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体制是怎样导致丧权亡党的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几个月，邓小平就十分明确地指出：“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土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有好多体制问题需要重新考虑”，体制问题不解决不行。苏联解体前夕，他又说，“坦率地说，我国过去搞社会主义，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问题。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
上述两段话指出，“苏联问题”首先是一个体制问题；中国改革前基本照搬了苏联模式，我国的改革就是要改掉苏联体制的弊端，实行模式转换，建立不同于苏联模式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总结苏联教训，应该认真思考邓小平的看法。离开体制问题，罗列上大堆历史材料，也难得要领。
苏联体制是怎样导致丧权亡党的？其体制的关键性毛病就是广泛实行委任制，使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权力制衡流于形式，甚至连形式都不存在。这就从根本土无法真正体现党的宗旨、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这就导致两个后果：使领导集团、执政阶层不能从体制止保证代表广大民众的利益，最后形成了从经济地位、生活方式、世界观和价值观都同广大民众格格不入的官僚特权阶层，于是大部分民众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个党只是代表了官僚阶层的利益，当选举一旦可以自由表达其意愿的时候，他们还会把选票投给执政党吗？
第二个后果是由于违背民主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形成了个人集权、领袖的唯意志论、把个人意志和主张当作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要求和利益的当然代表，把不同意见者视为社会主义的异端加以清洗、镇压。这就造成大批的冤案，把广大干部和民众推到执跋者的对立面，实际上制造了摧毁共产党执政基础的定时炸弹。苏东剧变不正是这样发生的吗？总起来说是老生常谈一句话：脱离群众。
所以，我们党在1990年中央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认为能否这样做，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说明对苏东问题的症结看得很中肯。20几年来，我国党政体制改革正是紧紧抓住密切党群官民关系、加强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这两个首要问题。有些研究成果也谈苏共脱离群众，揭露官僚特权阶层，但把它看成一个作风问题，抓不住“体制”，对大清洗大镇压轻描淡写，把这种使党伤筋骨的重大错误说成只是“作风不民主”、“扩大化，甚至大有重新评价之势，不能说是一种严肃的负责任的态度。”
总结苏联的教训应该运用唯物史观
坚持唯物史观，首先就要正确认识领袖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即正确认识个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在俄罗斯的政治文化中，崇拜个别英雄人物的传统观念影响很深，在苏联的历史中，领袖的作用（正面的负面的）确实很突出。但也否定不了唯物史观基本观点的正确性。把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归结为“领袖集团”问题，把一部苏联史写成似乎是两尊神、两个鬼、一个不人不鬼决定了历史的命运，是极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斯大林的两大历史功绩——领导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打败法西斯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两个错误也是不能轻描淡写的。全盘集体化极大地破坏苏联农业生产力的发展；30年代大镇压动摇了苏联执政的基础。斯大林对此要负首要责任。因为这两大运动都是斯大林在政治局尚未集体讨论的情况下就发出方针性的指令的。
评价斯大林有两点是应考虑的：一是“重评斯大林”是从俄国国家利益的角度还是从社会主义的角度，二者是有区别的；二是评价斯大林不仅仅是为了全面估价其历史地位，也是为了人类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发展。认为历史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只有用几百万人的尸体来铺路的观点是不能说服人的。用头盖骨做酒杯，人类喝下的不可能是文明的美酒，而只能是人类灾难的苦酒，是人类文明的毒酒。
至于评价赫鲁晓夫，给他戴上半个世纪以前给他制定的大帽子——典型的两面派、阴谋家、野心家，也是太简单化、情绪化了。有几个问题是必须回答的：这个时期，苏共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是继续恶化还是有所改善、改良？苏联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生活、综合国力是提高了、改善了、还是恶化了、倒退了？苏联基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是否改变了，资本主义在苏联是否复辟了？这应该是我们评价某一时期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把手”的一般框架。我党在中苏大论战中称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者的主要根据是“三和”（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两全”（全民党、全民国家）战线和理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无须论述，和平过渡尚无先例。“两全”是我们不能认可的理论。但要“定性”，可以考虑把他提出的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左”的口号和扩大社会团体权限，将部分国家职能、权力向社会团体转移的理论联系起来思考。那种说不清楚道理就扣个帽子的极左遗风是到了彻底消除的时候了。
遵循唯物史观，就要摆正改治思想｜意识形态在社会发展、党的工作的位置和作用。苏联剧变确实是从政治思想、上层建筑开始的，戈尔巴乔夫的变革在其上台三年之后，在经济体制改革受挫后，确实主要是抓了政制改革，在改改中又提出和实行总体上错误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方法，从而导致苏共亡党的。从苏共的教训中应得出什么结论呢？它既说明了政制改革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说明改革中切切不能对意识形态领域放任自流；同时也说明苏联的那种一党高度集权、权力缺乏制衡和监督的体制是非改不可的。不改，社会积重难返，一旦缺口被撕开，各种思潮活跃起来，僵化的理论教条和政治体制就可能抵挡不住，全面崩溃了。而这个艰难复杂的改革的任务，决不是喊几句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响亮口号可以解决问题的。维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弊病的理论，实质上就是自觉不自觉地把唯物史观扭曲成“唯政史观”、“唯权史观”，也就是唯心史观——“心”者，思想意识是也！常常没摆正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把“政治”任务置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之上，甚至脱离经济去强调“政治”；而“跛治”又被归结为“权力”，归结为“镇压”的职能。在权力推动监督和制约的条件下，“政治”于是演化成维护少数官僚特权人物的既得利益。这便是苏联政治体制演变的内在逻辑。实际上，这与我们还熟悉的“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红旗”的极左思维是一脉相承的。
把意识形态问题放到决定社会发展的第一位，势必过高地估计西方“和平演变”政策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从而容易得出对外开放会导致和平演变的错误结论。有的研究成果谈苏共亡党教训不谈对外开放问题，不是偶然的。这同邓小平十几年前就提出的“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左”的思潮是逻辑一致的。
中国革除斯大林体制的改革依然任重道远
总结苏共教训，不能不认真地联系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来思考。实际上，研究苏共历史的成果，差不多都有其潜台词，其实，还不如摊开来说好一些。20几年来，我们党艰难探索取得的理论成果，几乎没有一项同苏共亡党的重要教训无关。正是在这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邓小平在改革之初，最重要的就是他的两句话：经济上实行体制改革（后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政治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三个代表的主要思想，其中在政治上实质就是强调立党为公，执改为民，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领导集团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把尊重和保护人权写进宪法，把建设政治文明同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提，把构建和谐社会摆到更加突出的地位，等等。实际上每一项都体现了对苏联教训的深刻总结。在这种条件下，有些总结苏共亡党的成果的思路和政治倾向，同我党的新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略是明显不一致的。
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处在关键时期，光明的未来需要先进文化来引领。我认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人为本、政治文明、保护人权、和谐社会，不正是现阶段指导我们前进的先进文化吗？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几个月，邓小平就十分明确地指出：“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土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有好多体制问题需要重新考虑”，体制问题不解决不行。苏联解体前夕，他又说，“坦率地说，我国过去搞社会主义，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问题。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
上述两段话指出，“苏联问题”首先是一个体制问题；中国改革前基本照搬了苏联模式，我国的改革就是要改掉苏联体制的弊端，实行模式转换，建立不同于苏联模式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总结苏联教训，应该认真思考邓小平的看法。离开体制问题，罗列上大堆历史材料，也难得要领。
苏联体制是怎样导致丧权亡党的？其体制的关键性毛病就是广泛实行委任制，使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权力制衡流于形式，甚至连形式都不存在。这就从根本土无法真正体现党的宗旨、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这就导致两个后果：使领导集团、执政阶层不能从体制止保证代表广大民众的利益，最后形成了从经济地位、生活方式、世界观和价值观都同广大民众格格不入的官僚特权阶层，于是大部分民众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个党只是代表了官僚阶层的利益，当选举一旦可以自由表达其意愿的时候，他们还会把选票投给执政党吗？
第二个后果是由于违背民主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形成了个人集权、领袖的唯意志论、把个人意志和主张当作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要求和利益的当然代表，把不同意见者视为社会主义的异端加以清洗、镇压。这就造成大批的冤案，把广大干部和民众推到执跋者的对立面，实际上制造了摧毁共产党执政基础的定时炸弹。苏东剧变不正是这样发生的吗？总起来说是老生常谈一句话：脱离群众。
所以，我们党在1990年中央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认为能否这样做，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说明对苏东问题的症结看得很中肯。20几年来，我国党政体制改革正是紧紧抓住密切党群官民关系、加强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这两个首要问题。有些研究成果也谈苏共脱离群众，揭露官僚特权阶层，但把它看成一个作风问题，抓不住“体制”，对大清洗大镇压轻描淡写，把这种使党伤筋骨的重大错误说成只是“作风不民主”、“扩大化，甚至大有重新评价之势，不能说是一种严肃的负责任的态度。”
总结苏联的教训应该运用唯物史观
坚持唯物史观，首先就要正确认识领袖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即正确认识个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在俄罗斯的政治文化中，崇拜个别英雄人物的传统观念影响很深，在苏联的历史中，领袖的作用（正面的负面的）确实很突出。但也否定不了唯物史观基本观点的正确性。把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归结为“领袖集团”问题，把一部苏联史写成似乎是两尊神、两个鬼、一个不人不鬼决定了历史的命运，是极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斯大林的两大历史功绩——领导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打败法西斯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两个错误也是不能轻描淡写的。全盘集体化极大地破坏苏联农业生产力的发展；30年代大镇压动摇了苏联执政的基础。斯大林对此要负首要责任。因为这两大运动都是斯大林在政治局尚未集体讨论的情况下就发出方针性的指令的。
评价斯大林有两点是应考虑的：一是“重评斯大林”是从俄国国家利益的角度还是从社会主义的角度，二者是有区别的；二是评价斯大林不仅仅是为了全面估价其历史地位，也是为了人类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发展。认为历史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只有用几百万人的尸体来铺路的观点是不能说服人的。用头盖骨做酒杯，人类喝下的不可能是文明的美酒，而只能是人类灾难的苦酒，是人类文明的毒酒。
至于评价赫鲁晓夫，给他戴上半个世纪以前给他制定的大帽子——典型的两面派、阴谋家、野心家，也是太简单化、情绪化了。有几个问题是必须回答的：这个时期，苏共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是继续恶化还是有所改善、改良？苏联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生活、综合国力是提高了、改善了、还是恶化了、倒退了？苏联基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是否改变了，资本主义在苏联是否复辟了？这应该是我们评价某一时期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把手”的一般框架。我党在中苏大论战中称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者的主要根据是“三和”（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两全”（全民党、全民国家）战线和理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无须论述，和平过渡尚无先例。“两全”是我们不能认可的理论。但要“定性”，可以考虑把他提出的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左”的口号和扩大社会团体权限，将部分国家职能、权力向社会团体转移的理论联系起来思考。那种说不清楚道理就扣个帽子的极左遗风是到了彻底消除的时候了。
遵循唯物史观，就要摆正改治思想｜意识形态在社会发展、党的工作的位置和作用。苏联剧变确实是从政治思想、上层建筑开始的，戈尔巴乔夫的变革在其上台三年之后，在经济体制改革受挫后，确实主要是抓了政制改革，在改改中又提出和实行总体上错误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方法，从而导致苏共亡党的。从苏共的教训中应得出什么结论呢？它既说明了政制改革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说明改革中切切不能对意识形态领域放任自流；同时也说明苏联的那种一党高度集权、权力缺乏制衡和监督的体制是非改不可的。不改，社会积重难返，一旦缺口被撕开，各种思潮活跃起来，僵化的理论教条和政治体制就可能抵挡不住，全面崩溃了。而这个艰难复杂的改革的任务，决不是喊几句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响亮口号可以解决问题的。维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弊病的理论，实质上就是自觉不自觉地把唯物史观扭曲成“唯政史观”、“唯权史观”，也就是唯心史观——“心”者，思想意识是也！常常没摆正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把“政治”任务置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之上，甚至脱离经济去强调“政治”；而“跛治”又被归结为“权力”，归结为“镇压”的职能。在权力推动监督和制约的条件下，“政治”于是演化成维护少数官僚特权人物的既得利益。这便是苏联政治体制演变的内在逻辑。实际上，这与我们还熟悉的“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红旗”的极左思维是一脉相承的。
把意识形态问题放到决定社会发展的第一位，势必过高地估计西方“和平演变”政策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从而容易得出对外开放会导致和平演变的错误结论。有的研究成果谈苏共亡党教训不谈对外开放问题，不是偶然的。这同邓小平十几年前就提出的“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左”的思潮是逻辑一致的。
中国革除斯大林体制的改革依然任重道远
总结苏共教训，不能不认真地联系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来思考。实际上，研究苏共历史的成果，差不多都有其潜台词，其实，还不如摊开来说好一些。20几年来，我们党艰难探索取得的理论成果，几乎没有一项同苏共亡党的重要教训无关。正是在这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邓小平在改革之初，最重要的就是他的两句话：经济上实行体制改革（后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政治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三个代表的主要思想，其中在政治上实质就是强调立党为公，执改为民，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领导集团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把尊重和保护人权写进宪法，把建设政治文明同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提，把构建和谐社会摆到更加突出的地位，等等。实际上每一项都体现了对苏联教训的深刻总结。在这种条件下，有些总结苏共亡党的成果的思路和政治倾向，同我党的新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略是明显不一致的。
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处在关键时期，光明的未来需要先进文化来引领。我认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人为本、政治文明、保护人权、和谐社会，不正是现阶段指导我们前进的先进文化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