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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30年:极端民族主义的滋生、演化与后果

作者:程春华 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5期 时间:2021-12-02

内容提要:苏联后期极端民族主义组织喷涌而出、运动风起云涌、冲突此起彼伏,呈现出组织性与协调性、利己性与排他性、工具性与建构性等特征,其来源主要包括极端民族主义传统、思想与政治“休克疗法”、民族治理失误、地方分离力量增强、族裔认同解构国家认同等。苏联解体30年来,极端民族主义继续演化为民族分离主义、泛民族主义运动,造成领土争夺型、族群矛盾型、地缘与民族混合型等民族冲突,其演化呈现出形态差异性、方式交织性、结果分化性等特征,其来源主要包括族裔民族主义发酵、民主化扭曲转型、族裔精英说服与民族动员等。极端民族主义通过扰乱苏联精神支柱、破坏维稳防护网、联合其他力量祸乱等方式,造成苏联解体的悲剧性后果,更在后苏联地区导致领土纷争、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流离失所、经济衰退、国力衰落等灾难性后果。

关键词:极端民族主义  民族分离主义  民族冲突  民族联邦制  国家认同

 

一、导言

2021年是苏联解体与苏共败亡30周年。30年来,苏联解体和苏共亡党这一“地缘政治灾难”(普京语)引发了世界多国学者的反思与研究,其中,苏联为何解体及民族因素(尤其是极端民族主义)在其中的作用是核心议题之一。学者们在反省为何未能预测苏联解体的同时,对其原因展开了多维度的探究。多数学者认为苏联解体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民族因素包括极端民族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是俄罗斯官方反思与学界研究。俄罗斯官方对极端民族主义采取反思、批判与打压的态度。普京多次谴责俄罗斯的极端民族主义、甩包袱心态加剧了苏联解体,批评允许加盟共和国退出联盟的规定。俄罗斯学者大都批评斯大林模式的民族制度与政策。例如,俄罗斯学者季什科夫认为,苏联建构族裔民族、强化民族认同意识和族裔民族主义,是极端民族主义和苏联解体遗患,也是后苏联地区族群冲突遗毒。

二是欧美学界的研究与争鸣。关于民族联邦制(Ethnofederalism)、极端民族主义、民族冲突和国家崩溃关系等问题,欧美学者见仁见智。一些学者认为分裂主义削弱中央与国家认同,民族联邦制导致南斯拉夫、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沿着民族界限分裂。一些学者则认为民族联邦制有利于减少冲突并“维护和平”。马克·贝辛格(Mark R.Beissinger)认为民族主义、民族联邦制发挥决定了苏联存亡的关键作用。沙希利·浦洛基(Serhii Plokhy)认为,主张分离主义的俄罗斯与乌克兰精英不愿合作解决问题,才最终导致苏联终结。

三是中国学界的研究。近年来,中国学者围绕民族问题与苏联解体、后苏联秩序产出了一系列成果。如左凤荣与刘显忠的合著《从苏联到俄罗斯: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研究》系统研究了苏联与俄罗斯民族问题,认为苏联当局没能警惕与有效遏制极端民族主义,对俄罗斯与波罗的海等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应对不力、妥协让步,听任苏联解体。

已有成果为理解苏联解体的民族因素打下了基础,但对极端民族主义后续动向的持续系统性研究不多。极端民族主义并未随苏联解体而销声匿迹,反如病毒大肆蔓延传播,侵蚀摧毁国家肌体,酿成诸多地缘政治悲剧与人道主义灾难。持续系统研究极端民族主义的滋生、演化与后果,有利于深化对极端民族主义发展规律的认知,为我国防范民族分裂主义风险、维护民族团结与实现国家统一提供借鉴。

极端民族主义鼓吹本民族至上,仇恨排斥其他民族,常表现为大民族沙文主义、民族分离主义等形式。极端民族主义与族群冲突产生和演化的分析框架主要包括原生论、工具论和建构论。原生论者认为,极端民族主义与族群冲突通常被视为“古老敌意”的表现。工具论者认为,极端民族主义与族际冲突的原因并非身份差异,而是利益争夺。建构论者认为,极端民族主义与族群冲突的出现和升级取决于政治精英们的行为,是其建构族群矛盾、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唐纳德·霍洛维茨(Donald Horowitz)的种族冲突社会心理理论认为,集体情感因素在挑起和升级冲突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极端民族主义如何瓦解苏联、破坏后苏联秩序,带来哪些后果?本文结合新解密的档案材料、亲历者回忆录、最新研究成果,通过原生论、建构论、工具论、比较分析等方法,探讨苏联后期及解体后30余年极端民族主义的滋生表现、特征与原因,及其演化的脉络、特征与机理,分析极端民族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后果与影响。

 

二、苏联后期极端民族主义的滋生

民族问题是苏联的阿喀琉斯之踵,极端民族主义则是其致命毒箭。苏联后期戈尔巴乔夫在未建立有效的替代架构之前,实行思想与政治“休克疗法”,过早破坏苏联与苏共中央集权,导致地方极端民族主义力量滋生蔓延摧毁苏联。

(一)表现与特征

1.苏联后期极端民族主义滋生表现在如下方面。第一,极端民族主义组织机构喷涌而出。苏联的政治自由化改革,使得民族主义力量以组织化的形式呈现。这些组织大都以支持改革为由成立,以族裔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为主体,初期以族裔民族主义面目示人,后发展至民族分离主义等极端形式,成为策动独立的引领性力量,兵不血刃地实现了对各民族地方共产党组织的替代。最具代表性组织的有:立陶宛改革运动(“萨尤季斯”,S.jūdis)、拉脱维亚与爱沙尼亚等国人民阵线、格鲁吉亚民族正义联盟等(见表1)。

第二,民族分离主义运动风起云涌。1986年12月发生阿拉木图抵制科尔宾事件。1987年7月,1944年被迫迁移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在红场和平示威,争取回归权。1988年2月,阿塞拜疆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人示威要求与亚美尼亚合并,在苏姆盖特等地发生与阿塞拜疆人暴力冲突。摩尔达维亚、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也爆发了类似的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

第三,民族冲突此起彼伏。1988—1991年,苏联爆发至少150起民族冲突,造成人员伤亡20起。仅在1991年,中亚就有25次不同的民族冲突。苏联民族冲突种类多样。一是民族地方与中央争斗型。其中1986年12月阿拉木图事件是中央攻、地方守,波罗的海三国事件是地方攻、中央守,中央软硬(劝说、能源制裁、武力)兼施过后失控,引发其他民族相继独立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二是民族间领土争端型。如1988年的纳卡冲突。三是外来与本土民族博弈型。如1989年乌兹别克费尔干纳事件(乌兹别克人与麦斯赫特土耳其人冲突),1990年吉尔吉斯奥什州冲突(乌兹别克人与吉尔吉斯人冲突)等。上述类型中民族地方与中央的冲突对苏联解体作用最为关键。

2.与其他时期和国家相比,苏联后期滋生的极端民族主义有如下特征。第一,组织性与协调性。与沙俄末期及后苏联时期的极端民族主义相比,苏联末期的极端民族主义更有组织性。1987年夏以来,极端民族主义运动呈现出大规模和有组织等特征。地方极端民族主义相互勾连与支持,与民主派联合,反对苏联中央。如俄罗斯支持波罗的海三国的分离。在苏联中央政权的干预下,极端民族主义运动与族际冲突暴力水平与规模较低,相较于苏联解体后血腥惨烈的族际战争稍微平和些。

第二,利己性与排他性。加盟共和国开始抛弃苏联民族大家庭思维,竞相鼓吹利己与排他的观念。安东尼·史密斯认为,苏联族裔民族主义具有双重特征,包括对抗苏联的族裔自治运动,以及具有分离色彩的对抗俄罗斯主体地位的运动。民族精英以极端民族主义思维范式动员、裹挟与操纵民众分裂国家。

第三,工具性与建构性。极端民族主义被民族精英用作动员民众与夺权的政治工具,被西方敌对势力用作瓦解苏联的政治工具。极端民族主义浪潮使苏联机构产生巨大混乱和分裂,使得寻找制度解决方案来团结加盟共和国更加困难。不少地方共产党基层组织内部民族主义运动的影响尤为强烈。民族主义运动开始主导波罗的海诸国、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政治。除阿塞拜疆和中亚地区外,在1990年的选举中几乎每个共和国都有民族主义运动或同情民族主义运动的人掌权,使席卷全国的民族主义浪潮制度化。

(二)来源与发生机制

苏联后期极端民族主义滋生是内因与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原生因素与后续建构、工具化民族动员等环节共振的产物。按照原生论观点,苏联具有极端民族主义“病原体”,属于民族型敏感与脆弱大国体质。戈尔巴乔夫“改革”恶化苏联政治生态,为历史病灶病原体复发创造了条件。

1.原生遗留的极端民族主义历史传统。原生论认为,沙俄遗留通向极端民族主义的种子病灶,包括沙文主义、泛斯拉夫主义、分离主义、族裔民族主义等。此外,爱走极端的民族性格也是重要因素,如非理性与情绪化的俄罗斯民族性格、彪悍勇猛的高加索山民性格、清高自傲的波罗的海民族性格、桀骜不驯的中亚农牧民性格,都易于滋生极端民族主义。沙俄的沙文主义、大俄罗斯主义、泛斯拉夫主义、分离主义为苏联提供历史记忆。大俄罗斯主义强调使命感(弥赛亚意识)与俄罗斯特性(例外主义),往往呈现出民族自负、仇外心理和大国沙文主义思想。沙俄时期的沙文主义与泛斯拉夫主义也被苏联继承发扬。苏联政府大都宣扬俄罗斯族优势贡献,贬低与打击其他民族,固守民族主义立场被认为是苏联解体的关键原因之一。

2.戈氏的“休克疗法”改革、民族治理失误。第一,戈尔巴乔夫的“休克疗法”改革为极端民族主义滋生提供政治空间。戈尔巴乔夫的思想与政治“休克疗法”,使苏联染上极端民族主义、民族分离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病毒,造成苏联衰竭瓦解的“医疗事故”。苏联共产党的解散结束了苏共管理与任命民族地区领导人的提名制度与权力。苏维埃选举为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代表进入提供了机会。戈尔巴乔夫允许民间组织活动并采用群众示威等草根动员策略。埃莉斯·朱利亚诺(Elise Giuliano)认为,对民族地方的政治权力争夺是推动民族地方分裂的一个关键变量。这使民族精英在民族化的政治选举中,为维护权力地位而煽动利用极端民族主义力量。

第二,民族治理失误为极端民族主义滋生提供豁口。苏联民族政策在促进中亚等落后地区发展、促进民族交往交流、加强苏联人认同等方面有可取之处。但在高压(1940—1955年、1970—1985年)与放纵(1925—1939年、1956—1970年、1986—1991年)间摇摆的民族政策会诱使极端民族主义滋生肆虐。极端民族主义还与行政权力随意切割和转移民族与领土有关。苏联曾强迫迁徙境内民族,将领土作为对某个民族的恩赐或奖品。例如1923年苏联中央违背居民意见,将亚美尼亚人占90%的纳卡地区划归阿塞拜疆管辖,为该地区亚美尼亚人民族分离主义乃至后来持续的纳卡冲突埋下隐患。1954年赫鲁晓夫将克里米亚划归乌克兰,被学界归咎为多年后克里米亚因分离主义而脱离乌克兰的源头。

第三,民族联邦制为极端民族主义滋生提供制度法律漏洞。在民族与联邦构成模式上,戈尔巴乔夫纵容民族自决权,强化族裔意识,向民族地方过度让步。普京指出,加盟共和国分离权被列入《苏联成立宣言》及1924年苏联宪法,不啻为在苏联国基上埋下最危险的定时炸弹(most dangerous time bomb),它在苏共内部瓦解、保障苏共领导权的安全保障消失时刻爆炸。极端民族主义则是引爆定时炸弹的导火索、摧毁苏联的引爆器。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普京批评列宁时期支持民族自决与分离权,没有考虑到民族自决与分离权是换取加盟共和国加入苏联的重要条件,是一份政治信任契约。然而,待后续时机成熟,苏联领导人应对民族联邦制进行有效改革,限制或取消民族分离权,积极保护各民族权益,清除滋生极端民族主义的土壤。

3.民族地方实力增强、族裔认同膨胀消解国家认同。俄罗斯学者季什科夫等建构论者诟病苏联人为建构族裔民族,强化族裔认同,为滋生出族裔民族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埋下了隐患。

第一,地方民族政治精英将极端民族主义作为政治动员工具。族裔精英通过引起群众共鸣成功获取民众支持。族裔精英以“吃亏论”“奶牛论”,鼓动民族民粹主义,煽动民族仇恨。族裔精英声称,由于无法获得理想的工作和资源,少数族群被拒绝充分参与国家经济,鼓吹获得主权与独立将消除民族不平等与压迫。族裔精英地位加强、族裔人口增多与失衡等因素为极端民族主义提供人口基础。从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看,极端民族主义是族裔精英裹挟民众夺权换代的武器,粉墨登场的新贵寡头成为最大受益者,普通民众与苏联成为两败俱伤的牺牲品。民众在苏联去留中只有参与权而无决定权,支持保留苏联的公投多数民意在族裔精英集团利益前不堪一击。

第二,正是苏联中央集权的弱化与软硬实力的衰微,加剧族裔民族认同对国家认同的瓦解,使原先暗流涌动的族裔民族主义蜕变为民族分离主义。正如雷日科夫所言:“只要苏联开始衰败,民族主义就能变成摧毁国家的攻城槌。”与沙俄末期类似,苏联末期的民族分离主义根源在于,未能构建牢固的国家认同,勉强靠中央集权强力控制民族地方,一旦中央集权衰落,民族地方分离主义势必从薄弱环节突破。入侵阿富汗的失败、应对波罗的海国家民族分离主义力量挑衅的无能,暴露苏联共产党和国家能力的衰落(外强中干),“疑苏主义”抬头,苏联国家认同瓦解,在汹涌的极端民族主义浪潮冲击下灰飞烟灭。

 

三、后苏联时代极端民族主义的演化

极端民族主义是摧毁苏联的“破旧利器”,也是危害新独立国家的“动荡凶器”。后苏联时代极端民族主义演化发展,酿成一系列新的民族矛盾与冲突。

(一)演化脉络与特征

1.后苏联时期极端民族主义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扩张性极端民族主义表现为泛民族主义。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民族主义(大俄罗斯主义)表现为民族经济自主、精神复归(东正教复苏)、外交收缩构成的民族本位主义(利己主义、种族主义),主张“斯拉夫民族主义回归”“复兴俄罗斯”(叶利钦语)等。泛斯拉夫主义表现为推动俄罗斯、白俄罗斯与乌克兰的重新统一。1993年成立的俄罗斯共同体大会将目标定为,将新独立国家中的数百万斯拉夫侨民变成强大的政治力量,成为俄罗斯民族统一主义(Russian irredentism)的工具,在俄罗斯周围构建“俄罗斯人的世界”。此外,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还表现为极端组织的排外与仇恨犯罪。日里诺夫斯基宣扬排外的极端民族主义。俄罗斯“新纳粹光头党”对高加索与中亚等地少数民族、亚非等地移民发动暴力袭击。媒体中仇外和种族主义语言复活,多数政党使用仇外情绪作为选举策略。

第二,内缩性极端民族主义表现为民族分离主义。如俄罗斯车臣的民族分离主义、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南奥塞梯民族分离主义、乌克兰的民族分离主义等。民族分离主义成为民族冲突的推手,挑起国内外族际冲突(泛突厥等种族民族主义与泛伊斯兰宗教民族主义),以及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与“去俄化”的对立。

2.后苏联地区民族暴力冲突主要类型。难以解决的民族矛盾在极端民族主义影响下,往往演化为民族暴力冲突。后苏联地区民族暴力冲突主要可区分为以下类型。一是领土与资源争夺型。如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纳卡冲突(1994年、2016年、2020年)、摩尔多瓦德涅斯特河沿岸冲突(1992年)、塔吉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争夺水资源冲突(2021年)。这类冲突多源于苏联遗留的加盟共和国领土与资源争端,苏联解体后演化为更剧烈的暴力冲突。其中,纳卡成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火药桶,多次爆发争夺领土与资源的冲突。2021年4月末,塔吉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边境爆发涉水资源的冲突,造成双方共死亡50人、伤200多人。

二是国内分离主义与族群矛盾型。如俄罗斯车臣战争(1994年、2001年)、俄罗斯北奥塞梯-印古什冲突(1992—1993年)、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冲突(1992—1994年)、格鲁吉亚南奥塞梯冲突(1991—1992年)、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冲突(2010年)、塔吉克斯坦内战(1992—1996年)。这类冲突往往是某国民族分离主义力量谋求独立,与中央政府对抗。分离主义力量不敌中央政府,往往寻求外力干预,或转与宗教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勾连,酿成更多流血冲突。

三是地缘博弈与民族分离混合型,如俄格冲突(2008年)、俄乌冲突(2014年)。这类冲突往往因大国对小国投靠西方挤压大国政治空间不满,故支持小国国内的民族分离主义力量实现独立,达到教训小国与维护地缘政治秩序的目的。

学者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从公民-族群维度对后苏联国家做出系统性排序,发现族裔民族主义与民族暴力程度成正比(见表2)。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认为,族裔民族主义易引发激烈民族冲突,但当族裔民族主义、族群性被公民民族主义或公民性取代,则民族冲突便可避免,故公民民族主义是民族冲突的解药。

3.后苏联国家极端民族主义演化呈现如下特征。第一,演化形态上的差异性。民族分离主义滋蔓难图,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新独立国家,若未能规制或驯服极端民族主义,则易引火烧身。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的民族分离主义在新领导集团的改造下,向公民民族主义演变,使得二者总体上和平转型。而外高加索三国(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对民族分离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规制不力,深陷民族冲突泥淖。而大部分独联体国家将民族主义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包括乌克兰与中亚国家都存在“去俄化”等歧视与排斥少数民族的政策,使民族分离主义成为困扰新独立国家的梦魇。

第二,演化方式上的交织性。民族分离主义与泛民族主义、沙文主义相互交织与碰撞。后苏联时期,民族分离主义开始远离自由主义盟友,更多与沙文主义、泛民族主义为伍,联合破坏新独立国家,南奥塞梯与阿布哈兹、纳卡地区、克里米亚等案例皆如此。分离主义的演变与转型,实际上是文化民族获取政治身份的过程。族群对所在国家政治不认同,催生民族分离主义。自治被当作民族分离主义追求独立的跳板,如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

第三,演化结果上的分化性。极端民族主义在后苏联时期出现分化特征。有的较为平和,有的血腥暴力。其决定因素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分离主义的独立决心与中央政府的镇压决心是否不可调和。若双方都不让步,则易造成血腥暴力冲突,或者会采取独立公投与政治谈判等和平方式独立。其次,对配套民族界限的行政区划是否满意。若满意,则相安无事,如捷克、斯洛伐克和平分手,苏联大部分加盟共和国和平独立。而亚美尼亚则对新独立疆域不满意,支持纳卡地区民族分离主义、占领纳卡地区,酿成与阿塞拜疆的暴力冲突。最后,新独立的民族单位内部是否平等,是否存在压迫,政治是否文明。若新独立的民族单位内部仍实施民族压迫政策,小民族为维权奋起反抗乃至谋求独立,则易酿成新的民族暴力冲突。如南奥塞梯、阿布哈兹对格鲁吉亚的分离主义诉求。

(二)演化来源与机制

泛民族主义与民族分离主义往往交织,造成国家的继续分裂与民族冲突。

第一,历史遗留的族裔民族主义为民族分离主义奠定基础。从原生论看,苏联时期遗留的族裔民族主义与民族分离主义为新独立国家带来极端民族主义遗产。民族分离主义取决于大众民族主义的存在和程度。在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图瓦共和国、车臣共和国、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和雅库特共和国,族裔民族主义有广泛的民众基础。族裔民族主义在政治精英煽动下,演化为民族分离主义等极端形式。来自俄罗斯图瓦和雅库特的案例研究证据表明,大众族裔民族主义增加了这些共和国对莫斯科的民族分离主义要求,而马里埃尔等其他共和国的低大众民族主义则使当地民族分离主义维持在较低水平。

第二,民主化扭曲转型为极端民族主义与民族冲突提供契机。亨廷顿指出,现代性意味着稳定而现代化则意味着动乱,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动荡。对1990—1998年族群冲突的系统研究发现,苏联解体后民主转型浪潮期间,族群政治诉求达到高峰。民主化与自由主义(新闻自由化)等提升了极端民族主义与民族冲突的风险。民主化催生民族主义,因其为民族权势集团利益服务,煽动排外性民族主义,以缓解全盘民主化压力、拒绝向民众交权;最好战的是民主化转型初期的国家,而非民主制度巩固成熟的国家。

第三,族裔精英为政治利益进行族裔说服与动员,加剧极端民族主义与民族冲突。民族冲突更常见的原因是民族分裂主义、争取群体合法地位的斗争、获得群体自治的愿望、争取公共利益的斗争或宗教宗派运动。排外性的极端民族主义形式(族裔、革命、反革命类型)由精英与民主的调适性及政治制度强度所塑造,产生于精英利益受民主化威胁过高或民主政治制度太弱之际。首先,精英运用排外性极端民族主义说服,防范民主化损害精英利益。其次,在民主法治基础较弱时,精英依赖操纵排他性极端民族主义,提高自身威望与合法性。为谋取政治资本,操纵极端民族主义也是转移国内民众对国内治理问题注意力的一种方式,甚至为赢得支持,不惜发动民族战争,如2020年阿塞拜疆领导集团希望通过战争收复纳卡失地以获得民众支持与民族自豪感。

 

四、极端民族主义的主要后果

极端民族主义的滋生产生民族“权臣移国”、摧毁苏联等悲剧性后果,在苏联解体后演化产生领土纷争、生灵涂炭等一系列灾难性后果。

(一)加速苏联解体

极端民族主义通过摧毁精神支柱、侵蚀防护网、里应外合将苏联堡垒从内部攻破。

1.侵蚀与裂解苏联精神支柱。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等苏维埃主流思想阵地失守,被民族分离主义、沙文主义等极端民族主义与“全人类价值”、自由主义、拜金主义等思潮淹没。在西方对苏联长期意识形态渗透的作用下,俄罗斯与其他加盟共和国的知识分子大多不再信奉社会主义。1989—1992年,超过一半的受访俄罗斯人同意“社会主义让我们走上死胡同”的说法。苏联末期的民族精英多数信奉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连戈尔巴乔夫也变成民主社会主义、民族自由主义的拥趸。极端民族主义者宣扬苏联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不平等、利益分配不公(在乌塔土等中亚地区实行“棉花殖民主义”)等,宣传“独立可获更好生活”。俄罗斯也认为自己吃亏,少数民族共和国不知感恩,鉴于少数民族地区在国家安全上的“缓冲地带”价值降低,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宣扬“奶牛论”,产生甩包袱心理。

2.破坏党和军队等苏联防护网。苏联解体从苏共开始,苏共难辞其咎。苏共失去领航与中流砥柱作用,被地方民族主义组织代替,或与民族主义组织合流共谋。

首先,极端民族主义造成民族冲突与社会动荡,破坏国家机构权威与维稳能力。1989年6月,在经过10天激烈的巷战造成100人死亡后,苏联军队被迫从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部分撤离7.4万名梅斯赫特人,此后还有数千名梅斯赫特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成员逃离。一年后,在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地区,乌兹别克人和吉尔吉斯人之间爆发冲突,数百人丧生。1989年4月第比利斯事件之后,随着权力从中央转至地方,苏联军队在平定民族冲突上的作用削弱,遭受舆论争议与压力,面临“维稳困境”。维稳力量被部署至多地应对民族“热点”,让维稳人员筋疲力尽、士气不振。在1991年8月政变期间指挥关键部队的大多数军官都参与了在多地镇压民族主义动乱,在被要求对其家乡平民使用武力时,他们拒绝执行上级命令。在护国卫邦上,人心的血肉长城被极端民族主义摧毁后,军队这座钢铁长城亦力独难支。

其次,苏共受到极端民族主义侵蚀,导致苏共联邦化、民族宗派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出现“老人政治”、领导人青黄不接的焦虑,导致受西方思想渗透的戈尔巴乔夫等年轻干部成为苏共领导人,为苏联瓦解埋下了“人事炸弹”。俄罗斯学者卡拉-穆尔扎指出,戈尔巴乔夫把苏共变成民族宗派集团,而之前苏共处于俄罗斯干部控制之下;俄罗斯、乌克兰与白俄罗斯等三国斯拉夫民族主义领导人的秘密合谋导致苏联垮台。苏联共产党的分裂瓦解与领导权丧失既是助长极端民族主义的原因,也是极端民族主义冲击下的结果。叶利钦对苏联地方民族分离主义推波助澜,俄罗斯共产党的成立使苏共联邦化、被架空,这些因素共同加速了苏联的瓦解。护持苏联政权的支柱与纽带主要包括统一的苏联共产党与军队,而面临极端民族主义力量威胁时,对这些核心国家机器使用的分歧与优柔则无疑自毁长城。“党指挥枪”与“枪指挥党”的变换,党内矛盾、党军矛盾等内耗、内斗,再强大的国家机器也会在极端民族主义攻击下失灵。人心涣散、认同游离导致“竟无一人是男儿”,最终国家堤坝被极端民族主义大潮冲垮。

3.与其他思潮力量合谋瓦解苏联。极端民族主义与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激进自由主义等力量里应,与西方干涉主义势力外合,发动颜色革命,祸乱苏联国家。

西方等苏联敌对力量实施“以族反苏”战略,将极端民族主义、分裂主义作为瓦解苏联的重要突破口。“以族反苏”战略由纳粹德国突厥学家格哈德·冯门德(Gerhard von Mende)提出,即支持苏联的民族分离主义(Secessionism)或分裂主义(Separatism)、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以突厥伊斯兰力量瓦解苏联。1936年,格哈德·冯门德的《俄罗斯的突厥人斗争》一书指出,“苏联境内的非俄裔少数民族心怀怨愤、无法融合,布尔什维克政权和突厥人(即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斯坦人和鞑靼人)为主的少数族裔之间存在对立”。

“以族反苏”战略先后被美国、英国等国采纳,取得重要成效。杜鲁门在1951年设立了“心理战略委员会”,以鼓吹民族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等心理战来瓦解苏联。1951年1月21日,美国情报机构成立“全美苏联人民自由委员会”(后改名为“美国解放委员会”),经营对苏联广播的自由之声电台,利用苏联侨民与少数民族从事反苏活动。1988年布热津斯基主张“更多关注利用苏联少数民族”。美国总统尼克松称“应鼓励苏联少数民族通过民族主义获得权利”。20世纪80年代,英国首相曾与美国总统探讨鼓动苏联地方民族分离力量、利用苏联宪法关于加盟共和国分离权的漏洞,为摧毁苏联服务。在西方渗透下,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与其他高层官员作为内应与代理人,共同埋葬了苏联。

另外,东欧等邻近地区民族主义浪潮的传导与辐射效应,激发了苏联内部潜在的民族主义。20世纪80年代后期,东欧民族主义运动肇始于波兰,此后蔓延到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等敏感脆弱地区。民族主义浪潮催生新独立国家的示范效应,引爆苏联国内加盟共和国的民族分离主义浪潮,迅速瓦解了苏联的根基。

(二)祸乱后苏联地区

新独立国家转型之路漫漫,失败或弱势国家增多。

1.致领土纷争、生灵涂炭。极端民族主义与颜色革命力量瓦解苏联之后,在各自新独立的国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带来族际冲突、生灵涂炭等恶果。一是极端民族主义与民族暴力冲突带来巨大的生命损失。1994—1996年、1999—2001年两次车臣战争致40—50万俄罗斯人丧生。1992年5月,刚独立的塔吉克斯坦陷入内战,至少2万人死亡。1988—1994年的纳卡战争使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共丧生1.5—2.5万人,受伤者至少2.5万人。2016年4月,约有110人在纳卡冲突中丧生。2020年秋季的纳卡战争致阿塞拜疆2783名士兵丧生、亚美尼亚2317名士兵丧生,多位平民丧生、多人失踪。

二是极端民族主义使领土纷争成为民族冲突风险点。新独立国家往往出现“民族-领土”错配问题,在极端民族主义作用下,成为领土争夺型民族冲突的导火索。其一是政治边界小于族群人口与民族边界,此类易形成跨境民族问题与领土纠纷。如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纳卡问题。其二是政治边界小于或等于民族边界、人口,同时存在少数民族。此类型易出现少数民族被排斥与歧视,与主体民族产生冲突,民族分离主义激起与中央政府的冲突或外来干涉。例如,2014年克里米亚公投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格鲁吉亚选出的种族民族主义政府与民族分离主义的奥塞梯、阿布哈兹发生冲突,为俄罗斯军事介入提供机会。

2.致民不聊生、流离失所。苏联解体后30年间欧亚地区极端民族主义、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合流,在西方推行民主化自由化大背景下,上演“投票、暴力与冲突”的闹剧悲剧,带来难民、被迫迁移民等离散者问题。卡拉-穆尔扎指出,俄罗斯人之所以被虐待,是因为苏联在冷战中被打败、国家被瓦解、苏维埃制度被消灭。

首先,联盟解体与民族冲突是难民与流离失所者的梦魇。历史迫迁是由于战争与权力,冷战后的迫迁则因国家解体与民族冲突。苏联解体导致2.87亿人身份变化,共有超过4000万(15%)的苏联人被迫离开祖居地,680万乌克兰人、210万白俄罗斯人、160万哈萨克人、150万亚美尼亚人被迫移民。自1989年以来,独联体国家共有约900万移民。纳卡冲突、高加索和塔吉克斯坦内战等冲突致斯拉夫人大量回迁母国。至1996年初,中亚五国共有170万俄罗斯人、16.1万乌克兰人和2.9万白俄罗斯人迁往莫斯科或圣彼得堡。留下的3400万俄白乌等斯拉夫人(其中俄罗斯人2530万)成为他国“少数族群”。

其次,随着苏联解体,族际冲突迅速演变为公开战争,成为难民与离散者“生产流水线”。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高加索地区经历的五次重大冲突造成超过200万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超过100万人被迫逃离。1992年10月,数以万计的印古什人被奥塞梯人赶出北奥塞梯普里戈罗德尼区。1994年12月爆发的车臣冲突导致约49万人逃往印古什、达吉斯坦、北奥塞梯等地,1.1万难民逃往哈萨克斯坦与白俄罗斯。在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多达150万人因种族冲突而逃离家园。1991年格鲁吉亚南奥塞梯冲突产生1.4万游离失所者、1992年阿布哈兹冲突产生27.3万流离失所者,另有12万人逃往俄罗斯联邦、0.5万人赴亚美尼亚。纳卡冲突导致离开阿塞拜疆的亚美尼亚人约为30万,流亡的阿塞拜疆人约为80万,包括来自亚美尼亚的约20万名难民和来自冲突区的约60万名境内流离失所者。由于乌兹别克斯坦的民族冲突,4.6万穆斯林梅斯赫特人逃至阿塞拜疆。一些梅斯赫特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在苏联解体前未能返回原籍国,被迫陷入无国籍状态(Statelessness)。联合国难民署称,自2014年2月以来,约有60万名乌克兰人流散在俄罗斯、白俄罗斯、摩尔多瓦、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邻国。2014年以来乌克兰东部地区冲突造成新的流离失所,乌克兰社会政策部登记的国内流离失所者人数接近100万。

3.致经济衰退、国力衰落。一是极端民族主义、民族冲突与苏联解体使后苏联地区经济缩水、国力下降。苏联时期建立起来的经济分工体系瓦解,新独立国家被迫重建工业体系,“私有化”和经济重组使普通民众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受到很大影响。俄罗斯1997年的实际人均收入仅为1990年的67.6%,津贴是1990年的52.6%。苏联解体使经互会国家经济体系和贸易关系陷入混乱,引发多国动荡。俄罗斯政府内部犯罪率和腐败率上升,黑手党填补权力空白,寡头侵占国有资产,政府基础设施与服务瘫痪。苏联解体为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的油气出口带来繁荣,但也助长了腐败。立陶宛、拉脱维亚等国迅速转向西方,而亚美尼亚和塔吉克斯坦等其他国家在后苏联时代挣扎求生,民众仍然贫困。腐败、寡头问题严重的乌克兰几乎沦为半失败国家。

二是极端民族主义与民族冲突对新独立国家的经济社会造成巨大打击。民族冲突、大规模的流离失所严重损害高加索地区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纳卡冲突导致亚美尼亚遭阿塞拜疆与土耳其制裁,使亚美尼亚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一半。该地区不景气的经济体面临产出下降、失业率上升、基础设施受损、货币贬值、政府社会福利计划几近崩溃以及人口膨胀等问题。苏联解体后所有中亚国家都遭受重大经济困难。许多通常由斯拉夫人管理的苏联遗留工业被迫缩减规模或完全关闭,导致工人大量失业。

 

五、结语

本文以极端民族主义为主题,以苏联转型为线索,从时空交汇维度,综合原生论、工具论、建构论、分析比较等方法,研究极端民族主义在苏联与后苏联地区的滋生、演化与后果。极端民族主义滋生于族裔民族认同与苏联民族政策失误,表现为极端民族主义思潮、运动崛起,瓦解苏联后继续附着在新独立政权上演化、肆虐,祸乱后苏联地区,与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干涉主义狼狈为奸,造成族际冲突、生灵涂炭、流离失所、经济衰退、民不聊生、国破家亡等灾难性后果。

苏联解体30年来,新独立国家应对极端民族主义的成效悬殊。俄罗斯通过引导族裔民族主义转向国家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加强国家认同、以差序联邦制代替民族联邦制、出台反极端法律、加强中央集权与维稳力量,取得了应对民族分离主义的较好成绩,车臣、印古什-北奥塞梯冲突后,基本未再发生极端民族主义导致的民族冲突。而北高加索三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克兰等国家由于未能摆脱对族裔民族主义的依赖、实现民族和解与团结,故仍被极端民族主义与民族冲突困扰。

新独立国家极端民族主义的发展前景不同。在大部分新独立国家,极端民族主义将走向弱化。但未来需要重点关注跨越近百年的几对顽固民族矛盾是否带来新的民族冲突,包括纳卡地区亚美尼亚人与阿塞拜疆人的仇恨、吉尔吉斯斯坦本地人与乌兹别克人的敌意、格鲁吉亚南奥塞梯与阿布哈兹的纠葛、乌克兰的领土收复主义(收复克里米亚等失地)等。

关于应对极端民族主义可获如下几点启示。一是以公民共同体意识(公民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代替族裔民族主义,弱化族群认同,加强国家认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淡化族裔民族意识、强化公民民族意识,消除滋生极端民族主义的土壤,有利于防范化解民族分裂主义风险。二是完善民族制度与政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道路。多民族国家要想预防或削减民族分离主义,应避免建立与民族或宗教界限重叠的行政区划。要营造坚固的国家防护网,加强中央集权与维稳力量,保持对极端民族主义的威慑与打击。中国共产党早就意识到民族自决与分离权的危险性,认为这不符合我国国情,遂以民族区域自治代替民族自决,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现人权、族权与主权“三权统一”。三是建立完善民族利益协调机制,在各民族地区推进均衡的现代化。避免民族不平等引发民族矛盾,建立促进民族和解与团结的机制,鼓励和平解决民族问题,防止滋生极端民族主义与民族冲突。(注释略)

注:本文为中央民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专项“民心政治与民心教育视角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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