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权：访宝钢杂记

六月初的上海，薄云流荡，清风微凉。第一次于这个季节到上海，惊异于这种凉爽的感觉。5月31日上午，来到“静悄悄”的宝山钢铁公司，这是个很大的园子，夹竹桃摇曳，花朵红白相间，在透明的阳光下，密密地簇拥在厂区道路的两旁。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夹竹桃恣意地开放，而它在北方似乎只能把家安在花盆里。中气十足的向导说，夹竹挑能够美化环境，也可以吸附空气中的一些有害成分。厂房疏落，由于园区广阔因而高炉也不并显得巍峨，各种管道交错在地面和空中，路面洁净，交通井然，没有想象中的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也许这就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钢铁企业的特色吧。

在向导的指引下，大家带上安全帽，参观热轧厂。帽子在各自的头上，或高高低低，或前仰后合，或东倒西歪，倒也别有韵致。看来，摆形式，端架子，只能显得更外行，应该建议领导干部们以后别去工地视察了。当然，我们是为了安全。

热扎厂当然不是你一锤子我一榔头的铁匠炉。若干庞然大物一字排开，长长的通红的钢坯，沿着轨道在这些大家伙身下做着“折返跑”。每个若大的机器都长得很“纠结”，缠缠绕绕，枝枝杈杈，不知各有何种能耐。外行看热闹吧，向导也许是为了大家的安全，走得比钢坯还快，无从问得，外行要变得内行，人生得从新来过，对很多事不明就理也很正常不是吗？

对钢的理解，对我来说，可能就意味菜刀是不是锋利，汽车是不是经撞，而按父母的逻辑，“钢”意味着他们的背井离乡，“58年大炼钢铁，然后就挨饿了”，只能以“支边”的名义逃向土地和资源更肥沃的东北。这就是“钢”，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核心角色。  

 1981年6月27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中说，“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是对国家和民族现代化的梦想、对工业国的追求、历史的错落的圆满交代。在这一过程中，钢产量犹如“GDP”般重要，但分量却更加沉重。这一时期，尽管在意识形态领域有着左冲右突的急流，现代化的话语也颇为独特，但终究为工业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历史又走过了30多年。宝钢成为中国钢铁企业的旗帜，钢仍然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人们则对工业化和现代化有了更多理解，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内容更加丰富，“市场”也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

从“大炼钢铁”到以几近倾国之力建设“宝钢”，体现的是中国人实现强国梦的强烈意愿，体现的是中国工业化乃至现代化的制度特色。我们通常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实际上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集中各种资源完成各项任务，实践表明，其成果显著、快捷高效。这是理解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历程乃至今后路向及其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的重要角度之一。

理解这种制度特色，大概应有三个方面。一方面，这种制度特色是工业化现代化的独特的“政治资源”，国家或各级党和政府是积极的推动者、实践者。比如说，沿海开放、中部崛起、西部大开放、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等国家推动型的工业化战略。各省市也有自己规划和战略。另一方面，仅有政治优势，还是不够的。政治优势可以复制，但自然资源、人文资源等在各地区域或地方却是千差万别的，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实现各自独具特色的发展，才是至关重要的。此外，市场因素凸显，社会逐利成风，社会成员包括执政群体对利益的谋划变得更为复杂，使得制度推动下的工业化现代化面临着更多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