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联合早报》5月4日文章】题：为什么要提“中国模式”，（作者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最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海内外就“中国模式”进行了很大的争论，但争论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共识。总体上看，在这场已经持续多时的争论中，人们的关注对象并不在于客观存在的“中国模式”，而是变成了要不要、该不该有“中国模式”的问题。毋庸置疑，争论已经过于政治化，甚至道德化。很显然，这种局面的持续，并不能对人们认识“中国模式”有很大的帮助。

西方存在三种观点

海内外，人们对“中国模式”都存在着高度政治化的认知错觉和幻觉。在西方，围绕着“中国模式”，人们可以看到三种不同但又互相关联的观点。

第一种是人们所说的“捧杀派”，就是对“中国模式”大加赞扬，一些人甚至认为“中国模式”不久就要取代西方模式古在“捧杀派”内，人们“捧杀”中国的出发点不同。很多商界的人一直看好“中国模式”，因为他们本身的利益和中国相关。也有一些人的确希望中国能够发展出一个和西方不同的模式。这些人往往对西方模式已经失去了信心，而中国这些年来的高速发展，给了这些人一个希望。

与“捧杀派”相对的是“‘中国模式’威胁派”。 “威胁派”不仅看到了“中国模式”的存在，更看到了“中国模式”对西方的长远影响。这些人看到中国经过数十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但同时发现中国的发展并没有根据西方的逻辑，也没有朝着西方人所希望的方向。相反，中国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而这个模式已经颇具竞争力。 “威胁派”中的一些人，更是把“中国模式”提高到价值论的高度，认为“中国模式”所表达的就是一种和西方不同的价值，不仅对西方价值构成竞争，且说不定会取代西方价值。

和“捧杀派”与“威胁派”不同，西方很多人并不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我们可以称他们持有“‘中国模式’不定论”。这些人大多看到中国发展所包含的种种问题和制约因素，不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一种可以称之为“模式”的东西，也不相信中国的发展模式可以持续。也有一些人是在意识形态上敌视中国，他们希望中国解体和崩溃。在这些人看来，中国根本不配产生一个模式。

讨论被高度政治化

理性而言， “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就像是盖房子，房子盖好了肯定有个模式。问题在于如何看待和评价这所房子？这里既可以用比较科学和客观的方法来研究有关这所房子的诸多问题：这所房子是怎样的？如何盖成的？为什么会盖成这样而不是那样？这所房子是否根基牢固？如何改进？等等。但也可以用“审美”的角度来看待这所房子。如果是后者，那么政治化和道德化等倾向性就变得不可避免。很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人们对待“中国模式”问题大多是从“审美”的角度进行的。对客观存在的“中国模式”没有什么认识，对其“审美”的评论倒是不计其数。

有些人不承认或者贬低“中国模式”，是因为他们把模式看作一个非常理想的东西。这也不符合历史观。在社会领域，任何一个模式都有其优势也有其不足，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百分之百的理想模式。任何模式都具有历史性。

“中国模式”是客观的，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任何一种文化的人都有权利去看，去解释这个模式。中国人和西方人都有权利去看这个模式。正因为这样，东西方之间对中国模式的争论永远不会停止。就像对西方民主一样，东方人经常以自己的观点去看西方的民主模式，他们所得出的结论，跟西方人看自己的民主模式是很不一样的。

重要的是，要把客观存在的“中国模式”和对这一模式的“审美”趣味区分开来。过分“审美”就会导致过分的政治化或者道德化。

“中国模式”急需改进

对中国本身来说， “中国模式”既然已经存在，那么重要的是要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就是回答“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的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变得很重要。就内部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对中国本身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的认识，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

就外部来说， “中国模式”涉及的是中国的国际认同问题。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目前流行的各种意识形态，已经无助于向国际社会解释“我是谁”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模糊性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不确定性”的重要来源。同样，这种“确定性”只能来自于对“中国模式”的客观认知。进而，如果不能回答“我是谁”的问题，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软实力更无从谈起。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模式”的改进问题。不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只能导致对这个模式所包含的缺陷的忽视或者漠视。只有承认了“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才能对这个模式加以认真地研究，找到其不足的地方，加以改进。而事实上，如何改进“中国模式”，是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