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才栋：上海考察的几点感想
一、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未必是好事
对于经济学界主流信奉的全球化教条，我历来都是怀疑的。这次在上海考察的过程中，我很高兴我的怀疑得到了改革开放前沿的经验的支持。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国际垄断资本利用垄断地位谋取暴利。宝钢成功生产出硅钢，微创成功生产出血管支架，都导致同类进口产品价格应声而落，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我国许多经济学者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停留在古典市场阶段，他们所了解的分工仅仅是水平分工，而不知道现实世界中还存在着一种叫做垂直分工的分工，而在垂直分工的市场体系中竞争是不完全的，交换是不等价的。还应该指出的是，这也是某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问题，他们所了解的市场仅仅是《资本论》所反映的古典市场，而对现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的《垄断资本》一无所知。
二是国际垄断资本和发达国家对先进技术的封锁。正如微创的边秦翌副总裁告诉我们的，国际垄断资本通过严密的专利保护，对后来者设置了重重障碍，以至于他们要在2万多个专利保护的空隙中寻找自己的方向，以至于他们还需要聘请专利分析师来帮忙寻找突破口，以至于他们会对终于找到突破口产生一种绝处逢生的兴奋。另外，张江高科技园区的宋卫华主任助理告诉我们，外国公司在张江主要是设立研发机构。这实际上是一种防范技术外溢的措施。相比较而言，生产机构更容易导致技术外溢。把研发机构设在这里，也不能说没有技术外溢的风险，比如日本的高科技企业宁愿避开中国，而选择学习能力较差的东南亚国家；但在张江这种高科技企业、高科技人才密集的地方设立研发机构，对于促进他们的研发也是大有好处的，比如利用本地的高科企业、高科技人才为自己做外包，只要控制住核心机密就可以了。
三是跨国公司对资源价格的操纵。宝钢讲解员告诉我们，1996年至今，铁矿石价格上涨了500%。进口短缺的资源，是我们必须参与全球化的重要理由之一。但一个国家越是依赖国外资源，就越是受制于人。钢铁是不是需要那么多？长江证券研究所刘所长提到的我国人均钢铁产量已经超过美国的事实值得深思。另外，我们还可以考虑使用替代材料，正如我们在浦东展览馆中看到的，回收的废塑料经过加工处理后也可以用来制造汽车的外壳。类似的还有能源，已故的农发所研究员邓英淘所提出的大力开发分布式能源的思路很值得重视。
二、发展中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很有必要
发展中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必要性，不仅仅在于工业化起飞阶段，为了迅速建成基础设施和主要工业部门。发展中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必要性还伴随于整个工业化进程中，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要赶超发达国家，在快速发展过程中，难免造成比较严重的结构性失衡，需要较强的机动性经济力量来恢复这种平衡；发展中国家要在发达国家控制的经济体系中寻求并抓住机遇，也需要较强的机动性经济力量随时投入使用。宝钢和洋山港的建设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第一点的生动例证。
宝钢是为了解决我国钢铁特别是优质钢材供应不足而上马的。当时仅仅进口设备就花了300亿元，占财政收入的1/3，可以说是集倾国之力建设宝钢。也正是由于前期投入巨大，所以宝钢建设得以在当时国民经济调整的背景下、在种种争议中得以持续进行。没有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不仅在当时条件下建设宝钢这样的大项目是不可能的，就是现在也是很难办到的。
洋山港是为了解决上海港口吞吐能力不足特别是缺乏深水码头的问题而建设的。连接洋山港的东海大桥长达
三、工业化对配套、秩序的要求很高
工业生产是分工的生产，不仅把社会生产分解为日益细化的众多部门，而且在企业内部也要把生产过程分解为一系列的环节；分工的另一面是协作，协作不顺畅，就会使分工所带来的效率打折扣，甚至使生产无法完成。城市化兴起的原因不仅在于为工业生产的就近分工协作提供场所，而且在于工业生产提供配套服务（包括生产性服务和生活性服务），以及为工业生产、配套服务提供基础设施。在参观考察过程中，我们多次体会到这一点。在上海通用汽车公司的装配线，在宝钢的热轧厂，我们目睹了环环相扣的装配、生产过程，也听到了数百家企业为通用汽车公司就近做配套的事实。在微创，我们听到了他们希望国内能提供合格的原材料以替代进口的呼声。在浦东新区政府，多名干部谈到了配套问题：陆家嘴的王德宏副主任提到了道路设计不合理、看得见走不过去的问题，银行街没有考虑工作人员消费需求的问题。浦东新区发改委的叶森副主任指出，外高桥在所有保税区中做得最好，就在于配套做得好，通关很顺利。金桥的马淑燕副主任也指出：金桥的制造业占大头，而服务业配套还需要加强。
工业化对配套的要求，不仅需要通过先进科学的工艺流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服务业体系、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来实现，而且需要通过稳定和谐的秩序来实现。没有稳定和谐的秩序，先进科学的工艺流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服务业体系、科学合理的城市化就不能转化为现实的高效率。因此，在以赶超发达国家为目标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尽量做好统筹兼顾的工作，以避免罢工、街头政治等冲击社会秩序、政治秩序的现象。同时，也应该尽量避免鼓励街头政治的制度设计。
四、守成靠制度，创新在人
当今学术界有两拨人在制造人与制度对立的神话：一拨在法学界、政治学界，宣扬人治与法治的对立，说法治就是好、人治就是坏；另一拨在经济学界，说公有制要想搞好，就必须要有一个好的领导，不如私有制那么可靠，这里首先当然是在抬高私有制，但同时也割裂了人与制度的关系。其实，任何具有重大意义的制度，任何真正具有开创性的工作，总是肇始于具有开创性的头脑；在经过实践的检验之后，才逐步被作为制度、作为一定之规确定下来；抽象谈论人与制度谁更重要，就像抽象地谈论守成与创新哪个更重要一样没有意义。
在上海考察的过程中，我们一再遇到拨开人与制度对立迷雾的事实。在上海社保中心，我们看到，他们的先进工作系统、先进制度得力于有关领导的创造性设计以及将有关设计贯彻到底的恒心和毅力。由于搞技术的不懂社保，搞社保的不懂技术，不得不让两拨人合作，研究了3000个案例，耗时3个月才设计出来。在微创那里，我们看到，私企要搞好，关键也在领导。如果微创的总裁是一个唯利是图的老板，他就会去搞房地产、金融，而不会安心于制造业，特别是不会长期致力于风险很大、多年见不到回报的高科技。边秦翌副总裁也特别向我们强调了他们公司三根支柱的作用（其实，通过她如数家珍的讲解，通过讲解过程中所表现的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和亲合力，我们可以看出她也是这个领导团队中重要的一员）。另外，微创的经历也表明，即使是保护创新的专利制度也可能构成创新的障碍：多如牛毛的专利保护特别是金钱开路的延期保护，对后来的创新者设置了重重障碍，只有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才能克服这种障碍，推进创新。
抽象地谈论人与制度谁更重要是没有意义的，但具体地谈论这个问题却是有必要的。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创新的重要性显然大于守成，照搬它国经验历来没有好下场：轻则脱离国情，运行不畅；重则落入陷阱，积重难返。在这种背景下，过分强调制度建设无异于束缚民族的手脚。因此，“宪政”包括“社会主义宪政”不应当成为我们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