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左”与“右”的称谓，源于18世纪末期的法国等级会议。当时不同政见的团体，坐在会场的不同位置。保皇贵族坐在右侧，而民主派和第三等级坐在左侧。

历史沿革中，右翼力量被泛指保皇派或反动派，左翼力量则被泛指革命派和那平等主义者。

毛泽东曾经断言：“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任何国家的政治生活中都有左中右。即使在阶级内部，无论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的内部也同样如此。反映在俄国乃至所有国家、包括中国的共产党内部的思想路线斗争史实，自不必提。反映到资产阶级内部亦无例外，同样存在左中右。比如现实中的美国资产阶级，就有保守、温和、激进三派之分。在金融危机问题上，左翼认为是金融界的贪婪和自由市场至上的原则导致了目前这场金融危机。而右翼则坚称是那些超前消费买房的穷人所造成的。

社会意识人群的左中右，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是不因拒绝这种现象存在就不存在的客观存在。

（二）

现代中国史上——

左翼，其核心力量，即左派，是中国共产党人和跟中国共产党同行的民主爱国进步人士，如最为著名的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左联”，即受中共中宣部文委领导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当年就对“新月派”、“自由人”、“第三种人”等的资产阶级观点，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左翼的外延，则是广大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他们认定了共产党，义无反顾地跟着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闹革命、打江山，成为共产党发展壮大、最后赢得人民政权的最强大的社会基础。

右翼，其核心力量，即右派，是国民党反动派和铁杆维护蒋家王朝的大地主大资本家及其御用文人。其外延则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视以打到地主老财为行动口号的共产党为头号死敌，叫喊“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对其进行过残酷镇压和疯狂围剿。即使在中国遭受极右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危机关头，仍然推行“先安内而后攘外”那等无耻的应策，甚至对共产党军队中的已是抗日友军的新四军痛下黑手。

总之，左派所代表的是天下的穷人利益；右派所代表的是天下的富人利益。两者从来都处于你死我活的敌对斗争之中。

当中国代史上——

今年是建国60周年。巧合的是，如按当今的习惯划分——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恰好是前后各为30年。这也是当今中国左右两派为此争辩不休的两个30年，直接关系到对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中国共产党60年执政的誉毁成败的评判。

左右两派在大是大非的根本问题上，持完全对立的观点——

右派，否定毛泽东，否定共和国的前30年，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推崇西方民主，坚挺私有化。

左派，坚挺毛泽东，肯定共和国前的30年，肯定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西方民主，反对私有化。

左右两派在文革问题上的意见分歧的实质——
右派，深挖文革罪行，认为文革是一场个人权利的争斗，并用心极为阴险地将其升调为人类史上空前的浩劫，借以最终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左派，认同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所涉《决议》，均指此件），认为文革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文革的错误是我党在对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探索中所犯的错误，并且因其得以自我矫正，愈加显现我党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

左右两派都赞同改革，但在如何改革的问题上，存在极大分歧——

右派认为改革仍不到位、主要是政治体制改革很不到位，必须实行西方式的议会制度。右派的观点与富人阶层一致或者接近，均有悖于现实社会的根本制度，很容易批驳。

左派认为应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范围内进行改革，对在探索中不断前行的改革，应该进行必要的反思，使之更好地把握社会主义方向。左派的观点，不容易批驳。

国际——

西方国家当然支持右派。毫无疑问，价值观最接近于西方国家的就是右派。那些国家一致地、不断地地以“民主”“自由”对中国施压，就是希望中国最终成为西方阵营中的一个成员。

没有什么国家支持中国的左派，企图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更不可能会，左派天然地与西方价值观念冰火难容，势不两立。

两派近期的斗争焦点——

就当前来讲，左右两派的斗争焦点，集中在是捍卫还是颠覆被海内外喻为“胡氏新政”的中央政治路线上。党的以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主体的政治路线，反映了中国最广大最底层的弱势群体的利益，体现了中国社会的一种转变。由此，左右两派的斗争将会愈加激烈，就其总体而言，双方的备战和演习程序基本已告段落，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光明与黑暗的生死决战，正在启动……

（三）

有人总结，共和国的前30年是解决不“挨打”的问题，后30年是解决不“挨饿”的问题。在某种角度上，不无道理。

开国的前30年——

我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在《决议》中已有详尽阐述。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人民政权后，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如何把政权牢牢巩固。毛泽东首先考虑的是，一要解决对外不挨打的问题，二要解决对内不复辟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宋代的GDP占全球的50%，清代前期的GDP占世界1/3，国家的综合实力，堪称当时的世界第一。但绝大部分的财富都集中在封建皇帝及其所代表的地主阶级手中，上层社会横征暴敛、骄奢糜烂；下层社会水深火热，一盘散沙，最后都落得“挨打”的耻辱结局。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浴血奋战二十八年，牺牲了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才拼死拼活地打下了人民的江山，是最希望能让人民在自己的江山里过上好日子的。但是帝国主义却绝不希望让中国人过上好日子，他们绝对不能容忍富人反被穷人统治的社会存在。毛泽东们也设想过打开国门、加速经济发展，但是帝国主义视共产党如洪水猛兽，拍革地主老财命的共产党，哪一天就会革到他们头上，千方百计地封锁中国，颠覆中国。而毛泽东们却又都是绝不妥协的无产阶级战士，他们先是在朝鲜战场上让老美这个世界头号霸主吃到了唯一一次败仗的滋味，又在珍宝岛给了世界二号霸主前老苏当头一棒。这在当时乃至当今世界，有哪一个国家敢操弄过？碰一下其中一个也不敢啊！为使中国不再“挨打”，中国共产党导的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烂摊子上，魔法般地建立了强大的工业和国防体系，使中国一跃而成为了当时世界上的第四工业强国和第三军事大国。更重要的是，人民的国家主人地位，意识形态的正面主导，使全体中国人民充满炽热的爱国情操、坚定的奋斗方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忘我精神，这是我们所独具的制胜法宝。当时的经济发展不是不快，而是相当的快，当时年均7.4%增长的经济高速，曾令整个世界瞠目结舌。如果提到不足之处，则是偏重于增强国家的对外实力，生活资料生产明显不足。　
　
“挨打”的危险，现在仍然存在。

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最基本的巨大成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科学著作是我们行动的指针，但是不可能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各种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决议》）。共和国史实，验证了这一阐述的准确性。1957年的全党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的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决议》）。这是当时最大的一场左派反击右派的激烈斗争。当然，这场斗争的伟大胜利，也付出了一些令人心痛的代价，一些阴谋分子借机打击群众，扩展自身的权力体系，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成了为"右派分子"。反右，反的扩大化了。上世纪60年代，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鉴于极端仇视中国的帝国主义阵营仍很强盛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匈牙利事件、前苏联共产党内部右翼倾向的不断增大，把重心了放到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上。但却没能从重建科学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的角度，致力于构造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平台，畅通人民群众民主监督的渠道，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来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当时采取的这种熟悉的疾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的方式，应是毛泽东晚期思想中所体现的反右反走资本主义的路线斗争的继续。文革犯了马克思主义纯粹化的错误，大量地冲击了革命阵营的同志，左的过了头了。这是应该实事求是地予以否定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存在着坏事变成好事的辩证关系。比如改革开放中，党内左派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高度警惕，明显与毛泽东反复辟、反和平演变思想与实践有紧密联系。比如正因为由于党内左派的牵制，抑制了经济改革中资本主义因素的负面作用。假如没有文革，中国当年可能已经随同苏联一起瓦解。人民群众在热情学习毛主席以及马恩列斯著作的过程中，对于一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都有了相当普遍的把握，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深地在人民群众之中扎下了根基。从历史的高度来看，这对此后的中国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必将产生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

开国的后30年——

我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在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已有详尽阐述。 “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７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３６４５亿元增长到２４．９５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９．８％，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３倍多，我国经济总量上升为世界第四”。“我们依靠自己力量稳定解决了１３亿人口吃饭问题”（见上述《讲话》）。

此间最鲜明的起着关键作用的是毛时代的遗产及改革开放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改革开放中失败之处在于对资本主义过度放任，如过度私有化、市场化，对外资过度开放等。对内改革有成有败。农村改革是很成功的，虽仍存在三农问题，但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确实得到了很大提升。城市改革有成有败。比较失败的是下力最大的国企改革，大部分企业虽经连年不断的种种改革，却始终没有摆脱经营艰难的境地，职工下岗情况日益突出。而进入21世纪前后的全国性的国企私有化改制，则导致了四大异常严重的弊端：造成国有资产巨量流失；几千万国企职工失业；催生了最大的恶性腐败群体；私企产值由此占据了GDP的构成主体。对外开放，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 到2006年，外贸顺差达到将近1.5万亿元人民币，外汇储备达到10663亿美元，核人民币10万余亿元。与建立和推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一样，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也要有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又要实行引进资产阶级的大量资本和某些资本主义的生产经营方式，还要保持国民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确实是极为困难的一件事。“摸着石头过河”，实际就是在探索中前行，最重要的是要“走一步，看一步”，不断地校正方向。光走不看，容易迷失当初所既定的终极目标；光看不走，则无法达到当初所既定的终极目标。

（四）

对外开放，在经济领域，放进了资本主义的一些先进东西，推动了经济发展；在思想领域，也放进了资产阶级的一些邪恶东西，造成了观念混乱。某些媒体的主导，从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关键性作用。

如，一些媒体所推崇的“丛林法则”，就是一个人吃人的弱肉强食的资本家宝典，这个纯西方的法则被引入中国、应用于炎黄子孙身上，就立即成为一个大魔咒，经其不断重复，繁复蛊惑，几使丧尽天良的“人剥削人”，得以天经地义地成为“人食人”的基本形式。在相当多的文艺作品里，美化地主资本家及其发家史渐成时髦，根本看不到其残酷剥削的主要一面；封建帝王是好帝王，将相是好将相，商人是好商人，财主是好财主。对现实的描绘，则多是渲染时尚的生活方式和富贵情调；对童工每日劳作16小时、而分文不付的黑砖窑，以及血泪工厂，也鲜见从剥削角度对其悲惨命运的深入报道。这些媒体，都在每时每刻地、潜移默化地模糊阶级概念，模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最本质的东西，蚕食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地盘，挑战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如果你在电脑中，使用拼音类输入法，想打出“向前看”的话，列词的首选一定是“向钱看”。这是使用频率决定的。独尊“钱”术，使得人人都想搞款的欲望遍地横流。而最简便、最见效的搞款选项，就是自己所在的位置或者进入别的什么位置，有多少油水，怎样刮到这些油水。看到身边的人一个一个都莫名地突然阔了，色了，而又没有任何风险，自然也会心痒、也会心动。老资格的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为使“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的早日出台减少阻力，建议实行“三年豁免期”，以让申报对象主动上交违法违纪所得。这项建议及其没有遭到媒界抨击，颇具标志性意义。实际上是默认了媒体不能公开承认、百姓早已公认的一个事实——官场腐败的异常的严重性和相当的普遍性。为什么对黑社会、黑网吧，盗版书摊，聚众赌博，卖淫嫖娼，假烟假酒，管了二十余年，就是管不了？都是管事的利益使然。好一点的管，是以罚款为目的的管，谋的是小团体利益，当然最终的受益者还是他们每个个人，而“违法的”交了罚款后，便可名正言顺地继续违法；还有以敛财为目的的管，纯系个人搞款，“违法的”与“执法的”，沆瀣一气，携手发财；更有甚者，“违法的”原本就是“执法的”的一个马仔，后者才是正主。甚至最高端的社科研究部门也未能例外，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例，今年年2月，金熙德博士嫌泄密朝鲜方面的信息而被相关部门控制调查。2005 年5月，中国办公厅主任助理陈辉被控将有关国家机密，卖给一名日本外交官，获刑13 年。卷入涉外泄密案传闻的还有研究员李敦球。以此被称之为泄密高危机构。

又如，极力宣扬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

民主确是人类进步的产物。也是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始终不渝地高扬着的一面旗帜。现今满世界都在呼喊民主，但有真有假，真假莫辩。什么是真正的民主呢？人民作主的民主才称得上真正的民主，人民是什么？首先的基本的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这是构成人民的主体。美国式民主的核心，就是右派所津津乐道的那个议会制度，这个制度从来都是为利益集团、主要就是资产阶级各大财团的利益服务的，没有哪个工人或者农民能够当选为议员，议会也不会真正替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说话。台湾的陈水扁上台八年，把台湾经济民生搞得一塌糊涂不说，本人也因疯狂贪污蹲了大狱，为西方民主在东方土地上留下了又一个笑柄。西方议会就是一个党派争斗的舞台，一个利益集团发声的电台，一个干涉他国内政的平台。美国在国际上，更是毫无民主可言，今天封锁这个，明天制裁那个，动不动就大打出手，算一算美国都打了多少个国家啦？人家坐地就没有招过你、惹过你嘛。如此的黑社会流氓头子一般，在国内也不可能有什么人民的民主。可耻的是，一些媒体却刻意避开对西方虚伪民主的本质揭露，而是“润物细无声”的下毛毛雨，在各个侧面、点点滴滴地正面宣扬着西方的民主制度。

再如，妖魔化毛泽东已达到肆无忌惮的境地。

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灭人民革命必先灭其功，灭共产党必先灭其魂——毛泽东思想。近几年，右派积极配合国外敌对势力，恶毒攻击、诽谤、诋毁、污蔑、咒骂中国共产党前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伟人毛泽东，一时间，可谓恶浪翻卷，日见汹涌。他们把毛泽东领导的人民革命污蔑为破坏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万恶之源”；否定毛泽东在历史上的崇高地位和卓越作用；不惜以无耻的造谣手段抹黑毛泽东的私人生活；甚至叫嚣要将毛泽东请出“天安门”…… 在互联网上，有些网站的自动审核系统，只要网文或贴文出现了中共领导人的名字，即被通知“含有敏感词语，不予通过”，而“毛泽东”这个名字却是例外。大量妖魔化毛泽东的网文及其跟帖，得以顺利通过审核，上贴后不作删除，任其泛滥。与这股反毛泽东黑浪相对应的，是由此引发的一股更加汹涌澎湃的毛泽东热潮，即便是在公认的极右网站上出现了反毛帖子，即会跟进无数的拥毛帖子，楼主则如过街老鼠，被人人喊打。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毛泽东乃是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人可以超越的最伟大的人物。他是在中国处于中国史上从未达到过的最低谷的历史时刻，是在中国处于世界史上最被看不起的历史时刻，而出现的令中华民族甚以为幸运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毛泽东已成为一种正义的化身，已成为深深扎根于民间的远胜于宗教的崇高信仰，毛泽东将永远被人民称之为大救星。

左右两派的拥毛与反毛，都是发自内心的，不遗余力的。

历史上没有一个政权是劳苦大众的政权，只有毛泽东的共产党建立的政权才是人民的政权，没有理由不认为人民是世代拥毛的。而右派的反毛、倒毛，无疑是蚂蚁撼大树，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五）

一些精英学者，实质上属于右派学者。经常被骂得狗血喷头，被批得体无完肤。如被称之为“先拉屎后褪裤子”的茅于轼，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同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其目的就是篡改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属性。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这样的精英学者还有不少，这样的“研究”成果也有不少。他们以专家的科学身份，起到了异常恶劣的思想导向作用。这种现象的出现，还因为意识形态领域确实存在着一手硬一手软的情况，如“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同是党的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一个立国之根本，一个是强国之道路，缺一不可。前者为“本”，犹不可缺。但“改革开放”却几乎每天都能见诸于各种媒体，而列于“改革开放”之前的“四项基本原则”，则除必须要讲、不讲不可时，极少见诸于媒体。这无形之中形成了一种渲染性氛围，造成了一种潜意识误解，似乎我党只提改革开放，不提四项基本原则了，有的甚至把改革开放直接称之为党的路线，错误地把邓小平的“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荒谬地提升为邓小平的理论精髓。地方上的各级党组织，极少组织学习马列主义原著和毛泽东、邓小平著作及其有关社会主义的论述。

中共中央党校，本是培养党的高级干部的强训基地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摇篮。然而最惊心的讽刺，则莫过于有人把中央党校比作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本营了。据《新京报》载文，截至2005年底，至今已有近万名民企老板走出中央党校的培训班。民企的实质就是私企，老板的实质就是正在从事剥削勾当的资本家。这样的党训，实在令人不可思议。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博士居然宣称“我不知道这里的‘资本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所使用的判断标准是什么”；他还披露是中央党校最早提出了发展私企资本家入党的；他和王智库在美金融危机形成后的一篇题为《政改麻木症误党误国 》中，还很荒唐地断定，美国经济危机的根源是中国改革的不深化，主张越是危机，越要深化政改；中央党校陈文通教授，还把我党现今的奋斗目标，确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生产的方式”；中央党校杜光教授，则莫名攻击毛泽东早在1949年6月《论人民民主专政》的一文里，就公开宣示共产党不施仁政，而要独裁。并且开口毛泽东专制，闭口毛泽东独裁，胡扯什么毛式社会主义、邓式社会主义啦。反毛倾向十分明显。
（六）

右派的优势——

首先在于国外反华反共政治势力的强大支持。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当今世界乃属国际资产阶级占据统治地位的世界，他们对中国右派势力在思想武库、技术资料、经济资助等方面的鼎力支持，应具一种不宜排除的可能性。86年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和89年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就都得到了西方的这种支持。其次，国内私营经济势力的快速膨胀，使私营企业已经占据社会经济的主体地位。生产关系的某些变化，推动着上层建筑发生某些变化，一些实际上的剥削者进入了共产党的团队（甚至进入了党委），进入了各级政协、各级人大。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盛怀仁副委员长所言：“近几届全国人大代表构成中，工人和农民代表比例呈下降趋势，尤其是第一线的工人、农民代表人数偏少”。全国人大代表黄德明还尖锐指出，一些明明是企业主，到选代表时却成了“一线工人”，一些早已离开农村不是农民的老板却摇身一变成为农民或工人（见《南方都市报》2007年3月4日)。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中，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比例为54％，是五届人大时的近两倍。工人农民的代表比例在第五届全国人大时为56％，而第十届全国人大时下跌到了19％。而其中一些工农代表的真实身份也在遭遇质疑。几千万曾为共和国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工人，由国家主人翁变成了“下岗工人”，并被政府官员称为“弱势群体”。报载：某市人大代表中民营企业家数量，比上届增长140%，比前上一届增长860%。（见《南方都市报》2006年12月22日）社会精英们与私企老板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话语权越来越重，来自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农民代表的声音在全国在人大会议上越来越弱，实际上降低了中国一线工人的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难怪右派敢于如此叫嚣：“中国的前途命运是由强势集团决定的，谁违背了强势集团的利益，谁就必然下台！”共产党内部的右翼势力也是小觑不得的，连两任党中央最高领导人胡xx同志、赵xx同志，都分别由于在86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和88+1年平息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的事件中犯了错误而被迫下野，而且是在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当时还都健在的情况下所发生的，说明了右翼思潮在党内也占据着一定的市场。目前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人，都是49后领袖人物，他们既要通过改革开放加速经济发展，又要通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证社会主义制度在不断完善中得以巩固。面临的局面比当年更复杂，更严峻、更具挑战性，更需要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具有的高度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坚持改革开放也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好，说到底，都是要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如果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而经济没有搞上去，或者经济搞上去了而社会主义制度名存实亡了，都是社会主义的失败。

右派的自身问题——

没有工农支持的社会基础，没有制度支持的政治基础，是右派的致命死穴。右派就其阶级属性而言，是天然的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渴望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所以他们拼命鼓吹西方的民主自由，甚至荒谬推地导出，之所以出现腐败、两极分化等严重弊端，不是贯彻执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不够，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进展程度不够，而是改革、主要是政改的进展程度不够。他们所极力拱推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实行议会制度，使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借助金圆力量占满议员位置，他们现在似乎已经有了几分这样的把握。然后通过议会立法逐步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只有这样，他们通过不法所得、剥削所得的富人地位才能一劳永逸地得以稳固，再无被清算、被剥夺之虞。如果不成功，则极可能变脸否定后30年的政治路线，甚至可能试图采取比八六“民运”、八##九“风波”还要激烈的形式，运用“民主自由”武器，颠覆共产党政权。甚至不惜配合国外敌对势力，通过分裂祖国来颠覆共产党政权。这是国家制度和人民意愿所绝对不会允许的，是绝对行不通的。右派的网络文章和论坛帖子，一般都没有什么理论价值，他们擅用隐晦的笔法，拐弯抹角地宣扬西方的民主自由，或直接转帖一些西方反毛反华反共的文章，所操语言，多以地主呵斥佃户、把头辱骂工人的口吻出现，经常地激怒下层网民进而遭到跟帖围攻。

左派的优势——

在于大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在于现行社会根本制度的支持。

人民群众拥护毛泽东，拥护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国家最高决策层充分肯定毛泽东，坚决维护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左派在本质上是与人民群众、与国家最高决策层完全一致的，这是左派的最大的最根本的优势所在。胡锦涛同志最近关于绝不“改弦易帜”的讲话，无疑是在宣示中国共产党人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钢铁意志。左派的网络文章和论坛帖子一般质量较高，在论证上、逻辑上，所向披靡。所持观点透明度极高，讨论问题往往腰杆很硬，一针见血。自古以来得民心者得天下，左派毫无疑问地属于大多数民众利益的代言人。关于改革中出现的私有化问题，关于贫富差别悬殊问题，关于道德缺失问题，关于催生腐败问题，关于工人农民的社会政治地位下降问题，等等这些左派所提出的种种问题，虽然有时稍觉刺耳，有时略显过激，但敢于直面谏言的当政的，往往是最忠诚于当政的，最希望当政的做得更好而永远当政的。最近出现的新左派，高擎起“居者有其屋，患者有其医，幼者有其学，老者有其养”的思想大旗，似乎在继承着“耕者有其田”的革命理想，期图充作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现实利益的呐喊人。
左派目前基本属于单兵作战。不像右派，直接涉及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巨大既得利益和国际资本主义利益，而这种利益又有悖于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一天不彻底改变政治制度，他们就一天不得安稳，有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以及由此引发的组织性和步调性。左派中的不少人还较少体会工人农民的处境及其心态，只想做理论精英，做反右斗士，而没有走毛泽东、共产党当年闹革命时，所一呼百应、百试不爽的制胜法宝——群众路线。左派真正的优势在于人民群众，不应当忽视自己本身就是人民群众之一员，而应当把自己融入人民群众之中，以最通俗的、最现实的语言，宣传属于老百姓自己的、老百姓乐于听、听得懂的朴素道理。只有在人民群众的真情拥护中，左派才能得以发挥其应有的历史作用。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