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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 峰:经济视角错过了什么——沈抚新城调研随笔
作者:涂峰    文章来源:  

涂  峰:经济视角错过了什么——沈抚新城调研随笔


和上一次的浦东之行一样,这次参加沈抚新城的国情调研也是收获良多。相比而言,这次的调研对象是一个建设之中的新城,更是当代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正在进行时”。沈抚新城的建设代表了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典范,即“两化并举”的发展模式。那么,这样的一个发展模式会如何推进?其成功的动力是什么?我是带着这样的问题进入到这次调研中去的。


更为难得的是,在这次调研的一路中,我能与来自长江证券的王夏儒反复交流。来自不同学科视角的碰撞,使得调研所得更为深刻。对于这次调研,王夏儒带着一个更为明确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源于我们所在浦东的调研。在那次调研中我们发现,从政治学的视角来看,中国的发展,特别是这一波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正处于欣欣向荣的局面。但是,至少就长江证券的研究者们而言,他们从经济学的视角,却发觉这一发展趋势充满困境。更重要的是,资本市场本身的表现对这一发展模式充满疑虑。


因此,在政治研究的判断和资本市场的预期之间,呈现了一个较大的落差。那么,资本市场为什么担心中国的发展,它也许漏掉了什么关键因素?或者说,什么是政治视角所发现,而经济视角又没有看到的?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也一直伴随着我的调研过程。



资本市场的疑惑


简而言之,从经济学视角来看,中国当前发展的潜在障碍表现为几个方面,这也是王夏儒在他的随笔中所提及的三点转型。


这三点转型也构成了资本市场的主要疑惑。其一,要素驱动转型,即人口、土地、资金和原材料等生产要素进入了一个结构性的上升周期。这造成之前中国宏观经济所持重的“低成本优势”一去不返。这一转型的根源是复杂的,既有国内的原因,也有国际层面的影响。其二,企业结构转型,即企业面对新的要素价格,必须采取新的生产方式,才能维持其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这要求中国企业必须寻求经营结构的调整,即更加注重技术创新、自主品牌等方面的内容。其三,融资结构的转型,即资本市场也要根据前两点的变化,重新定向其服务实体经济的方式。这当然也涉及到一系列的创新和转变。


可以看出,第一个转型是已经发生的,也不由中国自身所完全掌控。而第二点体现的则是中国企业,当然也包括政府的应对方式。第三点则是金融界自身的关注,实际上也就是资本市场所担心的焦点。这三点具有递进的逻辑关系。而第二点则是整个转型的核心。因此可以说,资本市场的疑惑,与其说来自对中国所面临的宏观经济结构转型的担忧,不如说主要来自于对企业和政府应对这一转型之能力的一种担忧。



结构转型与创新


从纯粹的经济学视角来看,中国所面临的要素结构变化,包括国内和国际的宏观经济形式的转变,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就旧有的发展模式而言,这些转型必然带来发展的瓶颈。但同时,这也就是创新的起点。换言之,对这些变化的应对方式必然是创造性的,它存在于党和政府、企业以及中国社会的主观能动性中。因此实际上,对于一个经济和金融研究者而言,这次的沈抚新城调研也应该并不侧重于对客观结构的验证——这一点也许在全国范围内都是类似的,仅有程度的差异——而是对主观能动的深入了解。显然,这是王夏儒最终所发现的。他从调研中理解到:“实践是干出来的,而不是说出来的”。这一点,其实也是我的体会。


在调研中我们看到,正是基于经济结构转型的背景,当地政府筹划了沈抚新城的建设。一方面是工业化的新发展。过去,东北是以资源产出为主导的经济生产方式。现在,新的产业结构则是以大型石化为主导,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这成为了当地新型工业化的主要支柱。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积极地协助石化下游企业落户新城的产业园区,包括遍访全国,选择合适的落户企业。当然,企业层面的创新也比比皆是。比如,在太平洋开发区,我们看到了极为专业化的工业地产开发模式。在三一重工,则是对煤机设备等新领域的开拓。这些都证明,经过努力,新的产业方向和经济增长潜力都是可以实现的。


另一方面则是城市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城市化会成为工业化的依托。这是因为,所有的工业增长都要寻找到产品的最终需求,同时也依赖基础设施的提升。相比西方国家,中国最大的优势不是资源成本,而是巨大的内需。十亿劳动者其实更加是十亿的潜在消费者。但问题是,只有实现城市化,才能真正地实现这种消费潜力。这一点我们在调研中深有体会。抚顺的棚户区改造,使得成千上万的居民住上了新房,更加提升了整个区域的城市生活质量。这相应的也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带动了就业,形成了消费能力。更进一步的,“同城化”举措拉近了沈阳和抚顺的各种距离,在交通、电信、商业流通甚至行政管理等各方面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这也为生产率的提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城市化建设盘活了工业化发展的脉络。此外,城市化质量的提升更加带来了新的产业机会,比如旅游度假、休闲娱乐、文化产业等等。



政治学与经济学视角的差异


这次调研的一个重要收获在于,从学科比较出发,我得以更加深刻地理解政治学的视角。一般而言,经济学被认为是研究“资源配置”的学科。与之相比,政治学则是研究“价值分配”。经济学可能从一个相对静态的视角来看待制度安排。比如说市场制度,而资源就是按照这种制度来配置的。而对于政治学而言,是将制度安排本身纳入其研究视角之内的。


就资源配置的基础,即制度本身而言,恰恰体现的是社会价值的配置。比如说,工资和利润是由市场来配置的。但是,诸如最低工资、集体谈判权以及补贴等因素,它们所体现的都是社会价值的偏好。这些则是由政府进行权威性配置的,也都属于政治学的研究范畴。


因此,对于沈抚新城和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而言,经济学比较容易看到经济结构和资源要素的维度。但调研中我们确认,政府政策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从而影响这些经济资源的配置基础。通过调整收入分配、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引导等等方式,政府能够提升消费能力,降低交易成本,甚至进行产业和生活的布局。当然,这些政策本身都是一个探索的过程,也离不开创新和试错的实践。


关键在于,恰恰是这些来自政治层面的努力,构成了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也许这些也恰恰是资本市场本身所不能发现的内在因素。经济视角所错过的,只有通过政治视角才能够找到。更重要的是,只有通过这种深入的调研,我们才能够真正地对这一点有所发现和有所体会。


 

(2012-10-29 14:36:00 点击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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