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个月来，中国政府接连发布“恢复和扩大消费”“促进民营经济”“优化外商投资环境”等领域的一系列指导意见，引起海外媒体和国际学界的热烈讨论。不少外媒刊文称，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领者，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政策文件成为全球瞩目的要闻。这些指导意见可被视为中国政府为进一步刺激疫后复苏、提振经济信心而采取的重大举措。为解读以上新近出台的经济政策措施，分析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新形势，阐述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本报记者采访了俄罗斯科学院普里马科夫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亚历山大·罗曼诺夫（Alexander Lomanov）和美国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凯文·加拉格尔（Kevin P. Gallagher）。他们一致认为，在世界经济重启脚步迟缓、面临增长下滑的严峻背景之下，充满韧性活力的中国经济依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

　　同时，针对一些西方政客称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可能对全球经济发展构成风险，以及一些西方国家持有的“中国经济增长疲软”“崩溃断链”等谬论，两位学者指出，西方国家中出现的“中国经济唱衰论”并不能削弱中国经济固有的实力。当前中国的经济改革措施是适应新的发展条件的结果，中国经济发展态势整体向好、前景可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寄予厚望，中国经济离不开世界，世界经济也需要中国。 

　　谈及近期中国在消费、民企、外资领域推出的一系列指导意见，加拉格尔表示，改革开放45年来，中国创造了令世界惊羡的经济发展奇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直是国家经济的成功领航员，今后也将继续扮演这一卓越角色——今天，中国推出的政策“组合拳”即是调整和优化对策，以护航经济稳健前行的表现。近三年来，中国经济经受住了新冠疫情延宕反复、发达经济体通胀高企、地缘冲突持续等风险的多重冲击。在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加剧的形势之下，与许多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经济也面临着内外部的诸多挑战。 

　　“中国政府推出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可被视为多措并举的‘综合之策’，这些举措将进一步扩大内需、提升民营经济环境并为外国投资者创造积极动力，也将有助于克服房地产市场低迷、出口和消费支出下降带来的暂时性困难。在国内层面，释放消费者意愿意味着更大的市场购买力，鼓励民营经济意味着更强的市场主体性；在国际层面，中国企业家正在寻找新的合作商。扩大国内市场规模、增强对外贸易势头，将为中国经济创造更多的内生动力，并建立一个更加高标准的开放型模式。”罗曼诺夫说。 

　　加拉格尔提到，新时代十余年来中国经济改革进入新阶段，反映了国内外发展因素的客观变化，中国国内原有的经济增长因素正在面临转型。例如，廉价、低技能的劳动力不再能够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今天，中国能够依靠广阔的市场、雄厚的生产基础、高技能的工人等诸多优势吸引来自全球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十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率相比，如今中国经济展现出一种更加可持续、更富韧性的全新面貌。 

　　对于当前备受关注的“促进民营经济28条”措施，罗曼诺夫进行了重点阐释。他指出，中国政府在坚持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同时，将民营经济纳入国家经济体系，作为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来带动经济整体发展，这是难能可贵的战略眼光。过去几年，一些西方媒体推测，中国的民营企业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了。然而，相关数据表明，中国民营经济对于国民税收和国内生产总值贡献巨大，在技术创新、促进就业方面举足轻重。随着来自民营企业的国内投资者数量日益增多，民营经济的健康成长对于中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中国政府敏锐地察觉到，要防止资本的野蛮生长，须为民营经济设置监管的“红绿灯”。任何调控措施都具有周期性，对于现阶段的中国民营经济而言，开启绿灯已成为主要信号，这将大大增强中国工商界对经济政策的信心，也将为实现广大人民高品质生活迈出重要一步。 

　　谈及近年来中国政府为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所做的努力，罗曼诺夫说，“与其他许多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具备实现成功经济改革所必需的先决条件，即政治体制的稳定性。在此基础上，中国政府具备创造可持续经济增长的高效管理机制，以及不断平衡改革政策与国家实际状况的优秀规划能力。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新自由主义和苏联计划经济曾主导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模式。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以其强大的政治意愿推进经济改革，努力走出发展困境以实现自主的经济道路，展现出了极大的国家事业发展决心和高度的理论创新勇气”。 

　　罗曼诺夫进一步指出，20世纪末，不少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一切市场转型改革须迅速而彻底。这些专家预测，中国采取的渐进式经济改革到达某个阶段的困难境地时，就会戛然而止。然而，中国举世瞩目的经济改革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观点的错误性。 

　　他接着以“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重大战略部署为例称，这一重大战略部署是在当时新冠疫情肆虐和中美经济关系恶化的特定背景下作出的，是中国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事件。它不仅是中国经济学领域的新颖突破，也将影响国际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趋势。这一经济理论强调在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增强中国的经济主权，并实现国内生产和消费优先。中国共产党清醒地判断出，单纯依赖国际市场将无法确保中国经济未来的成功。中国经济面临多重外部因素的阻碍与牵制，例如全球化进程的放缓和“逆流”，以及西方制裁造成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断。鉴于此，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可能成为国内经济不稳定的根源。对中国而言，“国际流通”动力已明显减弱，“内部流通”潜力需进一步增强。对外开放必不可少，但开放不是终极目的,根本目标是发展国内经济、改善人民生活。 

　　“中国政府知晓如何利用一个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有利形势。中国的改革者将资源配置的工具性功能委托给市场，但他们对于市场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全能性’作用不抱任何幻想。同时，作为经济宏观调控‘看不见的手’，中国政府不断适时推出新的战略规划，并为经济重点发展领域提供纲领性支撑。例如，近年来中国各级政府采取一系列税收措施，努力缩小城市与乡村、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以降低社会收入两极分化程度，从而促进社会公正、保障社会稳定。”罗曼诺夫补充道。 

　　近三年来，中国政府巧妙地平衡了保护人民生命安全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并采取“市场友好”型的富有人文关怀的经济政策，包括提供财政支持、降低利率和减税等，加速经济复苏。对此，罗曼诺夫表示赞赏。他感叹到，在中国政府的有效防疫统筹下，中国人民展现出了在困难时期团结一致的凝聚力、遵守内部纪律的自觉性，以及社会成员之间互助友爱的和谐氛围。反观西方，宽松式的疫情防控政策导致数百万人死亡、医疗保健系统混乱，以及社会经济的极大不稳定。中国政府的做法已经表明，他们可以同广大人民一道解决棘手问题。如今，这一独特的治理优势仍在继续。 

　　此外，罗曼诺夫也谈到，新冠疫情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数字化转型进程，零售电商、智能制造等广泛流行，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对于这一新兴经济趋势，中国市场能够迅速反应并适应。中国对于新冠疫情的应对措施不仅启示各国，庞大的国内市场和国内需求具有宝贵价值，也提醒各国必须保护国内经济不受国际经济关系突然崩塌的负面影响。 

　　加拉格尔表达了相似看法。他指出，目前许多西方国家正在效仿中国政府推出“以国内市场为主体”的经济政策，将重点转向提升本国的工业能力，以减少对全球经济体系的过度依赖，走出疫情后复苏乏力的重重泥沼。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3年中国经济增速将达5.2%，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1/3。另据世界银行报告，2013年到2021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G7国家贡献率的总和。 

　　谈及这一数据，罗曼诺夫评价，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经济发挥了世界经济稳定器的作用，助力世界经济快速从衰退中恢复。如今，在世界经济面临多重困难与风险冲击的艰难境况下，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再次扮演了世界经济复苏关键引擎的角色。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深度参与者，中国经济的迅速恢复为各国树立了榜样，带去了信心。 

　　加拉格尔也提到，美国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曾对中国经济展开长期研究。多项研究数据表明，过去多年来，中国经济对于世界经济有着持续的高贡献率，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强劲反弹对全球具有重要意义。面对国内外形势变化，中国正在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这种努力值得赞赏——如今，中国经济正在从廉价劳动力和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转向以新型技术创新为主导的增长模式。中国政府意识到，必须使本国经济模式多样化，将多元化的市场需求纳入经济活动。 

　　“与中国经济规模对世界经济总量的贡献相比，中国经济的强劲反弹在开启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重启中的作用更为引人注目。今天，许多国家展现出了同中国进一步开展合作的浓厚兴趣。相信在未来，中国作为‘世界多数国家’经济增长引领者的作用会进一步增强。”罗曼诺夫补充道。 

　　在加拉格尔看来，中国辉煌的发展成就是发展中国家乃至全世界的一大福音。作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中国向欠发达国家提供了大量技术、资金援助，尽己所能帮助这些国家振兴经济并走出经济衰退。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发起的融资协议为共建国家扩大了融资规模，突破了基础设施瓶颈，促进了亚非拉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此外，中国国内经济的崛起为广大欠发达国家的出口创造了大量需求，从而在更大意义上给世界经济增长带去积极效应。 

　　如今，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及其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不少西方大国持悲观态度及唱衰论调。对此，罗曼诺夫表示，今天的美国及其盟友还未准备好接受中国作为一个与之平等的经济大国快速崛起的事实。一些西方国家对华战略误判并采取对华科技防御策略，然而这并不能从根本上削弱中国的经济实力。与十年前相比，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已大不相同——各国经济竞争不再是健康的良性赛跑，而演变为对竞争对手的经济发展进行政治意识形态遏制。制裁、保护主义、技术管制等限制措施牵绊世界经济增长由来已久，由发达国家布局的封闭军事技术联盟正在兴起，加速冲击着世界经济格局。这种基于狭隘政治价值观的小范围联盟暴露出西方经济政策的“孤立倾向”。 

　　无论是削弱中国作为竞争对手的地位，还是压制欧洲工业体系，其根本目的都是向国际层面转嫁西方大国国内经济面临的问题。谈到这一点，罗曼诺夫进一步指出，随着国际外部风险的陡增，保障经济发展的国际安全因素之重要性日益增加，西方国家妄想把发展中国家对其经济上的依赖性作为工具来实现自身政治目标。“庆幸的是，中国未被这一现象所蒙蔽，中国清醒地意识到，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可以轻易被外部的负面影响所摧毁，那就没有任何理由谈论高质量发展。”罗曼诺夫说。 

　　加拉格尔认为，在国际金融领域，对不受西方专断影响的替代性金融支付系统的需求正在不断增长。西方国家需要更多地参与到国际金融架构改革之中，以提升全球经济环境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此外，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多边治理体系中需被赋予更多的发言权和代表性。 

　　“困难和问题在所难免，但中国政府从不回避困难和问题，并采取积极措施加以应对。过去，中国经济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强大生命力和适应力，如今，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正在有序应对新涌现的经济形势。”加拉格尔评价道。 

　　今天的中国已深度融入全球经济，而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战略正在成为一个受到热切关注的学术话题，围绕这一话题展开的研究为在“西方模式”之外寻求市场经济潜力和创造发展机遇开辟了新道路。只有推动建设开放、包容、平衡的世界经济，各国才能合力前行。遗憾的是，西方大国将自身经济发展锁定在一个狭窄的视域中，试图建立与他国隔离的“小院高墙”。对照之下，中国的全球发展理念一贯强调国际新秩序的开放性、正义性与合理性，也高度重视国际经济秩序中的道德要素。这种和合共生的理念能够遏制以私利为主导的国际不公正逐利行为，从而保障全人类的福祉与发展。罗曼诺夫这样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