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还远远没有完结，因此不能衰亡，而要不断壮大；党的领导也不能削弱，而要继续加强。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也是中国法律的明确规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必然要求、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国内外敌对势力为了阻挡中国人民前进的步伐，总是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鼓吹“中共灭亡论”、“中国崩溃论”。但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被骂倒，相反愈益壮大；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没有被唱衰，相反愈益强盛。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党的领导 社会主义 人民民主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已经95年了，如果用人来比喻，已经经过幼年、少年、青年，进入了中年。毛泽东同志为纪念建党28周年撰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不过，我们党的历史使命现在还远远没有完结，因此党不仅不能衰亡，相反要不断壮大；党的领导不仅不能削弱，相反要继续加强，直到自己历史使命的完结。

　　当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帝国主义反动派咒骂中国共产党“独裁”、“极权”、“不仁”、“太刺激了”等种种谬论进行了一一驳斥，同时对幻想走“第三条道路”的人们进行了说服教育。近些年来，国内外敌对势力又通过散布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西方宪政、“普世价值”等思潮，诬蔑我们党的领导是什么“专制”的、“不民主”的、“不合法”的、不符合“宪政”原则和“普世价值”的，竭力为否定、取消和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造理论根据。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一步论证共产党领导的必然性、必要性、正义性、科学性、民主性、合法性和合理性，批驳敌对势力的这些谬论，同时为对这些问题有所疑惑的群众做好解疑释惑的工作。

　　一、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 

　　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就面临两大历史问题，即国家的独立和工业化。为此，中国的仁人志士曾进行过种种努力，试图通过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来加以解决，最终统统抱恨而归。在此背景下，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应运诞生，并从成立伊始便担起了阶级解放以及本该由资产阶级负责解决的国家独立和工业化这两副重担。

　　现在有人说，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人数很少，并没有建立政党的条件，是俄国共产党策划和经费支持的结果；还说列宁这样做包藏利己的动机，是为了让帝国主义无法集中力量对付俄国革命。这些说法并非什么新发明，而是从历史垃圾堆里捡来的破烂货。

　　中共在建党时得到过俄共帮助是事实，但这并不表明中共是靠外援建立起来的。第一，中国工人阶级当时人数少，只是相对农民阶级而言，就其绝对数量来说并不少，1914年已有100万人以上，五四运动前夕更达到了200多万人。而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时，英国工人阶级不过400多万人；俄国共产党成立时，产业工人也只有300万；日本工人阶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第二次成立时，全国工人还不到100万。由于外国人在中国直接经营企业比中国民族工业要早，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第二，中国工人阶级由于受到本国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势力和本国封建地主阶级的三重压迫，反帝反封建的要求最为强烈，斗争性也最为坚定，五四运动以前就多次举行反帝反封建的大规模游行示威，五四运动中更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第三，中国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早在五四期间就自觉地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并已意识到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已经在着手建党，许多地方也建立了党的早期组织，只是还没有统一罢了。第四，俄共当时不仅资助共产党，也给国民党经费，而且比给中共的多得多。第五，世界近代史上的革命运动得到外国资助的情况并不鲜见，如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等等。所以，中共的建立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需要和革命形势的必然产物，即使没有外力帮助，迟早也是会建立的。至于列宁号召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民族民主解放运动，不仅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世界革命的理论，而且完全符合当时世界革命的形势，并非只是为了分散帝国主义对俄国新生革命政权的压力。

　　中国共产党建立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正确回答了在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农村占国土绝大面积、农业占国民经济绝大成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里，如何实现民族独立和工业化等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问题，从而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并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带领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接着，中国共产党又带领人民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幅度提高了中国的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和国际地位，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正是这一切，赢得了中国人民对她的信任和拥护。所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更不是什么人赐予的，而是历史和人民选择的结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这是中国人民从长期奋斗中得出的最重要最基本的结论。”

　　二、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法律的明确规定 

　　现在有人以中国共产党没有进行所谓“政党登记”为借口，指责我们党的领导“不合法”。他们煞有介事地摆出一副法律专家的架势，自以为找到了可以置共产党于死地的“法宝”，结果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暴露出其反共反华势力“马前卒”的丑恶嘴脸。

　　凡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是社会制度根本不同的两种国家，它们的重大区别之一就是，前者公开声明自己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不允许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与自己分享政权；而后者表面上把自己打扮成“全民国家”，搞所谓多党竞选、轮流执政，实际上实行的却是资产阶级专政。马克思说过：“革命是人民权利的法律根据。”列宁也说过：“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这就告诉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以及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无产阶级政权，都是不受资产阶级法律限制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再用资产阶级的法律来对待政党设置和政党登记一类的问题。

　　社会主义国家不搞政党登记，并不等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就没有法律依据。拿中国共产党来说，新中国成立前，中共就在所有革命力量中确立了自己的领导核心地位，正因为如此，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纷纷响应中共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一章总纲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这里所说的实行工人阶级领导，自然意味着实行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所说的团结各民主阶级，自然意味着团结各民主阶级的政党——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那次会上，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农工民主党、致公党、九三学社、民主促进会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华侨民主人士、全国工商界、宗教界的领导或代表，均声明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可见，无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还是拥护共产党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参政资格，都是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在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中得到确立的，根本不存在还要通过什么“政党登记”来加以确认的问题。

　　此后，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一次会议上通过的《宪法》，以及1975年、1978年、1982年历次修改的《宪法》序言部分，都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后建立的，今后各族人民要继续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爱国统一战线也要继续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巩固和发展。这些论述都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领导核心，处于中国执政地位的法律依据。1982年《宪法》还指出，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过去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今后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对外友好活动中，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国家统一和团结的斗争中，将进一步发挥它的重要作用。”这些论述意味着，自从1956年中国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之后，参加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已经不再是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可见，那种以所谓“没进行政党登记”而妄图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合法性的言论，完全是痴人说梦。事实说明，真正违法、违宪的恰恰是发表那种言论的人。

　　三、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必然要求 

　　很长时间以来，一些人总爱拿西方宪政作为根据，攻击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共产党一党执政违反了西方“宪政”的多党轮流执政的原则，是什么“一党专政”。少数群众从表面上看问题，认为他们说的似乎有道理。其实，只要深入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所谓道理纯粹是歪道理，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作为“普世”标准，衡量和剪裁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政党制度，归根结底由这个国家实行的经济制度所决定，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中国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而不实行多党轮流执政；军队由共产党绝对领导而不搞“非党化”、“国家化”，这一切最深刻的根源都在于中国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中国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这种经济制度决定了，在我国人民内部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并且不允许任何势力破坏这种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建立在这种经济制度之上并为之服务的政治制度，只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其政党制度也只能是由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工人阶级政党一党执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内部的利益必然呈现多元化态势，不同利益之间的矛盾肯定比单一公有制条件下的矛盾复杂和激烈得多。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又决定了这种矛盾是受到限制的，就是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里，人民内部的矛盾无论多复杂多激烈，都不允许发展到根本利害冲突的程度，不允许出现与人民根本利益相对立的利益集团及其政治代表。既然如此，当然不需要有其他政党与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相互竞争、轮流执政；同时，为了使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被架空、人民的根本利益不受损害，军队也必须由而且只能由中国共产党一党绝对领导。

　　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要实行多党竞选、轮流执政的政党制度，同样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资本主义实行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人占有制，在这种制度下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内部分为不同的利益集团。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实行多党制和多党轮流执政，而不能实行一党执政，否则，有些利益集团的利益就会缺少自己的政治代表者，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政党就会缺少平等上台的机会。同样，这一制度也决定了其军队只能“非党化”、“国家化”，而不能由哪一个政党单独领导，否则，多党轮流执政就难以实行。这些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是根本不存在的。然而，同时又要看到，资本主义国家里的不同利益集团，毕竟同属于资产阶级，因此，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政党归根结底都是资产阶级政党。西方国家中的资产阶级政党之间虽然有利益之争，但在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压制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反抗、保证西方发达国家始终主导国际经济金融政治秩序等方面，彼此利益又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实际上也是一党制，是资产阶级的一党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位教授就说：“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掌权，结果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虽然是“非党化”“国家化”的，但并没有改变其由资产阶级政党绝对领导和作为资产阶级专政工具的本质。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而在四项基本原则中，除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之外，还有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邓小平指出：“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不靠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叫人民民主专政。”《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5页。他还指出：“没有人民民主专政，党的领导怎么实现啊？”这些话表明，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要树立这些自信，就要树立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政党制度的自信。这些制度都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同时又反过来保证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不被破坏，保证改革开放不走偏方向，保证最大多数人民的整体利益不受侵犯，保证我们国家的安全不遭危害。国内外敌对势力之所以起劲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鼓噪我们的军队、政法队伍要“非党化”、“国家化”，其根本原因也在这里。

　　四、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 

　　民主是相对专制而言的政治制度，但同样实行民主制的国家，对民主的理解和实践却大相径庭。马克思主义导师在谈论民主时，总是把它和阶级问题联系在一起，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民主实质上是统治阶级的民主。列宁说：在资本主义社会，比较完全的民主制度就是民主共和制，“但是这种民主制度始终受到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狭窄框子的限制，因此它实质上始终是少数人的即只是有产阶级的、只是富人的民主制度。”《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9页。资产阶级为了模糊民主的阶级性质，总是把是否进行多党竞选、轮流执政，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民主的“尺子”。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不民主”、“专制”的说法，就是用这把“尺子”衡量的产物。

　　选举当然是民主的一种形式，但选举并不等于就是民主，尤其不等于真正的实质的民主。同样是选举，由于对选举权有不同规定，其广泛性会有很大差别。例如，西方国家在相当长时期内就对选举权作过诸如财产、性别、族裔、居住时间等等的限制。正因为如此，二战前的苏联和二战后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曾被世人普遍认为是民主国家，而西方国家则是反民主的国家。只是后来西方国家在国内人民争取民主权利的持续斗争下，逐渐放宽了选举权上的种种限制，这才回过头来以所谓实行“一党专制”为由，攻击社会主义国家“不民主”。另外，选举本身也有各种形式，如直接选举、间接选举等等。究竟采用哪种形式好，与国家大小、人口多少、选举内容等等都有关系。只把西方的选举形式视为民主的标杆，而攻击社会主义国家的选举“不民主”，是毫无道理的。即使在西方国家，选举至今也有直接、间接之分。

　　选举能不能反映大多数人民的真正意愿，还取决于选举的规则。例如，西方国家的总统或议会选举，普遍实行募集竞选资金的办法，使选举很大程度上被金钱所操纵，成为金钱的竞争，而这恰恰反映了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认清了这种民主的虚伪性，就连西方国家一些良知未泯的政治家、学者也承认，在他们那里的总统、议会选举中，真正起作用的是金钱。例如，美国前总统卡特就说过：“美国只有寡头政治，无限制的政治贿选成为提名总统候选人或当选总统的主要影响因素。州长、参议员和国会成员的情况也是如此。”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的办公室主任劳伦斯?威尔克森也说：“美国的政治由大约400人决定，他们掌握着数万亿美元的资产，在幕后操控美国政府的决策。”“因此，政权掌握在约占美国总人口0.001%的人的手中。”昆仑策研究院2015年9月11日。美国明尼苏达州前州长、《美国阴谋》一书作者杰西?文图拉还对《参考消息》报记者说：“美国总统大选以及其他政治活动已被财力雄厚的大公司所操纵，美国选举已被金钱扭曲。”就连参加今年美国总统竞选的候选人伯尼?桑德斯也说：“有些人认为国会控制着华尔街，然而真相是华尔街控制着国会。”难怪美国盖洛普公司的民调显示，2012年美国民众对国会“非常有信心者”和“较有信心者”相加仅为13%，而这一数字在2014年进一步降到了7%。2016年4月，美国许多城市发生了反金钱政治的“民主之春”活动，示威者们要求“结束金钱政治的腐败行为”，手中的标语上写着：“将巨额献金清扫出政治”，“金钱滚出政治”。在这种情况下，还硬要把西方选举民主拿来作为评判其他国家是否民主的“普世价值”，岂不让人笑不可抑。

　　尤其应当看到，民主的本质不同，在实现形式上必然会有很大不同。社会主义民主即人民民主，是多数人的真正的民主，是不同于资本主义民主的新型民主。这种民主的本质在于使占人口多数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能够在国家的法律、制度、政策、决策中得到充分体现。实现这样的民主，当然不能不用选举的形式，但更为重要的是，要使代表多数人利益的政党牢固地执掌政权。《共产党宣言》说：“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1页。“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3页。这就说明，共产党正是这种“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的政党。尤其在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就既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又是中华民族先锋队。因此，只要站在多数人的立场上看问题，就不能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最大多数人民主的前提条件、真正体现和重要保障，是人民民主的首要实现形式。

　　此外，为了实现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还建立了与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定期协商的制度，各级领导干部深入调研、广泛听取基层群众意见的制度，党和政府接受与认真处理群众信访的制度，等等。所有这些也都是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可见，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绝非只有选举。我们还要看到，即使选举，照样不能离开党的领导。否则，任由少数人用金钱搞暗箱操作，只会使民主变味、走样，成为向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挑战。近些年在湖南衡阳、四川南充和辽宁等地发生的拉票贿选案件，都从反面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五、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 

　　中华民族曾经创造过世界最古老灿烂的文明，只是近代落伍了，现在要追赶世界的先进水平，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有一个能代表民族整体利益，能把蕴藏在包括海外炎黄子孙中的力量最大限度调动起来、集中起来的政党来领导国家。在当代中国，这个党不可能是其他任何政治组织，而只能是中国共产党。

　　历史已经说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不仅是必要条件，而且是最大的政治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结业式上，曾把我们党经过长期奋斗形成的独特优势，概括为理论优势、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和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优势。这一概括无论对于我们充分认识坚持党的领导的必要性，还是深刻认识珍惜、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资源，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最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朱云汉所著《高思在云：一个知识分子对21世纪的思考》一书。书中说，新中国拥有三大得天独厚的优势，其中第一个优势就是特殊政治体制的优势。书中写道，许多学者认为，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改革开放，中国前30年都浪费掉了。然而恰恰是这个时期，中国以高昂的社会代价建设了动员能力特别强的现代国家，完成了相当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将土地和工业资本全面公有化，建立了非常强的国家意识，成为中国近30年快速发展的基础。如果将中国与印度相比，社会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更为明显。20世纪50年代，印度与中国处在同一发展水平，到2014年，印度成人识字率仍未赶上中国1990年的水平，在健康、卫生、平均寿命等指标上，印度都落后中国20年以上。西方媒体总是给印度冠以“世界最大民主国家”的头衔，但印度的民主只是空有其表，无法有效增进大多数民众的福祉，不能满足大多数普通民众的需求。大多数曾在中印做过实地考察的学者都承认，中国政治体制的治理能力要远强于印度。他对我国政治制度的这些评论是很有见地的，其客观性、深刻性比起内地的一些所谓“公知”，不知要强出多少倍。

　　中国共产党现有8800多万党员，其中，35岁以下的约占1/4。我们要看到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党员在党员比重中越来越少，但也要看到青年人成为党员主体是党保持活力、后继有人、前途光明的象征；要看到要求入党的人中的确有一些动机不够端正，但也要看到大多数人是抱着为人民服务的愿望入党的，而且入党动机往往还要在入党后通过不断的教育和学习、实践加以逐步端正；要看到党内一部分干部的腐败和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问题相当严重，但更要看到绝大多数党员和广大基层干部在为国家为人民积极工作、默默奉献；要看到的确有一些愿意为人民服务、个人品行也端正的人，由于党内腐败现象而不愿意入党，但也要看到大多数要求入党的人能够把腐败分子、腐败现象与我们党的性质、宗旨、纲领加以区别；要看到群众中存在对党和政府工作的信任危机，但也要看到广大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满意度、信任度与世界各国的同类民意调查结果相比，都是最高的。

　　持续了20年的一项高校学生问卷调查显示，对党的执政能力增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持乐观态度的人分别占89.6%和98.1%。美国爱德曼公司发布的2009-2010年中美两国民众对政府信任度比较报告表明，2009年分别为74%和46%，2010年分别为88%和40%，中国比美国高一倍左右。可见，我们党在普通民众中仍然是很受欢迎、很有威信的。另外，前两年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世界大企业研究会有个统计，中国的执行能力在世界上排名第三，仅次于跨国公司和各国的中央银行，远远高于美国总统和美国国会。这也说明，我们党和政府机构尽管存在“中间梗阻”的现象和有些方面效率不够高的问题，但从总体看，执行力还是很强的，起码不比发达国家差。

　　中华民族为了实现伟大复兴，从19世纪中叶的农民起义算起，到现在整整奋斗了160多年。如果说过去的奋斗中难免走弯路的话，在剩下的有限时间里则容不得我们再犯大的错误，尤其不能犯全局性、颠覆性的错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继续有一个用先进的科学的理论武装和有丰富执政经验能保证中华民族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政党来领导国家。在当代中国，这个党不可能是其他任何政治组织，而只能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在过去领导民主革命和后来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的过程中，都曾经犯过错误，有的还是大错误，今天仍然存在许多缺点、错误，今后也不能保证完全不犯错误。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因为这些错误而失去人民的信任和尊重。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始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私利。凡是我们党犯过的错误，都是由自己发现、自己纠正的，像中国共产党这样能够坦诚揭露和分析自己错误的党，在世界历史上还找不出第二个。正如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所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另外，这些缺点和错误再大，与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复兴已做出和正在做出的贡献相比，都是第二位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非常善于从错误中汲取教训，有自我整顿、自我清理的传统，也有极强的自我纠错机制和纠错能力。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搞过不少政治运动，其中有些由于受“左”的思想干扰，简单化倾向严重，打击面过宽，负作用很大。但大多数运动的主旨，都在于防止党脱离群众、腐化变质，而且确实起到了拒腐防变的作用。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总结经验教训，纠正了过去整风中“左”的错误和简单方法，着重于制度建设，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另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不断整风的优良传统，接二连三地开展党内整顿和教育活动。例如，1984年进行整党，1990年进行党员重新登记，1998年进行“三讲”教育，2003年进行“三个代表”教育，2008年进行党员先进性教育，党的十八大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最近又决定在全国基层党组织中搞“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这些教育活动的主题虽然各有不同，但中心仍然是提醒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牢记“两个务必”，不忘党风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防止脱离群众，警惕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而且在实践中对中国共产党经受长期执政、市场经济、对外开放的考验，确实起到了和正在起着积极有效的作用。事实反复说明，只要有这样的党来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便是任何势力也阻挡不了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国内外敌对势力之所以总是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鼓吹“中共灭亡论”、“中国崩溃论”，也是出于这个原因。然而，95年来，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被骂倒，相反愈益壮大；67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没有被唱衰，相反愈益强盛。我们现在要走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新长征路，要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必须继续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为在建党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国一百年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努力奋斗。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中国人民！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顾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