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参与是重要的政治资源,是公民享有民主权利的重要体现,也是现代民主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我国是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扩大民族地区的有序政治参与和加强政治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是促进民族地区稳定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一、政治参与的解读:民族地区政治资源研究的重要视角

　　政治资源研究的重要价值在于基于比较实证的基础上,对一定社会的政治主体的政治能力、政治地位、政治主张乃至政治发展作出尽可能准确的判断,即通过政治系统中的政治资源状况分析,可以认识一定政治主体获取的政治资源特性、影响国家权力运行和政府政策实践的行为效能,深入认识其在社会中的权威性基础及推进社会发展目标的价值取向和政治能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政治资源日益成为政治实践、政治研究中的重要分析工具。①民族地区政治资源是维护民族地区政治稳定与社会发展的政治手段和政治财富。民族地区政治资源很多。一是制度与政策资源。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政治优势,由此而形成的民族地区政治稳定、民族团结、民主参政等均是民
族地区的重要政治资源。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及相应的政策措施,国家出台的包括金融、财政、环境、土地等政策在内的一系列特殊政策,对于民族地区加大对内、对外开放力度,引进国内外资金、人才和项目,加快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二是自然与经济资源。西部民族地区地大物博,是我国的资源聚集区,农牧、水能、矿产等自然资源丰富,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等旅游资源独具特色。四是区位与发展资源。西部民族地区是对外开放的前沿,漫长的边境线内外是巨大的经济交流与发展舞台,而工业化、信息化、现代化的同时推进是西部民族地区充分发挥后发优势的巨大机遇,这些资源均有利于促进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有利于实现民族振兴和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有利于构建民族地区和谐社会。

政治参与是公民影响政治过程的重要手段,因而也是政治主体不可忽略的政治因素,是政治主体影响政治对象、实现政治目标的重要资源。就民族地区而言,政治参与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资源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治参与影响政治体系的合法性资源。政治参与是以民族成员对于国家的政治认同为其心理条件的。对国家政治体系的认同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政治体系及其政治行为的合法性认可,政治参与体现了公民的民主参与权利,从而使得民族成员愿意把国家看作是可以信赖与依靠的对象。而当民族成员缺乏必要的政治参与时,社会群体在他们有了参政的政治要求之后,却没有参与政治体系的机会,即“新政治势力的参政要求得不到满足,除了革命之外就毫无参政或获得政治权力的可能性,民族制度就会遭遇合法性危机”。②同时,政治参与的程序性政治安排能使政治体系主动关心公众的利益表达和各种需要,主动调整各种利益关系,并注意维护和增进公众利益,增强政府与公民的互动,从而能使政治体系获得公民权威服从的合法性资源。

2.政治参与影响政治体系的民主性资源。民族地区公民通过有序的政治参与表达自己对社会财富和价值分配的意愿和选择偏好,政治体系由此也获得了连贯性的信息来源,即通过政治参与,政治体系可以了解民情、体察民意、回应民愿,从而有可能制定出更为合理、科学、有效的政策安排。而在政策执行中,“人民群众通过参加社会事务和国家事务的管理,并通过参与基层组织的活动,可以为政治管理注入不断的活力,有利于政府政策的顺利贯彻。”③可见政治参与有利于确保政策制定与执行等政治过程的民主化,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有利于公民利益的表达、综合与落实,使得政治体系能获得更多的民主性资源。

3.政治参与影响政治体系的稳定性资源。少数民族成员通过有序的政治参与体现和增强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意识,提高对国家的责任感与归属感,培育对政治体系的宽容与支持心理,从而变得更加关心民族与国家的安危与发展愿景,感受自己的政治人格与社会价值,维护政治体系的稳定性。民族成员以一定的方式积极地参与现行政治过程,尤其是通过制度化的参与来表示对现行政治体系的响应、认可、接受和支持,是实现政治稳定的基本前提。④而政府通过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引导与效能发挥,注意使各种政策安排与政治行为更顺乎民心、体认民情、表达民意,降低或削减公民的政治挫折感,缓和了阶级矛盾或各种利益冲突,融洽了政府与公民关系,进而使政治体系获得更多的稳定性资源。

4.政治参与影响政治体系的公平性资源。有序的政治参与是少数民族成员表达利益需求的重要手段与基本路径,可能使得声称效率优先的政策安排尽可能兼顾公平;可能使得各种政策方案的出台尽可能考虑到少数民族利益受损者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可能使得政策安排能实现对民族地区公共资源公平性分配的核心价值,因此政治参与作为工具与目的性政治工具,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政治资源。“事实表明,较高水平的政治参与常常导致国民产品更平等的分配。”⑤少数民族成员通过政治参与影响到国家政策与制度安排,有可能获取更多的有利于缩小民族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的政策倾斜,从而有力地促进民族之间的平等与公平。

5.政治参与影响政治体系的信息资源供给。政治信息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政策决策与实施等均需要必要的政治信息。有学者指出,“不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没有一个个体行动者能够解决综合、动态、多样化问题所需要的全部知识与信息;也没有一个个体行动者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去应用所有有效的工具。参与的基本观点认为,官僚体制内的专家无法获得制定政策所需要的全部信息,甚至得不到正确的信息,因此,如果排除公众对重要决策的参与,将会造成政策上的失误。”⑥可见,政治参与可以为政治体系获得持续的信息资源供给。当然,膨胀的和缺乏必要的信息处理机制的政治参与,也可能引发信息爆炸、信息失真等现象,从而干扰政治参与的正常秩序,影响政策决策质量。

　　二、政治参与的并发症:民族地区政治资源的流失及其原因

　　政治参与主要受制于以下这些因素的影响,即对报酬的估量、对选择的判断、政治效能感和对结局的满意感,这些因素中有些属于影响人的行为的内心世界的因素,有些属于影响人的行为的外部因素。⑦这些因素制约着公民政治参与的心理调适与行为选择。但这些因素得到改进的政治参与并不必然都有利于政治稳定,或者说都可能体现出政治参与的积极影响,因为过于强烈的、膨胀的政治参与很容易助长失控的政治运动,从而造成政治动荡或军人专政。“在没有唤起多数人自觉的政治积极性之前,人们的政治参与往往是听从个别领袖的动员性参与。因此,一方面形成个人迷信为主要内容的臣民文化,另一方面又形成了人们盲从的政治参与。”⑧有学者指出,“政治体系在公众政治参与愿望增强的同时,其本身的政治制度化水平必须随之提高,否则就会引起政治参与膨胀与政治参与冷漠的‘并发症’,从而导致政治不稳定。”⑨政治参与的并发症,既是民族地区政治资源流失的重要表现,又是导致其他政治资源流失的重要原因。

政治参与膨胀或冷漠均可能导致政治资源的流失。首先,政治参与膨胀可能导致广泛的民族地区的社会冲突与社会动乱。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军人政变、学生游行、工人罢工、民族暴动等都与政治参与膨胀有关。由于人们参与政治的直接心理驱动在于渴望获取更多的公共资源,而公共资源的有限性和公民需求的无限性构成公共资源的分配悖论。当政治体系缺乏有效的制度化安排时,就会导致在政治参与中难以就有限的政治资源作出理性的公平分配,或根本无法满足政治参与膨胀心理的人们的利益需求,以致民族冲突与民族斗争引发政治格局的动荡、政府权威的受损和合法性危机的滋生,造成政治资源的大量流失。换言之,政治参与膨胀往往是与制度化水平低的政治参与联系在一起的。制度化水平低就是指社会的公共价值和政治运行程序被公民的“模拟化”次数很少,甚至没有,而公民政治参与欲望又十分强烈,在此情况下,公民政治参与的强大压力极易对中央决策和执行过程产生不良影响。人们为了达到政治参与的目的,转而寻求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方式,从而导致“参与爆炸”⑩。政治参与膨胀直接导致了政治体系的秩序紊乱与权威弱化,权威资源和政府信用资源等政治资源因而随之流失。其次,政治参与冷漠也引发了政治资源的大量流失。政治参与冷漠可能导致民众利益的受损,那些没有参与政治的人没有被合适地代表,政府不是建立在最广泛的民意基础之上,就可能无视民众的兴趣和需要,因而往往会损害或难以保护人们的利益;政治参与冷漠可能引发政府权力制约与行为监督的失灵,政府腐败、权力滥用、非法操作等现象的存在必然引发政治资源的流失;政治参与冷漠可能导致政治制度软弱,政治制度安排未能经过民众投票程序而存在合法性问题,民众对政府政策过程的冷漠意味对政府缺乏政治责任感和效能感,这样的制度安排有失其合理性、公平性、可行性,也意味着政治制度资源的浪费与流失。

对于民族地区政治参与而言,政治参与并发症的产生原因,存在着历史和现实等多方面的制约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制约。民族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我国当前各种民族问题产生和存在的主要根源,也直接引发政治参与的冷漠或膨胀。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全国其他地区来说比较落后,大部分少数民族生活在边远偏僻、环境恶劣、灾害频繁的地区,长期处于落后和不发达、封闭和半封闭的状态,一些地区至今甚至仍处于与世隔绝、自给自足或自给不足的自然经济状态,经济的不发达和生存环境的封闭性,使得人们缺乏参与政治生活的“闲暇时间”,政治参与预期较低,由此引发其深层的政治心理、政治情感等也较少与外界交流,政治参与存在着明显的封闭性、保守性和盲从性,引发政治参与冷漠,使得这部分少数民族政治资源流失。亨廷顿指出:“真正贫穷的人由于太穷而不能参政,也无法起而反抗,这时,单纯的贫穷论题也就难以成立。穷困潦倒者遇事无动于衷,漠然处之,而且缺乏对传播媒介和其他刺激因素的接触,而这些本来是会激发他们的欲望,以致驱使他们投入政治活动的。”○11我国也有学者指出,在经济体制和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的调整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出现利益的地方化、集团的分化和重新组合、利益的冲突、价值观的转变以及民众参与期望值的提高,这些急剧的变化非常容易导致社会的紊乱。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证明,社会秩序的紊乱和一定程度的动荡不在于中国的贫穷和落后,而在于中国社会的致富与发展的期望。○12可见,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心理预期的失衡,必然会导致政治参与的并发症,在政治参与制度短缺时,政治参与的冷漠与膨胀现象均可能发生。

2.落后政治文化的制约。我国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漫长的发展历史,并形成了本民族的文化体系,既受中华民族主导文化即汉文化的影响,又受各民族自身不同的生产方式、民族宗教、生活境遇等因素影响,民族文化差异和落后的政治文化将对现代民族政治参与产生不良影响。主要表现为:习惯于借助传统的习俗和方式来解决各种经济、社会问题,而不习惯通过现有的政治、法律方式解决这些问题;缺乏权利意识和参政意识,对政治有疏远和逃避的倾向,容易产生过激的政治行为。○13在封建社会里,三纲五常等制度安排导致君主对社会成员具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封建统治者垄断国家政治资源,对平民实施愚民政策,社会成员被视为统治阶级的私有品或附属物,只能任其摆布和盲目顺从,对政治活动形成臣民卑微心理和政治冷漠心理。同时,以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为主要特征的小农生产方式形成了民族成员对土地、农业和家庭的依赖心理,使得自我封闭、安于现状、明哲保身、与世无争的小农意识盛行,“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宁作太平犬,不为乱世人”、“无为而治”、“小国寡民”等心理和意识必然造成人们的政治冷漠和疏离感,扼杀其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们缺乏政治参与的应有热情,缺乏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意识和心理,不能或不愿通过合法途径对政治主体的不法行为进行监督和举报,或慑于权威不敢与腐败官员进行斗争。这些落后的政治文化传统严重阻碍了少数民族欠发达地区公民的政治参与,进而导致民族成员的生产与生活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均难以调动起来,民族地区的人才资源或因被埋没浪费,或因不满政治当局统治而无法发挥应有作用而导致大量流失。

3·宗教信仰与民族习俗的影响。宗教信仰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影响广泛而深远,民族问题也往往与宗教问题相关联,宗教问题的处理将直接影响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政治参与。有学者指出,在民族政治生活中,尤其是在宗教气氛浓郁的民族的政治生活中,不论是政府的政策制订过程还是政策实施过程,都深受民族宗教组织的影响,即使是政府禁止宗教介入政治的国家,宗教组织仍然会凭借它在信教民众中的影响力,渗透并介入到政府活动的领域,影响乃至干预政府的活动。○14宗教崇拜、信仰至上等教义和信条,宗教信仰所具有的排他性和对民族宗教与习俗的忽略与漠视也必然制约民族地区有序的政治参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过去未曾出现的民族隔阂与民族摩擦时有发生,不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而伤害少数民族感情的事件也屡有发生,引发民族政治参与的并发症。民族政治参与因而出现非制度化现象,导致民族和宗教政治资源的流失。

4.政治沟通与参与渠道的受阻。少数民族欠发达地区往往处于环境恶劣、居住分散、交通困难的地方,信息传输管道狭窄,政治沟通受阻,资讯传播缓慢滞后,大众传播媒介难以发挥信息沟通的应有作用,致使民族成员的政治参与、利益表达、舆论监督等政治权利难以真正落实。而政治参与渠道是政治参与形成的基本条件,也是影响政治参与的重要因素,政治体系所能提供的参与渠道越通畅,政治参与就越加便利。就我国政治体系的运作来看,某些政治参与渠道不够畅通,使政治信息的传递不够快捷,民族群众与政权机关、党政部门间的沟通不够及时,抑制了政治参与热情,使其产生怨言、误解甚至抵触情绪,引发政治参与的并发症和政治资源流失。

5·狭隘民族意识的误导。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和国家民族宗教政策的落实,各民族的民族意识得以增强,对本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对本民族发展与民族利益的关切度方面均有提升。但过多地关注本民族利益而忽视甚至于损害其他民族的合法利益,必然会形成狭隘的民族意识或民族主义,在政治参与中对党和政府决策与政治实施产生不良影响,尤其是通过影响政府政策过程,引发政策倾斜于本民族部分成员的利益而产生政策偏差与扭曲,直接或间接导致其他民族的利益缺损与利益冲突,破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最终导致政治不稳与民族政治资源的流失。此外,如果对民族意识引导失误、处理不当、过分宣扬,加上国际上一些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影响,又容易导致狭隘民族意识的恶性膨胀和地方民族主义的抬头,为境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所利用,从而产生政治参与膨胀。

6.政治参与制度的不完善。当政治参与制度不完善,无法保证公民制度化参与的利益表达渠道的畅通性时,公民就可能因不满情绪的积聚和各种问题的恶化程度的加重,而采取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以实现强制性的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如游行示威、骚动暴乱、恐怖威胁等。这种强制性利益表达在政治过程中实际上也就形成了政治过程的非制度化冲突,很可能引起社会失序和政治动荡。同时由于政治参与制度的不完善,难以有效维护和保护民族地区成员的有序的合法的政治参与的民主权利,不能有效地向政策制定与执行的相关政府部门进行合理性的利益表达,不能有效地为政治体系提出意见和建议,不能有效地监督政治过程中存在的公共权力异化和腐败现象等,而权力异化和政府腐败现象又进一步引发政府形象的受损、政府信用的缺失、政府权威的弱化,引发民族群众的不满和抗议,导致政治参与的并发症和相应的政治资源的大量流失。

此外,民族成员素质不高和知识水平较低也会导致政治参与的并发症。由于部分少数民族成员素质不高和知识水平较低,缺乏政治参与的“认知能力和行为能力”,缺乏足够的政治效能感和政治自信心,参与愿望不强、参与技巧不高、参与渠道不畅、参与方法不对,严重制约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有序政治参与,甚至还会由于人们政治心理保守、政治行为盲从、法律知识缺乏而导致出现大量的非制度参与,破坏民族地区的政治稳定,引发政治资源的流失。

　　三、政治参与的治理:民族地区政治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根据党的十六大报告所提出的“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和十六届三、四中全会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必须高度重视加强民族地区政治参与并发症的治理,开发和利用民族地区政治资源。具体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路径选择:

1·以顾客为导向,及时转变政府职能。美国学者戴维·奥斯本认为,传统政府雇员根本不知道谁是他们的顾客,只知道为部长、议会等上级领导服务,无视那些真正的“顾客”即政府公共组织的服务对象———公民,而今天的时代已经不同于过去的工业时代,伴随着政府提供的垄断服务被打破,政府应该按照企业家政府理论来重塑自己,政府的宗旨是满足顾客的需要,不是官僚政府的需要。这种“顾客意识”有助于提高政府官员对公民的负责精神,更富有革新精神,让公民在不同种类的服务中有更多的选择余地,降低成本,创造更多的公平机会。○15政治主体应该具备这种“顾客”意识,这与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也是相一致的,因此树立顾客理念,应以顾客为导向,转变政府职能。各级政府是为民服务、为顾客排扰解难的,因此应高度重视公民的实际政治权益的维护与实现,主动接受公民监督和积极扩大公民参与,揭开传统政治过程的神秘面纱,变全盘垄断为及时公开,变专制统治为公民参与,变单一行政手段为法律、经济、教育等多种手段结合,变全能政府为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把政府职能转变到“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服务和公共管理”上来。因此在民族地区政治参与中,以顾客为导向,转变政府职能将有助于促进传统政治文化的变迁,营造民族成员有序参与政治过程的良好文化氛围。

2.以参与为理念,引入政府竞争机制。奥斯本认为,政府应通过各种形式引入竞争机制,改善政府治理绩效。在民族地区政府治理中,以参与为理念,引入竞争机制,就有利于吸引更多、更优秀的人或组织参与到公共治理中来,提高民族地区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民族地区政治参与的力度和热情。这就要求一方面通过竞争,以公平、公正、公开为原则择优选拔优秀民族人才,有效开发和利用民族地区人才资源。加快民族地区发展,必须继续培养少数民族各级各类高素质人才。要努力造就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提高素质,改善结构;要大力引进人才,实现人才加科技,把自然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的优势;要建立有利于各类人才到民族地区工作的激励机制,鼓励大专院校毕业生到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工作;要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实施新的人才发展战略,开辟多层次的人才渠道,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民族;要建设得力的领导班子,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或通过绩效和标杆管理,将部分公共服务工作或公共产品的生产承包给私营企业和非营利机构,以加强竞争和政府监督,提高民族地区政府绩效。另一方面通过直接参与,加强政治沟通与信息反馈,加强对政治过程的民主监督和绩效评估,从而有效地维护民族成员的民主参与权利,并通过政治参与,使民族成员树立负责的政治态度,培养忠诚的政治情感,提高关心国家前途与命运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精神,在参与过程中感受到自己的政治人格和政治价值,增强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加强民族地区政治参与的治理,开发和利用民族地区政治资源。

3·以有序为前提,优化政治参与制度。政治参与须有一套完善、科学的政治制度作保障,必然要求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的规范、有序,并且通过健全有序的政治参与制度,来确保公民政治参与的真正落实,避免政治参与的非理性化与狂热盲从。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是指公民在遵循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公民民主权利的前提下,通过自主、理性的方式并按照一定的程序或秩序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决策和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16要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已有的基本政治制度的功能,化解和消除那些涉及各族群众民主权利、自治权利等问题的社会矛盾。要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切实保障少数民族自主治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政治权利,正确履行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政府职能。要建立健全少数民族民主选举制度,实行财务公开,让各族群众直接参与讨论和决定基层公共事务,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使各族群众真正享受民主参与权利和自治权利,减少和避免因各种利益矛盾而发生民族冲突,从而有效开发和利用民族地区政治资源。要创新民族民主决策制度,主动深入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边疆和边远贫困山区,加强调查研究,掌握少数民族地区情况,增强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在政策中反映和保护民族地区群众要求和愿望,并创新民族决策听证、网上投票、意见反馈、政策咨询等相关制度。要创新民族民主监督制度,建立健全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的社会监督网络,切实落实民族和宗教政策与各种法律规定,确保民族地区群众的合法权益落到实处。加强政治参与并发症的治理,需要从制度上保障我国的政治参与朝自主化、理性化、规范化的方向良性发展,在充分尊重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前提下,对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民族成员的政治地位与角色、参与程序与准则、参与方式与渠道等进行法律确认,不断建立和完善政治参与制度和规范体系,清除各种障碍,确保参与渠道的畅通。

4·以创新为动力,提升政治参与水平。加强政治参与的治理,必须以创新为动力,加强政治参与的政治社会化工作,提高民族成员在政府过程中的参政议政水平。政治社会化是民族成员在政治参与中接受政治教化、学习政治知识、掌握参与技能、健全参与心理、完善政治人格的政治教育过程,是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的功能延续和运行机制。这就需要把创新民主参与途径与加强民主政治教育结合起来,加强新闻媒体、社会舆论对民族地区政治参与的正确引导,不断增强民族成员的法制意识、参与意识、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和监督意识,提高民族成员政治参与的责任感和参与热情,依法行使参与权利和履行参与义务,依法行政,把法治和德治结合起来,并在广泛的政治参与中培养和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塑造新型政治参与人格。此外,还应加强对政治参与实践的引导和锻炼,将公民通过受教育得来的参与知识转化为符合民主政治建设所需要的参与能力,惟此方能塑造具有较高参与知识和具备丰富参与经验的公民,在全社会形成政治参与制度化所需的“参与型文化”。通过加强政治参与创新,即文化创新、素质创新、手段创新、模式创新等,反对和拒绝狭隘的民族意识和极端民族主义,积极发展民族文化事业,保护和开发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结合时代精神,继承和弘扬少数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扩大政治参与范围和水平,充分调动民族成员政治参与的能动性和主动性,有效开发民族政治资源。

5.以发展为要务,夯实政治参与基础。发展是第一要务。经济因素成为民族地区政治参与的重要物质基础和制约因素,影响民族成员政治参与所需的技术水平和物质生活水平的发展程度。社会经济发展促进政治参与的扩大,造就参与基础的多样化,高水平的政治参与总是与更高水平的发展相伴随,而且社会和经济更发达的社会也趋向于赋予政治参与更高的价值。○17因此,要以发展为要务,大力发展生产力,缩小地区差异,提高民族地区的物质生活水平,只有如此,才能为民族政治参与提供强有力的物质基础,推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主要包括:要加强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继续加大投资力度,认真落实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优惠政策,继续在民族地区优先安排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开发项目。要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为核心,加大对民族地区的财政支持,提高政策性转移支付补助系数,建立一套有利于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平衡发展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各具特色的民族地区经济,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着力培育能够发挥民族地区优势的各类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大力加强边境地区的民族工作,继续推进“兴边富民行动”,为富民、兴边、强国、睦邻作出贡献,促进边境贸易的活跃和发展。要集中力量加大扶贫攻坚力度,按照“互惠互利、体现支援”的原则,形成沿海发达城市对口支援民族地区的有效机制,实现民族地区之间的资源共享、人才互动、共同发展,促进政治、经济平衡发展。以发展为要务,夯实政治参与的经济基础,进而科学治理民族地区的政治参与并发症,最终能高效开发、合理利用、优化配置民族地区政治资源,从而推进民族地区的民主政治发展,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稳定,全面建设民族地区小康社会,构建民族地区团结、平等、繁荣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注释:
①龚少情《变革社会中的政治资源配置》,载于《东方
论坛》2003年第4期。
②毛寿龙《政治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版第71页。
③王浦《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
226页。
④○14周平《民族政治学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年版第286页,第214页。
⑤○17亨廷顿、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第174页。
⑥[美]盖伊·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
⑦杨光斌《政治冷漠论》,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995年第3期。
⑧李元书《现代政治学概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3
年版第310页。
⑨张文华《利益结构分化对政治稳定的影响》,载于
《探索》2000年第6期。
⑩李元书《政治学发展导论》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
233页。
○11[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
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51页。
○12谢庆奎《中国地方政府体制概论》中国广播电视出
版社1998年版第92页。
○13参见周平《云南少数民族政治文化论》云南大学出
版社1995年版。
○15[美]戴维·奥斯本等《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页。
○16聂爱云《坚持和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载于
《求实》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