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争取解放斗争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新起点，是爱国主义的盛大节日。正因为这样，对五四传统的界定和阐释，就直接关系到对这一运动的性质及其所显示的近代中国社会走向的基本看法。

近些年来，一些人竭力否定五四运动的爱国的、革命的传统，而把自由主义说成是最好的、当今中国应当继承发扬的五四传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十年前李慎之先生为《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所写的序言。他对这种所谓的自由主义传统作了刻意渲染和深化，认为这不仅是今天的北大实际是中国应该加以“复兴”的“最要紧”的传统，而且还要把它作为一种政治学说、经济思想和社会政治制度加以实现，这样才“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带入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这就不加遮掩地把自由主义作为今天中国要加以实现的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制度提了出来。此说一出，跟进者大有人在。有的人在称赞这是“第一次破题”、是“发出自由主义公开言论的第一声”的同时，还以20世纪中国的评判者自居，公然说：“反观世纪初从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仁人志士真正追求的主流思想，始终是自由主义，虽然它在一定时期为激进主义所掩盖。中国的近代史其实是一部自由主义理想屡遭挫折的历史”。他认为，“九曲黄河终归大海”，现在到了该实现的时候了。在他们的词汇里，革命就是祸害中国的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即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才是五四以来的主流。这就从根本上歪曲了近代中国的历史，抹杀和否定了五四运动的革命传统。这是涉及到对近代中国革命特别是我们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是肯定还是否定的大是大非问题，是涉及到当今中国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倒退到资本主义去的根本性原则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持自由主义传统论者首先否定五四运动的爱国传统。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作为这场运动发源地的北京大学，根据自己历史发展的特点，把民主、科学、爱国、进步概括为北大的传统，这不仅反映了这所大学的历史特点，也表现了五四传统的深刻的内涵。持自由主义传统论者用北大说事，认为爱国是所有学校共有的，因而不能作为北大的传统。为了把自由主义传统说成是主流，连爱国的传统都要加以否定，从表面上看，是十分荒谬的奇谈怪论，实际上这不是偶然的。百年中国，内忧外患，积弱积贫，恶性循环，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在我国民族精神中所蕴含的忧患意识的基础上形成了更加鲜明的爱国主义思想，并在这一旗帜下寻求救亡自强之道。百年北大特别是五四以来形成的爱国传统，就反映了这样深刻的历史内涵，同时又体现了新的时代特点。其一，显示了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当时进步青年学生在各个历史时期，从五四运动到一二九运动，从三一八运动到一二一运动，都是在国家和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站在斗争的前列。他们斗争的锋芒，始终是对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他们奋斗的目标，始终是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人民革命取同一方向，从而为中国青年运动提供了极可宝贵的历史经验。其二，把爱国主义斗争同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相统一，走历史必由之路。我们知道，不同的时代条件，爱国主义有不同的思想内涵和要求。在近代的起始阶段，以林则徐为代表的爱国主义是和他们的忠君思想相联系的，虽然他们的爱国情怀和无畏的牺牲精神是感天地泣鬼神的，但终因这一历史的局限而注定了他们演出的是一出悲剧。以孙中山为代表的爱国主义，则比较自觉地同民主主义的理想相结合，并取得推翻封建帝制这一历史性胜利，但是，时不予我，外国有的，中国却不能有。辛亥革命的结局及尔后的局面，深刻表明近代中国已经失去了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求得富强的历史机遇。经过痛苦的探索，只有当爱国主义同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相联系，并得到掌握这一历史自觉的先进政党领导的时候，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理想与目标——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才有了真正实现的可能。而这正是五四时期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在新的世界观指导下获得的理性认识。从上列两端不难看出，北大和五四运动的爱国传统，是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对后人富有启迪意义的。持自由主义传统论者之所以讳言爱国传统，惧怕这种爱国传统所揭示的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是因为这样做，就要暴露所谓自由主义传统的反历史的本质。这正是这些自由主义论者、西化论者连爱国传统都要加以否认的深刻原因所在。

他们进而还竭力否定五四运动的革命传统，特别是传播、研究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他们说，近现代中国的基本政治思潮，如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文化守成主义、进化论思想、虚无主义等等，都是以北大为重要的中转站和发祥地才进入中国社会的。所以马克思主义不能作为北大的传统。这真是不说还明白，越说越糊涂了。既然都是作为中转站和发祥地，为什么偏偏自由主义能成为北大最要紧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却不能呢？这种偏见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无知，而是他们要求自由主义化中国的一种自觉。我们要问，在当时确实存在的这些政治思潮中，究竟什么才代表北大、代表五四时期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呢？这必须以历史事实为根据作出正确的回答。

五四时期的中国，风云际会，各种社会思潮活跃。这时的北京大学，由于高张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从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但五四前期，包括李大钊在内的新文化运动战士所传播的民主和科学思想，仍然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它虽然在当时反封建文化思想斗争中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并不能正确回答中国的出路问题。这时李大钊的政治视野也不能不受到这种历史的局限。例如，他这时所热烈追求的民主政治，如他自己所说，是“唯民主义为其精神，代议制度为形质之政治”。即企求的仍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他的唯民主义主张的主体，则是“由中流社会之有恒产者，自进而造成新的中心势力，以为国本所托”。即把民主政治的希望寄托在民族资产阶级的身上。又如，他孜孜以求的“青春的中国”，作为一种政治主张提出，还是比较空泛、粗糙的。它的实际内容也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再造青春中华”的途径，也只是从教育入手实现民权，认为“从事国民教育，十年而后，其效可观，民力既厚，权自归焉”。应当承认，任何思想家都只能依据历史所能够提供的舞台进行活动，在科学社会主义传入中国之前，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还是唯一可供中国人选择的出路。问题在于，历史已经判明，近代的中国已经失去了实现这一方案的机缘，辛亥革命建立的民主共和国的流产就是有力的证明。李大钊在政治上对民主自由的热烈追求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不能不使他感到彷徨、失望以至悲观。他在1914年就曾无限感慨地说：“时至今日，术不能制，力亦弗能，谋遏洪涛，昌学而已”。而当1917年张勋再演复辟丑剧时，他更为自己的理想王国梦幻的破灭而慨叹，“一代华声空醉梦，十年潦倒剩穷愁”。这确实反映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心态。这种彷徨和失望，既表明了他们对资产阶级领导的这场革命结局的完全失望，也表现了他们经过对民主和科学的呼唤之后仍然看不到前景的深刻反省。当然，在这种失望和苦闷之中，还蕴含着对新的出路的思考和探索。1918年5月，李大钊通过自己深沉的观察和思考后说：“中国人今日的现象，全是矛盾的现象，举国人都在矛盾现象中讨生活，当然觉得不安，当然觉得不快。既然不安不快，当然要打破这种矛盾的生活，另外创造一种新生活，以寄顿吾人的身心，安慰吾人的性灵”。这里所说的“另外创造一种新生活”，反映了历史的要求，它也将由历史的发展给出正确的答案。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振奋了中国进步思想界，李大钊为代表的一些先进分子首先把目光从西方移向了东方，从欧美转向了俄国，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了社会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北京大学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最早基地。马克思主义在这时传入中国并逐渐为中国人民所接受，这绝不是偶然的。除了中国无产阶级正在日趋觉醒这一重要的社会条件外，还应该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以极端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举世滔天之祸，全欧陆沉之忧”，使中国先进分子对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了极大的怀疑，原来的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在中国接连破灭，这样，“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陷入彷徨无路的中国先进分子不能不开始新的探索，正是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十月革命为中国革命提供了一个新的典范。本来，社会主义对中国先进分子来说，还只是一种书本上的东西，陈独秀在1917年初还说：“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唯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现在，社会主义在东方的一个大国成为现实，这使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人类历史和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启迪了他们对指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马克思主义的浓厚兴趣。

从这时开始，他们学习“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在他们初期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中，指明了中国革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倡导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学风，开始显示了这一新的世界观、历史观的特有魅力。正因为这样，他们的传播工作也为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注入了全新的因素，使之发生了合乎新的时代要求的变化。这时民主的内涵，已由资产阶级的、少数人的民主，发展成为无产阶级的、多数人的民主，即要求人民民主并和社会主义相联系的民主政治，从而把民主的精神和民主的传统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而五四以后的科学思潮，也已经包括自然科学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科学这样两方面的内容，而唯物史观则成为指导革命实践斗争的锐利武器。这深刻反映了中国革命已经开始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而工人阶级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正是实现这种转变的重要标志。这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诚然，作为政治思潮的自由主义，在五四时期确曾存在过。如五四时期形成了一个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它包括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三部分人。五四运动后，随着斗争的深入，这个统一战线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传统，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加以发展；另一部分人则向右发展，走所谓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他们虽然在反封建斗争中起过一定作用，但最终走向了历史的反面。这两种思潮的不同发展趋势及他们之间的交锋，可以说是贯穿于五四以来历史发展的全过程，而人民革命的胜利则为他们作出了公正的结论和历史性的选择。怎么能够把五四时期历史发展中非本质的方面，也即人民革命洪流中的逆向潮流，作为主流传统加以颂扬，并要求今天的中国加以复兴和弘扬呢？

事实上，持自由主义传统论者有着明确的政治诉求。他们认为，这种自由主义，“曾有九十年是中国社会上的主流思潮之一”，只是“一九四九年后”，被“持续地、彻底地、大规模‘肃清’”了，现在的任务就是使之“在今天的中国复兴”，使“中国由此而开始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走向全球化”。他们明白无误地把矛头指向了人民革命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他们所要求的自由主义，正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和全球化。

这里需要指出，自由主义是作为19世纪初出现的一种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潮，它把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自由”、“民主”口号按照资产阶级政权确立后的要求加以修改和补充，主张个人活动和发展的完全自由，实现毫无限制的企业主的自由竞争，拥护有财产限制的选举权和两院制议会，等等。很清楚，作为一种政治思潮，自由主义所要求所维护的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制度。今天持自由主义论者对历史作出他们的判断：“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并认为，“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在所有制与经济体制问题上的立场一向是旗帜鲜明的”。他们特别要人们认识“市场经济必须发展经济的自由主义，而经济的自由主义正是其他各种自由主义的基础”。他们把自己的经济政治主张说得如此明白而露骨，这并不奇怪，而是真实反映了这些年来出现的那股来势迅猛的私有化的思潮。从这里不难看出他们热衷于把所谓自由主义传统强加给近代中国的真实的和最终的意图。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自由主义的说教，今天又加上了一层“普世价值”的包装，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清醒的认识。不要以为这种自由主义的说教，只是书生空议论，它作为西方的价值观，经过一些人的宣扬和渗透，不但会对我们的意识形态发生极其恶劣的消解作用，而且会动摇我们的经济政治基础。这是值得人们深长思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