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当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这样定义大学。斯时，从大学校长（如蔡元培、竺可桢）到执教的教授（如陈寅恪），他们心中有着一种共识的大学理念：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求是的态度。正是在此理念指引下，梅贻琦心目中的大学之大是“大师”之大，竺可桢心目中的大学之大是求是的“研究”之伟大。大学的底蕴是一种文化精神的传承，是一种独立意识和健全人格的育成，更是一批社会良知和民族良心的培育，如柏拉图所说，教育既不培养专制的僭主也不培养温顺的绵羊。大学是黑夜中的灯塔和温暖人心的烛光，她教导人特别是青年向着人性的真善美无限地前趋，它的存在是人类的精神高标，它昭示着人的精神存在。惟此，即使在甚嚣尘上红尘滚滚的时潮涌动中，人们也寄予大学无限的厚望和期许，视大学为一块净土。然而，这精神家园似乎并非远离尘世的桃花源？大学精神的滑坡、知识分子集体无意识的失语甚至某些人的自甘堕落，不能不令人震惊！

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教授一直是文学关注的对象，新近的几部小说不约而同地将笔指向了大学里众相图的荒诞。张者的长篇小说《桃花》与《桃李》是以某名牌高校为故事背景的长篇姊妹小说，在作品中我们看不到作为良心守望者的教授对理想和价值的守护，看到的是他们为名利女色所惑的精神迷失和精神之死，无论是《桃李》中的法学教授邵景文还是《桃花》中的“完美导师”方正先生，都是学术造诣颇深，但却在名、利的追逐和不择手段中失去知识分子的精神，这些精神家园逃离者的所作所为令人唏嘘不已！在作品中原本是“集众美于一身”的有些“亮色”的姚从新博士生，也在坚守与诱惑中被置于一种讽刺、嘲弄的境地，最终悲戚戚地离开校园。

作品中人物的游离显现着作者对知识分子把握的犹疑。倪学礼在《站在河对岸的教授们》（《十月》2005年第5期）中抒写了一曲知识分子心灵扭曲的挽歌，揭示了某大学为着申报博士点而上演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一幕幕闹剧，刻画了某些清醒者的心有不甘而又无力自拔的痛苦。利益如同一根缰绳，牵住了知识分子跳动的神经，使他们结成了某种利益共同体（有博点、项目就有利益）。诚如聊天时某教授所言，光文艺学每年就有十几所院校在争博点，全国有多少院校多少专业在争？现在天上飞的大学教授有一半在跑博点，大学教授还能对现实关注，还能对现实问题诉诸批判吗？

知识分子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语境下应有的人生姿态是什么？新型知识分子如何生成？大学生如何完成人生的自我确证？这可能是当下一系列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不可回避的。“我们的知识，故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梅贻琦语）大学——原本是倚重教授薪火相传的精神高地，是人类价值的守护和精神超越之地，可在当下的语境精神竟显得如此乏力和单薄。作为大学灵魂的精神的丧失使大学沦为教授们熙攘往来的利益场，没有了精神的坚守、抵抗和痛苦，也就失去了精神的超越，一切都显得那么温顺和心安理得。

大学校园的欲望张扬不是作者主观的臆想，而是大学本身的堕落。无论是“完美导师”还是“众美”的师兄，都湮没于世俗红尘。人们心仪的精神高地并非盛开鲜花和水草，丰满的人物形象始终摇摆着，从《所谓教授》《感谢小姐》《教授不教书》到《沧浪之水》《不悔录》《欲望的旗帜》再到《博士点》《大学纪事》等，或揭露丑行或鞭笞知识分子的变节，或愤世嫉俗地指责体制、环境。作品中人格深层出现裂变，正面力量难以自持。从文学到现实知识分子还有几分“境界”？“知识分子，如果被权力、金钱、美女收编了，就意味着疗治民腐的力量也土崩瓦解了，那社会就要从根儿烂了。”（《站在河对岸的教授们》中的金河语）一旦放弃学者的精神守望，重新祭起欲望的图腾，投身到对社会世俗的无限度迎合，除了欲望的追逐，谁还屑于对绝大多数人、对国家民族教育的缺失和前途给予起码的一瞥？

大学已是热衷于权势和名利的教授们熙攘往来的“名利场”。大学越来越像官场，大学校长们对权术越来越精通，对权力的资源配置和运用发挥的越来越淋漓尽致，无论是《大学纪事》中的何校长，还是《站在河对岸的教授们》中的孟校长，都展示了他们通天的无所不能的权力意识；大学越来越像公司，不仅批量生产、包装人才，而且什么紧俏生产什么？越来越实用化功利化；大学越来越像传媒，越来越热衷于制造“热点”“看点”和所谓的“名气”，越来越娱乐化。

新近的几部小说在揭露了大学的诸多问题时，也展示了当下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在知识分子纷纷迷失的背后，一种“遍布儒林”的深切悲凉和心灵窘迫，以及信念、理想的渐行渐远和大学精神及其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集体失落的无奈，伴随着伤感弥漫开来。教授们为着地位、博导、成果、项目而陷入异化的生存状态，为着占有资源和权力曾经高山仰止的学术和令人钦佩的学者可以匍匐在地，知识分子急不可待地投身外面的精彩世界，虽然有些眷恋、挣扎和犹疑，却最终义无反顾地抛弃了精神的高贵和社会的责任，堕落为金钱和权力的臣民。

面对颓势，游牧式的抵抗显得单薄乏力，而个别的清醒者和守护者不能不令人陡生敬意。“难得糊涂”也许可以传达出教授们普遍的焦虑困境和无奈的心态，明知不该为而为之，明知抗争却选择逃避退隐，明知守信重诺却放弃担当。一些作品对现代社会中由权力及大众传媒及教育产业扩张引发的精神震荡，以及知识分子是否仍在担当“社会的良心”、“提供人文终极价值”提出了质疑。

教授的堕落性表演，令人慨叹！但是，文学的力量如何生成？文学的激情如何击中平庸冷漠的心灵？文学恐怕不能止于揭露、批判，更应该是理性地建构。无论从生活出发，还是从理想出发，我们都需要超越力量的引导和提升，都需要一种精神力量击中浮躁甜腻娱乐化的世俗，为发热的头脑和感官注入一支清凉的解毒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