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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理论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
作者:魏传光    文章来源:  《红旗文稿》2018/1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要坚持“问题导向”,问题是实践和理论创新的起点。理论研究坚持“问题导向”,要回答“问题”从哪里来,又走向哪里去。当前我国理论研究中“问题”的来源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在调查研究中国发展的现实状况中发现的,另一类则是基于所谓“世界理论”甚至是意识形态“观照”中国发现的。“问题”走向也有两类,一类是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形成“中国理论生发地”,另一类则是复归到以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为中心的“世界理论”。

  当前,我国的理论研究中还存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需要高度警惕。所谓理论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是指通过利用“西方理论”对比中国现实来发现“问题”,并赋予“西方理论”中的先验理性、模型、观念等以最高优先权,为了追求先验理性的完满,肆意或剪裁或否定中国社会的“硬成就”。所谓的“宪政民主”“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就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典型表现。

  概括地讲,理论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主要有三种基本表现:第一,沉溺于对“西方理论”的迷恋,把西方理论看作至高无上的真理,认为其对“中国问题”有着不言而喻的规范性作用。第二,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把“西方理论”奉为圭臬和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答案。第三,去历史性、去境遇性地移植“西方问题”作为“中国问题”,并且对二者采用双重标准的逻辑进行叙述。

  一些人为了追求“加入世界主流”,并“与国际接轨”,盲从“西方理论”,在没有对其进行足够的批判与辨别之时,就将“西方理论”的一般原则运用到中国实践的解释、指导与批判之中,并认为可以无须辨别就把“西方理论”当作解决中国问题的先验标准,导致理论研究受制于抽象的、无内容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理论研究沦为洋思想、洋理论的“跑马场”。

  当前中国正在形成一个不同于西方历史实践的发展模式,并提炼了不同于“现代资本主义盆景”的中国经验,因此中国的“原创性的问题”,必须植根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性实践之中,植根于中国特色现代化发展道路之中,植根于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之中。“问题的提出”必须跳出西方世界历史时代的固有解释框架,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提出和阐释“中国问题”。我们并不是将“异域理论”拒之门外,而是反对用它作为至高标准来制造“伪问题”,具体来讲,我们反对的是“西方中心主义”所折射出的独断论式“问题导向”。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惟由此,理论研究才能摆脱各种空疏散宕和肤浅贫乏的议论,而显示其深远的时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一伟大的人类实践进程中,提出了许多需要我们应对和研究的问题。中国的理论研究应具有自觉的“中国问题意识”,把“中国的现实问题”提炼为“思想中的问题”,构建中国真正需要的理论关怀与重大主题,回应与解决中国正在发生的重大课题,进而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

  (作者: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2018-09-29 14:40:00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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