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  宁：国情调研是政治学研究的基础课——上海站国情调研随笔

一直以来，在学术界乃至我院有一个习惯的学科分类方法，即将社会科学研究分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抑或还有“理论研究与对策研究”。一般认为，基础研究基本上是研究一些理论性的问题，在习惯上基础研究也主要是做文本研究。根据多年的科研工作实践，特别是基于在政治学所的工作经历，我逐步意识到：国情调研，全面系统深入地了解国情，乃是政治学研究的基础课，是政治学者的基本功。基础研究并非仅仅了解学科的基础知识，理论研究也绝非仅仅研究理论文本。当今迅速发展变化的时代、当今中国前所未有的创新与实践，要求当下社会科学、政治学的基础研究首先要从基础做起，而这个基础首要的就是：了解实践，认识国情。

国情调研是政治学科的“解剖学”

医学院培养医学生要教许多课程，学生从医学院毕业后会从事许多不同的专业工作，如外科、内科、小儿科等等，但所有的医学生都要学一门基础课——解剖学。国情调研，就好比政治学以及政治学者的“解剖学”。在我看来，之所以如此强调国情调研的基础性、重要性，应与以下三个因素有关：

一曰，时代要求。不同时代做学问有不同的作法。我国古来就有两大做学问的传统，一是，司马迁所言“以拾遗补，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二是，商鞅所提倡的“以吏为师”。司马迁所在汉武帝的时代是中国古代政治体制、政治文化成型的年代。后来更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那时起应算是实行“以儒为师”了。承平年代需要的是“统一思想”，自然是要拾遗补缺，完善体系，所做学问是总结性、整理性的，研究“知识”自然多些，文本研究自然多些。商鞅所处时代与司马迁不同，是大变革的时代、变法的时代。变革年代，实践走在前面。官吏是政治实践的参与者、制度法规的创造者、社会的管理者，这种时代的新的政治知识往往在他们手上，自然要强调向他们学习。

今天我们也处于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以往各种理论都不足以直接描述、解释我们面临的丰富多彩、迅速变化的社会实践，各种理论本身也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需要发展。因此，在这个时代做学问，主要方法是要贴近现实，总结实践经验，然后再提炼理论。我们要多向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请教。向干部学习，并非“官本位”思想作怪，而是意在强调贴近实践、贴近生活。

二曰，学科特点。政治学是门“海纳百川”的学问。世界上原本没有“政治”，政治是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在原有社会领域里得不到解决集中转化而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与矛盾寻求一种强制性的解决，这便形成了政治活动。列宁把这种现象归纳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戴维•伊斯顿则将其抽象为政治系统。政治系统是社会系统中的负责“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的子系统。既然政治问题来自各个社会领域，研究政治、寻求政治问题的解决方案，自然就要寻根朔源，研究政治问题、政治现象产生的背景、根源。这样国情调研自然就是政治学研究的基础课了，这是政治学的学科特点使然。在我看来，政治学者应当是视野宽广、知识渊博的人，好的政治学者应具备多学科的知识背景。

三曰，辨别能力。20世纪初以来，人类经历了一个社会科学知识大增长的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社会科学奔涌而入，以至于让我们应接不暇。琳琅满目的西方学术常常搞得人头晕目眩。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与学术，乃至所有的社会科学理论与学术，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必要的。但真理是相对的，所有理论都有其产生的背景与条件，都有其适用范围，也都有其局限性。这就产生了一个对于学习者、研究者来说是十分重要和棘手的问题——如何辨认一种理论与学术，了解其背景条件、适用范围和局限性。这种辨认能力从书本上是学不来的，以逻辑鉴别逻辑、以理论识别理论，只会陷于纯粹的思辨，没有现实意义。

理论的辨别能力来源于研究者的经验系统。研究者在长期实践中获得的对现实世界、政治体系的感知与经验，据此形成自己事物依据。一如我们在上海访问长江证券研究所时那位年轻所长谈到的那个例子，一个上市公司年报中利润奇高，长江证券分析师马上指为错误。分析师并不知道年报为什么错，但十分肯定其错误，根据自己常年研究获得的经验与常识作出了正确的判断。而我们的一些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往往能将种种理论朗朗上口，但未必了解那些理论的真意，不知不觉变成了各种理论的“俘虏”，除了能复述别人的一些见解，自己并无多少真知灼见。不能总是透过别人的眼睛看世界，要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这就要脚踏实地下功夫，扎扎实实地跑路，做调查研究，积累经验、知识与才干。

学问是看出来，不是从别人那里“听”来，也不是凭自己聪明的脑袋想出来的。学问跟着见识长，见识跟着路程长。研究中国，必要先了解中国；热爱中国，更应了解中国。岳飞的老师周桐常常携弟子徜徉于中原的名山大川，后来才有了岳飞气吞山河的壮举，才有了那印在炎黄子孙心中的“还我河山”。希望我们的年轻学者下个决心，踏踏实实地跑它十年路。在我看来，舍此并无其他捷径。

国情调研要看“三法”

在上海调研时，长宁区委组织部马部长问我，你们国情调研怎么搞？有何方法？以前，一些朋友也曾问过类似问题，甚至有人说：你们所到之处，接待方早已有所安排，带着你们走走看看，然后宴请，最后走人。你们能调研到什么呢？！作为专业人士，调研是我们的职业技能，我们必须有本领了解到需要了解的情况，当然是真实可靠的情况。老实说，这的确不容易。

总结起来，我认为：我们的调研实际上主要是了解“三法”，即调研对象的“做法、说法和想法”，将“三法”进行对照，并在广泛调研积累基础上进行横向的比较分析，便可得出比较有价值的结果了。

“做法”是指，调研对象或地方或单位或个人的客观状况，如资源环境等基础条件状况、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实行的政策措施等等，也应包括存在的问题或遭遇的困难。总之，了解“做法”主要是尽量了解一些客观情况。

“说法”是指，调研对象或地方或单位或个人对于自身情况的描述，对于成绩、问题、缺点的叙述，以及对于工作指导思想方针的论述，对所实行政策措施的解释等等。总之，了解“说法”主要是了解调研对象的主观感受与阐述。

“想法”是指，调研对象或地方或单位或个人的意图与愿望。客观现实与主观意志之间永远会存在差距，人们的想法也主要产生于这种差距之间。人们的理想或设定的目标会与实际的“做法”、“说法”之间存在距离。一般来说，想法是对规律的认识，是对未来的规划。一般来说，“做法”、“说法”是现实中的“想法”，“想法”也许是未来“做法”和“说法”。

在实现世界里，人们的“做法、说法和想法”总是不一致的，彼此之间存在距离。做法与说法会不一致，往往是：做的不说，说的不做；或少说多做，或多说少做；甚至是只做不说或只说不做。在有些事情上言行一致，在有些事情上言行不一。想法与做法、说法之间的差距则更大。调查研究首先要注意分析了解“做法、说法和想法”之间存在的差别。了解实际情况、得出正确判断，往往就产生于对“做法、说法和想法”之间差距的正确分析。比如说，一地实际做法与官方说法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差距，是言过其实还是留有余地？为何如此？这是判断当地领导部门真实想法的重要途径。

对“做法、说法和想法”三法之间差距的判别要以调研经验为基础，根据对相关经验的横向比较得出相对可靠的判断。这就需要积累，不具备经验，缺乏必要参照，则难于做出有价值的分析和判断。因此，国情调研要长期进行，经验越丰富，积累越雄厚，就越能做出正确的比较，得出正确的认识。

更加注重经验性研究，也许是中国政治学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在社会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哲学社会科学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就要走到社会现实中去，贴近实践、贴近群众、贴近生活。我们不应把基础研究、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对策研究对立起来，割裂开来。也许我们可以做一个逆向思考，从当下情况看，国情调研以及相关的应用研究、对策研究恰恰是基础研究、理论研究的基础。所以，在我看来，国情调研是政治学研究的基础课，是政治学者的基本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