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种新型现代发展理论
作者：乔茂林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2年9期
时间：2023-09-05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推动人类发展为视角，高度评价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历史意义，而学界从发展维度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系统性阐释的工作仍有待展开。考察思想史可见，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以前，围绕现代人类发展面临的种种难题，已经形成了多种现代发展理论，并且在不同程度上解决了相应的问题。那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超越性何以可能?笔者认为，需要以学理方式解决六个理论问题:揭示发展成为人类核心议题的内在机制;解释“发展史观”如何统摄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概括现代发展理论的思想主旨;以发展之维阐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理念的核心要义;透视现代发展理论的思维方式;论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总体性地超越现代发展理论的思维方式，从而构成了一种新型现代发展理论。
发展何以演变为人类的核心主题?倘若我们认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之要义，并不是一切历史解读皆狭隘地服务于当下现实，而是对文明史的解读只能以当代历史哲学为思想上限，那么，现代世界对理解文明史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塑造了“进步史观”或曰“发展史观”。它取“循环史观”“复古史观”“唯神史观”而代之，占据了文明史理解的主流地位。在“发展史观”的视域下，历史的起点被视为人类征服自然实现自由的开端，人类文明史被解读为一部有目标有方向的历史。那么，孰为“发展史观”之创造者?吉莱斯皮将其指认为维柯、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孔多塞等思想家，“他们认为历史是人类运用自己的理性创造出一个自由世界的过程，在这个世界中，人类能够繁荣和平地生活”(吉莱斯皮，第364页)。即使我们不完全赞同吉莱斯皮的人物选择，从思想史中另外提取一份名单，其结果差异的理论影响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发展史观”的根本创造力量并非某个个人，而是现代世界发展中突飞猛进的科学技术、人类对自然空前增强的宰制能力、大工业创造出的史无前例的物质财富，以及人类开辟光明未来前所未有的信心与能力等。发展成为人类的核心主题，围绕解决发展问题而形成的多种现代发展理论承袭了“发展史观”。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现代发展理论有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和新自由主义发展理论等。 现代化理论是西方学者对西方社会发展经验的理论概括，兴盛于20世纪50－60年代，直接目的是解决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根本目的是将更多的国家纳入资本主义发展轨道。现代化理论认为，西方国家已经完成了社会形态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非西方国家因仅凭借自身能力无法打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壁垒，故依旧停留在传统社会。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归宿，发展中国家的传统社会制度、政治体制和道德观念等均为需要被扫清的障碍。虽然不同发展中国家历史传统的阻力强弱存在差异，但在西方文明的“帮助”下，它们必然会克服阻力，走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同的发展道路。在现代化理论发展中期，以帕森斯、莫顿和列维等人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用系统论改进了涂尔干和滕尼斯等人的单线发展论。他们提出，社会发展以“适应性”增强为方向，社会的“自足性”依赖于自身内部的整合程度与系统间的和谐程度，分化、适应力提高、容纳和价值普遍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化的四个特征，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因为具备容纳和价值普遍化特征，所以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究其理论实质，前现代社会(原始社会、古代社会、中古帝国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二元对立分析方法并未改变，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必须依赖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制度、科学技术和文化观念的发展路径并未改变，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日渐趋同的发展结果并未改变。 依附理论崛起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其历史语境为现代化理论未能解决拉美国家的发展问题。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一些拉美国家以现代化理论为指导，实现了经济较快发展的目标，但同时出现了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社会严重两极分化，独裁军政府上台，政治、经济和文化进一步受控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沦为其转移危机的洼地等问题。面对这一困境，以普雷维什、弗兰克、多斯桑托斯和卡多佐等为代表性思想家的依附理论日益受到了拉美国家的重视。依附是指一个或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另一个或一些国家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积极或消极影响。依附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关系就是依附关系，其以“中心霸权－外围依附”取代现代化理论“传统－现代”的分析框架，反对现代化理论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困境完全归因于内部——忽视了西方国家殖民主义的负面影响，强调从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交换”中寻找问题的根源。普雷维什认为，外围国家发展延误的症结在于资本主义的向心倾向，“在中心国家日益增加其技术、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同时，外围就始终落在后头”(普雷维什，第229页)。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延续了附属国与宗主国的关系，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变，西方发达国家的控制力量渗透到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的每一个环节。依附理论反对现代化理论将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概括为普遍发展模式，因为这是一种无视具体情况的形而上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属于一个已被彻底超越了的历史阶段”(多斯桑托斯，第301页)，“要建立一种能够达到今天已是发达国家所达到的那种发展阶段的社会”(同上)，完全脱离了现在的时空条件。 世界一体化持续推进与第三世界国家崛起突破了依附理论的解释范围，使其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逐步丧失影响力，逐步占据现代发展理论主流地位的是世界体系理论，其以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的出版(1974年)为诞生标志。世界体系理论继承了依附理论对现代化理论的传统－现代分析范式的批判(参见沃勒斯坦，2013年a，序言，第3页)，其核心分析范式，中心区－边缘区－半边缘区，也受到了依附理论的深刻影响。沃勒斯坦明确指出，“其中最后一个概念是我在中心区/边缘区的区分之外增加的，它是由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提出的”(沃勒斯坦，2013年b，第5页)。世界体系理论与依附理论的重要区别为，它在方法论上反对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接着一个地区的考察方式，而主张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进行考察，这个范围即世界体系。世界体系不是由各个国家组合而成，各个国家只是世界体系的一个部分，世界体系发展的整体性规律决定了中心国家、半边缘国家和边缘国家的发展。在沃勒斯坦那里，现代世界体系就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独立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新体系，而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一种反体系力量。 20世纪8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发展理论因显示出解决英美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能力而声名鹊起。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为解决本国经济发展速度迟缓、失业率上升和国际收支恶化等问题，奉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小政府与市场化为圭臬，大幅缩减政府职能，退出国防、治安和公共设施建设以外的领域，实行大规模减税政策，削减社会福利开支，推动国有企业、教育和医疗市场化。1982年，英国经济开始好转。1981年，为解决美国失业率上升、通货通胀和严重财政赤字等问题，总统里根遵循新自由主义所宣扬的减少政府干预和自由市场原则，实施了与英国同时期类似的政策。在1988年他离任时，实现了出口增长与财政赤字下降等目标。新自由主义发展理论尽管没有从根源上克服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但在西方国家尤其美国在世界范围内鼓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许多国家要解决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双重作用下，其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步蔓延至全球。在发展中国家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所实施的变革计划中，“休克疗法”是最为激进的一种。“休克疗法”又名“新自由主义的药方”，是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之后，为摆脱原有发展模式所实施的一套战略转轨方案。新自由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经济，而计划经济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极端形态。一方面，计划经济使“各种生产要素(包括劳动)的价格不以货币来表示，货币无法在经济核算中发挥作用”(米瑟斯，第87页)，经济核算无法进行。另一方面，计划经济取消了私有制，消解了市场参与者创造经济价值的动力。这最终必将导致资源无法有效配置，计划经济体制也因此走向瓦解。“休克疗法”的支持者认为，苏联解体已为新自由主义所预言，迅速转轨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是俄国实现快速发展的必由之路。总体而言，新自由主义在解决局部经济问题上取得了一定成功，但无法真正推动世界发展。第一，无法实现发达国家人民共享发展成果。1976－1986年，英国“处于社会顶层10%的富人实际总收入的增长幅度是平均增幅的2倍，社会下层10%居民实际税前收入仅增长不到4%”(王章辉，第486页)。第二，枉顾历史发展的多样性。1994年，叶利钦宣布“休克疗法”失败，并于1996年大选时承认照抄西方的做法是错误的。第三，阻碍其他国家独立发展。英美等国大肆鼓吹这一理论，旨在维护与扩张本国利益，阻止落后国家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从而将世界纳入资本增殖的逻辑之中。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推动世界发展的中国方案
现代世界的持续扩展构成了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现实基础。为人类谋划未来的深邃思想均秉承现代世界所塑造的“发展史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亦如此，主张“发展是第一要务，适用于各国”(习近平，第420页)。因此，笔者认为，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内蕴的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47页)，解读为和平发展论、安全发展论、共同发展论、多元发展论和永续发展论，是把握其核心要义的关键所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准确诊断了现代世界的新挑战及其根源，深刻回答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为有力推动世界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从而形成了一种新型现代发展理论。其一，和平发展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平与发展互为基础和前提”。(习近平，第471页)只有持久和平才能维护长远发展，只有长远发展才能巩固持久和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国家之间要构建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同上，第418页)，大国之间要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关系，大国与小国之间要构建平等相待的新型关系。第一，和平发展是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准确概括。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46页)。热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近代以来，中国饱受战火苦难，更加珍视来之不易的和平。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迫切希望取得长远快速的发展。中国反对“国强必霸”的发展逻辑，中国的和平发展需要世界和平发展的环境。因此，和平发展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自觉之路。第二，和平发展是对人类发展经验的系统总结。战争是一个集团或国家以获取政治、经济和领土等更大发展空间为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斗争。它摧残伤害人类生命，消耗破坏大量资源，深度戕害生态环境，严重阻碍人类社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战争是一面镜子，能够让人更好认识和平的珍贵”。(习近平，第230页)“回首最近一百多年的历史，人类经历了血腥的热战、冰冷的冷战”(同上，第414页)，避免战争、维护和平、携手发展，是人类一百多年以来最重要的历史经验。第三，和平发展是对人类发展前景的科学判断。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为和平发展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世界多极化为和平发展塑造了明确的政治前提，文化多样化为和平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尽管世界上的冲突仍未彻底消弭，但作为历史之潮流、时代之召唤和人类之愿望的和平发展大势已经不可逆转。其二，安全发展论。维护各国普遍安全，是推动人类发展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各国共同安全，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促进和平与发展，首先要维护安全稳定”。(同上，第484页)第一，携手合作，共同应对安全问题。面对联动性、跨国性和多样性更加突出的安全问题对当代人类的挑战，任何国家试图置身事外都是不可能的，单凭某个国家或者某几个国家来应对亦是不可行的。为此，各个国家在谋求本国安全的同时，必须充分重视其他国家的合理安全关切，在损害其他国家安全基础之上构筑本国安全环境，终会贻害自己。只有所有国家携手合作，才能有效应对人类所面临的安全问题。第二，改革创新，完善安全治理体系。当代世界安全问题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迫切要求全球安全治理体系进行改革创新。在安全治理主体方面，要充分调动各国政府、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社会组织的积极性，持续增强全球安全治理的整体性，不断提升全球安全治理的主体合力。在安全治理框架方面，要充分整合和利用现有安全机制，围绕相同或相近的目标开展合作，增强各地区安全机制的协同性，进行因地制宜的改革创新，实现安全治理结构最优化。在安全治理专业化方面，要不断提升安全治理工作的智能化、细致化和系统化，提升预判安全问题的准确性和处理安全问题的高效性。第三，互利共赢，共享安全治理成果。各国不仅应充分尊重其他国家平等参与国际和地区安全事务的权利，也应当充分尊重其他国家享有安全治理成果的权利。共同建设普遍安全的世界，就是为了各国平等享有安全治理成果，从而实现所有国家的安全发展。其三，多元发展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要尊重和理解不同国家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笔者认为，这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阐释。第一，多元发展格局已经成为世界基本格局。殖民体系、冷战对抗成为历史陈迹，“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走上发展的快车道，十几亿、几十亿人口正在加速走向现代化，多个发展中心在世界各地区逐渐形成”(习近平，第5页)。第二，多元发展是一种正确的思维方式。若仅从本国传统与利益出发来理解世界，在解决发展问题时，往往会干涉他国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等内政。这不仅无助于解决发展问题，而且其本身就成为影响发展的主要障碍。唯有树立相互尊重国家主权独立、国家领土完整和国家道路选择自主的正确观念，才能实现世界的持久发展。第三，各国拥有选择不同发展道路的基本权利。各个国家自主选择发展方式、发展道路是一项基本权利，各国独特的文化传统赋予其历史合理性，各国人民的自主权赋予其最高权威性。其四，共同发展论。第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要“坚持共同发展。天空足够大，地球足够大，世界也足够大，容得下各国共同发展繁荣”。(同上，第132页)一国发展与世界发展之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的关系，而是共生共赢的关系。当今世界，科技创新与制度变革已经成为实现国家繁荣的主要手段，科技创新永无止境，国家发展也永无止境，所有国家最终都将从他国的科技创新中获得益处。因此，各国要密切关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提升生产力与社会活力的机遇，不断变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从而实现本国的繁荣发展。第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认为，“共同发展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符合各国人民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同上，第29页)当今世界，一些国家的财富日益增长，一些国家则陷入长期贫困。这成为共同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一方面，长期贫困的国家容易成为安全问题的发生地，而在世界一体化的形势下，其他国家也无法置身事外。另一方面，富裕国家的持续发展需要开辟新的资本投入空间和产品销售空间，而这只有在贫困国家取得相应发展之后才能实现。因此，每个国家在推动本国发展的同时，也要积极推动其他国家的发展。以本国发展推动世界发展，以世界发展促进本国发展，让共同发展寓于每一个国家的发展之中，从而实现人类的共同发展。第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要为共同发展筑牢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坚实地基。这启示我们，要反对保护主义，反对以邻为壑，反对转嫁危机，坚持以更加开放的胸襟，主动维护世界贸易规则，推动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创造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机遇，促进经济优势互补与利益交融，提高各层次经济合作水平，塑造经济合作与其他领域合作良性互动的局面，在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中推动各国共同发展。其五，永续发展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我们应该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同上，第422页)。笔者认为，这一思想透辟把握了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一般规律、工业文明阶段人与自然关系的特殊规律。它的丰富理论内涵可以从三个方面给予阐释。第一，系统总结了人类文明与生态环境的密切关系。从人类文明发展经验来看，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古代埃及与古代巴比伦等古代文明皆起源于生态环境良好的地区，其衰落也往往与当地生态环境恶化密切相关。第二，深刻把握了当代生态问题的历史性根源。在现代化进程中，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与此同时，人类逐渐改变了对自然敬畏与谦卑的态度，无节制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导致自然遭到严重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迅速恶化。显然，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的模式不可持续。第三，给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方案。这就是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指引，实行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将保护生态环境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前提，将推动经济发展作为生态保护的物质力量，将发展绿色产业作为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为人类开辟出一条绿色低碳的永续发展道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现代世界新挑战的理解深度，对现代世界新问题根源的把握深度，对现代世界向何处发展的解答深度，皆为现代发展理论所不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现代发展理论的超越，并非针对后者的每一个具体观点，而是超越支配其理论的思维方式，即西方文明中心论、本国发展与世界发展冲突论和最为关键的资本逻辑主导论。其中，现代化理论和新自由主义发展理论完全为这三种错误思维方式所统治，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则在不同程度上摆脱了其桎梏。其一，超越了西方文明中心论。总体而言，“在过去的近五百年间，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发展认知中，现代化几乎约等于西方化”(王立胜，第17页)。但期间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即在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文明中心论的说服力大幅下降，逐步从公开的直接阐述转向了隐秘的思维方式主宰。第一，现代化理论以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为新话语模式，“巧妙”地将西方文明中心论掩藏于其中。探究其思想本质可见，它植根于西方文明的发展经验，认为只有西方文明才能开辟现代化发展道路，非西方文明则不具备现代化的内生动力。非西方文明只有输入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念、社会结构和科学技术，才能摆脱传统社会的束缚，走上西方文明所开辟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它所设定的结局是，非西方文明永远处于受西方文明支配的从属地位。第二，新自由主义发展理论以捍卫个人自由和推动市场化为名，掩饰其推动世界西方化之实。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发展理论因缓解了英美等国的经济社会危机，而成为西方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20世纪80年代末，以“华盛顿共识”的提出为标志，其形成了世界范围的影响力，成为西方垄断资本在全球扩张的理论表征。考察其思想实质可以发现，它的真正意图绝非其所鼓吹的捍卫个人自由、在全球建立一个自由竞争的经济体系，而是要为西方主导世界文明清除经济制度、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念等障碍。然而，新自由主义发展理论违背了世界多极化的历史发展大势，其真正意图最终并未实现。耐人寻味的是，新自由主义者也知悉西方中心论所要遭遇的激烈抵抗，认为“西方文明的物质成就不仅激起其他国家的志向，同时当这些国家认为他们应得之物未给予他们时，这种物质成就还提供给他们一种摧毁西方文明的新力量”(哈耶克，第79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反对一切文明中心论，当然亦反对西方文明中心论，西方文明中心论是文明中心论在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文明交流互鉴，建设一个文明之间充分包容的世界，“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468页)。笔者认为，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首先，从源头维度看，人类文明从多个中心起源，形成了各有特色、各具优势的文明模式。其次，从过程维度看，文明必须通过发展来实现自我更新，而发展只能是在原有文明基础上的发展，因此文明必然呈现出各显所长的差异化样态。最后，从前景维度看，文明之间只有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才能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启示我们，要反对一切形态的文明中心论、文明优越论和文明隔阂论，鼓励文明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借鉴与共同发展，各文明携手共建世界文明的“百花园”。其二，超越了本国发展与世界发展冲突论。第一，现代化理论和新自由主义发展理论的西方文明中心论的本质已为上文所揭示，从中不难发现，本国发展与世界发展冲突论构成其深层理论逻辑。第二，依附理论虽然桎梏于本国发展与世界发展冲突论的思维方式，但对国家之间发展关系的认识已经颇具辩证性。一方面，依附理论认为，西方国家与拉美国家的“不平等交换”，致使后者陷入发展困境。另一方面，部分依附理论思想家强调，虽然中心国家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外围国家的榨取，但不能将这种观点绝对化，因为“把那种繁荣归咎于榨取收入就是无视中心国家巨大技术进步的影响”(普雷维什，第235页)。卡多佐不赞同弗兰克提出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脱钩的观点，主张充分利用发达国家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与科技发展的结果，改变历史发展的轨迹。(参见卡多佐、法勒托，第167－172页)第三，世界体系理论也未能完全摆脱本国发展与世界发展冲突论的思维方式的桎梏，认为现代世界体系中核心国家的数量有限，虽然一个国家的力量上升可以使其向世界中心跃迁，但新中心国家的崛起必然伴随着旧中心国家的衰落。世界霸主从荷兰到英国、从英国到美国的变化，就是这一现代世界体系运动规律的体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反对现代化理论和新自由主义发展理论内蕴的西方国家控制非西方国家的意图;支持依附理论为发展中国家谋求独立发展的主张，但反对其将本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相脱离的观点;超越世界体系理论描绘的封闭的单一中心图景。第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认为，世界为各国发展提供了足够广阔的空间。在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当代世界，一国发展可以通过发展科学技术与变革经济制度来实现。通过挤压他国发展空间实现本国发展的模式已经变得不合时宜，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已经为历史发展所遗弃，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已经落后于时代前进的步伐。第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习近平，第6页)尊重各国从本国历史传统与国家实际情况出发来实现国家发展的基本权利，不以本国文化传统与利益诉求干涉他国的发展道路。唯其如此，才能建构出“一种由不同文明传统创造出的不同的现代社会形态所共同构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张志强，第26页)。第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要坚持国家之间一律平等，提倡相互尊重，反对恃强凌弱;提倡结伴，反对结盟;提倡友好合作，反对对立对抗。支持以沟通的方式来理解国家之间的差异，支持以协商的方式来化解国家之间的矛盾，支持以对话的方式来解决国家之间的分歧，避免走向冲突乃至战争，从而为人类建设一个多元发展与共同发展的世界。其三，超越了资本逻辑主导论。第一，新自由主义发展理论旨在为资本特别是国际垄断资本的增殖最大化扫除障碍。新自由主义发展理论推崇个人自由，否定政府干预、公有制和社会主义，认为它们将导致经济效率低下，甚至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笔者认为，其所推崇的“个人自由”的本质，早已被《资本论》揭示:资本关系一方面需要货币、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来购买他人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存在脱离生产资料的自由出卖劳动的人。“资本主义生产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21－822页)苏东剧变后，西方右翼思想家错误地宣称，人类历史已经终结于资本主义，“人们普遍认同资本主义社会所提倡的自由、平等、民主理念”(乔茂林，第15页)。新自由主义发展理论借机为国际垄断资本增殖最大化开辟道路，这不仅加剧了一国内部的贫富分化，而且加剧了国与国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第二，现代化理论和国际垄断资本的关系与新自由主义发展理论和国际垄断资本的关系并无二致。现代化理论以西方特别是美国现代化道路为普遍真理，否定除此之外的一切现代化道路，这正是为资本逻辑的世界性布展而张目。第三，依附理论思想者对资本逻辑有比较深入的理解，认识到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激进的依附理论思想者主张发展中国家只有摆脱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摆脱西方资本的控制，才能真正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第四，世界体系理论判定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终结，说明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资本逻辑。其并未完全超越资本逻辑的表现在于，对资本主义之后的世界持不可知论，即到21世纪中期的某个时间，“现代世界体系将见证它自身最终的结束，让位于一个或多个迄今尚不为人知、也是不可能知的后继体系。其特征我们迄今还不能予以勾勒”(沃勒斯坦，2013年b，第9页)。 马克思界划了资本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一方面，可以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引导资本的自然属性发挥资本增殖作用，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扬弃资本的社会属性，化解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固有矛盾。(参见周丹，第128－145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秉承与发扬这一思想，超越了资本逻辑主导论，这在解决发展失衡问题与永续发展问题时体现得尤为显著。第一，解决发展失衡问题。在资本逻辑主导下，西方国家长期进行殖民掠夺，成为原殖民地国家始终难以摆脱发展困境的历史原因，而当今世界的资本无序扩张则是困境延续的现实原因。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要坚持普惠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方向，创造全人类共同发展的有利条件，推动世界各国共同繁荣发展。其实质为，积极调整国际关系这一“生产关系”，发挥资本的自然属性，扬弃资本的社会属性，使之服务于推动“生产力”发展，服务于人类共同发展。第二，解决永续发展问题。生态环境关乎人类永续发展，经济发展关乎人类长远发展，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两者构成了一对矛盾。如果我们为了经济发展而放任资本增殖，那么资本会将一切有利于增殖的事物纳入其旋涡，“使自然界的一切领域都服从于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55页)，资本逻辑对生态环境的戕害将永无止息。如果我们为了永续发展而彻底限制资本增殖，那么经济发展作为推动人类发展的根本力量将偃旗息鼓，永续发展也无从谈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并举的永续发展。既要充分发挥资本增殖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为人类发展夯实物质基础，又要驾驭与规范资本，扬弃资本“唯利是图”的社会属性，使之转换为有益的“生态资本”，形成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之间良性互动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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