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国内学者对政治学方法论、分支学科建设、国家、政党和中国政治、财政政治等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其中有的研究还具有相当的拓展性。

　　反思政治学研究方法

　　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是政治科学得以不断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研究方法的创新是政治学研究不断发展的恒久动力。近几年来，随着政治学研究的深入，研究方法问题日渐提上研究议程，进入许多研究者的视野。2009年除了对西方（主要是美国）政治学研究方法进行较为详细的评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学者开始致力于对国内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总结与反思，以期提升政治学研究水平，更新研究视角。罗依平等认为，近年来中国政治学在研究方法上取得不少进展，主要体现在：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动态研究与静态研究相结合；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相结合；显性分析与隐性分析相结合。但总体而言，目前我国政治学方法论研究总体上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主要表现为方法论体系建构不够完善、路径选择不够合理、模型设置不够科学。对此，陈岳指出，由于中国的政治学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中国政治学与西方国家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首先，在政治学理论包括国际关系理论上，系统性的创新性研究成果明显不足，特别是缺乏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研究成果。其次，在方法论上，无论是传统方法还是科学方法的运用仍不够自觉与精致。再次，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之间的关系有待于进一步优化。对实证研究方法，徐勇指出，实证研究作为一种科学方法，有着严格的逻辑、准则和程序。但是中国的实证研究者们普遍缺乏严格的科学规范训练、缺乏实证研究的基本知识，更不知实证研究的基本准则。这大大降低了实证研究的质量。另外，笔者认为需要注意的是，政治研究中定量分析的适用性及其局限性也需要反思，并尽量避免。毕竟，复杂的政治现象，远不是单单利用定量或数学公式推算能够验证或论证的。总之认识到研究方法的不足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克服这些不足，实现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与拓展。

　　分支学科建设

　　近年来政治学与其他学科开始进行不同程度的对话，一些政治学分支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叉学科逐渐兴起。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军事政治学的初步构建。由于传统中国军事学的研究领域和视角过于狭窄，许多军事领域的现实问题，仅仅从军事角度得不到有效的解释。军事是政治的继续，同时，在许多关键历史时刻，政治也是军事的继续。离开以战争为中心的军事活动，中国历史政治发展进程也得不到完整的说明。为了给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一种新的角度，高民政、李月军等一些军队学者，开始致力于军事政治学的学科建设，着手从军事，如文武关系研究中国政治，从政治学理解中国军事。他们认为军事政治学是运用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军政现象，以探求军政关系发展规律为目标的一门军事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另外，前几年，有《法政治学》专著出版。2009年，有的学者认为，政治学与法学之间的交流、合作与科际整合，非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它们非但在学科本质上能够进行交流，在方法论上也未尝不可。这可能会激励法政治学研究的深化。

　　国家研究

　　国家一直是政治学的主要研究议题，最近国内政治学研究大有“回归国家”之势。因为，在中国许多问题表面上看来是治理问题，但离开国家权力结构及其价值指向，很多问题就难以得到深入说明和根本解决。2009年，政治学界对国家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国家与社会关系、国家自主性与能力、中国国家建设与重建等议题。黄冬娅从理论角度指出，在比较政治学中，国家与社会研究框架的提出不仅意味着对于公民社会的发现，更为重要的是，它重新将“国家”作为独立的分析变量纳入到政治分析之中。杨光斌等则认为，国家形态与国家成败具有密切关系。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是在批判分析现代国家成长中形成的，其工具主义国家观和国家自主性理论是现代国家理论的“元理论”，对于研究现代国家建设具有普适性。比较政治发展的研究发现，工具主义国家和自主性国家及其变体（俘获国家、发展型国家、掠夺型国家），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理状况，而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是国家成功的关键。伍俊斌侧重指出政治国家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政治国家淹没公民社会，社会被高度政治化，无法形成良性结构；背离公共利益，导致“制度僵化症”，以维护公共利益之名，行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之实；权力寻租，导致两极分化、官民对立，乃至社会动荡。政治合法性危机是世界各国面临的普遍问题，表现为“实在的合法性危机”和“潜在的合法性危机”两个层次。关于国家能力，王绍光深化了自己此前的研究，国家能力的概念不再局限于提取社会资源的能力，而至少应该包括强制能力、汲取能力、濡化能力、规管能力、统领能力、再分配能力、吸纳能力和整合能力。2009年樊鹏、王绍光等人主要分析了以警察为代表的国家强制能力变化。分权机制下国家强制能力的发展，反映出中国国家体制的灵活性，它有能力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

政党研究

　　王长江新著《政党论》的出版，是2009年国内政党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此书是作者长期研究的成果，是关于政党的概论性著作，它对政党本体、政党体制、政治体制中的政党进行了阐述，比较适合研究政党的入门者阅读。不过，客观地说，作为对政党研究的一部专著，《政党论》全面有余而深度不足。除此书外，王长江在《论政治流通——建立一种研究政党体制的新视角》一文中指出，长期以来，东西方学者为一党制和多党制的孰优孰劣争论不休。其实，在政党体制模式背后真正起作用的是政治流通。对于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国家来说，关键问题不在于变换政党体制，而在于各要素之间的政治交流是否通畅，互动是否良好。体制改革与制度设计应着眼于此。

　　现代政党是现代政治和国家中的政党，国家权力的不同价值指向，不可避免地与其中的政党相互影响。对此，段志超重点论述了国家权力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对政党政治的影响。在政党政治条件下，政党事实上成为国家权力体系的重要结构性要素，由政党性质使然，其对国家权力的行使趋向阶级性，但同时又必须将阶级利益与社会利益作适当的调和，以维护和巩固国家权力的必要权威基础，从而也使政党的执政地位得以延续。段志超还专文阐述了政党政治危机与政党危机的关系，认为前者源于后者，前者是由政党在产生和发展中的特殊规定性导致，并与特定社会互动而最终形成和显现出来。而政党危机的原因是：政党理念缺乏感召力和吸引力；政党组织方式和运作方式与民主政治精神相违，难以得到大众支持；政党的结构—功能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政党缺乏必要的组织生存条件和运作资源；政党腐败而导致政治生命力耗竭。

　　对中国政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党内民主和党政制度方面。徐勇等通过对比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论证了发展党内民主是保持党长期执政地位的重要保证。金安平则试图从研究“党内民主”与“党的民主”入手，指出党内民主示范会带动人民民主，并对带动机制进行了思考。林尚立从政党、政党制度与现代国家关系的角度，对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进行了反思，其基本结论是：中国的政党制度是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中形成和发展的，有深厚的社会基础，而且也适宜于中国的国家建设和发展，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来说，是一项适宜的制度；中国政党制度内含一体多元结构，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既包含有多党合作所形成的多元结构，也包含有多党派、界别协商所形成的多元结构，它不仅适宜于中国的社会形态的内在结构及其现代化转化，而且适宜于中国的国家建设和民主成长，因而，其进步与发展能够为中国的国家建设和民主成长提供新的资源与新的空间。

　　总体而言，2009年国内政党研究取得了相当成果，但对政党研究深度有待提升，特别是对中国政党政治发展与党内民主的动力、可能及其限度没有作出具有说服力的论证。

　　中国政治研究

　　2009年初，陈明明撰文预期问题与主义、政策与理论、制度与价值三组动态交织在一起，将构成新一年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动力和空间。这一预期在政府体制改革、治理模式、政治模式、条块关系、人大制度等几个方面研究体现得较为典型。

张彬、朱光磊认为从“利益综合”等具体问题入手可以深化中国政府过程研究。任剑涛则指出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行政改革问题，而确确实实地是一个政治问题，或说是主义问题。就此而言，有必要翻转原来从行政到政治的被动取向，转向从政治到行政的主动改革取向。因为只有解决了制约改革成效的权力来源合法性问题，才能为一切权力运用困难的解决提供最为可靠的基本制度保障，从而为真正进入现代的中国改革提供当下最为急缺的理论支持。

　　中国的治理模式问题是2009年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点。总体而言，中国的治理模式正处于从政治动员为中心的运动型向依法治理模式的转变之中。一般而言，政治动员为中心的运动治理模式在新的政治社会环境中显现出其自身存在的不足，而为诸多学者所诟病。但唐贤兴等则从决策议程对环境的回应、动员社会中的稀缺资源和实现政府间合作三个角度分析指出，运动式治理深刻地反映了政府在选择政策工具上的困惑。在社会动员模式发生变化的现实情况下，政府在习惯上仍对运动式治理产生偏好，这实质上是政府的社会动员能力不足的表现。同时，运动式治理也确实存在着弥补政府动员能力不足的可能性。其实，运动式治理有着一定的必然性及合理性，完全否定它在治理过程中的价值是不理性的态度。

　　中国政府设置中的“条块关系”是众所周知的，但相关研究却不多。2009年周振超所著《当代中国政府“条块关系”研究》一书，填补了这一空缺。作者从中国政治发展和制度建设的全局出发，选取“条块关系”为研究对象，以探寻“四位一体”条块关系模式形成、发展、运作和转型的内在政治逻辑为切入点，对中国政府间纵向关系的动态平衡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全面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根本政治制度。尽管在法律上，人大制度的地位、职权及作用已经得到比较清楚全面的阐述，但其法律地位在现实政治运作中并没有完全、充分地体现出来。同时，其实际地位也远非人云亦云的那样形式化、橡皮图章化。刘建军、何俊志等人在《新中国根本政治制度研究》一书中指出，人大制度的完善根源于它与外在情境要素关系模式的变迁之中，根源于外在情境要素对它的要求与期望之中，根源于现代国家治理和现代社会发展的理性要求之中。从这一角度看，人大制度60年来的运作与发展，大致经历了以合法性取向为中心，以效率取向为中心和以有序民主取向为中心的三个阶段的建设历程。

　　财政/预算政治研究

　　随着国家税收的增长，作为再分配主要途径的预算在中国政治过程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加，财政/预算政治研究也成为2009年国内政治学者的一个拓展议题。刘守刚在《国家成长的财政逻辑》中指出，现代国家与现代财政是“一体成长”的，财政制度的转型与变革是国家制度变革与转型的一部分，从前者可以透视出现代国家成长的路径与特点。更多的学者关注的是公共预算的政治属性。王绍光明确强调从税收国家到预算国家，是现代国家建设的必需，而一个国家要成为预算国家，则必须经过财政统一和预算监督两个过程。预算改革是中国改革的一个非常好的突破口，而且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突破口。谢庆奎、单继友也指出公共预算本质上是利益之权威分配的政治过程，具有三层内涵：从流程来看，公共预算构成政府过程与职能实现的首要环节；从内涵来看，公共预算是民主法治的过程；从利益分配来看，公共预算的核心是利益之权威性分配。郭剑鸣则把建设“预算国家”看做是一项防治腐败的基本制度供给。他指出预算国家是从财政上约束国家公权力行为的系统化制度，其核心是建立公权力行为与公共预算之间的紧密对应关系。它为民众从财政上解读国家、审查公权力行为、防治公权力腐败提供了制度基础。总体看来，随着1999年启动预算改革，中国开始迈向“预算国家”。尽管公共预算是公共性的内在要求，但在建设预算国家的道路上，中国仍然面临很多挑战，现行财政与预算机制距离民主化、法治化、公共服务导向的体制仍存在较大差距。当前中国政府管理中面临的诸多难题，诸如权力腐败、公款消费等，皆与公共财政和公共预算体制不完善存在着联系，因此，建立法治化的公共财政体制，不仅是财政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政府体制建设的核心命题。

　　（作者单位：中国军事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