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15年政治学研究重点研究议题在三个主要领域内展开：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话语体系研究、西方政治思想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政治实践。除上述三大议题群外，实证方法的运用、政治文化的研究等方面都有进展。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进一步科学合理化。深入实地开展调研，靠真实的数据说话，得出了一些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

　　关 键 词：政治学/研究/基本情况

　　　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话语体系：阐释与建构 

　　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话语体系研究是2015年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研究角度以阐释和建构为主，也是较之以往研究的特色，在政治学视野内以深入研究我国道路、制度、理论体系为旨归，进一步建构体系性的政治理论表达。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围绕“两个百年”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统筹“五位一体”总格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树立和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推动了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政治学也得到了创新和拓展。学人充分就权力理论、民主理论、国家理论、政治发展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做了深入研究。如，辨析“四个全面”治国理政战略，认为“四个全面”的战略思想，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治国理政的重大战略布局和执政方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则是依次递进的战略举措。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政治建设的问题，是阐释和建构政治话语体系的重要方面。如有学者提出，“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保障。”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六大以来，我党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重大任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建设任务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已经找到了让民主在中国更加有效地运转的新路。这条民主新路就是，从作风民主走向制度民主，从实质民主走向程序民主，从不受宪法和法律约束的所谓“大民主”走向法治民主，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化。制度民主、程序民主和法治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的最终目标。

　　也有学者从“中国模式”的角度探讨了民主集中制政体，认为作为政体的民主集中制在国际社会科学理论上的位子远远不能匹配其实践中的重要性，需要“找回民主集中制”。作为中国模式本身或者最核心制度的民主集中制，在元理论上有诸多值得重新发掘之处，比如民主集中制所表述的真实的政治关系、民主与集中之间的动态结构性均衡特征、政治属性上的民主主义、文化机理上的集体之善、政治思想上的民本主义以及运行机制上的民主形式。在实践中，作为政体的民主集中制，不但是宪法上所规定的国家机构和央地关系的组织原则，还是改革开放之后政治经济关系、国家社会关系的事实性组织原则。

　　“民族问题”的理论建构，也显得比较突出。研究中，提出了一些富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重要观点。如，强调中华民族是现代国家的基石。中华民族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体，支撑着这个现代国家的制度体系，而且为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奠定了社会政治基础。中华民族既是巨大的历史遗产，也是现代中国基础性的政治资源。中华民族越是统一、巩固，国家统一、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就越是雄厚。又如，强调族际政治文明是多民族国家在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和共同事务上形成的政治意识、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等方面的进步状态和成果的总和。它强调不同民族之间良性的共有文化和包容精神，通过积极价值的引导，使不同民族群体超越狭隘的身份认同，实现民族的和平、合作和共生。尽管作为一种新的理念和实践，族际政治文明在多民族国家的实践中还存在各种问题和障碍，但它所体现的精神为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提供了内涵性发展的基础。

　　此外，学者也强调要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重要性，提出社会政治生活离不开政治哲学的引导。中国的政治建设实践是中国政治哲学的现实基础。当代中国政治哲学不是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移植”，也不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拷贝”，而是基于当代中国政治实践，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加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建构是现实而紧迫的任务，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发展和完善提出的客观性要求。

　　比较而言，2015年政治学领域对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阐释性研究力度还是大于建构性研究的。政治学视野中的“讲好中国故事”，仍离人们的期待有差距。

　　西方政治理论体系：借鉴与批判 

　　政治思想理论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议题涵盖广泛。2015年的相关研究继续承继以往研究的惯性，以译介和分析为主，但也体现了新的研究特点。一是和当前中国治理话语和治理实践相结合；二是对政治学方法的讨论和反思较为突出；三是对相关问题和理论家的思想有进一步的反思。

　　就治理理论问题，有学者梳理了20余年来国外治理理论的发展脉络、研究主题及主要论争，突出了治理理论的核心是，以政府为主体、以纵向命令控制为特征的传统层级制治理模式，已经无法应对政府面临的各种危机，因此，国家应该进行分权化和去中心化改革，让市场、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更多地参与公共事务。也有学者具体考察“社区复兴运动”以来国外社区治理的问题，提出要理解社区治理，既要注重本土经验的积累，又要关照国外的理论进展。自西方社区复兴运动以来，国外的社区治理研究有了新的发展。在第三条道路的理论指导下，借由新自由主义和社区主义的调和，社区被重新发现，社区治理成为西方国家治理理论与实践转轨的重要“节点”。由此，西方学界突破了此前“社区内部互动论”的研究范畴，国家“元治理”作用被拉回到社区治理中“审视”。

　　就民主治理问题，有学者讨论了民主发生理论。在民主何以发生的问题意识引导之下，依据理论视角的不同归纳出民主发生理论的比较政治学、历史社会学、政治经济学三种解释模式。比较政治学诉诸经济发展、公民社会、政治文化之间的耦合关系来建构民主的发生机制，历史社会学则从资本主义所造就的阶级力量之间的均势来解释民主政治的发生，而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机制则体现为经济不平等、资本类型、政治资源分布之间的制约关系中的阶级之间的结盟与敌对关系。

　　就研究方法问题，有研究基于美国政治学三种权威期刊《美国政治学评论》、《美国政治科学》、《政治学》在2001～2012年间发表的论文为样本，分析了21世纪以来美国政治学在研究方法上的最新特点，统计了不同研究方法在美国政治学各个主要领域的分布状况和作者的来源构成，并对美国政治学在研究方法上的未来走向进行了分析。

　　也有学者反思了美国违宪审查的民主性之争。美国建国时期，尽管存在着支持违宪审查的联邦党人与反对违宪审查的民主派之间的争论，但限权宪法观念最终通过“马伯里诉麦迪逊案”落实到其宪政设计中，确立了联邦最高法院在违宪审查中的地位。在美国的改革时代，罗斯福与最高法院之间的权力斗争，也是围绕着违宪审查的制度框架展开的。美国的宪政民主制度试图使法官与民主政治保持距离，但是，法官在远离民主的同时，并没有脱离党派性。通过违宪审查制度，联邦最高法院不仅可以否决国会立法，甚至还可以介入总统选举，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在美国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中，美国宪法成了法官的宪法，而法官不是做出了民主的裁判，而是成了民主的裁判。美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存在着民主性悖论。美国宪政民主发展进程中的违宪审查之争说明，宪法制度的建设必须注意到司法权力的民主性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整体性、和谐性与民主性，是中国司法改革应该考虑的前提。

　　政治哲学研究“热”继续升温。比如，对迈克尔·奥克肖特和林德布洛姆相关思想的讨论较为突出。有研究对英国政治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的思想历程做出了整体性的解释，以此串连起奥克肖特不同的思想阶段和主要代表作，澄清了其不同主题作品之间的关系。文章不仅介绍了奥克肖特最富代表性的政治思想，也阐释了这些政治思想于文本和语境意义上的产生背景，以此提供了认识和评价它们的思想资源。而美国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引领的政治过程研究，代表着一个内涵丰富却常遭忽视的方法论传统。有作者提出，在20世纪末以来的政治学界，霍布斯式的科学理解和实用主义逐渐成为主流，使得抽象的变量化观察和简洁的模型化方法走向前台，而亚里士多德·韦伯式的厚描述传统日渐退居边缘。在这一语境下，林德布洛姆的反思弥足珍贵，它提醒我们，政治学的根本任务是解释真实具体的政治活动，描述复杂多变的因果机制。在构建中国本土政治学体系的今天，这也尤具警醒意义。

　　除上述具体研究成果外，2015年，比较政治学这一学科取得了进一步发展。一些研究机构和研究团队发展起来，推出了一些著作、论文集，召开了一些有影响的研讨会议等，其发展值得期待。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实践：分析与总结 

　　在中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任务后，在政治学视域内研究“治理”问题的一个突出特色是从“理论”走向“现实”，这是2015年相关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角度多样，成果众多，呈现多学科推进样态。总体内容上，有两个层次，一是制度建设；二是具体领域的治理问题。

　　在推进治理的制度性改革方面，有学者提出了在社会转型与国家治理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取向及其政策选择问题。研究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却一直遭到质疑。对于中国这一急剧变化中的大型社会如何既实现经济腾飞又保障政治体制的基本稳定这一事实，西方现代化理论和政治发展理论似乎很难解释。通过渐进持续的政治体制改革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依然是中国面对社会经济转型重大挑战的重要策略。在维护国家治理体系基本稳定的基础上，适应性民主改革和责任型政府体制改革才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继续深化的主要内容。

　　对具体领域治理问题的讨论，有如下观点值得关注：一是关于政府绩效。有研究从总体上讨论了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问题。提出政府绩效评估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但存在的突出问题表现为实践应用性差，缺乏科学有效的绩效评估技术基础。评估模式和基本技术路线的不成熟，已成为制约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实践发展的主要因素。建议推动政府绩效评估模式创新，建立包括政府绩效结构、指标选取和确定、数据无量纲化、评估权重设定、与评估指标对接的数据库建设在内的政府绩效评估基本技术路线。也有学者讨论了政府绩效评估中“结果导向”的操作性偏误，并提出了矫治的方式。作者认为，绩效评估在由理想模式转换到操作模式的过程中，在“结果导向”的逻辑下，仅仅以直接“结果”作为评判政府工作好坏的依据，实际上只评估了绩效生成中的一个环节。就科学管理规律而言，政府绩效的生成由人民的绩效诉求、投入、生产、结果、效果五个环节构成，且整个生产过程镶嵌在特定的管理情境之中。在整个绩效生成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都在塑造、形成着政府绩效，“结果”环节一般是显在的绩效，其他环节更多是潜在的绩效。未来政府绩效评估在操作中必须完整反应绩效生成过程中的每个阶段，并要塑造出符合科学管理规律的管理情境，同时开发出符合当地情况的绩效评估模式。

　　二是关于财政民主。有学者研究了中国的财政分权与政府信任的关系，运用Ordered Logit模型分析了财政分权如何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总体上对政府信任产生了负向效应，且这种负向效应在农村地区更为显著。也有学者提出，要通过财税制度反腐，认为这是一种源头治理的新进路。其要义在于通过完善财税法治体系来规范公共财产收入、支出与监管的全过程，由此规范政府行为，实现腐败的源头治理。

　　三是项目制问题。项目制在基层实践困境是基层治理研究中的一个亮点。有学者通过对涉农项目实践过程的考察发现，资源再分配中国家自主性不足是项目制基层实践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其中，得以彰显的基层政府(组织)的自利性以及不断强化的庇护结构，成为国家项目指标分配中无法克服的力量。基层精英群体凝结成日益固化的利益分配结构主导整个项目实施过程，基层政府(组织)与农民之间的关系结构从权力义务双向制衡转变为对国家公共资源的共同分割，由此，精英俘获与结构替代绑架国家依托项目实施的公共意志。有效克服项目制基层实践困境，核心是从提升资源分配中的国家自主性能力着手，以重塑政府和基层社会的公共性为重点，理顺国家、基层政府(组织)和乡村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最大化实现项目制所秉持的公共利益。

　　四是“小组政治”。这是中国治理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机制。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是对基层治理讨论中的一个亮点。“小组”这类议事协调机构既是传统官僚制在新环境下对非常规任务的反应，又是主政者调配资源、管理注意力的一种方式，体现的是效率逻辑和合法性逻辑。有学者通过深度访谈和全样本普查，对这一议事协调机构的类型、设立动机、运作过程和后果进行了系统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议事协调机构大致可以分为两类：自主设置型，包括自创类和学习模仿类；被动设置型，包括与上合意类和与上偏离类。议事协调机构可以有效调配权责资源，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是也存在行动者范围扩大化问题，导致参与者精力分散、疲于应付。这也是议事协调机构不断“废—立”循环的原因。

　　此外，对农村基层治理问题的关注，对跨界治理视角下社会冲突的形成机理与对策的研究等也取得了较有影响的成果。

　　应该说，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实践的讨论还“在路上”。“批判性”成果多，总结规律性成果少。这表明，一些成果的“主体意识”还比较欠缺，如可以看到大量以西方相关理论“匡正”中国实践的成果，但一定程度上还看不到体现中国政治实践成果和规律性的有力成果。至于把发现上升到“顶层设计”层面的成果更为少见。这可能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突破口。

　　除上述三大议题群外，实证方法的运用、政治文化的研究等方面都有进展。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进一步科学合理化。深入实地开展调研，靠真实的数据说话，得出了一些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如有学者基于调研，探讨了政府反腐败力度与公众清廉感知的关系。通过对某省的问卷调查分析发现，近70％的受访公众感知到其所在的县/区党政机关总体清廉程度较低。这一结论让我们认识到，尽管国家反腐力度不断加大，但民众的满意度还不高，这就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反腐成效和推进制度性建设的必要性。有学者梳理了国内近30年来政治文化研究的格局：本土性问题研究与引介性研究并存，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互为消长，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历史—制度主义、人类学、社会学与心理学等四种路径多元发展；但也存在研究主题庞杂、原创性不足、缺乏问题意识与学术对话、研究方法滞后等不足。这是一个较具权威性的讨论。可喜的是，随着新生代研究队伍的成长及国际学术交流的频繁，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已经呈现走向兴盛的新趋势。还需要提出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学科发展、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深化研究在2015年似尚缺有力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