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所作出的最重要的历史功绩之一。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正确地总结过去，才能胜利地开辟未来。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关于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一系列论述，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重温邓小平的有关论述，我认为以下几个思想是我们应当深入学习并切实把握的。

一、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极端重要性

毛泽东一生最大的历史功绩，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产生于欧洲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创造性地运用于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国，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锐利武器，是指引他们团结战斗的旗帜。

正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人民胜利地进行了三项伟大的事业：第一，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创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使受尽压迫和欺凌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从此在世界上站立了起来；第二，采取有中国特色的方法，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在中国全面地确立起来，为中国以后的一切进步和发展提供了基础；第三，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基本上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原先那种极度贫困落后的面貌，使中国变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了重要的前提。

对于一个人来说，如果能在上述任何一项事业中做出自己的一份重要贡献，他在历史上的功绩就是不朽的了。而毛泽东在上述三项事业中都充当了领头人、开拓者，都起了主导作用，他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现代的历史上，具有崇高的和不可动摇的地位，这是理所当然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在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发生过两种错误的倾向：一种观点认为，既然要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只能搞“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就不能承认和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另一种观点认为，既然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该不该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需要不需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也就成为问题了。邓小平坚决地反对了这两种错误倾向。

针对“两个凡是”的观点，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9页）。“两个凡是”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这种观点“就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同上，第298页）。邓小平和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还积极支持1978年开展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讨论。这个讨论从根本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极大地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

邓小平提出，要把经过长期历史检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这样就解除了人们思想上的一个困惑、解决了理论上的一个难点，即：要肯定毛泽东思想，就无法批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要批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就无法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他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同上，第43页），“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同上，第42页）。

针对那种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观点，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在他的一生中，为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同上，第334页）。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不但在历史上曾经引导我们取得胜利，而且在今后长期的斗争中，仍将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对于党的这样一个重大原则表示任何怀疑和动摇，都是不正确的，都是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违背的”（同上，第334页）。邓小平强调，如何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同上，第299页）。这是因为：

第一，它关系到怎样看待党和国家过去几十年奋斗的成就。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同上，第172页）所以，“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同上，第298页）。

第二，它关系到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和国家的安定。长时期来，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团结战斗的重要思想基础。邓小平指出，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的功过评价不恰当，工人、农民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这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的不稳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4页）

第三，它也关系到党和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为我们事业的前进和发展“都提供了一个基础”。邓小平指出：“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页）如果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就丧失了前进的基地，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向前发展了。邓小平所阐明的这些思想，为我们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提供了根本的指导原则和重要的理论依据。

二、对毛泽东的评价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

邓小平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原来讲要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要恰如其分”（同上，第309页）。在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的时候，他正是坚持了这样的原则。“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一生中，为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是邓小平对毛泽东的最基本的评价。他并且联系党的历史发展，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旗帜鲜明地论证了这个思想。

他讲过：“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同上，第148~149页）他讲过：“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指出席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同志——引者注），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同上，第148~149页）他讲过：“没有中国共产党，不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今天我们的国家还会是旧中国的样子。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同上，第299页）

他还讲过：毛泽东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的“一系列伟大的胜利不但根本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形势”；“毛泽东思想在世界上是同反霸权主义的斗争分不开的”；“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晚年还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且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同上，第172页）正因为如此，他强调，我们在对毛泽东进行历史评价的时候，“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因为这符合历史”（同上，第297页）。

当然，着重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并不意味着对他的错误就不可以、不应当进行批评。作为一个对人民负责任的党，我们是有义务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进行学习的。对于毛泽东晚年犯过的错误，我们党并没有回避或掩盖。邓小平明确指出：“毛主席的许多好的思想，我们要继承下来，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同上，第353页）问题并不在于人们能不能批评毛泽东的错误，而是在于人们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运用什么样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来评价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提出的一系列见解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概括地说，主要是：

第一，应当实事求是地摆正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的位置。邓小平反复强调：“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同上，第344~345页）“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固然，因为他的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但是，“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功绩，同样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同上，第334页）。邓小平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犯错误。”（同上，第307页）实际上，毛泽东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创者，他所犯的错误主要是由于经验不足及其他原因，使得主观认识脱离了客观实际的结果。

正因为如此，我们绝不能同意一些人借批评毛泽东的错误的名义，否定他的历史地位，丑化他的崇高形象，玷污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对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批评不能过分，不能出格，因为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4页）这就会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严重的消极后果。

第二，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要进行历史的具体的分析。邓小平指出：“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同上，第272页）对毛泽东进行历史评价，也应当这样。不能一说好，就似乎一切都好；一讲错误，就似乎一无是处。

对于毛泽东在历史上的功过是非，邓小平是采取分析的态度的。他指出：“总起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4~295页）。“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同上，第296页）虽然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但“这不是说毛泽东同志晚年没有发表过正确的意见”（同上，第366页）。

就是对于毛泽东犯错误时期的情况，也要进行具体分析。比如，邓小平指出，“大跃进是不正确的”；大跃进的错误在于，“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大跃进本身的主要责任还是毛主席的”。但是，“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毛主席首先很快地发觉了这些错误，提出改正这些错误。由于其他因素，这个改正没有贯彻下去。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尽管限于历史条件，当时“对这些教训总结不够”。又比如，邓小平认为“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对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毛泽东也有所察觉。“毛主席在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同上，第346页）只是他不同意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毛泽东还提出过许多的正确的意见，比如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推动中国在外交战线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等。

很明显，如果不对历史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简单地肯定一切，这种态度不是实事求是的，不利于我们正确地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简单地否定一切，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无限上纲，极度夸大，这种态度更是不科学的，并且在政治上也是十分有害的。

第三，分析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要着重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以便从中汲取教训。邓小平指出，在分析毛泽东晚年的“特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同上，第172页）。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同上，第333页）正是通过对这方面的教训的总结，邓小平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问题。

第四，分析党在历史上犯错误的责任问题时，要强调恰如其分。对毛泽东的评价要恰如其分，这个原则是邓小平提出来的。他说：“为什么我们这次要强调恰如其分？就是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同上，第308页）所谓恰为其分，就是说，在分析党在历史上所犯错误的责任问题时，要实事求是，不能把这种责任完全归结于毛泽东个人。他说：“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同上，第308页）“我们承担一下责任没有坏处，还有好处，就是取得教训。”“我和陈云同志那时是政治局常委，起码我们两个负有责任。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也要承担一些责任。合不合乎实际？也合乎实际。这样站得住脚，益处大。”（同上，第309页）类似的意思，他讲过不止一次，而是多次。他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同上，第296页）

邓小平所阐发的思想，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在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上的具体运用，为我们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

三、坚决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为了统一全党、全国人民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的认识，以便在这个基础上把社会主义事业更好地推向前进，邓小平亲自主持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的起草工作。他明确指出，起草这个决议，最核心的一条，就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议。

《决议》指出，必须确立并维护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的崇高的历史地位；并且强调，“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对于我们应当怎样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邓小平的有关著作和他主持起草的《决议》作出了很好的答复。主要是：

第一，要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指出：“要给人一个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的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同上，第297页）《决议》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包括以下六个方面。这就是：“一、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二、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三、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四、关于政策和策略；五、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六、关于党的建设。”《决议》还对这六个方面的具体内容作出了简明的阐述。《决议》又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第二，要认识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早在1960年，邓小平就讲过：“毛泽东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里面增添了很多新的内容。所以，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我们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丢掉这个最根本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83页）。他当时就不赞成有的同志关于“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学习政治经济学”这种提法。他说，“讲初期的发展时期的资本主义，总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资本论》；讲帝国主义，总还是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在这方面，毛泽东也有发展，比如提出关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但是，《资本论》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已经把关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基本的理论问题解决了。”（同上，第284页）对于这些已经解决了的基本理论问题，毛泽东没有必要再在自己的著作中去作重复的论述。这样，人们要真正了解这些基本理论问题，仅仅读毛泽东的著作是不够的，还必须读马克思、列宁的有关著作。这些看法，毛泽东是同意的。邓小平说：“昨天在毛主席那里谈了这个问题，他赞成这个意见。”（同上，第283页）

第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发展的学说，不是封闭的体系。邓小平指出：“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这将是我们思想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对毛泽东思想旗帜的真正高举。”（《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9页）

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些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曾经公开主张“清算毛泽东主义”、“消除毛泽东主义的影响”。有人并且说，苏联早就清算斯大林了，“现在是对毛泽东采取同样做法的时候了”。否则，“我们将不能越过前面的这堵墙，并且向前进”。他们之所以如此仇视毛泽东是不奇怪的。因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是在毛泽东领导下确立起来的，这些人既然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否定社会主义，他们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视为一堵必须推倒的拦路墙，也就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了。对于这种“非毛化”的错误思潮，邓小平一开始就进行了明确的批判和坚决的抵制。他强调，“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同上，第347页）。在这样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上采取这种鲜明的立场，是十分重要的。正如一位老同志所说：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像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那样，从全盘否定斯大林，到搞什么所谓的“新思维”、“公开性”，全盘否定列宁和十月革命，把社会主义说得一无是处，那将是一种什么局面？！只能是天下大乱，人民遭殃。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并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决议》，妥善地解决了在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同时，坚决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坚持与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这就为统一人们的思想，维护全党、全国人民的团结，为保持和巩固社会主义政治局面的稳定，为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