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一生中,为我们党、国家和民族立下了不朽的功绩,可以说一生功勋卓著,威望如日中天,但是他最大的贡献是晚年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巨大成就。他不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且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都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当代社会主义和邓小平的名字是联系在一起,分不开的。

通过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把中国从灾难中引上社会主义建设的快车道建设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没有任何现成的理论、经验可资借鉴,只能在实践中探索,难度是很大的。尤其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外受资本主义包围,内受经济文化落后的困扰,难度就更大。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曾多次指出,俄国与西方国家“开始困难,继续比较容易”相反,是“开始容易,继续比较困难”。[1](p343)这里说的“开始”指的是夺取政权,“继续”指的是建设社会主义。列宁的这个预见和论断被后来的历史所证实。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面临着两大历史难题,一个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另一个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为了解决后一个历史难题,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各国普遍进行了探索,其中规模巨大、具有重大影响的有四次,即苏联的列宁时期、斯大林时期,中国的毛泽东时期、邓小平时期。列宁开了个好头,他在探索中用新经济政策代替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邓小平非常肯定列宁时期的探索,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2](P139)斯大林在探索中,建立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模式,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战胜了德国法西斯,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在肃反、农业等问题上犯了重大错误。毛泽东看到苏联模式的弊端,提出要“以苏为戒”,独立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探索中,理论上提出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实践上取得很大成就,但同时又发生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两个全局性的重大失误。总起来说,斯大林、毛泽东时期的探索,既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又发生了重大失误,始终没有找到一条好的发展道路。

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处在困难境地,有的国家甚至出现了危机。这时,中国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经济处在崩溃边缘;苏联推行霸权主义,出兵阿富汗,5万红军葬身异国他乡;波兰受到“团结工会”的困扰;匈牙利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泛滥,党面临着分裂的危险。当时的困难可以和3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相比,后来发生了苏东剧变,说明这种对比并不过分。在这种形势下,几乎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在寻找出路,试图通过改革,摆脱困难和危机。当时,找到的出路有两个。一个是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试图通过改革走出困境,但在国内外各种势力和思潮的影响下,全盘照搬西方经济政治模式,最后改革变成改向,葬送了社会主义事业。另一个就是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探索。这次探索,坚持了毛泽东正确的东西,纠正了毛泽东的错误,同时又有许多新的创造,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伟大创造。在探索中,创造了邓小平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从而找到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之路。这样,邓小平就把中国从危难中引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快车道。

通过提出正确处理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的准则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上健康发展道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曾建立过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三个国际组织。在第二国际、第三国际中,不仅有国际和各国党的上下级关系,而且还有一个在国际中居中心地位的党,第二国际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三国际是苏联共产党。1943年,第三国际解散后虽然已无国际组织,但苏共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居特殊地位,不时对各国党的内部事务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问题表态和发号施令,从而导致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的矛盾和紧张。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总结经验的党。邓小平是坚持实事求
是思想路线的典范,也是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典范。他在经历了以中苏两党为核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争论之后,不断进行反思,在党际关系、国家关系上提出了许多重要原则。

———不以本国经验作为判断别国党是非的标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广大群众对内图稳、对外思和,不愿意用暴力改变现存制度,适应这种形势,首先是英国共产党提出和平过渡,接着许多西方国家的共产党接受了这种意见,放弃暴力革命,试图通过和平民主道路走向社会主义。他们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的,再坚持暴力革命就越来越脱离本国实际和群众。至于“和平过渡”能否行得通,他们也无把握,只是探索。后来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的报告中,把它作为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提出,说战后由于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在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完全有可能通过议会夺取政权。实践证明,这个论断也不正确,直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和平民主道路走向社会主义。但是,我们根据已有的公式和中国自己的经验,反对探索,并把这种探索上纲为现代修正主义,也过头了。邓小平指出:“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又说:“欧洲共产主义是对还是错,也不应该由别人来判断,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人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嘛!”[3](P318、319)这里说的欧洲共产主义的探索,就是指“和平过
渡”问题。

———不对别国党的内部事务和别国内政问题表态。过去很多党,也包括我们党,在对外关系中,没有严格区分是内政问题还是外交政策,有时对内政问题也表态,实践证明这样做效果不好。因为,第一,最了解情况的是本国党和人民,外国党表态未必正确;第二,即使意见正确,效果也不好,人家会认为这是在“教训”他;第三,从根本上讲,这是干涉内政。邓小平指出:“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最了解那个国家情况的,毕竟是本国的同志。但是,一个党和它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别国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么,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3](P319)

———不搞意识形态划线。过去所有共产党都强调意识形态,在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上按意识形态划线。但是,这样做在实践上往往行不通,常常出现同一社会制度的国家关系未必很好,有的甚至很紧张,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却可以把关系搞得很好,这里有一个民族和国家利益的问题。按意识形态划线,发展到极端,就会把所有西方国家都称为帝国主义;把与我们有不同意见的党和国家视为修正主义;把一些第三世界的国家视为反动派。按照这种划分,曾经提出过“打倒帝修反”的口号,这就等于包打天下,自己把自己孤立起来。邓小平强调“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2](P36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通过总结历史经验,纠正了这一做法,在党际关系、国家关系上不再搞意识形态划线,强调要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摆在第一位。但是,也不能不讲意识形态、淡化意识形态,因为西方国家很重视意识形态,不讲意识形态就等于自我解除武装,只是不能再以意识形态划线,要把国家和民族利益摆在首位。

———不进行争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一场大争论。这场争论是苏共挑起的,我们被迫同苏共进行了十年论战。实践证明,争论没有好处,不可能一方压倒和战胜另一方,只能使矛盾激化,关系越闹越僵,“亲痛仇快”,而且把很多大好时间和机遇丢掉了。根据这个经验,后来我国在改革开放中,邓小平强调不能再搞争论。他指出:“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2](P374)当然,不争论,并不等于不能表态,没有是非。

———不纠缠历史旧帐。在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方面,过去遗留不少问题,其中不是没有是非的。但是,我们党强调不要纠缠历史旧帐,不要计较历史上的恩怨,否则就很难实现重新团结起来。邓小平多次强调,过去的问题一风吹,团结起来向前看。

———不当头。过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共的地位特殊,它以头自居,搞老子党,挥舞指挥棒,不断发号施令,我们党顶住这种霸道作风是完全正确的。中苏争论以后,有些“左派”共产党把我们党也当作头。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破裂后,特别是前苏共消失后,已无头了。后来,随着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有恃无恐地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国家施压,第三世界有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帮助他们抵制美国霸权主义。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告诫我们绝不能当头。其一是当不起头,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其二是一当头就会把所有矛盾都吸引到我们身上,对我不利。邓小平说:“第三世界有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但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2](P363)

依据上述认识,我们党在党际关系上提出在遵守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四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上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以后发展为同世界上进步政党的关系,又进一步发展为同所有政党的关系,从而党际关系的范围扩大了。在国家关系上仍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50年代,我们党还有一些执政的共产党,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而把体现相互联合、相互团结、相互支持、相互合作的国际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但是,在实践中对什么是国际主义却有不同的理解。苏联曾把出兵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说是国际主义,把霸权主义同国际主义相混淆,这是对国际主义的扭曲。邓小平指出:“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非常明确,干净利落,清清楚楚。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2](P96、283)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成为指导所有国家关系的准则。在上述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准则的基础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为基点推动世界社会主义的振兴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发生的苏东剧变,使社会主义遭致前所未有的大挫折。这是世界社会主义的最严峻、最危险时期。当时,西方敌对势力对我施压,企图一鼓作气攻克中国这个共产主义的最后堡垒。有的反动政治家叫嚷,每天都要敲打中国的大门,让他们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企图以压促变。在这种形势下,余下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会不会出现象多米诺骨牌式地一个个倒下去,甚至有些共产主义老战士也心里没底。邓小平则不同,他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信心,指出:“别人的事情我们管不了,只讲一个道理: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又说,:“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2](P320、346)这就给世界上所有坚持社会主义的人们以必胜信心。

1992年春,邓小平的视察南方谈话,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国不仅坚持住了社会主义,而且在这以后又有很大发展。2003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达1.4万亿美元,居世界第6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90美元。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再过十几年,即到2020年,将和日本不相上下;再过30年,即到2050年,将接近美国。邓小平指出:到21世纪中叶,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这不仅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2](P225)中国在最近四分之一的世纪里,是世界上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国家。俄罗斯学者阿·雅科夫列夫说:“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了在目前世界条件下体现社会主义的生命力。”他认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不仅扭转了20世纪后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趋势,而且必将对21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许多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认为,只有中国能够给21世纪带来希望。中国已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现在世界上到处都在讲中国模式、北京共识。21世纪,中华民族必将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实现伟大复兴,中国社会主义的复兴必将促进世果社会主义的振兴。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