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共联盟和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不仅在历史舞台上，甚至在一般民众的记忆里都己经消失了。但是，南共联盟及其探索、建立的“自治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南斯拉夫的解体及其给原南斯拉夫各族人民造成的灾难，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曾在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的南斯拉夫理论界居支配地位的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实践哲学”，以及这种“实践哲学”在南斯拉夫陷入社会危机、动荡、以至最后解体过程中的作用，特别是以铁托为首的南共联盟虽然严厉批判了这一学派，但未能从根本上遏制住这种“实践哲学”的泛滥，是我们不能不研究的。

－、南斯拉夫“实践派”及其同南共联盟的关系

南斯拉夫“实践派”，是20世纪50年代南共联盟大规模批判“斯大林主义”过程中形成的一个哲学学派，自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曾在南斯拉夫理论界占据支配地位。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加•彼得罗维奇、米•马尔科维奇、斯•斯托扬诺维奇、卢•苏贝克、米•坎格尔加、普•弗拉尼茨基等。他们不仅出版杂志，举办各种学术会议和学术活动，研究和宣传其思想理论观点，而且广泛邀请国际上持各种不同政治立场和哲学观点的哲学家参加他们组织的学术会议和学术活动，请他们做自己的杂志的编委。南斯拉夫“实践派”的重要人物，许多是南共联盟的老战士，有的在进大学学习之前“就已经在游击队里担任了一定职务”[1](p6~7)。他们大多不仅是南共联盟领导的批判“斯大林主义”的急先锋，而且是最早为南共联盟探索“自治社会主义”道路提供理论支持的思想家。

历史已经证明，南共联盟在批判“斯大林主义”，批判党政不分、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管理体制的过程中，把“非国家化、非集中化、非官僚化、权力分散化”作为治党治国的指导思想，严重脱离了高斯拉夫的具体国情，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探索和建立起来的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制度，对于南共联盟和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致命的。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实践哲学”，实际上是进一步扩大和发展了南共联盟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的错误，把南共联盟提出的“自治社会主义”理论彻底人本主义化、唯心主义化了。

南斯拉夫“实践派”的思想家们在对社会主义实践的批判中提出了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但他们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和实践观、脱离实际的激进的社会政治观点，终于使他们同南共联盟分道扬镰。1968年6月，先是在首都贝尔格莱德，随后在萨格勒布和萨拉热窝爆发了矛头指向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制度的学生运动。高斯拉夫“实践派”的思想家们不仅积极支持而且还有一些激进的学者直接参与了这些学生运动。正如这一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米•马尔科维奇所说，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哲学家们“实际上并不支持党并同党合作，以便立即建设一个新社会”。[1](p17)

把南共联盟及其探索、建立的“自治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归之于高斯拉夫“实践派”的思想家和他们的哲学理论，是不正确的。但是，南斯拉夫“实践派”的理论活动，特别是他们高举“人本主义”旗帜，以“实践”、“自由”、“创造”为号召，对社会主义的“毫不留情的批判”，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动摇了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在南斯拉夫自1968年激进的学生运动开始陷人“战后最严重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以及后来南斯拉夫走向混乱和国家解体的过程中，这一学派都起了恶劣的思想和舆论作用。这就是米•马尔科维奇在其和加•彼得罗维奇联袂主编的《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一书中不无自豪地说的，“1948年以后，南斯拉夫在民主化和反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形式与实践形式的进程中已经走得很远”，千百万人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造就了“新的、自由的、实干的一代”。[1](p18)

二、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实践哲学”的基本观点和精神实质

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全部思想理论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人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的存在”，其关键词是：“自由”和“创造”，“自我决定”和“自我完成”。但南斯拉夫“实践派”所说的“实践”不是指“主体变革客体的任何活动”，而是指“一种人类特有的理想活动”[1]（P23），“一种理想的极限”，即“人自发地努力以求的一种生存的可能性”[2]（P269）。他们特别反对把“人”看作是“一种能制造工具的动物”[3](p141~142)，反对“把‘实践’同劳动和物质生产等同起来”，认为“后者属于必需的领域，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必然包括不同的作用、固定的操作、从属关系和等级制度”[1]（P23），甚至以鄙视的口气称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沉闷单调、毫无乐趣可言的工作”，“白白耗费掉了”人们最美好的时光和精力，“几乎没有提供任何使人满足之处，本身是无价值的，不过是一种使劳动力得以生存和传种接代的手段而已”[2]（P269）。

南斯拉夫“实践派”把“实践”与“物质”和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自由与必然对立起来，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决定论”与人的“能动性”、“创造性”对立起来，否认人类的实践活动是客观的有规律的物质过程，否认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他们认为，“决定论”的观念是与“真正的马克思”所主张的“人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的存在”截然相反的东西，代表着马克思主义“正统”中一种令人窒息的和“官僚主义的”因素，因而必须抛弃。斯•斯托扬诺维奇说，马克思恩格斯断言“物质生产总是决定着一即使只是在最终的情况下——人的所有其它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站不住脚的”，“在理论上已经失败”。又说：“对任何以‘铁的必然性’作用于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的信仰，都已被证明为一种幻想。”[4](p87~88)

由此，南斯拉夫“实践派”断然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们认为，辩证唯物主义以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对立为前提，强调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就是见物不见人。而“从实践的辩证法的观点看，讨论‘自在的’实在、‘自在的’真理或‘自在的’价值，并无意义”。“人的实践尚未进人的世界是盲目的、无意义的、无真理的、无价值的”。[1]（P26~27）“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不是“物”，而是“人”，是“人的解放”[5](p242)，换句话说，就是人的“实践”、“自由”、“创造”。由此，他们不仅认定，“实践”，即作为人的本质的“自由的创造性活动”、“人类特有的理想活动”，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核心范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哲学”、“实践一元论”、“辩证的人道主义”、“本体论一人本主义”等等，而且认定，这种“自由的创造性活动”、“人类特有的理想活动”，“同时又是其它一切活动形式的批判标准”[1](p23)，甚至说，是马克思“进行社会批判的基本标准”[2](p266)。在他们看来，凡是同“我”自身“分离的”、“对立的”、“凌驾”于“我”之上的，使“我”感受和体验到向“我”施加现实的力量，阻碍“我”进行“自由的历史创造”，阻碍“我”的“潜能”实现的东西，都是“我”的“异化”，因而都是必须“批判”、必须“废除”或“消灭”的。因此他们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而他们南斯拉夫“实践派”就是要秉承这一宗旨，“面向我们今日世界亟需解决的哲学问题，致力于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6］（P329）。

据此，南斯拉夫“实践派”的思想家们不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人本主义”的改造，而且对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进行了全面批判。他们认为，“具体的批判不能仅限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因为资本主义特有的许多异化形式在革命以后的社会中仍然存在”，如果仅仅限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那么，这种批判就“只能是一种肤浅而偏执的批判”，“只能进一步阻碍革命活动”。正因为社会主义也“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各种形式的经济异化和政治异化”，所以社会主义也不能不成为“彻底而全面的人类批判”的对象。[1](p14、28~29）他们还认为，“批判”不能仅仅停留在思想上、理论上，“批判如果只限于对当代世界的异化做一般的分析，那么这种批判便具有一种异化了的批判特征，因为它只能在思想中，而不能在现实中废除异化”。[1](p14)的他们要在现实中用实际行动批判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制度。米•马尔科维奇说，20世纪60年代初，“实践派”在南斯拉夫理论界取得胜利后，“人道主义者（指‘实践派’的思想家——引者）感到，解决了根本的理论问题之后，迈向更具体的行动主义的步骤变得迫在眉睫了。一旦人们清楚地认识到，革命哲学的作用不在于对现存的现实（无论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作理性的解释，哲学的根本任务在于发现现实世界的根本局限并进一步发现克服这些局限的历史可能性，那么，用具体的、在实践上具有一定倾向的社会批判超越原有的、抽象的批判理论也就成为必要的了”。[1](p14)南斯拉夫“实践派”把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批判变成了现实的政治批判。他们中的一些代表人物不仅公开参与了旨在反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活动，而且宣称“对现存的政治权力毫不畏惧” [1](p3)。

南斯拉夫“实践派”对社会主义“毫不留情的批判”的理论结果，就是普•弗兰尼茨基所说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政府、阶级、政党、民族、管理、宗教、商品生产、市场”等“一群异化形式”仍然继续存在，因此，“异化问题”仍然是“社会主义的中心之点”。[7] (P97）他们认为：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是对权力的“垄断”，是“一党专政”［l］（P31），是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异化的根子”［8］（P128〉；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官僚体制”以及“作为其直接拥护者和创造者的政治官僚”，是“政治官僚和劳动群众”之间对抗性矛盾的根源，是阻碍“人自身尊严的解放和复归”的“最大危险”，是“工人阶级唯一真正的敌人”[9](p72)；社会主义“国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异化”、“政治异化”的基础，是“官僚主义”、“极权主义”专制的基础，在“国有制”下，“尽管社会主义力量掌权，工人阶级实质上却处于雇佣关系中，处于经济上和政治上被剥夺的地位”，只不过剥削、统治工人阶级的已经“不是单个的资本家，不是垄断的卡特尔或公司，而是国家机构”。[10](p66~67)总之，在他们看来，“20世纪的任何一场社会主义革命都还没有完成；迄今在俄国、中国、古巴、南斯拉夫和其他国家发生的革命，无非是革命的第一步或流产了的尝试。生产方式的私有制并没有被真正的社会所有制所超越，而成为国家所有制或统治集团所有制；职业分工仍广泛存在，而且劳动还是和在资本主义社会一样，工时长、单调乏味，使人变得愚蠢或白白地浪费掉；市场不再是生产的唯一调节者，它已为国家计划所补充，但后一种方式仍远非是合理的和民主的，而且仍保留着很大的利润动机；资产阶级国家没有被各种自治组织所超越，而只是被改造成一种官僚体制的国家，这种国家只允许在社会组织的基层单位里有较大的民主权（在南斯拉夫），或较小的民主权（在苏联）；党像典型的资产阶级类型的政治组织一样，将长期存在下去。就党的社会成分（一般党员和领导）而言，党的确转向了工人阶级，但党的组织甚至更为专权了，意识形态的灌输也更加严厉了”。[1](p30~31）这就是说，在南斯拉夫“实践派”的思想家们看来，当时的社会主义各国的革命都没有完成，都需要“继续革命”，“革”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命”，“革”社会主义国家的“命”，“革”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命”。这就是南斯拉夫“实践派”的思想家们运用其“实践哲学”考察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得出的结论。而这一结论的根据并不是南斯拉夫和其他社会主义各国的物质生活条件，而是他们提出的作为人的本质的“实践”、“自由”、“创造”。

由上述可见，南斯拉夫“实践派”强调的，作为“人的本质”的“实践”，实际上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过的“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11］（P73）；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实践哲学”，实质上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抽象的“人”、抽象的“自由”学说，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这种“实践哲学”的本质特点就在于，拒绝从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出发考察人和人的活动，把人的“实践”、“自由”、“创造”绝对化、抽象化，“吹嘘为各个人的绝对独立和自主”［12］（P351），并以这种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抽象的“实践”、“自由”、“创造”作为“社会批判的基本标准”，衡量一切、批判一切。

三、南斯拉夫“实践派”考察“人”的方法

观点和方法是内在联系着的。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实践哲学”是和他们用以考察“人”的方法内在联系着的。所以，研究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实践哲学”，不能不研究他们考察“人”的方法。

南斯拉夫“实践派”考察“人”的方法首先是唯心主义的，主要表现在，他们拒绝从具体的物质生活条件出发考察“人”。根据唯物史观，考察“人”，首先就要考察“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己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11](p67)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反复阐明的一个基本原则。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坚持并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原则。斯大林说：“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要不陷人空想家的地位，无产阶级党在自己的活动中就不应当从抽象的‘人类理性原则’出发，而应当从具体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即从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出发；不应当从‘伟大人物’的善良愿望出发，而应当从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又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和生命力在于，它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正是以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为依据，任何时候也不脱离社会的现实生活。”[13](P437）南斯拉夫“实践派”却把“从具体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即从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出发”、“从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任何时候也不脱离社会的现实生活”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作为“斯大林主义”的观点彻底抛弃了。加•彼得罗维奇说：“处于斯大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概念的中心地位的，是‘物质’、‘自然’、‘精神’、‘意识’、‘普遍联系’、‘运动’等概念。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每件事都涉及到‘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生产力’。按照斯大林主义者的想法，无论辩证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都不包括关于作为‘人’的人的任何一个词句。”[5](p242)米•马尔科维奇则更明确地说，他们“坚决反对任何正统观念”。[1](p14)这里的所谓“正统观念”就是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表明，南斯拉夫“实践派”在形成自己的观点时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错误地朝唯心主义方向迈出了第一步。正由于南斯拉夫“实践派”拒绝“从具体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出发”考察“人”，也就是把“具体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排除在“人”的本质规定之外，那么，他们关于“人”和人的“实践”的本质规定，都不能不是“想象的主体”和“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
南斯拉夫“实践派”考察“人”的方法又是形而上学的：一是表现在，他们把人抽象为孤立的个体，进而把人的本质等同于“人的共同特性”[14]（P120）、“共同点”、“人性的常数”、“历史上人类行为的一些不变的特征”[15]（Pl15~116）。这正是过去费尔巴哈坚持的、早已为黑格尔批判过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费尔巴哈把人类“个体”看作绝对的，把人类看作“许多人合在一起”构成的总和，进而把人的本质看作是在思想中通过排除“我’与‘你’、男人与女人”的个性、特殊性，获得的全部人类个体所共有的“共同的东西”。黑格尔称这种思维方式为“抽象理智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称通过这种思维方式所把握到的事物的“共同的东西”为“抽象的普遍性”、“抽象的同一性”，称通过这种思维方式形成的概念（即以事物的“共同之点”为内容的概念）为关于事物的“抽象的观念”，即“从概念中只采取普遍性一成分，而将特殊性、个体性丢掉”的“抽象的东西”[16]（P335）。南斯拉夫“实践派”宣称的“人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的存在”、“实践”是“自由的创造性活动”、“人类特有的理想活动”等等，就是这种“抽象的东西”。二是表现在，他们只承认“人创造环境”，否认“环境也创造人”，把“自由”和“必然性”、“限制”绝对对立起来，把一切同“我”自身“分离的”、“对立的”、“凌驾”于“我”之上的，“限制”、“阻碍”我的“潜能”实现的东西，都看作是“我”的“异化”，是必须“批判”、“废除”、“消灭”的，是绝对的“恶”。事实上，“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如此。即使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人们改造世界、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也不能不在自己“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进行，不能不受这些条件的制约、限制、甚至强制。这些物质条件是“统治着人们”的“实际力量”，“不仅不以分散的个人而且也不以他们的总和为转移”。[17](p274)它们“预先”规定着人们的生活条件，规定着人们能够创造什么和怎样创造，规定着个人是什么样的。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这些物质条件同时又是人们从事自由的创造性活动的物质前提和基础，人们只有接受这些物质条件，依靠并掌握这些物质条件，才能开始自己改造世界、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人们的“自由”、“创造”不在于摆脱这些物质条件的限制，而在于正确认识和充分利用这些物质条件，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创造出新的环境、新的物质生活条件。南斯拉夫“实践派”把“自由”和“必然性”、“限制”绝对对立起来，把“自由”看作是摆脱“必然性”，摆脱一切“限制”，即不包含任何内容规定的东西，是典型的形而上学的观点。这种“自由”，正是黑格尔早已批判过的、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空虚的自由”、“抽象的自由”［18］(P14、15）。

四、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实用主义学风

南斯拉夫“实践派”的思想家们自诩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但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他们不仅不尊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甚至不顾事实信口捏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观点。

比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无不强调人类改造世界的生产、实践活动是“现实”的“感性”的“物质活动”。然而，南斯拉夫“实践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加•彼得罗维奇却在他的文章申说，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是“超越了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差别”的概念，“马克思所理解的实践概念不是同精神活动相对立的物质活动，而是人的一切自由活动的结构”。[19](p231、232)为了否定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他断言：“青年”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主张“非辩证的反映论理论”，“按照这一理论，我们的意识只是外部世界的反映，而外部世界是独立于意识之外的”、“成熟”的列宁在其《哲学笔记》中则改正了“青年”列宁的这个过错。[5](p249)就是说，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放弃了反映论。

又比如，马克思主义的土个极其重要的原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说：“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11](p293)后来，马克思恩格斯总结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给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一个明确的概念，即“无产阶级专政”。然而，普•弗兰尼茨基在其所著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一书中却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要求和思想：社会主义不应被理解为政治领域的统治”。[10](p132)列宁在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学说是列宁主义的重要内容。但普•弗兰尼茨基却认定这是列宁的“不带根本性的东西，次要的、暂时的东西”［10］（P45）。恩格斯说：“无政府主义的谬论从巴枯宁用现在的形式把它提出来的第一天起就遭到马克思的反对”[20](p656~657)。普•弗兰尼茨基却说，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思潮，尤其同无政府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相符合”。[10](P22）

再比如，1988年，米•马尔科维奇在同我国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座谈时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张中贯穿着简单的决定论，即事物的进程是被预先决定了的，每件事的发生都是必然的。他们认为，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是必然的；如果了解事物的发展规律，就可以精确地预测未来的发展。对此，人们不禁要问，果真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做工作？如果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必然的，从事革命活动还有什么作用？”[14](p120)稍有辩证唯物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辩证唯物主义既不认为世界上“每件事的发生都是必然的”，也不否认人的能动性、创造性。根据唯物史观，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就是存在于人的能动活动之中，并通过人的能动活动实现的；没有人的能动活动就没有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本身就是人的能动活动的规律。客观规律“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21](p100)，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但“认识”它们，“理解”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则“完全取决于我们”[22](p630)。这才真正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客观规律性、必然性和人的能动性、创造性问题上的基本观点。

如此等等。这种态度和学风，即使在学术上也是草率的。然而这一学派，在南斯拉夫不仅存在了许多年，而且还一度在南斯拉夫理论界取得支配地位，可见其影响之大、影响之深。

五、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实践哲学”泛滥的教训

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实践哲学”在南斯拉夫的泛滥，南共联盟及其探索、建立的“自治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给共产党人的教训是深刻的。

首先，执政党要十分清楚哲学是有党性的。哲学不是远离现实的抽象理论，不是纯粹个人的世界观，哲学争论也不是远离现实的纯学术争论。如列宁所说，在阶级存在的时代，哲学上的党派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最新的哲学像在2000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23](p240)。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实践哲学”的错误，不仅在于它是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更重要的是它所论证的具体政治内容，即曲解马克思主义、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否认社会主义国家、否认社会主义国有制的社会主义“全面异化论”。尽管南斯拉夫“实践派”思想家们讨论的是“异化、人性、实践、解放、自我实现、真正的人类共同体这些抽象的问题”，但正如米•马尔科维奇所说，“这种相对来说并无危险的抽象的人道主义一旦变得具体，人道主义便会引起极大的麻烦”，“哲学的批判理论在特定的条件下可能激起群众的实践运动”。[1](p17、18)事实是，南斯拉夫“实践派”的理论不仅“激起”了1968年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和萨格勒布、萨拉热窝等地爆发的矛头指向南斯拉夫现行制度的学生运动，而且他们当中一些激进的学者还直接参与了这些学生运动。

其次，执政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南斯拉夫“实践派”之所以能够在南斯拉夫存在和发展，并“统治了南斯拉夫理论界”，不能说不与南共联盟在“非国家化、非集中化、非官僚化、权力分散化”这种错误的治党治国的指导思想影响下，削弱以至放弃了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有密切关系。1958年4月，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南共联盟纲领，虽然正确地强调了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和在实践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但同时也宣布“无论是整个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或是它的个别机构，都不认为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或其他某些社会科学方面的公断人”[24](P584)。虽然不能说这一主张为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开了绿灯，但它的确为理论界的一些学者公开宣传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宣传与南共联盟对立的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提供了某种程度的支持。正是在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高斯拉夫理论界陷人了混乱并分裂为尖锐对立的派别，南斯拉夫“实践派”就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并发展起来、以至成为南斯拉夫理论界居于支配地位的力量的。而南共联盟的“上层”和“各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对于各种报刊早就出现的“种种带有修正主义立场的、否定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说的文章”，对于“形形色色的鬼知道是什么性质的讨论会”，却如铁托所说，“认识迟缓而不及时，没有马上作出反应”，“没有予以回击”，“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因为他们认为，在“自治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这样干和这样说”。[25](p289、290、293)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当时南斯拉夫意识形态领域的实际状况，也可以想见以“自治社会主义”为旗帜的南共联盟在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不作为的实际状况。1968年事件之后，以铁托为首的南共联盟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纠正自己的错误，比如，将“实践派”中积极参与反对南共联盟的思想体系和政策的一些人开除出南共联盟，革除该学派的米•马尔科维奇、斯•斯托扬诺维奇等8位教授在贝尔格莱德大学的教职，勒令《实践》杂志停刊，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加强南共联盟的作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和开展反对一切消极现象和阶级敌人的斗争的重要性等等。这些措施尽管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成效，稳定了南斯拉夫的局势，但却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从米•马尔科维奇的一段叙述就可见一斑，他说：“尽管1968年至1975年的整个时期内有着沉重的压力，但来自‘实践派’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仍能继续执教，出版著述，组织会议，并统治了南斯拉夫理论界” [1](p18)。

再次，执政党要结合本国的具体国情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划清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实事求是地说，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意识形态领域必然存在复杂斗争，以铁托为首的南共联盟领导核心从一开始就有清醒的认识。早在1952年11月召开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铁托就在报告中明确地告诫全党：“在我国社会生活民主化的现阶段，对党来说，最危险的是各种异己的影响向人民，特别是向党渗透的企图”。因此，铁托强调：“民主化越广泛，党员对这种现象的警惕性也必须越高，不管这种现象是在报刊或口头宣传中，还是在某种行动中出现。必须坚决地揭露这种现象，指出这种现象是企图破坏我们的思想一致和整个地削弱人民的团结。”[26](P36)但为什么南共联盟在实践中没有从根本上遏制住“实践派”的“实践哲学”的泛滥，换句话说就是，“实践派”的“实践哲学”为什么不仅没有受到全党一致的抵制和批判，反而“统治了”南斯拉夫理论界呢？当20世纪70年代初，铁托多次提出对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活动“采取行政措施”，强调“南共联盟中的民主集中制”，强调把南共联盟变成“一个团结的、强大的党”，一个“在思想、政治上、行动上和组织上发挥作用”的党时，为什么这些主张和措施不仅没有在南共联盟内部形成共识和统一的意志，反而被指责为是“改变南共联盟的政策”和“复旧”，是“重新使党国家化”，“回到中央集权主义和保守主义”[25](P293、347、348)呢？从总结经验教训、以新的认识和措施纠正过去工作中的失误方面说，这些指责是毫无道理的；但从南共联盟的政治主张和指导思想方面说，这些指责也是有道理的。因为铁托和南共联盟中央提出和采取的这些主张和措施本身是同南共联盟的“非国家化、非集中化、非官僚化、权力分散化”的指导思想、“自治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相矛盾的。铁托和南共联盟提出的“自治社会主义”道路本身，就是要求共产党“远离”国家政权，要求国家消亡“立即开始”，把“国家所有制”转变为“直接生产者管理下的社会所有制”的道路[25](p151)。用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和南共联盟中央历史委员会倡导编写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历史》中的话说，“自治社会主义”就“是一条实现没有党的直接社会主义民主的道路，一条国家的某些职能消亡的道路，也是一条把国家的某些职能转变为社会自治职能的道路”。[27](P568)南斯拉夫“实践派”的许多基本观点都是同南共联盟的“自治社会主义”理论和主张一致的，只不过更激进罢了。比如，南斯拉夫“实践派”把政党看作是人的“异化”形式，即限制人的自由和创造性的力量，这同样也是南共联盟的领导人和理论家爱•卡德尔的观点[28](p92~93)。再比如，认定在社会主义国有制条件下，工人同劳动的关系仍然是雇佣关系，既是南斯拉夫“实践派”的观点，同时也是铁托和南共联盟的观点[25](p149)。如此等等。正是南共联盟的“非国家化、非集中化、非官僚化、权力分散化”的指导思想和“自治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搞乱了整个南共联盟，正因此在南共联盟内部不可能形成抵制和批判“实践派”的“实践哲学”及其社会主义“全面异化论”的共识和统一意志。

上述事实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29](p281~282)。这是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应当牢记在心的科学真理。

参考文献：
［1］米•马尔科维奇：《导论——实践：南斯拉夫的批判社会理论》，米•马尔科维奇、加•彼得罗维奇主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重庆出版社，1994.
［2］米•马尔科维奇：《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三联书店，1979。
［3］加•彼得罗维奇：《马克思思想中的人道主义与革命》， 《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问题的论争》，三联书店， 1981．
［4］斯•斯托扬诺维奇：《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种张力》，米• 马尔科维奇、加•彼得罗维奇主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重庆出版社，1994.
［5］加•彼得罗维奇：《同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斯大林主义》，《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三联书店，1979。
［6］《〈实践）的宗旨何在？》，《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三联书店，1979.
［7］普•弗兰尼茨基：《社会主义和异化问题》，沈恒炎、燕宏远主编：《国外学者论人和人道主义》第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
［8］米•马尔科维奇：《工业文明社会彻底人道化的可能性》，沈恒炎、燕宏远主编：《国外学者论人和人道主义》第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
［9］米•坎格尔加：《马克思哲学的意义》，米•马尔科维奇、力口•彼得罗维奇主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重庆出版社，1994.
［10］普•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人民出版，1982．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
［13］《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
［14］《米•马尔科维奇谈当代马克思主义流派》，《马列主义研究资料》，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辑.
［15］米•马尔科维奇：《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和伦理学》，沈恒炎、燕宏远主编：《国外学者论人和人道主义》第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
［16］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
［17］《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
［18］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
［19］加•彼得罗维奇：《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哲学和革命思想》，《马列主义研究资料》，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辑.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
［23］《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
［24］《南斯拉夫资料续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
［25］《铁托选集》（1961－1973），人民出版社，1980.
［26］《铁托选集》（1952－1960），人民出版社，1980.
［27］斯•斯托扬诺维奇主编：《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历史》，人民出版社，1989.
［28］《卡德尔论文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6．
［29］《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100871
责任编辑：杨海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