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治理发展的重要特征
作者：吴志成
文章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23年第1期。
时间：2023-06-27
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在分析中国发展面临的国际形势时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同时，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当今时代特征和全球治理发展趋势的战略判断。这一重要判断精辟地揭示了百年大变局下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更加复杂严峻，全球治理发展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多，在未来一段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要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也深刻地启示我们，国际形势发展越是变乱交织，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体系越是孕育着重大机遇，就越是呼唤进行变革和转型。可以说，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既是百年大变局加速演化的结果，也是百年大变局演进的具体表现。只有因应时代发展潮流和历史前进大势，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才能有效应对和管控全球动荡局势，实现发展，取得进步。
不稳定性更加突出
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从国际关系发展历史看，任何一个重大历史变革时期，也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时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大发展大变革、大动荡大调整，意味着国际力量分化组合加速，地区秩序更加变乱不定，国际体系转型加快，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多重危机叠加频发，剧烈的动荡性、鲜明的不稳定性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表征。这一状态发展到激烈和极端时，还可能引发大规模战争，甚至爆发世界大战。新冠疫情是百年来影响范围最广泛的全球性流行病，各国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持续攀升，不仅给国际社会造成严重的恐慌和危害，放大了全球化发展和全球治理的短板与缺陷，而且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遭受重创，贸易摩擦不时发生甚至颇为剧烈，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人员、货物流动严重受损，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民粹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狭隘的国家主义明显上升，霸凌霸道、强权霸权、冷战思维逆流而动，部分地区、国家的政治分裂和政治极化现象加剧，地区冲突和局部动荡频发，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遭受严重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乌克兰危机堪称冷战后世界最大的地缘政治事件，但它并不仅仅是俄乌之间的冲突，还是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特别是俄美之间的对抗较量。实质上，美国才是这场危机的始作俑者和最大推手，它通过持续向乌克兰输送重型武器和攻击性武器，不断拉抬冲突的长度和烈度，一直在幕后操控着冲突的进程。就此而言，这场危机实际上也是一场代理人战争，乌克兰只是前台代理人。危机的爆发既表明俄罗斯试图反击北约的肆意扩大和对俄罗斯的战略遏制，打破美西方国家长期垄断的霸权扩张秩序；危机的演进也日益暴露出美国借助对乌克兰的全方位支持以最终削弱和拖垮俄罗斯的居心。这场危机使得世界大国格局出现了冷战结束以来最激烈的动荡，也使得全球治理体系进一步分化，全球危机进一步加深，内政与外交、国内安全和全球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国际安全风险显著放大。此外，社会信息化进程加快对各国传统价值的冲击更加明显，不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之间的冲突较量升温，全球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进一步加剧，全球发展的动荡性、不稳定性更加突出。不确定性已成为近年来国际问题研究和社会政策话语中的高频词语，也是观察和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常用话语。国际关系发展的不确定性主要是指国际关系演进中难以确切认知或不可有效预测、没有规律和必然性可循的现象、状态、结果和趋势。进入新世纪新时期，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世界发展呈现出大变革大调整大转型的鲜明特征，变化和不确定性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常态。由于不同国家的利益偏好和战略选择存在较大差别，国际关系的规律性和趋势难以预测。国际形势和全球治理本身具有社会属性和系统属性，许多观念因素的变化和作用常常难以直接观察，系统效应的复杂影响也经常不能被准确地认知和发现，信息的不完整和推论判断的不确定性就难以避免。近年来国际社会出现诸多“出乎预料”和重大不确定性事件，“黑天鹅”、“灰犀牛”现象不时发生，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的发展面临巨大风险和挑战。由于乌克兰危机爆发所引发的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越来越严厉的全面封锁和极限制裁，美西方国家加速推进“脱俄化”、“排俄化”，加强联合以推动国际社会孤立俄罗斯，导致美西方国家与俄罗斯在货币、金融、贸易、技术、能源等领域越来越明显地走向脱钩，甚至助推俄罗斯与发达经济体的全面关系滑向“脱钩”“断联”。在目前尚难料定这场危机何时并以何种方式结束的情况下，事态的发展以及后续联动问题和次生后果很多都难以预估。如果国际社会不能以负责任的态度推动局势尽快降温转圜、有效地止戈息战，为当事各方通过和平谈判方式合作化解冲突创造环境和条件，危机将长期化、扩大化和复杂化，助长各种国际危机的并发和升级，推升国际关系发展的不确定性。近年来，在新冠疫情的持续冲击和地缘政治冲突的影响下，世界经济贸易连年下滑，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程度更加严重，美国等主要经济体经济刺激政策的溢出效应难以在短期内消除，全球经济依旧低迷难振，前景也难言乐观，世界经济在一段时期内恐将继续处于不稳定和波动状态。由于全球衰退惯性和本国自救能力有限，一些发展中国家久已存在的债务风险转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增大，全球自然资源过度消耗和全球气候异常变化的严峻态势凸显人类生态环境岌岌可危，等等。这些状况不同程度地加剧了当今全球治理的不确定性。变则通则兴，通则达则成。一个国家的发展历史如此，国际社会的变革进步也不例外。变革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应有本义，也是有效管控大变局、防范出现大乱局的重要路径。全球治理体系的转型必然伴随着调整变革，而且积极的变革本身也是为了消除或者减少转型引发的动荡，寻求实现新的格局稳定和体系平衡。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西方列强主导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世界迎来了历史上真正的全球大变革，建立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治理体系，确立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但是，二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充满了两大军事集团的危险对抗，对世界格局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全球化进程和全球治理的效果也受到了极大的抑制。冷战结束导致美国独霸世界，美国利用“一家独大”的优势，极力推动构建“美国治下”的国际秩序，基本主导了世界格局及其走向，并且向全球强制推行其价值观和制度模式，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制造新的冲突和矛盾，也给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带来严峻挑战。可以说，变革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构建新的国家政治经济秩序成为很长一段时期以来国际社会的重要关切。进入新世纪新时期，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调整，国际格局重构加速，多极化进程和东升西降的发展态势加快，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党的二十大大报告中所说，“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数字技术与数字治理强势崛起，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深度融合，特别是新冠疫情的持续蔓延倒逼国家思考和拓展生存发展之道，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催生了许多新的生产、生活和交往方式。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主要是在战后由美西方大国主导建立或者是基于西方理念创建的，没有反映当今国际力量的新变化新格局，代表性和包容性很不够，不公正不合理不适应的地方越来越多，也不能适应全球治理实践的需要。面对全球性问题和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一些全球治理制度的实际效能存在短板，运转不灵、作用失效的情况经常发生，难以有效应对当下全球问题相互关联、全球风险叠加的客观现实。还有一些新兴问题领域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充分关注，治理制度建设存在真空或盲区。因此，国际社会变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国家之间存在矛盾和竞争是国际关系的常态，建立在平等、公平和规则基础上的良性竞争本身就有助于促进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有助于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但是，冲突和对抗并非国际关系的本质，国际秩序并非建立在霸权统治之上，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不合理竞争特别是大国之间的零和博弈和恶性竞争，完全有悖于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危害世界和平与发展。可以说，无论是完全以竞争定义国家间关系、固守国强必霸、“修昔底德陷阱”无法避免的思维理念，还是蓄意挑动大国竞争、遏制打压和干涉他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行为，都从根本上违背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和全球领导者，西方阵营对遏制苏联不战而胜的欣喜强化了“西方中心论”和西方文明“主宰”世界的自信。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动摇了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领导地位，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拜登执政以后更加重视价值观同盟和意识形态外交，在国家安全战略上进一步转向大国竞争，拉帮结派，组团树敌，全球阵营对抗和新冷战的风险上升。在具体问题上，美国将经贸、科技、人文关系政治化、工具化，将国家之间的经贸问题、发展问题、文化教育交流问题升级为地缘政治冲突和意识形态对抗，设法压制和削弱竞争对手，走向即便损害自身利益也要消耗对手的“负和”歧途。长期以来，美西方一些国家固守过时的冷战思维和丛林法则，信奉陈旧的零和博弈逻辑，全力维护自身强权霸主地位，不甘心接受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不愿意面对世界格局日益多极化的进程，导致大国竞争特别是俄美博弈、中美竞争的加剧。美国借助北约持续突破地域和领域范围，强化“以乌制俄”、插手亚太地区事务、围堵战略对手；推行“以台制华”和“印太战略”，做强“五眼联盟”，做实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护持本国霸权地位。在这种国际背景下，意识形态因素和价值观差异被蓄意夸大利用，国际文明交流对话体系受到严重扭曲，世界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复杂化，不同文明、宗教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国际相互依赖加强，各种全球问题交织联动，全球赤字呈广泛化、多样性。当前，百年大变局叠加百年不遇的新冠疫情与乌克兰危机的不断激化，使得全球赤字表现得更加多元多样。在许多既有赤字并未得到有效缓解或消除的情况下，一些新领域的赤字又不时涌现。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信任赤字、治理赤字、生态赤字、文明赤字都在增加，全球风险和危机加重的警报频发。当今世界，暴力与冲突蔓延，一些国家恐怖主义与极端势力猖獗，安全威胁日益复杂化、综合化，各国人民特别是那些仍处于战乱中的人们更加迫切地渴望和平与安全。然而，仍有国家罔顾人类共同安全利益，谋求自身的“绝对安全”，让他国承担地缘对抗的代价和伤害，甚至胁迫别国选边站队，搞排他性“小圈子”、“小集团”，蓄意煽动分裂对抗，进一步加剧全球和平与安全赤字。乌克兰危机凸显了当前世界特别是亚欧大陆在安全上的脆弱性，极大地增加了欧洲和世界爆发大规模战争的风险，甚至把人类带到了核战争的边缘。随着乌克兰危机的升级，美国和德国等北约成员国打破不向乌克兰提供进攻性武器的禁忌，这一危险行动势必将更多北约成员国拖进乌克兰危机的泥潭，并将北约与俄罗斯的直接军事对抗推向新的可怕高度，全球和平赤字与安全赤字空前扩大。在乌克兰危机与新冠疫情持续的背景下，经济、粮食、能源、难民、社会危机叠加，全球发展赤字尤为凸显。新冠疫情肆虐本已导致全球经济陷入低迷和衰退，乌克兰危机更是雪上加霜，将全球通胀推至数10年来的高点。各国央行收紧货币政策遏制通胀，又给负债国家、企业和家庭造成更大压力。金融市场波动和气候变化威胁，使得世界发展面临着“潜在的多种灾难的汇合叠加”。由于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世界粮食生产大国和重要农产品出口国，乌克兰危机加剧了国际粮食、能源短缺，不断攀升的粮食和能源价格不仅给大多数家庭带来沉重负担，而且还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甚至在一些贫困国家酿成骚乱。北约不断扩张并加强对俄罗斯的战略遏制，使俄罗斯与北约特别是美国之间的矛盾全面激化，双方的新仇旧怨交织，彼此不信任和对立情绪进一步突出。尤其需要警惕的是，美国在北约东扩直接围堵俄罗斯的同时，公然认定中国是唯一“既有重塑国际秩序意图”，又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推进这一目标的国家”，执意挑起中美之间的系统性竞争，对中国展开全面遏制打压，试图迟滞甚至阻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严重损害中国的根本利益和核心利益，双方战略互信的基础正在遭受严重动摇。美西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中越来越将全球公共产品政治化、武器化、美国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国家之间的信任赤字。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全球动荡变革还在深刻复杂演进之中，人类构建美好世界的前行之路也不会一帆风顺。中国人民有意愿、有责任担当，决心为人类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风雨洗礼，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保持历史理性和战略定力，在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也必将一如既往站立人类进步和正义的一边，努力在百年大变局中开创新局、在世界乱局中化危为机，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增强国际关系稳定性和安全性的中流砥柱，成为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坚定力量。作者：吴志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当前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