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风雨中磨砺“中国模式”


支振锋 臧 劢

中华民族在六十年的人民共和国期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任何一个大国、一个文明的崛起，一定要有一个有吸引力、有辐射力的思想作为基础，一定有一套合适的制度作为保障。“中国模式”是不是存在？这个模式如何构建？它和其他国家、其他大洲的主流文化、主流文明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的回答。近日，50余位来自海内外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著名学者在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办的“人民共和国60年与中国模式”学术研讨会上，深入探讨了中国独特的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模式。


事先计划不了“模式”

中国的发展没有前30年的积累，就没有后30年的成功。“中国模式”就
是在这60年的风雨中被磨砺出来的。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教授）：中国60年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产业资本形成和产业资本扩张的过程。我国在50年代出现两次重大的战略转变，一次是1953年，从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第二次是1958年从人民公社转变为人民公社以后的自力更生路线。我们不能从意识形态出发，将这两次转变简单定义为“左”和“右”的斗争，而要认识到这两次转变是中国产业资本形成和产业资本扩张的过程，为中国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工业基础。

路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人民共和国60年的历史是连续的，有许多变量在互动，除了长期目标和战略方向之外，既不可能准确地预测，也不可能自上而下地控制。如果有“中国模式”，它不是事先计划来的，而是一个演进的结果。经济发展的第一个条件不是经济学，而是有效的政府，是政治问题。中国后30年发展的政治框架是1949年的革命带来的。例如80年代农业迅速发展固然是由于引入了新的制度，但是也不能忘了前30年所进行的那些基本建设。与模式有什么内容相比，我们更应该关注模式形成的原则，特别是决策原则、政策原则。

李强（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不管是人民共和国的30年还是60年，没有变的是强政府。中国的强政府与其他国家不太一样，改革以后的30年仍然是政治联动模式。


“中国经验”至少是存在的

中国模式具有自己独特的形态，包含了中国独特的发展秘密和制度根源， 关键在于要为这个模式总结出精炼的关键词。

黄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教授）：模式应该是有的，有一套固定的价值层面的观念在支撑的。然而，至少目前中国的这个“模式”还在形成过程中，不如谈“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

赵穗生（美国丹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美中合作中心执行主任、教授）：现在更重要的是在中西这两种发展道路中找出一种不是西方的或东方的，而是具有融合性的、使大家都相互能接受的模式，也就是中国人讲的和谐世界的观点。这个观点最根本的就是共存，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之间、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共存，而非以一种模式取代另一种模式。

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主任、教授）：中国没有创造一个新的模式，说中国模式的人可能把目标和过程混在一起了。从目标来说我们可并没有创造一个新的模式，但是从过程来说应该有“中国经验”，因为过去30年中国做得是非常成功的，世界上在二战以后也只有13个国家保持了7％以上的增长超过25年，在历史上只有8个国家保持7％的经济增长超过40年，而中国都是其中之一。总结“中国经验”有四个方面：工业政策方面，“两条腿”走路；以自己的速度对外开放，并没有听任国外的压力；务实主义的经济改革以及一个中性无偏私的政府。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要讲中国的道路、独特性、模式，等等，首先必须回答：为什么在全局性危机面前，许多前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建设垮掉了而中国没有？这就要从政党和国家的关系的角度来讨论。第一，与那些垮掉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中国是世界上少见的主权独立国家，这使得她能够与任何其他强国抗衡。这个主权性保障是中国所有独特性的前提，它保证了中国所有的改革都是有自主性的改革，是主动的、有内在要求的改革，而不是被动的。第二，这个相对来说完备的主权是通过政党完成的，无论共产党在理论上犯了多少错误，它当年的反帝和后来跟苏联的辩论，都是完成中国主权独立性的最基本的要素。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主任、教授）：现在讲模式！不是说它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而是看它怎么组成的，这可以并且应该进行分析。模式既可以指不同的发展道路，又可以指它的经验——如以前我们认为的日本模式，还可以作为一种榜样，一种范式。中国模式具有自己独特的形态，包含了中国独特的发展秘密和制度根源，关键在于要为这个模式总结出精炼的关键词。

可以看出，人民共和国60年的发展成绩有目共睹，但是总结“中国模式”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借用美国学者博登海默的比喻，正如我们在一个有许多大厅、房间、凹角、拐角的大厦，在同一时间里想用一盏探照灯照亮每一间房间、凹角和拐角是极为困难的，尤其是在技术和经验受到局限的情况下，照明系统不适当或至少不完备时情况就更是如此了。对“中国模式”的研究也许正是如此。


提炼“中国模式”

尽管对中国模式是否存在有着不同的意见，但是学者们还是在存在中国模式的预设前提下，对其具体内容进行了一番探讨。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模式的核心和基础是城乡二元结构。正是这个城乡二元结构，为中国完成内向式积累的现代化提供了前提；也正是这个结构，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成为全球化的赢家提供了可能。因为存在一个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村不仅可以为城市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而且农民因为有农村温饱生活的退路，而不必非得呆在城市，受资本的盘剥。目前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并非刚性二元结构，而是柔性二元结构。农民可以进城，进城失败，他们也可以返乡。正是因为农民可以回得去，他们就不必在进城失败之后，不得不沦为城市贫民窟的一员。而正是中国农民进城失败后还可以返乡，中国没有大规模的城市贫民窟，就使得中国具有很强的应对经济周期的能力，就可以让经济周期仅仅是经济的周期，而不变成政治、社会的危机。而正是这样一种城乡二元结构，为中国采取各种战略，各种模式提供了最基础的条件。

张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中国模式包含四层含义：一是经济体制模式。核心概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发展市场经济和以人为本相结合，国家调控的主导作用和市场调节的基础作用相结合，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相结合，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以及中央集权同地方分权的结合。二是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的发展属于大国转型、开放后进的自主式发展。三是对外开放模式。对外开放具有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谓的中国经济的模式就是与中国国情相适应，以实现市场化、全球化和工业化为基本内容，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体制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房宁（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不是任何一个利益集团的代表，而是全中国各民族人民共同的政治代表，其执政理念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与西方民主制度不同。“中国模式”可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我们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改革，或者叫中国特色政治体制建设，给社会、给人民以很大的权利保障和自由发展的空间。由于“中国模式”与中国具体的情况密不可分，与我国的历史国情、文化传统以及我们发展的历史阶段密切联系，仅有政治体制这一点，显然不足以支撑中国的变化，因为类似的情况很多国家都有。第二是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如何集中民力和民智，实现跨越性发展的问题。概括起来，保障权利与集中力量的双重功能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模式的基本特征，这是中国实现人类历史上最成功工业化、现代化的根本的制度原因。

张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有两个相互联系的事实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是中国的改革触及到了利益分配格局，改革的成功得益于没有形成巨大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二是中国的改革引起了利益分化和竞争的加剧，但执政的社会基础大致稳定，并且正在向多种不同的利益群体扩展。在解释一个社会怎样解决从冲突转向秩序的问题的时候，有五个最为重要的要素。一是有共享的利益和价值，二是有社会规范，三是有权力或社会权威存在，四是社会组织，五是社会互动的网络。根据研究，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都使得这个方面在某种程度上相对弱化，但因为在中国，阶级没有成为一个组织共同利益的基本单位，执政党的角色就变成了它在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进行平衡和协调，它不是代表一个利益集团，而是跨利益集团和跨阶级的。它的制衡的角色使得它和不同利益的集团都建立了一种特别的关系，这种关系其实是解释执政党今天能够继续保持它的稳定性，以及扩展它的利益代表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吴志攀（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教授）：与美国那种司法制度或者国会都不能随便干预的契约自由模式不同，中国的金融监管模式可归纳为5个方面：第一，始终坚持政府对金融的主导地位。这又有三个需要重视的方面：一是符合60年来的一贯传统。二是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一心为公的之“公”的文化价值长期存在。三是不同于美国契约自由的价值观，比如执政党信念里面有以人为本，民生至上，对民意的高度重视，始终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等等，这样就使得市场在主观上、在设计上不会普遍地陷入一种投机、赌博的恶的结果之中。第二，金融企业公司治理的情况也是逐渐改革的。第三，在监管评价标准上，我们除借鉴了国外一些成熟的技术与管理方式外，还有自己的特色，特别是其中一个非常灵活和外部化的要求：让人民满意。第四，在学习西方的评估监管标准之后，我们还有一把手的责任制，一把手会和监管机构签责任书，一层层签下去。第五，文化对金融的一种良性互动，比如中国文化中的“量入为出”，留有余地，等等。

朱景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制发展道路应该跳出只把问题局限在正规化的法律制度，局限在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的思路，而应该从解决争端的总体布局的高度思考我国正规化、半正规化、非正规化的解决纠纷方式之间的联系。我国大量的纠纷解决应该立足于非正规化的解决方式，立足于并鼓励当事人的自身解决和调解。只是在这种解决方式不能奏效的情况下才诉诸正规化的解决方式。应该通过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通过基层的一庭二所，只把少量的争端，即那些严重犯罪和争议标的大的争端留给正规化法律途径去解决。

章百家（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教授）：我国存在着一个经济体制转型的模式。从新中国成立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体制经历了两次转型：第一次是建国初期，由一种市场和计划混合的经济体制迅速走上计划经济道路；第二次是改革开放后，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两次转型对中国的发展
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在经济体制转型的模式中，中国有自己很典型的特点，一个是政府主导，另一点是群众参与，还有一点，实际上始终有市场规律在起作用。不过，在前后两个过程中一个是隐性的，另一个是显性的，其导致的结果也有所不同。


李昌平（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改革是一个手段，不是目的。改革为了要让人护民过上好日子。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来指导改革呢？就是要使人民的自主性与国家的自主性统一起来，否则改革的指导思想就是错的。1949到1978年的改革，是完善了国家的自主性，牺牲了农民的自主性，所以改革没有持续下去，1978年到1988年十年，恢复了农民的自主性，农民自主性得到恢复之后，积累了改革的能量，推动了整个中国的进步。进入九十年代，特别是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把过剩的劳动力和海外的过剩资本结合起来，就有了沿海的经济带，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伤害了农民的自主性的。1997年以后，中国形成了外向依附型经济，发展经济的目的从某种角度说伤害了国家自主性和人民的自主性，所以要强调高度自主性的问题。为此，中国要形成自主性学派，这不仅仅只是农民自主性、国家自主性的问题，还包括民族的自主性，等等。

许章润（清华大学法治与人权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从法制变革模式的角度看，清末变法、国民政府在1927年开始到1937年抗战爆发期间所进行的立法以及最近三十年来的立法，是中国百年来三个主要的立法阶段。从法制史的角度来看，这三个时段，这一百年，其实都是一个经由法权的程序主义安排和形式主义的规范体系的建构，并希望由此将民族国家转化为一个法律共同体，将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共同体罩上一个现代法权的屋顶，将中国的意义秩序，如果有的话，转换成俗世俗意义上的法律的精神本体。

潘维（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国模式”具有社会、经济、政治三个子模式。首先是“社稷”，即社会模式。它包括四个支柱：一是以分散流动的家庭为单元构成了社区和工作单位，二是社区和单位与行政条块重合而成的有弹性的、开放的立体网络，三是家庭伦理为主导的社会组织和行政逻辑，四是官民彼此嵌入所形成的相互依存的“社稷”。其次是“民本”政治模式，它也有四个要点：一是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二是一个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什么时候不先进、不无私、不团结了，这个执政集团就垮掉了。三是以功过考评为主的官员遴选机制。四是独特的分工制衡纠错机制。最后是“国民”经济模式。它也包括四个支柱：一是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和民间有限的土地使用权）；二是国家拥有的金融和大型企业及事业机构；三是（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主体的）自由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四是自由竞争（和对外开放）的商品—资本市场。“中国模式”由社会—政治—经济生活里的十二个支柱组成。中国模式来自六十年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也基于数千年华夏“取经”文明的传承。这十二个支柱是中国成功的原因；背离之则成失败的原因。三个子模式的基本关系是：社稷体系塑造民本政治；民本政治塑造国民经济，也保障社稷体系。具体言之，政治模式制造了精致的首脑，社会模式构筑了伟岸的躯干，经济模式生成两只粗壮的腿脚和两只巨大的翅膀。但中国模式的弱点也极为明显，具体表现就是执政集团可趋于退化，法治尚未健全。不管是政治模式、社会模式还是经济模式，其中最重要就是发展模式的人民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