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主流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研究亟须一场知识革命。党争民主的乱象、新自由主义的溃败以及中美关系的断崖式下滑等都非主流理论所能解释，这些重大变革冲击了经典社会科学的“硬核”，以致那些围绕“理论保护带”的修修补补已经显得力不从心。托马斯·库恩认为，从一个处于危机中的范式转变到一个新范式远不是一个可以经由旧范式的修改或扩展所能达到的积累过程，而是在一个新的基础上重建该研究领域的过程，这种重建改变了研究理论中某些最基本的理论概括。范式革命意味着世界观的改变，世界政治学的提出正是在此意义上为回应时代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做出的探索性尝试。

那么世界政治学为何能够重塑人们的认知模式呢？这与其独特的历史观有着密切联系。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写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世界政治学虽然是一项全新的研究议程，但世界政治研究却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探讨一门学术传统的思想资源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后者决定前者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式，从学科资源出发形成特定的学科意识，才能更有针对性、更有效、更专业化地推进理论建设。对于世界政治研究而言，正是中国传统赋予其区别于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的历史观，尤其是世界政治史作为一门“新史学”，为理解世界政治体系的演变以及当代世界秩序提供了全新视角。本文以史观为中心，历史性地分析了富有主体性、原创性知识内涵的中国传统在世界政治研究历程中是如何形成、被偏蚀并得到重建的。

二、世界政治研究的起点与学科建制  

中国的世界政治研究传统源远流长，“天下观”“大同世界”等思想便是最直观的体现。不同于西方传统将“世界”理解为国家间战争的结果，中国人秉持的天下体系强调，“存在某些世界公共利益，这些公共利益的力量达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程度以至于没有一个国家愿意破坏这些利益”。因此，中国素来以合作而非对抗的思维理解世界。在中国古代传统认知中，构成世界的不同单元只存在文化上的差异，而无种族上的优劣。正如萧公权所言：“孔子以文化判夷夏，其意在用夏变夷。夷夏既因文化之升降而无定界，则均已失其种族之意义而成为文化之名词。”中西文明对于“世界”理解的差异性导致了全然不同的学术进路：基于“自然状态”假设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将战争与冲突视作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必然形式，强调合作性、致力于“大同世界”美好蓝图的中华文明则为世界政治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思想底色。 

作为中华文明传承者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秉承世界政治的思维方式和历史使命感。中国共产党围绕世界政治提出了一系列经典命题，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论持久战”、新中国成立后有关“三个世界”的划分、改革开放后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以及新时代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这些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的命题有助于我们理解世界政治研究同当下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区别，同样也构成了世界政治研究的起点。 

（一）世界政治体系下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提出一系列有关世界政治的经典命题，首先得益于其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与恩格斯指出“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进而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晚年的恩格斯也一直认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国际的事业”。这意味着共产主义革命自诞生之日起便非一时一地之革命，聚焦世界政治及其变迁是所有马克思主义政党都必须具备的精神品格。

俄国十月革命将社会主义从理想变为现实，其非凡影响不仅局限于俄国本身，同时具有世界意义。列宁强调布尔什维克应当是世界的布尔什维克，俄国革命最大的历史课题就是“必须解决国际任务，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必须从我们仅仅一国的革命转变成世界革命”。因此在1919年，俄国共产党明确宣布“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要求一切先进国家的工人阶级彼此充分信任，结成最紧密的兄弟联盟，采取尽可能一致的革命行动”。苏联的出现宛若一柄利刃撕开了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霸权，“在世界革命的发展进程中，与个别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策源地和这些国家的全世界体系并列，会出现个别苏维埃国家的社会主义策源地和这些策源地的全世界体系，而这两个体系间的斗争将充满世界革命发展的历史”。与此同时，新的对抗性意识形态力图将“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发动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各剥削阶级及其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而言，十月革命的成功以及苏联的出现“建成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强调新民主主义这个历史特点“并不是从鸦片战争以来就有了的，而是在后来，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形成的”。

在世界政治体系的裂变时刻，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政党组织模式与国家发展道路为中国提供了一种新的替代性方案。1919年中国历史演变的基本线索就是世界政治体系抉择的转变，其中最为鲜明的是思想、政治等方面产生的巨大分化：清末民初以来救亡图存的努力大多借用西方政治体系中孕育的各类政治、制度与思想资源，而陈独秀、李大钊等共产党人转入了另一个体系，彻底跳出了西方世界秩序的路径锁定，为国家发展带入了全新的认识。相较于其他被殖民地区，“不仅是因为可以理解的地缘政治原因，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使它成了国家间尖锐矛盾的焦点，而且还由于中国日益加剧的内部纷争孕育着对苏维埃政权有潜在好处的大规模革命”，由此让中国受到苏联的极大重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规划了世界体系边缘地区推动民族革命的路线方针与具体主张，这对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政治、组织与意识形态建设都产生了直接影响。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政治纲领就明确提出“联合第三国际”的主张，第一个决议则提到“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到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正式作为支部加入共产国际。思想与组织的双重特质使得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便必然是关注世界政治的政党。

（二）中国共产党的世界政治研究传统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胜利必然具有改变世界体系的意义。因此，将世界政治研究的中国传统与中国共产党的实践相连接，不仅源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世界体系裂变的关键时刻，更重要的是其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都在从事一种事实性的世界政治研究。其中，毛泽东的诸多论断最具代表性。立足世界政治视角理解经典文本，我们得以重新发现那些闪耀着实践智慧的原创性思想成果，这对当下从事世界政治研究依旧富有指导意义。在此，主要选择三个最具代表性的议题予以论述。

一是有关国家形态与政权存续的思考，这主要体现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著作中。毛泽东首先揭示了一种世界各国从来没有过的特殊现象：一国之内，在白色恐怖包围之中有一块或若干块的红色区域长期存在。这是一种国家形态的分析，即“特定时期因国家—社会互动所形成的政治形态与治理结构”，特定类型的国家形态具有鲜明的时空特征。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独特的国家形态呢？除国内因素外，毛泽东还充分考察了中国在世界政治体系中的位置，他认为中国红色政权所展现的特殊状态不会出现在帝国主义国家内部，也不会出现在其直接统治的殖民地，而只会出现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中国。产生这种政权态势是两种因素的结果，“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就像当代历史社会学所展现的那样唯有充分关注殖民地社会现实与宗主国制度安排之间的“绞合”，才能更好地理解殖民地的国家社会形态及其历史后果。恰是基于世界政治体系的考量，毛泽东正确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形成的原因，并为政权的发展提供了方向性指导。

二是关于战争与革命形势的预判，这在《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得到了充分展现。在分析“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这一根本问题上，毛泽东不仅强调需要“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同时强调需要“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以及“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战争延续时间的问题则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毛泽东认为，抗日战争不仅是一场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战争，同样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至于中国革命的命运，毛泽东更是明确提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论断，这是因为“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连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毛泽东也充分意识到帝国主义诞生的年代便是自由主义世界政治体系最终形成的年代，自那时起，理解中国国内政治不得不充分考虑世界政治。也正是因为中国革命处于20世纪30—40年代社会主义高涨、资本主义低落的新国际环境中，“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也就没有疑义了”。

当然，立足世界眼光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将中国革命仅仅视作世界革命的简单延续，《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批评了“不承认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中国革命的总爆发必将引起世界革命的总爆发，而中国革命又必须在世界革命的总爆发中才能成功”等若干不合时宜的“左”倾错误。即便在党建立初期，共产党人依旧十分重视中国革命的特殊情势：在无产阶级未能获得政权以前，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这些原创性思考都表明，中国共产党的世界政治研究是基于中国实践或曰“以中国为方法”的世界政治研究。

三是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在学术意义上，“第三世界”意指那些既非西方发达国家也非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广大落后国家。毛泽东对“三个世界”的划分更具战略思维。1974年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发言中，邓小平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从中不难看出，“三个世界”的划分主要依据两个维度：一是以国家实力为标准，尤其是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二是以谋求霸权还是反对霸权为标准，从而突破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窠臼。“第三世界”这一概念因此被赋予了反对霸权主义的政治意涵，甚至“第二世界”的国家也可以与“第三世界”一道共同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在面对新的世界政治局势时独到的战略眼光。

中国共产党的世界政治研究传统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在20世纪50—60年代，许多国家的左翼力量将毛泽东思想而非西方流行的自由主义方案视作改变自身命运的首要选择。与此同时，中国道路同样引起了学界重视，对于许多比较政治研究者而言，中国正在走一条完全不同却卓有成效的发展路径。也可以说，早在近半个世纪之前，“中国式现代化”已经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从马克思对“东方问题”必然延伸到亚洲问题的论述，到列宁的“帝国主义的发展不平衡”和由此产生的“薄弱环节”论，再发展为毛泽东的“帝国主义不平衡及其代理人矛盾”和“三个世界”学说，这构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运动有关全球战略分析的理论序列。可以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世界政治研究之所以取得显著成效，与其独特的世界观与历史观密不可分。

（三）世界政治研究的学科建制 

除具体实践，中国共产党还在教学体系与学科建设方面推动世界政治研究。早在延安时期，抗日军政大学已经开设外国政治的相关课程。新中国成立之后，世界政治研究更是成为政治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49年10月颁布的《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中，各大学政治学系不仅开设“中国革命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等中国政治课程，还广泛开设了“近代世界革命史”“现代世界政治”“帝国主义论”等世界政治系列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置显然以实践为导向，国家明确规定政治学系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各级政府行政干部、外交干部、研究工作干部及中等以上学校的师资”。在1961年中宣部会同教育部、文化部拟定的政治学教学方案中，学生除要学习政治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等基础理论的公共课之外，“世界政治专门组”的学生还需要学习“社会主义国家概况”“亚非拉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和政治”“帝国主义对外政策研究”等课程。由此观之，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虽然在1952年被取消，但世界政治研究仍在继续开展。

1963年，周恩来主持召开外国政治研究座谈会，最终讨论结果形成了《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并报送中共中央。报告直陈外国问题研究的几大短板，包括缺乏专门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缺少相关学科专业、缺乏国外问题的经验材料、外国研究工作缺乏统一领导以及不同研究机构之间缺乏交流合作等。毛泽东对此批示“这个文件很好”，同时提到当时宗教研究的匮乏，“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为了更全面地了解世界，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廖承志为组长的“国际研究指导小组”，同时进一步充实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外国政治研究，并于196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形成了“一系一所”的配置：三所学校均成立国际政治系，中国人民大学侧重苏东国家并成立苏联东欧研究所，北京大学侧重亚非国家并成立亚非研究所，复旦大学侧重欧美国家并成立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与此同时，许多具有区位优势的大学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纷纷成立相应的研究机构，如厦门大学的南洋研究所、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所、吉林大学的日本问题研究室和朝鲜问题研究室以及四川大学的印度研究室等。

1979年3月2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是将“世界政治”作为一个单独的学科范畴而加以强调的。改革开放以来，世界政治研究得到了新的发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陆续成立了8个涵盖世界各地区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与此同时，一系列学术刊物得以创办，这些研究机构和学术刊物为中国世界政治研究的学科建制贡献了力量。

综上，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与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丰富的世界政治研究传统。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那样，“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中国传统所孕育的世界政治研究以中国为中心，其最终目的是治国理政以及外交方针等重大现实问题，因此其研究也必然以问题为导向。世界政治研究与赖特·米尔斯推崇的“经典社会分析”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关注历史中的社会结构，而其问题也直接关涉着紧迫的公共议题和挥之不去的人的困扰”。

三、世界政治研究的史观偏蚀：从“以我为主”到“西方中心”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政治学学科得到恢复，世界政治研究同样在“补课”的呼吁中重获新生。以中国人民大学的学位论文为例，20世纪80年代国际政治、世界经济、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共运史等专业还延续着事实性的世界政治研究传统。但随着学科划分逐渐细化，曾经作为“一体化社会科学”的世界政治研究逐渐被分解到国际关系与比较政治等二级学科。这种学科划分显然受美国影响，但遗憾的是，中国学界忽视了美国政治学形成这种学术格局是与其独特的学术发展历程有着密切联系的。“学术自觉”的浪潮无形中推动着政治学内部愈加分化，甚至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对彼此研究领域互不了解，整体性分析视角日渐偏蚀。 

西方世界的影响不单体现在学科设置上，更体现在议题设定上。在学科意义上，美国政治学的形成有赖于两方面的结合：一方面是客观性的科学，另一方面是以进步主义的方式来维护美国民主。加之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回潮，使得恢复重建的中国政治学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抱有极大兴趣，“民主转型”“公民社会”“宪政民主”“历史终结论”一时成为学界的热门词语。客观而言，这是学术发展的必然阶段。但由此带来的惨痛代价是将别人的问题视作自己的问题，即“身份意识”的缺失。斯坦利·霍夫曼指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就是一种美国的社会科学。随着问题导向、实践导向的“世界政治”在改革开放之后坍缩到了“国际关系”，中国学者也开始转向聚焦现状性结构，或者是仅仅关注西方学者确定的学术传统与研究议程。西方文明的世界观与历史观所形成的知识形态逐渐占据主导，西方理论成为衡量本国政治与对外关系对错的标准。 

那么如何评价学习西方以来的知识成果呢？詹姆斯·鲁尔认为，评价社会科学理论发展进步的标准在于对“首要问题”的回答，这些问题直接源自社会生活本身反复出现的、一直存在的紧张状态和混乱关系。但遗憾的是，主流理论越来越偏离这一标准。在国际关系领域，三次重大的理论论战确立了国际关系理论的整体脉络，同时也在“诸神之争”中将这一学科彻底局限于关注当下问题，以致历史感很强的英国学派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反倒是理论禀赋极弱的现实主义理论大行其道。虽然研究成果丰硕，“但国际关系领域愈加为理论检验与政策研究所占领，研究者不再关心如何通过理论反映世界运转方式”。当去历史化的理论成为经验研究的前提，研究者无疑是用一种十分狭隘且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眼光看待世界。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虚假的“普世主义”、浓厚的种族主义以及经典理论与非西方世界经验之间的脱节使得当代国际关系理论面临重大危机。 

危机同样出现在比较政治领域，尤其是西方民主研究面临理论与实践双重困境。一方面，研究技术的突飞猛进并没有实质性地提升我们对于民主化的认知，海量研究成果不过是证实了几十年前学界已经知道的东西，即富国更容易民主化；另一方面，民主化虽然比预期更容易实现，但其在权力关系、经济平等、社会保障和阶层流动等方面所带来的改善却乏善可陈。曾被西方吹嘘的“颜色革命”反倒让转型国家深陷发展泥沼无法自拔，国家建设的困境以及无效治理已然成为民主转型国家面临的普遍问题。究其原因，或许正如伊恩·夏皮罗所批评的那样，大量政治学研究者主动与现实世界拉开距离，他们不再关心自己的知识成果是否可以回应重大政治社会问题，而是刻意追求精致的分析方法与科学的研究设计。科学主义日益消磨着人们探索真实世界的热情，比较政治逐渐走入“去历史化”“去情境化”的歧途。研究者不假思索地将那些基于有限地方性经验抽象而来的理论视作先验实在，并以此分析和评估现实政治生活。 

通过对学科发展史的梳理，当代国际关系与比较政治的共享性逻辑呈现在读者面前，那就是理论导向逐渐替代了历史—实践导向。当世界政治研究的中国传统被抛弃，中国学术研究的“知识主体性”逐渐丧失。作为一个重要命题，“知识主体性”是基于世界政治的基本经验教训而言，其目的是建立符合自身社会条件的社会科学。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研究，其落脚点都在于历史研究。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知识都是“地方性知识”，但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观与历史观使地方性知识普遍化，从而形成了学术体系中“西方学者出理论、出思想，非西方学者出数据、出案例”的中心—边缘格局。面对“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政治学界对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邻居”都知之甚少，遑论提出原创性理论和概念了。从“以我为主”到“西方中心”的嬗变虽然赋予了学术研究更为“科学”的外壳，但须知科学本质上是一种解题活动，人们更应该关注理论是否为重大问题提供了合适的解答，而非仅仅关注理论是否在当代认识论框架内得到强有力的验证。支持主体性社会科学的最大公约数都是历史的路径，重视世界政治研究的传统，对于危机中的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四、世界政治学：找回传统与学科新议程 

面对既有理论的贫瘠，赵汀阳指出，一种取代国际政治的新政治在世界现代化的过程中已经悄然出现，并在当前的全球化过程中逐步展开，这就是世界政治。虽然具体内涵可能多有差异，但“世界政治”一词的再次浮现推动中国学者重拾被长期遗忘的学术传统。在21世纪进入第三个十年之际，世界政治研究这一饱含中国传统的学术路径再次引起学界重视。

随着知识积累的不断深入，主流政治学所赖以存在的“科学纲领”受到冲击。尤其是近年来兴起的“历史转向”更赋予了研究者新的认识论基础与因果推论逻辑。立足复杂的历史变动，世界政治展现出与经典理论截然不同的图景：“公民社会”的神话在现实中沦为利益失衡的碎片化权力网络，保护私有产权的“好制度”可能导致经济奇迹的终结，第三世界的地主阶级成为“民主政治”的坚定支持者，被视作“民主灯塔”的美国充斥着封建传统与寡头统治。这些对世界政治的新认识使理论所面临的危机从“保护带”延伸至“硬核”，为新范式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新范式的提出源于新的研究单元。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的开篇中写道，在过去几百年间，世界上曾发生一些重大的结构性变化，使得今天的世界与昨天有本质上的不同。而当今社会科学许多重大理论分歧源于致力于理解这种“差异”过程中选择研究单位的争论。区别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范式和迈克尔·曼的社会权力理论等既有研究，转型升级后的世界政治研究将新的研究单元定位于政治思潮这一观念性因素。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学术反思性著作中所言：把民族和民族国家用作分析的基本单位忽视了一个关键事实，即这些单位实际上是被全球政治思想潮流联系和贯穿起来的，比如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及庞大的宗教网络、经济和技术力量。观念与意识形态权力如此重要，以至于托马斯·皮凯蒂在其著作《资本与意识形态》中宣称：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意识形态斗争与追求正义的历史；换言之，观念与意识形态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学科意义上，世界政治学被理解为“政治思潮诱发的国内制度变迁以及在此基础上塑造的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在这一定义中，政治思潮属于政治理论的范畴，国内制度变迁涉及本国政治与比较政治的知识，国际关系与世界秩序则是国家政治所关注的议题。因此，世界政治学无疑是对政治学各二级学科的统合式研究。

观念性因素如此重要，那么世界政治研究者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逻辑呢？马克思主义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唯物史观否认思想观念的重要性，列宁就认为“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而且在世界政治的形成过程中，物质性力量并不必然导致制度变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指出：“社会的政治结构决不是紧跟着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这种剧烈的变革立即发生相应的改变。当社会日益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时候，国家制度仍然是封建的。”正是源于此，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依附论与世界体系理论即便可以立足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解释世界体系的形成，却很难真正把握“反体系运动”的兴起与演进。事实上，“反体系运动”与其说源于殖民地阶级关系社会结构的变化，毋宁说是直接受到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等对抗性意识形态的影响。政治思潮能够更好地展现国内政治与世界政治的“同频共振”，研究者可以通过政治思潮这一分析单位进一步追问国内政治与世界秩序的同源性。

进一步讲，世界政治研究追问的是不同因素在塑造世界秩序过程中的相对重要性，而非物质与观念孰为第一性的问题。在权衡因果相对重要性方面，方法论研究者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人们大概不会反对“国内社会变迁是政治思潮涌现的必要非充分条件、政治思潮的涌现又是政治体系变迁的必要非充分条件”这一假设。那么根据集合逻辑，集合“政治思潮涌现”相较于集合“世界政治体系变迁”的覆盖面要高于“国内社会变迁”这一集合。在集合理论中，覆盖面即“一个原因或原因组织对结果的解释程度”，高覆盖面意味着一个原因在经验分析层面具有更高的“相对重要性”。对于不同原因的相对重要性，我们可以认为：一个更具充分性的必要条件更为重要，更具必要性的充分条件更为重要。由此可以断定，政治思潮相较于物质性力量在世界政治体系变迁中显得更为重要。

既然观念性力量如此重要，那么如何看待世界政治学与建构主义之间的关系？建构主义展现出观念与规范在塑造国际秩序过程中的复杂图景：当战后西方世界纷纷开始保障工人利益、推动中产阶级福祉并强调政府干预经济，这种源于国家内部的社会共识就会进一步扩散到国际秩序层面进而出现所谓“内嵌式自由主义”；而随着20世纪80年代之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与米尔顿·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的信徒越来越多，新自由主义逐渐取代了凯恩斯主义，导致世界秩序从内嵌式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在科学崇拜风气日浓的今天，建构主义揭示了“社会科学靠心推动这一事实是它与自然科学相比之下的弱点所在，但也恰恰是社会科学的力量所在”。亚历山大·温特指出，“通过不断改进我们的理论和测量技术，我们将有利于接近社会生活的真相，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但遗憾的是，建构主义即便逃脱了实证主义的认识论误区，也难以摆脱因历史所形塑的、由身份意识而导致的局限性。正如既有文献所展示的那样，建构主义者大多仅关注观念建构的即时效应，而缺少长时段的历史想象力。与此同时，他们几乎不去考虑社会主义与民族解放运动的作用，同时在思考世界秩序的内涵时与其他理论流派并无二致。如此种种，是由西方知识界所秉持的史观所决定的。这告诉我们，转型升级后的世界政治研究必然要建立在一门“新史学”基础之上。

五、作为学科基础的世界政治史：一门“新史学” 

旧世界叙事和新世界叙事是当今世界对立的两种叙事，“新史学”之“新”在于“新史观”。史观涉及社会科学研究的主体性问题，它不仅决定着历史书写的具体模式，同样决定了研究者的价值取向——如果不重视史观的问题，我们的世界政治学依旧在研究别人关心的问题。从中外研究现状来看，目前存在很多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的著作，但没有一部真正的世界政治史。这并非研究者没有认识到世界政治的重要性，而恰恰是西方学者认识到了世界政治演进的本质，所以他们将血腥肮脏的殖民—帝国主义历史掩盖了。于是，当下流行的各种历史叙述包括政治思想史、国际关系史无疑都建立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史观基础上，而全球史更是去政治化、去国家化的。

（一）世界政治史的史学资源与史观问题 

世界政治学强调政治思潮的重要性，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流行的西方政治思想史背后的价值底色。在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脉络中，约翰·洛克确立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核心信条。但也正是在《政府论》中的《论财产》一章，洛克通过一种颇为隐晦的方式为资产阶级的财产占有以及殖民扩张提供了道德基础。洛克认为，美洲土著民未能通过劳动改造富足的土地，因此他们并不具备这些土地的所有权；欧洲人拓殖这些“无主地”是为了让自然资源免于浪费，而经过劳动之后的土地也就成为欧洲人的私有财产。作为实践者，洛克是奠定“奴隶种族化”标志性章程《卡罗来纳基本法》的主要起草者之一，他本人也曾担任英国贸易和殖民事务大臣。洛克曾把几乎所有国家在重商主义时期所面临的困境归结为这样一个公式：对于一个没有矿产资源的国家来说，通向财富的道路只有两条，即掠夺和贸易。

自由主义的两面性揭示了被主流政治学倍加推崇的思想家所不为人知的一面。西方政治思想史背后是个人主义史观，其最终目的是为有钱人的行动进行合理化论述。原因很简单，财富终究为少数人所占有，因此保护私有财产最终只是保护少数人的利益。与此同时，自由主义思想家为当代国际关系确立了基本准则，即帝国主义塑造的不平等秩序。除洛克外，杰里米·边沁、詹姆斯·密尔、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和马克斯·韦伯等西方学者都通过进步史观和种族优越论不断赋予欧洲帝国主义以合法性。他们以西方视角划定了文明与野蛮的边界，认为“野蛮社会”自身不存在进步到“文明社会”的条件，因此西方世界需要通过殖民扩张与专制统治的方式将这些落后地区带向“文明世界”。

吊诡的是，白人优越论、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帝国主义理论等助力资本主义将其国内优势转换全球优势的理论主张却在主流国际关系史教材中销声匿迹了。经典的国际关系史的书写模式习惯性地强调1648年以来的大国权力分配，但对权力模式变革或支撑这些变革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转型的关注不足。大国“均势”的背后是强国对于弱国赤裸裸的帝国主义行径。然而这段历史过于血腥肮脏，于是帝国主义史摇身一变成了看似价值无涉的国际关系史。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也显得无足轻重，即便偶有闯入研究者视野，也仅仅被视作大国博弈的副产品。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三世界国家的持续“热战”以及风起云涌的抵抗运动在经典国际关系史视域下不过是代理人战争而已。

如果说政治思想史主要是富裕的有产者所书写的历史、国际关系史是掩盖帝国主义行径的历史，那么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国际共运史和民族解放运动史便是底层民众反抗内外压迫的历史。面对世人对资本主义成就的赞誉，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难道它不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蒙受苦难与屈辱就实现过什么进步吗？”中国具有丰富的国际共运史研究传统，但遗憾的是随着研究重点的转移，学者们越来越欠缺第对三世界国家的关注。而且仅凭借国际共运史也无法支撑起完整的世界政治研究，因为研究者需要探索人类历史是怎么来的这一更长时段的历史动态。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出现了相似的文化转向。研究者们不再像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作家那样基于唯物史观研究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而是从文化角度将研究范围扩大到社会中更多成员。

除以上提及的历史书写模式，冷战后历史学界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世界史和全球史的兴起。全球史意图超越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主流史学，正如威廉·麦克尼尔所强调的那样，不同文明长期以来都处于交互碰撞之中，因此将它们视作彼此孤立的存在而加以研究在方法论层面显然是欠妥的。与此同时，他们对国别区域史中出现的狭隘视野和碎片化问题也表示警觉。在他们看来，过去的两个世纪以来，“所有历史学传统几乎都在关注同一个问题——要么是赞扬西方世界的兴起，要么是关注西方国家产生的影响”。为此，全球史学家意图追求一种基于“严肃学术”的真实的全球史。

全球史为我们理解世界政治提供了不少新意，例如，它突破了“落后的东方”等刻板印象，强调直到18世纪以前世界经济一直被亚洲的生产、竞争力和贸易所支配，而基于“在工业、农业运输和贸易方面拥有的绝对与相对的更大的生产力”，中国在西方世界兴起前已然是全球经济的核心。然而，新近的全球史研究者过于强调某些因素在全球的传播，而忽视了那些塑造世界秩序的深层结构。在去国家化和去政治化的历史书写中，瓷器、茶叶和花椒等特定的物件在市场的逻辑中被赋予了独立意志，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则被视作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全球史学将世界联系起来的动力被描述为一种市场经济从工业化的世界“中心”向“边缘”扩散的故事，从而似那些去政治化的帝国史研究一般，斩断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种族主义”等几个关键概念之间的历史逻辑，从而将西方世界的全球扩张窄化为某种形式的政府政策或单纯的市场秩序。

全球史的兴起、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析的嬗变以及史学界的文化转向都展现出当代历史研究“去政治化”的倾向。经典社会学家及当代学者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一些塑造“现代性”的关键因素，包括白人优越论、西方帝国、殖民主义、奴隶制、种族歧视以及第三世界的抵抗运动，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现代化研究的知识贫困与分析性错误。这些问题之所以出现，是由西方中心主义的史观决定的。因此，转型升级的世界政治研究必然要建立在一门新史学的基础上。

（二）新史观下的世界政治史 

这门新史学就是世界政治史，即一部“资本主义驱动的白人优越论及其所建构的由白人主宰的国际制度与国家关系演化的历史”。之前，我们将世界政治史视作各主要国家政治史、政治思想史、国际共运史、民族解放运动史和国际关系史，如今对此有了新的认识：世界政治史不仅是学科意义上的综合式研究，更重要的是提供了新史观。都是在研究世界历史，但为什么形成的理论、得出的结论会如此不同？其背后的关键在于史观问题——基于政治史、追求“天下大同”的历史观必然不同于基于社会史、强调白人优越论的历史观。当不同史观形成的理论之光照耀相同的历史材料时，所形成的历史叙述模式必然大相径庭，故而一些来自第三世界的史学家呼吁“我们的历史需要写出我们社会的历史，而不是欧洲冒险家的历史”。基于新史观的高度，我们认为世界政治史可以提供一种全新的认识世界的方式。

世界政治史首先应当是“政治”的。作为经济、文化、军事等关键变量总和的政治是塑造世界最重要的力量。政治的核心是权力，“无论是社会史还是文化史，民间习俗和生活方式的诠释还是要放到基于阶级、种族和性别的差异而形成的权力关系中来考察；像诸如身体控制、集体记忆和对不同事物感知的研究，也渗透着对于不同的权力运作机制的关注”。因此，只有关注以权力为中心的世界政治史，才能理解世界政治的深层结构，才能理解人类思考问题的方式。在西方治史传统中，社会史占据核心地位，历史著作更像是文学艺术那样参与社会文化机制的运行之中。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拥有丰富的政治史传统。梁启超认为“中国数千年，惟有政治史，而其他一无所闻”。虽然其初衷在于批判中国旧史学的诸多弊端，但也从侧面展现了政治史在中国史学中的主导地位。

政治史尤其是中国传统政治史研究区别于社会史、文化史的一大特征还在于其经世致用的功能属性。中国长久以来的政治史研究传统使得历史分析与国家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历史观念与政治思想融为一体，形成了古代中国独特的“史观”，即政治方针和政治见解多从对历史的分析中得出，而且以历史实例论证自己的政治见解，形成政治观点与历史知识的互动与循环。无论是旨在“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的《春秋》，还是意图“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史记》，都展现了历史与政治相结合的强烈倾向。简而言之，就是以史为鉴的功能属性。如前文所述，世界政治研究的中国传统本身就具有鲜明的实践性与功能性。基于世界政治史的世界政治学致力于回答蕴藏于深层结构中的“为什么”，并提出“怎么办”。不理解“为什么”的“怎么办”往往是无效的。

世界政治史同样是一种富有冲突、动态演进的历史。恩格斯认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西方中心主义的史观往往将世界体系的形成视作西方扩张的单一进程，基于唯物史观的“革命史范式”则强调扩张与反抗过程中的双向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围绕中国历史分期的讨论中，胡绳认为单纯依靠“帝国主义的侵略的形态”这种外在因素以理解中国历史进程显然忽视了中国发展的内在动力，并强调应当注意“中国民族对于外国势力的侵略表现了怎样的反应”。“为什么要进行分期”和“为什么要这样分期”不仅仅是研究方法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涉及背后的史观，“几乎只看到侵略的那一面，而看不到或者不重视对侵略的反应这一面，正是历来资产阶级观点的近代史著作中的主要缺点之一”。而在世界政治变迁中，同样出现了类似的双向运动：资本主义扩张中形成了作为“反向运动”的社会主义，白人优越论则催生了民族主义，这两对双向运动酿成了世界政治中的扩张与战争等主题，而以这些为时代主题的历史事件又被自由主义、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等意识形态所推动。

至于围绕历史分期的后续讨论，无论是胡绳坚持用革命高潮分期还是孙守任强调以主要矛盾变化为标准，都可以发现学者们共享一个核心的问题意识，那就是在帝国主义建立的世界秩序中寻找并强调作为“弱小国家”的中国的历史主体性地位。因此，革命史范式不仅是一种研究传统，还体现了学者力图构建主体性的学术观点。

如前文所言，中华文明的传统与中国共产党自身实践的传统都十分关注世界政治研究。也正是源于对这两种传统的赓续，世界政治史形成了一种新史观并致力于“以世界为方法”去理解当今世界秩序，这无疑是对西方主流史观的超越。以世界为方法，不难看出世界政治史本质上就是自由帝国主义构建世界秩序以及作为“反向运动”的社会主义—民族主义重组世界秩序的历史进程。自16世纪以来的五百年间，正是政治思潮将彼此独立的国家地区联系起来，并且通过直接改变一个国家的精英阶层的政治观念实现了国内秩序与国际秩序的“同频共振”。在此过程中，统治者进行理论建构来论证现行秩序的合理性，被统治者谋求改变现行秩序，政治思潮赋予了世界政治体系宏观演进以历史动力。

世界政治体系的形成以西方世界的兴起为起点，从而为当今国际秩序烙下了不平等的本质属性。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写的那样：“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随着政治革命与工业革命相继完成，现代西方的经济社会结构基本成型。当资产阶级正式掌权，一套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自我辩护性学说随之形成。这套学说以中心国家的经济与军事优势为载体，通过殖民扩张的方式将原本孤立的世界联系在一起。中心国家迫使边缘国家相信“他们是一个臣服的民族，为一个了解他们并且可能会比自己更了解自己的民族统治。他们辉煌的时代是在过去；他们在现代世界之所以还有存在的价值仅仅是因为那些强大的、现代化的帝国有效地使他们摆脱了衰落的悲惨境地并且将他们转变为重新焕发出生机的、具有创造力的殖民地”。通过政治思潮的视角，世界政治史得以揭示出资产阶级将国内优势拓展为国际优势的过程。

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最终建立的标志是19世纪“中庸的自由主义的胜利”，此时，世界体系的中心区创建“自由主义国家”，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社会科学也逐渐兴起。尤其是在19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一种“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但也是此时，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所诱发的“反向运动”推动了世界秩序重组。1848年后社会主义运动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抗议的对象不仅仅是贫困问题，更是资本主义引起的人的异化，而克服这种异化必然要完全推翻这套制度。诞生于欧洲的共产主义思潮催生了世界范围内的反抗运动，从而根本性地改变了欧美以殖民—帝国主义方式建立起来的自由主义世界政治体系。

到了20世纪，世界政治发展的线索不仅体现为美苏两个阵营的冷战，同等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外围地带的民族民主革命与国家发展，与资本主义、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的压迫、压制和阻挠，两者展开持续斗争。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对殖民―帝国体系的冲击，还是苏联解体之后新自由主义的强势回归抑或中国快速发展的影响等，都展现出政治思潮在世界政治体系演进中的作用。在双向互动的宏观历史进程中，新史观与新研究单元赋予了世界政治史“新史学”的地位，它揭示出主流社会科学赖以存在的诸多史观所蒙蔽了的真实历史过程，进而展现人类一路走来的整全图景。只有研究这门新史学，才能辨识世界政治史的国家主体性以及世界秩序的帝国主义性质，由此才能理解中国发展之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政治意义。库恩认为，科学革命是世界观的改变，而建立在新史观基础上的世界政治史为我们理解世界政治变迁提供了一种全新视角。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世界政治学的提出可以称为一场范式转型。

六、结论与展望 

世界政治研究不仅告诉我们“从何而来”，即我们赖以生存的现状性结构是如何在历史进程中塑造的；同样致力于探索“向何而去”，即未来世界秩序的图景。当今主流观点都把世界秩序等同于国际制度，着重强调制度与规范是如何协调国际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在这种视角下，世界秩序只能体现出静态的现状性结构，既不能展现其根本性质，更不能回答世界秩序变迁的动力。我们认为，“国际制度”只是“世界秩序”的一个维度——按照新制度主义的理解，国际制度既包括国际组织、国际公约等正式制度，也包括国际规范等非正式制度，还有这些制度和规范的实施方式。在此基础上，还需要深究“什么是国际制度”以及为什么国家会遵守国际制度，这就必须引入世界政治的价值维度和治理维度。 

关注世界秩序的价值维度，是因为观念与意识形态社会现象是由人的观念建构起来的。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甚至认为，所有制度与合作网络都只是“由想象所构建的秩序”，对秩序体系与社会规范的遵循并不是人类自然本能，而是因为他们都相信着共同的虚构的“神话故事”。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价值抑或特定的思想观念是世界秩序的建立与维系过程中十分重要的力量。价值得以流行很大程度上源于特定价值的提出国在治理水平上的示范效应——第三世界笃信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很大程度上是羡慕西方世界的富足。因此，世界秩序同样具有治理维度。世界秩序的变化不仅可能源于外部冲击或是挑战国的出现，领导国国内失衡也会带来国际秩序失衡。国际制度供给国的核心价值规范以及实际治理能力决定着世界秩序的持久性与稳定性。当既有秩序的提供者内部出现了问题，或者当它无法再起到良好治理的示范效应时，相应的世界秩序也必然发生改变。 

概念的内涵变了，对世界秩序就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如果将世界秩序单单理解为国际制度，它似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产物；然而立足宏观历史演进，我们更倾向于认为世界秩序是西方世界自1500年以来尤其是近三百年来对外扩张的结果。西方秩序观建立在哲学二元论的思想基础上，即从勒内·笛卡尔到伊曼纽尔·康德和新康德主义者在欧洲思想界形成的关于认识论和人种学的理论主张。基于这样的世界观与历史观，国家间的关系最终必然导致“国强必霸”和“修昔底德陷阱”。时至今日，虽然这种自由主义认知模式依旧主导着世界秩序，但新秩序已然萌生于世界政治体系的裂隙。尤其是近年来出现了四重历史趋势的反转，包括以美国为核心的单极霸权的衰落、“第三波”民主化退潮、新自由主义在全球遭遇困境以及西方世界的没落和“非西方世界”的崛起。不同力量的此消彼长以及世界政治体系的结构性变化都为新世界政治秩序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这些变化共同构成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中国的发展展现出一种新方案。在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危机重重之际，民主集中制之于代议制民主的反向运动、“天下观”之于“白人优越论”的反向运动以及中国所展现的巨大治理优势最终塑造了一种新的现状性结构。世界政治学指出，新秩序的创造不仅需要资本、技术与军事，同样需要意识形态等观念性力量，毕竟后者是推动国内秩序与世界秩序“同频共振”的根本动力。如图1所示，中华文明传统以及中国共产党传统的交织共同导向了一种全新的世界秩序模式，而这种新的世界秩序或许就是中国人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沃勒斯坦认为，时至21世纪中期“我们将处于一种全新的情势中，现代世界体系将见证它自身最终的结束，让位于一个或多个迄今尚不为人知、也是不可能知的后继体系”。在走向新世界秩序的道路上，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应该设置自己的研究议程。关注大国关系的国际政治学与关注世界秩序的世界政治学代表了中国政治学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学术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