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改革所取得的伟大成果

　　随着生产力的大发展，随着中国经济如井喷般的爆炸性增长，包括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仍是当务之急，仍需要抓紧进行。

　　30年来，中国的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从1978年到1992年，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学研究起步阶段；从1992年到2003年，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深化和行政管理学研究拓展阶段；从2003年开始，进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新和行政管理学研究繁荣阶段。①仅举一例：据一些外国人士的观察，过去在中国，办事常常只靠熟人关系，但现在必须遵循程序和法律。关系和程序、法律变得同等重要。虽然在某些情况下，没有关系，程序和法律可能不起作用，但不符合程序和法律，关系也开始难起作用了。

　　在世界历史上，这种剧烈而深刻的变化都曾伴随着猛烈的革命或血淋淋的动乱，而让世界深感意外的是；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在和平稳定的条件下发生的。在中国30年的剧烈变化中，没有发生大的动乱，没有发生大的危机。这是人类历史上了不起的奇迹，充分展现了我们体制的自我改革、自我修复、自我创新的活力与潜力。究其原因，除了中央领导人的稳健务实、廉洁亲民的旗帜性表率作用之外，以下几个因素也起了很大作用：县乡政权基本可靠、干部队伍基本可靠、人民可靠、部队可靠。

　　当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当前中国政治体制存在一些弊端，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在党内和社会上及学术界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宽松的环境，另一方面在每个层级上和每个领域中，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不受制约的进而无法监督的权力。这种权力既不专制，又不民主，俗称“一把手”现象。“一把手”现象的存在严重削弱了常委会、全委会、民主生活会、民主决策机制的效能。这种现象广泛存在于市委会议、县委会议、乡党委会议上，甚至出现在学术界的课题组里。

　　“一把手”现象的存在不仅无法适应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而且严重削弱了中央权威，严重损害了党的威信，也是腐败产生和蔓延的根本原因之一。因为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如果没有上边的坚决支持，即使是乡党委的一把手也无人敢得罪，也无人敢提出不同意见。这就不仅仅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这种趋势如果得不到遏制，将损害党内民主和社会稳定。

　　因此，必须制定明确目标，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告诉全党问题所在，调动全党、全社会的积极性，共同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及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还可以挽救一大批干部。

　　当然我们必须一分为二地看待这个问题，既要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采取措施坚决果断地解决，又不能绝对化。因为，世界经济形势仍在持续的动荡中，在下一个金融危机到来之前，党必须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必须明白，国家民族的命运系于党身上，我们要对国家负责，对中华民族负责。

稳定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前提

　　社会的稳定发展需要有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但目前中国还没有这样一个群体；社会的稳定需要一个有公民意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群体，但可惜的是，个人恩怨摆在大是大非之上，是中国文人的传统之一。中产阶级和有公民意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群体只能在稳定的改革中逐步培育，而这也是健康地推进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过程。

　　6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在目前的环境下，政治体制改革也是培育公民精神、培育新的政治文化的过程。政治体制改革开始时所处的环境实际上是民主意识尚不成熟的环境，激进的民主会导致非常可怕的后果。在21世纪全球化的时代，在核武器、纳米武器、生物武器主导世界的时代，中国必须在稳定的环境中谋求发展。稳定不仅关系到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发展。

　　但是，稳定不等于无所作为，相反，稳定中的改革才是真正的高难度动作。稳定中的改革尤其需要大无畏的政治勇气以及忍辱负重的能力。

　　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冲破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

　　中央号召解放思想，建设学习型政党，这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学习的目的就是要冲破教条主义，冲破党八股的束缚。当前，社会上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形而上学和机械唯物主义的倾向，这仍然是解放思想的主要障碍，反映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尤其突出。

　　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告诉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模式，也不能照搬任何模式。但是，不照搬西方模式，不等于不接受西方精华。列宁给共产主义者下的定义就是能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武装自己的头脑。共产党人能够吸收大自然和人类文明为自己提供的所有营养，只要有利于建设“自由人的联合体”（《共产党宣言》）。只要有利于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只要有利于解放生产力，进而解放人，只要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共产党人就能毫不犹豫地放下任何包袱，接受新的武装。我们寻找和追求并为之奋斗的就是符合以人为本的所有制形式和政治形式，除此之外的任何教条都应该被革除掉。

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解决权力制约的问题

　　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实际出发，从60年的经验教训出发，从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出发。

　　笔者认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以下几个目标：有助于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有助于维护中央权威；有助于维护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有助于公民权利的确立；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制止社会分裂；有助于为进一步发展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奠定牢固基础。也就是说，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承担两个主要任务：一要保证中国在稳定中的生存发展；二要找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模式、新道路。发展中国特色的党内民主，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最终实现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的目的。

　　在权力制约与建设党内民主的问题上，可以考虑在以下几个方面要有所作为：一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直接由中央领导的党的纪律检察机构，改变目前纪检委由同级党委领导的模式，同时要明确党的纪检机构与法院、检察院以及各个执法部门的关系。在党的有关文件中制定出明确详细、有权威的机构与机构之间权利责任义务的具体规则，以保证权力不在含糊不清的条款中变成随意的、不负责任的个人独断专行。二是要改变各级财政由书记一人说了算的现状，要让各级财政真正在同级人大常委会的制约和监督之下。各级财政由同级人大常委会制约，这不但不会削弱党的领导，恰恰相反，这只会增强党对政府的领导。三是要建设一个书记、常委产生于同级全委会的自由选举模式。上级党的机关只负责制定规则和监督规则的执行，并保留否决权（否决权的行使必须用详细准确的党内法规界定），但提名权与选举权应留给同级党委的全体委员，要保证每一个党员、每一个公民的干部推荐权。这些推荐应该公开进行，举荐人要对自己的举荐行为负责（对此应制定详细规则）。目前盛行的那种一方面要求别人靠近党组织，另一方面又责备别人伸手要官的现象，既不符合逻辑，又会助长假话盛行、党内不团结的混乱局面；而推荐和自我推荐公开透明进行，也会促进评估与评选的公开进行。（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生态文明研究中心副主任）

　　注释

　　①高小平：“行政与政治体制改革如何走出瓶颈”，《人民论坛》，2008年第15期。

　　延伸阅读

　　以人为本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标准定位

　　一项改革是否正确，是否对社会发展有利，用什么标准来判断？邓小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刻揭示：一个是生产力标准，一个是人民利益标准，归根到底是生产力标准与人民利益标准的有机统一。在1992年南方重要谈话中，邓小平提出了判断改革开放措施正确与否的著名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标准，是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是否得到持续发展。”邓小平的这些重要思想，深刻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观。对于任何一项改革来说，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都是不可分割的，生产力是基础，是直接标准，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归根到底是要有利于人民当家作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因此说，人民利益标准是根本标准。“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