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刘书林

2009年04月21日16:41


　　前此，《思想理论教育导刊》关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问题，已经发表了两篇文章：周新城同志《如何看待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一文，江亭友同志《如何认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及其与苏联剧变的关系》一文。本文着重分析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

　　一、苏联模式中体现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基本原则

　　苏联作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用于俄国的实际，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成为世界强国，形成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这个模式的核心和基本点是科学社会主义及其形成的基本制度；这个模式的表现形式带有苏联民族的具体特点和当时的时代特征。它既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原则的一面，也具有一定的个性和历史局限性。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常常集中分析和研究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需要改革的内容，甚至重点挖掘它弊病的一面。这就容易埋没苏联模式的核心和基本点，自觉不自觉地造成一种片面性，似乎苏联模式就是改革的对立物，是应该被抛弃的东西，甚至对苏联模式否定得越彻底，抛弃得越彻底，就越是显得具有改革精神。这种形而上学的认识，在实践中是十分危险的，这也是造成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灭顶之灾的思想认识方面的原因之一。

　　在中国相关的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不是完全一致的。一些人至今还在盲目地、不加分析地全盘抨击和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还在人云亦云地重复着所谓中国改革以前似乎就是照搬苏联模式的俗话，认为改革就是彻底抛弃或清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还有的人甚至把苏联垮台归因为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本质，借此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有人甚至把共产党的领导、公有制的经济基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说成是共产党对政治权力、经济资源、文化话语权、公民权利的“垄断”，扬言改革就是要取消这种“垄断”。[1]这些言论完全违背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思想简直混乱到了极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历史上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发展，都表现为统一性和多样性，这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原理在社会形态发展历史中的体现。比如，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多样性原理揭示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国家林林总总现象的秘密，统一性原理则揭示了它们的共性：它们都是资产阶级专政，都是私有制占统治地位，都奉行金钱价值观。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也是这样。多样性原理揭示社会主义国家各具特色，但统一性原理却揭示其共性——社会主义国家都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都建立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国叫做人民民主专政），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国家的这些共性，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体现。在中国，邓小平概括地把它叫做“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其实，这些共性的东西，或者说“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为社会主义国家定性的依据。一个国家，存在这些共性就叫做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这些共性，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代成果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命题有两个层面的内涵：首先，它具有本质和基础的一面，具有社会主义国家共性的一面，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这是任何社会主义国家都具有的共性、本质、根本的一面。不应该忽视和忘记这个根本，否则就会失去方向。有些社会主义国家改旗易帜，走向自我毁灭，主要的问题就是在改革中丢掉了这个根本。其次，它具有特殊性和个性的一面，具体表现形式的一面，这就是中国特色。历史事实证明，世界上可以存在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简单划一的社会主义模式，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都具有与自己的国情相一致、与一定的时代特点相一致的具体表现形式。照搬任何模式，都不能成功。总之，任何社会主义国家要达到成功的目的，一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这叫做“保本”；二要把科学社会主义与本国具体情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这叫做“变通”。变通却丢掉“保本”，就成为无本之木，丧失存在的根据，最终失败；“保本”而不思变通，只能把社会主义事业纳入僵化的死胡同，最终也不能保本。所以，以唯物辩证法正确理解和处理“保本”与“变通”的关系，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发展的重要环节。

　　我国自从近代以来，为了救亡图存，为了摆脱受奴役、受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多少社会思潮汹涌澎湃，多少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牺牲，但是全都失败了。最后，中国人民在曲折和失败中找到了一个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走俄国人的路，达就是结论。俄国人的路，就是指苏联模式体现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道路、基本制度、基本原则。

　　新中国的建立，正是学习和借鉴了苏联模式所体现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建立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们党根据苏东国家出现的问题，在集中全党的智慧总结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时候，十分明确地肯定了这一点。我们党认为：“从基本原理上说来，十月革命的道路却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长途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内关于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普遍规律。达不但是苏联无产阶级的康庄大道，而且是各国无产阶级为了取得胜利都必须走的共同的康庄大道。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申说：‘尽管我国的革命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可是中国共产党人把自己所干的事业看成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继续。’”[2]

　　对于苏联模式的分析，我们党始终是冷静而科学的。“在苏联的成功的经验中，一部分具有基本的性质，在人类历史的现阶段具有普遍意义。这是苏联经验中的首要和基本的方面。另一部分不具有这种普遍意义。此外，苏联还有一些错误的、失败的经验。”[2]这主要强调的是首要的和基本性质的东西。

　　对于苏联模式体现的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我们党曾把它概括为五个方面：

　　“（1）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织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这个政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密切地联系群众，力求成为劳动群众的核心，并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自己的党员和人民群众。

　　（2）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

　　（3）在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广大的人民群众，建立无产阶级对于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实现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制度和对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消灭阶级。

　　（4）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领导人民群众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积极准备条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

　　（5）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承认各民族平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努力取得各国劳动人民的援助，并且努力援助各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我们平常所说的十月革命的道路，撇开它在当时当地所表现的具体形式来说，就是指的这些基本的东西。这些基本的东西，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2]

　　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并且一贯坚持这些原则。即使在强调独立探索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时，也是肯定这些共同的基本原则的。毛泽东在1957年赴苏访问期间指出：“事情很明显，在十月革命以后，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忽视或者不认真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不认真研究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且按照本国的具体条件，有分析地、创造性地利用这些经验，那末，他就不能通晓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列宁主义，就不能正确地解决本国的革命和建设的问题；那末，他就会陷入教条主义的错误，或者陷入修正主义的错误。”［3］(P315）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再次强调我们具有自己特点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3](p369~370)这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的基本原则。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之中，邓小平也一贯坚持和尊重苏联模式留给我们的这些最根本的东西。他在1979年3月30日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他说：“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家知道，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4](p164~165)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坚持的这些基本原则，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时期奠定的基本原则。邓小平还说：“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原则。我们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学习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我们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也就是说，我们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 [4](p164)正如胡锦涛指出的：“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取得的一切成就，都要归功于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归功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5]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和前提。这个基础和前提正是根据苏联模式中最基本的东西建立的。

二、正确对待苏联模式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起点

　　众所周知，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的探索，早在毛泽东时代就开始了，并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基础。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在我国理论界普遍认同这样的说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于毛而成于邓”。毛泽东明确提出探讨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述中，系统地、准确地提出了有分析、区别对待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科学态度。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起点确实开始于毛泽东时代。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贡献，就是从科学地分析和对待苏联模式起步的。

　　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苏联的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及其在世界范围内引发反共浪潮，社会主义国家出于自身巩固和发展的实际需要，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深刻总结。这个总结的成果体现在毛泽东的一系列著作之中，也体现在中共中央的重要文献之中。

　　1956年4月至12月，经中共中央讨论通过、发表在人民日报的两篇重要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就是当时中共中央集中研究和分析苏联模式的经典之作。这两篇重要文献，至今依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显示着科学分析和预见的威力，时间越是久远，就越是令人信服。在这些文献里，不难找到日后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源头。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指出了学习苏联经验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学习必须有正确的方法。苏联的一切经验，包括基本的经验，都是同一定的民族特点结合在一起的，都是别的国家所不应该原样照抄的。如前所说，苏联的经验中还有错误的、失败的部分。所有这些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对于善于学习的人都是无价之宝。因为它们都可以帮助我们少走弯路，少受损失。反之，如果不加分析地原样照抄，那么，在苏联成功了的经验也可以在别的国家造成失败，更不要说失败的经验了。”[6]这里体现着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本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原则，体现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唯物辩证法。文章还以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原理，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层面上进行了概括，明确指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有共同的基本规律。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间，又存在着千差万别的特点。”[6]这些话简直就像是对今天的人们说的。

　　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本国具体的实现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就已经提出了独立探讨的立场和态度，提出了即使对待苏联那些成功的经验也必须“同一定的民族特点结合”，“别的国家所不应该原样照抄”。几十年后，有人不顾事实，把这个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简单化地说成是“照搬苏联模式”，是没有根据的。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在一系列著述中对于苏联模式的正确分析，同样体现了这种独立自主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具体情况的清醒的认识。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对苏联经验的态度可以概括为三个特点：

　　第一，把苏联的经验一分为二，有对的，有错的，我们要学习对的，不学错的，不能机械照搬。1956年11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讲话中，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明确表明了对苏联模式的分析态度。他说：“有一些同志就是不讲辩证法，不分析，凡是苏联的东西都说是好的，硬搬苏联的一切东西。其实，中国的东西也好，外国的东西也好，都是可以分析的，有好的，有不好的。……形而上学是一点论。现在，一点论在相当一些同志中间还不能改。他们片面地看问题，认为苏联的东西都好，一切照搬，不应当搬的也搬来了不少。那些搬的不对的，不适合我们这块土地的东西，必须改过来。”[7](p137)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同样指出了必须有分析地对待苏联的经验：“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 [3](p41)毛泽东还说过：“对苏联经验，一切好的应当接受，不好的应当拒绝。” [3](p370)毛泽东这种对苏联经验采取分析的态度是一贯的。

　　第二，学习苏联的经验必须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1956年4月，毛泽东就强调：“各国应根据自己国家的特点决定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特点结合起来。……照抄是很危险的，成功的经验，在这个国家是成功的，但在另一个国家如果不同本国的情况相结合而一模一样地照搬就会导向失败。” [3](p64)同年12月，毛泽东提出：“我们信仰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我们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不是硬搬苏联的经验。硬搬苏联经验是错误的。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和农业的合作化是跟苏联不同的。” [3](p176)在1957年2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指出：“主要的还是要学苏联。……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 [3](p242)1958年4月，毛泽东在谈到学习各国的先进经验时，仍然强调这一点：“包括苏联的经验在内，是学他们的好经验，学我们用得着的东西。……一个国家总有它的特点，不适合这个特点就行不通。”［7］(P945）毛泽东还对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直言相告：“我们要学习苏联，但首先要考虑到我们自己的经验，以我们自己的经验为主。” [3](p389)实际上，这是毛泽东一贯的立场和态度。1963年9月，毛泽东再次强调这一点：“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把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口号就是在延安整风时提出的。” [8](p339)这样的论述在毛泽东的著述里比比皆是。

　　第三，学习苏联的经验必须与发扬独创精神相结合。毛泽东指出：“学习苏联及其他国家的长处，运是一个原则。但是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有独创精神，学习与独创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 [3](p366)他还说：“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 [3](p366)提倡独立创新，是毛泽东对待苏联经验的又一大特色。

　　这些宝贵的思想，在方法论上和实践上为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指明了一条科学的思想路线，奠定了探索具有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方法论基础。可以说，在分析苏联的经验中得出的这些重要的思想，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起点。

　　众所周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式命题是邓小平提出来的。在邓小平提出和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论述之中，人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他对苏联模式的看法，他提出和坚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其思想路线与毛泽东是一脉相承的。1979年11月，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 [4](p235)这些论述既是对苏联模式的进一步评价，也是对毛泽东对待苏联模式一贯立场态度的坚持和发展。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他在提出这一命题的时候，同样坚持了毛泽东探索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一贯立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9](p2~3)

　　像毛泽东一样，邓小平的这一基本态度是一贯的。1984年6月，他对日本朋友说：“思想路线是什么？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坚持毛泽东同志说的实事求是，坚持毛泽东同志的基本思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9］(p62~63)1987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匈牙利的卡达尔的时候指出：“毛泽东同志确实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结合得非常好”，[9](p254)“关键是，第一，我们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第二，我们都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己国家的情况，走自己的路。”［9］(P255－256)在1989年5月会见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时候，邓小平指出：“在革命成功之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围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9](p292)“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准确地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达样才是真正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9］(P191）正是沿着这样一条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正式完成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可以说，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分析；成为创造性地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把社会主义制度的共性与中国的特殊性相结合。因此，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真正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真正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

三、正确对待苏联模式是保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关键

　　在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的历史上，都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否定社会主义国家实践历史的、极端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这种思潮在政治上往往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它往往从否定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起步，进而一步一步否定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最终全盘否定社会主义根本制度。

　　在苏联，斯大林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体现者。如何对待斯大林，就是一个涉及改革方向的关键问题。

　　1956年上台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全盘否定斯大林。结果，赫鲁晓夫的行为为西方敌对势力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口实，这很快导致了1956年世界性的反共浪潮。赫鲁晓夫的改革，不但没有起到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作用，不但没有焕发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恰恰相反，经过赫鲁晓夫的折腾，苏联的理论界留下了销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祸根，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厦出现了巨大的裂缝。

　　戈尔巴乔夫全盘否定苏联模式，打着彻底改革的旗号，实际上改掉了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东西。在“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新思维”旗号下，走上了邪路，葬送了社会主义。

　　戈尔巴乔夫在回忆苏联垮台的原因时，把垮台原因推到了苏联模式本身。他说：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所选择的那个‘模式’——这是布尔什维克在斯大林之前就犯下的一个主要错误。”[10](p20)苏联剧变最重要的教训是：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结果使得已经相当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酿成了制度剧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

　　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在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中起步，但是在西方敌对势力的影响下，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代表人物却提出了彻底否定社会主义实践历史的思路和口号，一股“反毛”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应运而生，这股思潮极力要把改革扭向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邪路。

　　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起始阶段就十分注意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苏联模式，同时表现为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新时期开始，对于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个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有清醒的认识。这个基本态度首先突出表现在邓小平关于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一是强调坚定地坚持以科学社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四项基本原则；二是强调正确地对待毛泽东、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4](p171)这就从一开始保住了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对待毛泽东的态度问题上同样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中央指出：“毛泽东同志最伟大的历史功绩，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接着，他又从中国实际出发，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11](p341）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继往开来，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问题态度更加坚定不移。胡锦涛指出：“毛泽东同志毕生最突出最伟大的贡献，就是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为古老的中国赶上时代发展潮流、阔步走向繁荣昌盛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5]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的前夕，胡锦涛深刻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本质。他指出：“关于改革开放的性质，党的十七大也说得很清楚，这既是我们党领导的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也就是说，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决不是要改掉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实现了目的和效果的高度统一，就在于我们既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开放，又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坚决排除各种错误思潮、错误倾向的干扰，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12]这一系列重要讲话，鲜明地表达了我国主要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历史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不移的态度，从而保证了社会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证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正确方向。

四、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必须彻底抛弃资产阶级偏见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社会主义社会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新生事物。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具有几百年历史的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同时并存。怎样科学地看待人类历史上先后出现的这样两种社会制度，持有不同世界观的人会得出各自不同的结论，而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才能够得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科学结论。

　　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指出，作为新生事物的社会主义社会：“短时间的、局部范围的失败，不但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还会有。但是任何有远见的人决不会为此而感觉失望和悲观。失败是成功之母。目前的短时间的局部性的失败，正是增加了国际无产阶级的政治经验，从而为无限的将来岁月的伟大成功准备条件。如果拿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来比较，我们事业中的这些失败就简直算不得什么。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于一六四零年。但是在战胜了国王以后，接着就出现了克伦威尔的独裁统治。接着又出现了一六六零年的旧王朝的复辟。直到一六八八年，资产阶级政党以政变的方式从荷兰迎来了一个带着荷兰海陆军进入英国的国王，这才使英国的资产阶级专政稳定下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从一七八九年爆发到一八七五年第三次共和国成立，经过了八十六年，中间交织着进步和反动，共和与帝制，革命的恐怖和反革命的恐怖，内战和外战，征服外国和投降外国，尤其动荡不宁。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受着全世界反动派的联合压迫，它的整个道路却顺利和稳定得多。这正是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空前强大的生命力。在最近一段时间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虽然遭到了一些挫折，但是我们却从此得到了许多有益的教训。我们纠正了或者正在纠正我们队伍中必须纠正的一些错误。在错误纠正以后，我们就会更加强大起来，就会团结得更好。同敌人的预料相反，无产阶级的事业将更好地前进而不是后退。”[13]在36年过后，邓小平面对苏联东欧国家不断发生剧变、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情况，依然按照这个基本逻辑引导当今的人民大众，正确对待社会主义运动出现的曲折和挫折。他说：“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9］(P383）可见，1956年中共中央对于这个规律的总结，教育和培育了几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领导人。

　　既然人类历史上一切社会制度在其发展的初期必然要经历一个调整和曲折探索的时期，资本主义制度也概莫能外，为什么还有人对社会主义社会出现的一些失误和曲折抓住不放，甚至执意要从其根本的起源上否定它呢？历史的辩证法早就剥夺了他们这样说话的资格。社会主义者面对西方敌对势力的百般攻击，只需要回敬一句话：看看你们自己的历史吧，千万不要犯捉襟见肘、自相矛盾的逻辑错误。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苏联模式的一些极端的看法，除了认识方法的局限之外，主要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偏见对人们思想的影响。西方资产阶级统治者曾经把共产主义运动看作“幽灵”，组织了十四国的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苏俄，把现实社会主义制度妖魔化。资产阶级的这些偏见没有什么奇怪。当今世界依然是一个资本主义具有主要影响的世界，即使是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们，如果不能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在思想上也很难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如果站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立场上，坚持资产阶级偏见，必然对社会主义制度和苏联模式不能接受。站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立场上，必然看不惯社会主义制度。在这样的人眼里莫说是苏联模式，即使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照样看不惯。所以，问题的实质，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存在曲折和错误的问题，而是资本主义世界对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容忍的问题。资本主义国家的敌对势力从来不容忍和“包容”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西化、分化和没有硝烟的战争从来就没有停息。我们搞清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就是要在这种复杂的社会环境里，更加清醒而有效地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参考文献

　　[1］杜光：普世价值：一个时代性的重大课题［J］。炎黄春秋， 2009， （1） 。

　　[2］人民日报编辑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N］。人民日报，1956-12-29（1）．

　　［3］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3.12—27（2）。

　　［6］人民日报编辑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N］。人民日报，1956－12－29（2）。

　　［7］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

　　［8］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9］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11］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2］胡锦涛。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J］。求是，2008， （1） ．

　　[13］人民日报编辑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N］。人民日报，1956—12—29（3）。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