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静：理解中国道路 从实践起步

中国的长期快速发展，已经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但是，对于中国取得成就的原因，有何优有何弊，我们自己的理解和阐述远远不能给人们以清晰的回答。没有对于过去的准确理解，也就没有对于未来的正确预景。

曾引起国内外学者热议的“中国模式”，是国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种肯定和理解。一派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就是党的领导+市场经济，一派学者认为根本没有中国模式，中国的经济进步是自然禀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然发展的结果。今年上半年，为总结十年来取得的成就，刊发了系列重要理论文章，多次使用了“中国道路”一词，表明了中央的态度。但是，仔细阅读关于“中国模式”的学术讨论和系列理论文章，至今还是没有足够说服力、有理论系统性的表述。

从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来，尽管我们非常清楚这条道路就是四项基本原则、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一系列框架原则。但是这个道路如何走过来，如何走下去，仍然是人们心中的疑问，这条道路走了30年，这个问题也问了30年了，直到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已经举世瞩目，人们仍然在问这个问题。显然，目前的解释还不能满足现实需求。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阐释不够，说明我们的经验还没有得到理论化，没有理论系统的支持就不能提出“入脑入心”的话语，不能让更多的人理解和信服，不能有效克服西方的攻心术，不能真正提升我们的国际形象和吸引力，外宣工作还主要依靠中国传统文化来改善我国的形象。

院领导曾对我们所明确指出，没有满意的理论阐释，是因为学者们没有跟上轰轰烈烈、朝气蓬勃的实践。要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需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需要学者与干部群众相结合，扎扎实实地调研是我们解答这个问题的基础工作。

8月份的沈抚新城调研，让我真切体会到了大量接触实践对于研究工作的重要性。这是近年来多次参加所里和本室组织调研逐步积累而得到的宝贵认识。我参加的调研活动主题分散，虽然每次都获得大量信息，但都是零散的，一直不能解读这些信息的意义。直到沈抚新城调研，鲜活的令人动容的事实，使我把这次和以前调研获得的信息与文件中的话语有机联系起来了。

在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条件的地方，例如云南开远和大理、重庆、黑龙江鹤岗、浙江乐清、上海、广东东莞、沈抚新城，我都看到了忙得团团转的干部和他们宏伟的蓝图，热火朝天的工地、科技含量高的农田、果林和饲养基地、有特色的热闹的旅游区、现代化的民居等；看到了良好的政商关系，干部佩服企业家的眼光和能力，赞赏企业家能够兼顾利润和社会责任，企业家和示范户则衷心感谢干部对他们的宝贵帮助，区长可以把给自己留装的电话让给引进的企业，在企业困难时能够主动开现场办公会解决问题。最新的一个调查数据显示，在投资者评价世界排行中中国政府位列第一。如果没有这次调研，我可能认为这个数据多少有些讽刺意义，但是现在，我为努力工作的干部们感到欣慰，他们的工作确实名副其实。

这些现象让人印象深刻，这里似乎就蕴含着中国成就的秘密，需要我们来挖掘和提升。比如政府职能改革是否形成了政府、企业之间新的更合理的分工模式？是否可以归因为干部选拔制度导致的府际竞争？是否还有政府间合作互助的因素？党在其中的作用是什么？人大和政协的作用是什么？中国政府的做法，也许不能让中国人感觉新鲜，它的价值往往需要通过与国外对比方能鉴别。

每个地方都有精彩之处，但是快速发展期也是矛盾凸现期、频发期。调研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光彩靓丽的新面貌，也感同身受到了许多苦恼和郁闷。例如，作为制造业大国，我国在许多领域达成技术和质量的良性循环仍困难重重。出口工业品的质量主要是国际市场标准来规范，内销产品的质量就是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在国务院27个部委中，只有一个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管理全部工业行业，而这个部并没有一个垂直系统，在许多省并入了发改委系统。政府力量薄弱也许不意味着坏事，但是，调研情况表明，行业协会的发展远远不成熟，力量和声音还比较弱小，基本没有发挥行业内部的协作监督功能。这样的体制是否能够满足人们对于提高产品质量的要求，能否适应实现技术创新的目标？我们应该思考我国制造业进一步的发展需要怎样的机制体制，国外有哪些可以借鉴的做法？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情况下，私人资本已经出现与国企矛盾加剧的现象，在原有国际市场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国的工业化的空间和方向是什么？如果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社会矛盾是否会激化？如何相当比例的普通公务员和干部，官僚作风，应付差事，靠山吃山，钻法律和行政规定的空子为自己谋利，如何扭转此风？

这些或具体或宏观的问题，是调研中发现的真问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走向成功不得不认真对待的问题。政治学者应该继续观察和验证，也应该在其中发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