了26%。原因在于,英国脱欧进一步助推了一部分英国人的排外及反移民心理,从而加剧了不同族裔的分裂。而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针对亚裔的恶性犯罪事件急剧上升:仅2020年3月一个月,针对“东方”面孔的仇恨犯罪就有101起,是上一年同期的3倍。而“舆观”(YouGov,一家网络调查公司)2020年6月的一次民调显示,有76%的中国人经历过种族侮辱,是所有少数族裔中比例最高的。

综上可见,英国的种族不平等程度之深,种族歧视范围之广令人震惊,在它们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

 

三、英国种族不平等将长期存在并可能激化

如前所述,英国的种族不平等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涉及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方方面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在于英国社会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种族主义,也有近年来右翼民粹主义思想泛滥,以及英国执政者多年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缘故。

(一)结构性种族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历史产物,种族不平等将长期存在

种族主义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近代以来随着殖民扩张和资本积累而形成的历史的产物,结构性种族主义就是这一历史产物的现代表现形式。对于何为“结构性种族主义”(structural racism),学界目前尚无统一认识,也有人将其等同于“制度性种族主义”(systemic racism)。综合多个文献来源,在本文中,“结构性种族主义”指的不是少数人或少数机构的种族歧视观念或行为,而是指深植于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之中,并体现于整个社会以及国家经济和政治体系之中的种族歧视观念和行为,尤其是白人群体对非白人群体的歧视。既然结构性种族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因此,不摆脱资本主义就无法摆脱种族歧视和种族不平等。

在英国,结构性种族主义在个人以及机构层面均有明确表现。

首先,在个人层面,白人种族优越感普遍存在,关于少数族裔的刻板形象一直“深入人心”,对亚裔、黑人和穆斯林人士更是如此,导致少数族裔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遭遇偏见、歧视或种族暴力的情况十分常见。这不仅源自对所谓“他者”和“自我”的心理认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源自英国的殖民历史和殖民主义传统造成的“白人优越感”,也就是一种关于种族等级制的集体观念。在这种观念中,英国白人处于最上层,而穆斯林等少数族裔处于最下层,这一观念迄今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观。2017年“英国社会态度调查”(British Social Attitudes Survey)对种族偏见问题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1983年以来,认为自己“具有某种程度种族偏见”的被调查者比例一直保持在25%~33%之间,1996年之后这一比例甚至有所上升。该调查认为,由于人们通常并不认为“种族偏见”是一种积极立场,因此,实际持有这一态度的比例可能还会更高。另外,根据《卫报》(Guardian)2018年的一项调查,少数族裔在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中面临大量种族歧视,特别是在餐馆、商场等公共场所。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特别是英国在脱欧与新冠肺炎疫情双重打击下经济形势低迷,导致一部分人将少数族裔和外来移民作为生活水平下降和失业等问题的“替罪羊”。在支持英国脱欧的民众中,有很大一部分人给出的理由是不希望来自中东欧的移民大量进入英国,认为移民抢走了英国人的福利和就业岗位。在这一时期种族歧视和种族偏见明显加剧。

当然,并不是所有英国人对种族问题都持完全相同的态度。事实上,不同群体对该问题的关注程度也不同,这与政治立场有一定关系。例如,有研究表明,62%的工党支持者认为种族不平等是最严重的不平等形式之一,但只有32%的保守党支持者持此种立场。总体上看,保守党及右翼政党支持者中持有种族歧视观念的比例高于工党等左翼政党的支持者。

其次,除公众个人层面以外,在英国还存在着机构层面的种族主义,也就是以更具机制性和制度性形式存在于国家政治和社会机构中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这比个人层面的歧视行为影响更广泛,也更严重。

尽管英国历年来通过了一些针对种族歧视的立法,而且,从表面上看,也没有任何一个机构的政策明文含有种族歧视的内容,但是,这并不能说明英国不存在机构层面的种族主义。根据《麦克弗森报告》给出的定义,“机构种族主义”是指“由于个人的肤色、文化或种族来源,某个机构未能向其提供恰当和专业的服务”。也就是说,机构层面的结构性种族主义不仅源自表面的或有意的政策与实践形式,更源自更隐蔽和间接的政策与实践形式,换言之,只要相关政策或实践导致了不公正的结果,就是存在着结构性种族主义。正如联合国当代种族主义特别调查员丹达伊(Tendayi Achiume)在2018年的一份报告中所指出的,在住房、就业、警察和医疗等领域,在英国都存在着“令人震惊的”对少数种族群体的“结构性社会-经济排斥”。

但是,英国政府却从未承认这一问题的存在,更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和反思这一问题。在2020年6月美国发生黑人弗洛伊德被警察暴力执法致死事件之后,英国多地也相继暴发游行抗议活动,之后,英国政府任命的“种族和民族不平等委员会”于2021年3月31日发布了种族平等评估报告。该报告不仅认为没有证据表明英国存在结构性种族主义,反而吹嘘英国足以成为“以白人为主的国家的典范”,该报告没有将种族主义作为导致医疗不平等的主要因素,而且不承认存在结构性种族主义,但这与大多数研究的结论不符。兰尼米德信托基金(Runnymede Trust,一家关注种族平等问题的智库)首席执行官哈利玛·贝古姆(Halima Begum)指出,英国“的确存在结构性种族主义”,“一个政府组建的委员会……却否认它(结构性种族主义)的存在,非常令人忧虑”。在野党工党发言人玛莎·德科尔多瓦(MarshaDe Cordova)也提出了激烈批评,她指出,这份报告“似乎是在赞美奴隶制,称结构性种族主义(在英国)不存在,但事实却相反”《英国政府这份国内种族主义问题报告连自己人都看不下去了》。议会下院工党议员戴维·拉米(David Lammy)则提到,这份报告的结论“是对这个国家经历结构性种族主义的所有人的侮辱”《英国政府这份国内种族主义问题报告连自己人都看不下去了》。此外,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高级专员也对该报告提出了批评,认为其进一步扭曲并篡改了历史,而且有可能进一步激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

(二)右翼民粹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合流,助推种族主义情绪

近年来,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在欧洲大行其道,它的表现之一就是与极端民族主义合流,以所谓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为由排斥其他民族和种族。英国也不例外。以英国独立党(UK Independence Party)、英国民族党(BritishNational Party)、英格兰防务联盟(English Defence League)和英国优先运动(Britain First)等为代表的右翼和极右翼民粹势力迅速崛起,它们充分利用部分民众对少数族裔和移民的担忧“煽风点火”,不断宣传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获得了一大批支持者,成功引发了部分英国白人对少数族裔、移民、多元文化以及本土白人在经济、文化和政治等领域可能的“边缘化”产生的焦虑,导致白人极端种族主义势力迅速攀升。根据英国内政部2019年发布的数据,在2018年3月至2019年3月一年间逮捕的恐怖分子中,白人极端分子所占比例最大,导致白人极端分子的人数连续两年超过其他族裔的极端分子。更令人担忧的是,极右翼民粹势力还成功“绑架”了一部分主流政治力量,例如,保守党中的一部分右翼分子就曾经利用种族主义和反移民话语吸引民众支持脱欧,甚至中左翼政党工党也由于个别成员曾经发表过反犹言论而陷入风波,并险些造成工党分裂。

(三)长期奉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客观上加剧了种族不平等

除了上述在个人和机构层面以及政党层面存在的结构性种族主义之外,英国执政者长期奉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也在客观上加剧了种族不平等。

撒切尔夫人1979年当选英国首相之后,推翻了之前工党政府实施的致力于减少贫困和财富再分配等政策,转而大规模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尽管此后历届英国政府对这一政策都实行过不同程度的“修正”,但包括工党在内的执政者都没有对其“内核”进行过改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核心要素至今仍对英国产生着重要影响。

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是强调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反对国有制,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认为政府的作用只是对经济进行调节,以及规定市场活动的框架条件。在这种理念支配下,英国政府鼓吹收缩政府职能、削减公共开支、弱化国家的经济社会职能,强调市场和社会的作用。其具体举措包括:聚焦于股东利益最大化,提倡为富人降税,例如,1988年税收改革将所得税的最高一级从60%减少到40%;同时实施削减社会福利,强调个人责任的社会保障制度,并致力于公共服务的私有化。无论是降低税收,还是实现公共服务私有化等举措,都削弱了国家作为防范风险的“保障者”的职能,无疑更有利于富人,而不利于对社会福利依赖程度更大的普通劳动者。换言之,新自由主义的后果之一就是造成了贫富差距,社会公平度相对较低。而少数族裔中贫困人口所占比例相对较高,因此是新自由主义政策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从而在客观上加剧了种族之间的不平等。

长期以来,新自由主义备受批评。一些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理念是“疯狂的”,是在为英国“掘墓”。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走向垄断阶段的产物,也是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支撑,但由于其自身的缺陷,无论是肇始于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还是公共医疗体系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崩溃;无论是财富的严重分配不均,还是不同种族之间的巨大不平等,均与新自由主义的缺陷有关,这也恰恰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存在着无法“矫正”的缺陷。

 

四、结语

英国政府公然宣称自己是最公平的社会,在种族平等方面是“其他以白人为主的社会的最佳典范”,同时也不断宣扬“平等、公平”等价值观,但事实却让我们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看到,不仅少数族裔的感染率和死亡率均远远高于白人群体,而且,少数族裔在就业、生活水平等各个方面遭遇到严重危机,这与其面临的根深蒂固的社会不平等直接相关,而种族主义则是阶级社会里“导致不平等的核心要素”。正如英国工会联合会秘书长弗朗西斯·格雷迪(Frances OGrady)指出的,疫情是整个社会存在的结构性种族主义的一面镜子,必须采取措施应对并终结结构性种族主义与不平等。

然而,种族主义深植于英国的历史、社会观念和政治体系之中,白人与非白人种族之间的对立分野在英国始终存在,种族歧视不仅体现在个人层面,也体现在国家政治和社会机构之中,甚至被固化。但英国政府并未对种族不平等和种族主义给予足够的重视,正如英国平等与人权委员会前主席艾萨克(David Isaac)所说,英国政府在解决种族不平等问题上的努力更多是“零碎修补”和“断断续续”的,更多是“陈词滥调的呼吁”而非实际政策。这样的立场只会导致经济与社会不平等不断加剧,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种族不平等问题。英国政府这样的态度也开始让更多的民众质疑,不平等是否不仅造成了资本主义的危机,而且还造成了民主的危机“舆观”于2016年和2017年进行的调查表明,只有1/6的被调查者认为今天的资本主义运行良好;相较于资本主义,更多的年轻人更青睐社会主义。正如英国社会主义平等党(Socialist Equality Party)所说,要消灭疫情,消灭种族主义,必须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工人自己的政党和自己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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