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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
作者:郑杭生    文章来源: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人类社会却发生了有史以来空前深刻的变化。面对用实证社会学和解释社会学都难以做出恰当说明的当代社会变迁,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开始转向马克思,试图在马克思及其继承者所阐述的社会理论或社会学理论中找到对当代社会复杂变迁的正确理解或有益启示。不仅那些一向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坚持马克思主义著称的学者,如马尔库塞、哈贝马斯、詹明信等人,明确地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对当代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社会交往进化和资本主义文化展开逻辑等问题开展了富有创新性的思考;而且从实证主义、人本主义或解释学等立场出发的一批学者,如布迪厄、吉登斯、鲍曼等人,也纷纷这样那样地转向马克思,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或社会学理论中找到解释当代社会深刻转型的根据。在他们关于当代社会结构、社会行动、社会制度或社会资本的理论中,可以十分清楚地体会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和方法原则的强大生命力。

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异化劳动理论、社会矛盾运动和社会结构变迁理论、社会形态更替和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理论等等,还是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等人论述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法兰克福学派建立的新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都蕴含着同以孔德和迪尔凯姆为代表的实证社会学和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解释社会学不同的基本观点、理论构架、方法原则和价值取向,而这些正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至今仍有勃勃生机的根据所在。因此,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或社会学理论的演化历史中明确地揭示其基本立场,完整地概括其理论构架,清晰地总结其方法原则,准确地理解其价值取向,是一项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观点、方法和原则,进一步发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工程。

应当说,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主要特点是清楚明确的,如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观点是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统一起来认识的实践观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从实践出发对人类社会的本质和社会结构运动的变迁做出了理论概括,进而形成了包含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社会形态历史变迁以及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等多方面理论内容的理论构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方法原则是辩证的、批判的,是力图揭示社会生活虚幻假象、引导人类追求真实、实现人类彻底解放的具有强烈建构性的思想理论,等等。然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这些理论特点是通过异常丰富的理论内容表现出来的,它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长期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几代马克思主义继承人的艰苦思考凝结而成的,只有结合革命实践的历史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历史演化中,才能对它的本质特点做出深入而具体的理解。

像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其他组成部分一样,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也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不仅以其广阔的理论视野面对千变万化的人类社会生活,不断提出新问题,阐述新观点,而且以其宽大的学术胸怀积极地容纳和吸收其他流派或其他学科的新思想,建构新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实践中建立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结合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建立了具有东方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使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了进一步发展;卢卡奇、葛兰西、柯尔施以及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面对20世纪欧美社会生活新变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在对西方社会异化和工业文明病变的辩证分析和理性批判中,建构了十分丰富的社会批判理论或批判的社会学。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展开的理论视野、思想内容和方法原则,不仅毫不逊色于实证社会学和解释社会学等其他社会学传统,甚至要比其他社会学传统的视野更广阔、内容更丰富、方法原则更有效。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丰富内容至今未能得到深入挖掘和系统总结,就连社会学的业内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原则也缺乏了解。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其一,对社会学的狭隘理解。相当多的学者仅仅从实证主义原则理解社会学,似乎社会学只能是实证主义的一统天下,超越了实证主义的立场与方法就不再属于社会学的范畴。其二,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僵化理解。在相当长的岁月里,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继承者的社会学思想或社会学理论,仅仅被理解为哲学、政治经济学或科学社会主义的附带阐释,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更有甚者,社会学还常常被归结为资产阶级的反马克思主义学说或伪科学。其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消极影响,在我国则还要加上“文化大革命”的消极影响,产生了“低潮综合症”。“低潮综合症”的一个表现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形成了不少偏见和片面理解。例如,似乎马克思主义没有社会学,要有也仅仅是革命斗争型的,等等。现在该是到了较为系统、较为深入地总结和挖掘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丰富内容,澄清对它的偏见和片面理解的时候了。



编写一本能够较好地反映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视野、思想内容和方法原则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是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学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作为本书第一主编长期以来的愿望。20多年前,即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在英国留学进修社会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回国后发表的第一篇社会学文章就是《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1985年7月29日《光明日报》)。这篇文章提出了两个新观点,一是关于什么是社会学的新观点,二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两种形态的新观点。这篇文章一开始就指出:

一般地说,社会学是关于现代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所谓从社会学的角度看问题,就是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角度看问题。这一点对社会学的两大分支———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传统和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都是适用的。因为西方社会学实质上是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以多方面地研究资产阶级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机制和方法为对象的,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则实质上是一门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二者都有一个从一般的社会哲学到具体的专门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

这篇文章接着提出并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即它对资本主义社会是革命批判型的社会学,对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维护建设型的社会学: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特殊性在于:它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他们面对的资本主义社会,从根本上总体上说是一个恶性循环和畸形发展的不合理的社会,只有代之而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才有可能真正做到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正是这一点,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采取了两种不同的但又是统一的形态:革命批判性的形态和维护建设性的形态。

这篇文章还指出,“革命批判性形态只是它的一种过渡性的、预备性的形态”,“维护建设性的形态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形态,甚至可以说是本来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维护建设性的形态,是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本国革命胜利、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后要建立的社会学。就我国的情况说,1949年建国以后,我们本来就应该致力于建立这样的社会学。由于认识不足和种种失误,这一任务被推迟了整整30年。从实质上说,维护建设性的形态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形态,甚至可以说是本来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它与革命批判性的形态不同,主要在于:后者,以破为主;前者,以立为主。因此二者不能混淆,混淆了就要产生理论混乱。但是,这种不同不是对立的,因为二者有共同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而破是为了立,二者的最终目标是相同的:革命批判性形态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扫清道路,间接地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维护建设性形态则直接地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这篇文章还指出:

与此相联系,我们不能同意如下两种看法:第一,否认革命批判性的形态也是一种社会学,因而进一步否认马克思、恩格斯是社会学的创始人;第二,把革命批判性形态看作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全部或看作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形态,不知道或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还有其他的形态,而且归根到底是更重要的形态———维护建设性的形态。

后来上述观点在1987年7月出版的专著《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一书中得到进一步展开。所有这一切可以看作是本书第一主编对编写《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的一些主导观念和最初的粗线条的想法。

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我一直认为,理论社会学的范围包括理论、历史、方法,简称“论、史、法”。因此理论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也应该包括这些方面。在理论方面,以我为带头人的学术团队先后提出四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在历史方面,我们出版了《中国社会学史新编》的中英文版,出版了《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该书的英文版也已交给了出版社,将在2006年下半年出版。而有自己主导观念的中国社会学思想史,也在准备之中。在历史方面,由中国人撰写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无疑是重要方面。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虽然在这方面早有想法,但一直没有正式动手。我们深深感到这个缺陷给予我们的压力。

进入21世纪,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学术界的理论视野已经空前扩展,各种思想束缚已经被深度突破。2004年4月中共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的战略部署,给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学研究,以十分难得、非常难逢的发展机遇,也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的实际编写。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中,社会学被列为六个重点学科(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新闻学、文学)之一,学科地位得到显著提高。我有幸被邀请担任社会学课题组的第一首席专家,另一位首席专家是景天魁研究员。社会学课题组的主要任务是编写《社会学概论》。课题组成员觉得,只有《社会学概论》是不够的,还应该有些配套的参考教材或参考资料。在讨论中,大家觉得《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和《社会学文献导读》,是两本首先应该编写的参考教材或参考资料。它们虽然不是课题组的主要任务,但是应该加以支持和推进。这样,前者由我和课题组主要成员刘少杰教授认领,后者由景天魁研究员认领。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就是这样一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推动下得以出版的参考教材。



尽管这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实际上只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简史,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的初步阐述,但它还是很有自己的特色的。这就是它很好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演化线索,不同时期或不同流派的理论视角、基本观点和研究方式,以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价值取向和理论追求,这为推进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深入研究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我个人感到欣慰的是,这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还比较明显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两种形态———“革命批判性的形态和维护建设性的形态”的观点,从而使这一观点成为与“史”相结合的、活生生的理论观点。

这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包括四部分主要内容: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俄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关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主要考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研究起点、理论发端、方法原则、基础理论、实践作用和理论总结等方面做出的贡献。

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最重要的内容是马克思确立的实践观点和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建立的唯物史观。在被恩格斯称为包含了新世界观萌芽的纲领性文献《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高度概括地阐述了崭新的实践观点,以实践观点为基础对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和方法论等方面都做出了十分明确的概括,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进一步展开确立了根本原则。正是马克思阐述的实践观点,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确立了同实证社会学、解释社会学等各种社会学传统很不同的基本立场、理论视野、价值取向和方法原则,并形成了崭新的理论构架和丰富的思想内容,成为社会学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传统。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阐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点,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或社会哲学,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础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一系列论述,深刻揭示了社会生活的基本结构,阐明了社会历史运动变化的根本动力和展开方式,特别是关于物质生产是社会存在与历史发展的第一个前提的论述,使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指出:“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物种看作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探明了物种的变异性和承续性,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之上。同样,马克思也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作可按长官意志(或者说按社会意志和政府意志,反正都一样)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观点,探明了作为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个概念,探明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从而第一次把社会学放在科学的基础之上。”②

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等人结合俄国革命实践,不仅继承和捍卫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原则,而且在同米海洛夫斯基等人为代表的俄国民粹主义者主观社会学的斗争中,明确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原则,认为只有像马克思那样,以物质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为基础观察和分析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才能形成科学的社会学理论。普列汉诺夫对唯物史观亦即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础理论开展了丰富的研究,他关于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社会结构五项因素公式等方面问题的论述,不仅充实和深化了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而且他在阐述唯物史观基本理论的同时也对大量社会问题开展了丰富论述,使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思想内容在很多方面得到了更充分的展开。

卢卡奇、葛兰西和柯尔施等人开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其基本内容是以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为基础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问题做出的批判性思考,特别是他们的后继者———20世纪最引人注目的理论现象之一———法兰克福学派,举起新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从社会学和哲学的综合性视野,建立了内容十分丰富的社会批判理论,西方学者亦称之为批判社会学。无论依据什么原则来编写相对完整的社会学历史,都不可能不谈到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他们对法西斯主义、集权专制主义、发达国家社会异化和社会交往困境等问题的批判,是实证社会学和解释社会学从未展开的理论内容和无法达到的深度思考。

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俄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虽然发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社会问题,建立了侧重点不同的社会学理论,但是仍然存在一个非常突出的共同点:以批判性的原则面对它们所处时代的各种社会现象,以否定性的眼光解释它们所提出的各种社会问题。批判和否定的原则被长期坚持的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一开始就确立了明确的价值追求———同无产阶级命运直接统一的人类的彻底解放,正是为了实现这一价值理想,当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面对无产阶级还处于被剥夺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时,就必然要采取批判的原则,形成的思想观点和理论内容也必然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尽管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中能够发现批判性弱化和否定性淡化的趋势,但是从总体而言,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俄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批判性和否定性仍然具有非常明显的共同性。

由李大钊、毛泽东等人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具有明显的批判性,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基本观点的介绍与阐释,都是从指导中国革命的基本要求出发的,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特质的揭示、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调查报告等等,都保持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批判性和否定性风格,这与中国共产党为自己确立的革命任务是紧密联系的。而到了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越来越清晰地呈现了从批判性向建设性的转向。毛泽东在建国前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曾经正确指出:“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③这句精炼的话,可以说是从批判性向建设性的转向的宣言。由此我们可以从正反两个方向看到在这个重要问题上的经验教训。从正向看,毛泽东和邓小平等人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论述,邓小平和江泽民关于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理论,尤其是胡锦涛等人关于科学发展观和建构和谐社会的论述,都更加清楚地表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建设性特点。我们国家一点一点走向富强,中华民族一步一步实现复兴,无不与从破坏旧世界转向建设新世界有关。从反向看,与这个转向逆向而行,用破坏旧世界的方法来建设新世界,搞阶级斗争为纲,最后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把国家带到了崩溃的边缘。

应当指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批判性和建设性是辩证统一的。虽然批判性和建设性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来的不同特征,但是当马克思主义者以批判的原则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时,并不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简单的消极否定,其目的是否定压抑人性、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设肯定人性、实现人类彻底解放的社会主义新制度;当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以建设性的原则面对社会主义社会时,也并不是放弃了批判性原则,而是在肯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正视各种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问题,以积极态度批判各种消极因素,以有效的对策去克服各种障碍,进而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科学发展。

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一个半多世纪的历史演化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确实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它不仅以发展的眼光不断在现实生活中面对新事物、提出新问题、阐发新理论,而且还以广阔的理论胸怀吸收其他学术传统的各种新思想、新观点,与时俱进地顺应历史条件和实践任务的变化而转变自己的理论形态,源源不断地获得发展创新的社会动力与思想源泉,在不断展现新场景的当代学术思潮中永葆崭新姿态和旺盛活力。

我们深深意识到,编写一本能够较好地反映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视野、思想内容和方法原则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是一个长期的研究任务,这本简史只是一种初步探讨,只是我们探索的一种阶段性成果,我们还要继续进行研究,期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在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一个多卷本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专著。我们自知,限于水平,这本简史还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少不足和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们真诚地期待着各方面的批评指正。

注释:
①这是即将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一书的前言。该书主编是郑杭生和刘少杰,副主编是张金荣。
②《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111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9页。
(2010-06-02 09:27:00 点击1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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