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内一些学者把西方学术界提出的协商民主理论引人我国，并以此反观和分析中国现实，设计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未来走向。特别是2006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指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后，一些人藉此将“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概括为协商民主，使协商民主研究热进一步升温。由于目前对我国协商民主的性质、内涵、特征及相关问题尚未形成共识，研究中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完全按照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对我目的民主政治进行剪裁；二是完全抛弃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着重强调中国式协商民主的本土特色。我们认为，在研究协商民主时，既不能因为西方学术界首先提出而刻意回避这个词汇，甚至混淆概念；也不能跟着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亦步亦趋，而忽略本土资源和中国特色。应正确区分西方协商民主与我国协商民主的不同性质和内涵，立足总结我国协商民主的实践经验，借鉴吸收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有益成分，坚持、完善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等共同创造的新型民主形式

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新型民主制度，创造了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实行民主协商的新型民主形式。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时，毛泽东同志就告诫全党，“我们一定要学会打开大门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善于同别人商量问题”。1946年1月10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同盟和无党派社会贤达五方共38人，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旧政协），就改组政府、整编军队等重大政治问题达成了五项决议，开了中国政治协商的先河。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我国协商民主的标志性成果。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筹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周恩来同志提出，凡是重大的议案提出来总是事先有协商的，协商这两个字非常好，就包括这个民主精神，并强调“新民主主义的议事精神不在于最后的表决，主要是在于事前的协商和反复的讨论”。2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包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人民解放军、少数民族、国外华侨以及各地区和各界的代表，共662人。由于当时不具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这次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并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国旗、国歌和纪年，选举产生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我们党和政府是跟人民商量办事的，是跟工人、农民、民主党派商量办事的，可以叫它是个商量政府，有大事召集各民主党派代表人士开会，共同协商、讨论和决定。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任务，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创造了双周座谈会、协商座谈会和最高国务会议等行之有效的协商方式，就抗美援朝、农业合作化、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文字改革、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等问题进行了充分协商，对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政治协商机构继续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有了人大，并不妨碍我们成立人民政协进行政治协商。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的领导人物一起来协商新中国的大事非常重要”。4从而形成了我国独特的选举与协商两种民主形式相辅相成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协商民主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一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事项、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都要进行协商。仅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召开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的协商会和座谈会等就达200多次。二是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的过程中。1995年中共中央转发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定》、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和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都明确强调“把政治协商纳人决策程序，就重大问题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中进行协商”。三是健全和完善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紧密结合的机制。每年各级人大和政协会议都在一起相继召开，政协委员列席人大全体会议，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并提出意见和建议。人大在宪法修改和重要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中，也事先在政协征求意见。对国家领导人选的确定，选举前中共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等认真进行协商。四是探索和建立基层民主协商制度。结合基层村民自治，我国在73万个乡村和近7万个城市社区进行了建立协商制度的探索，并形成了咨询会、公众听证会、协商会以及市民陪审团、协商民意调查和公众质询等协商方式。5

上述说明，我国的协商民主作为一种理论形态虽然晚于西方，但作为一种政治实践已经有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贯穿于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时期的一贯主张。正如李瑞环同志指出的，“这种协商，已经成为我们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方式，成为我国政治体制的一个特点和优点。”6

二、协商民主在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协商民主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制度和形式，已经广泛运用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之中，在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第一，协商民主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一条重要渠道。民主从本义讲，指的是“人民的统治”，体现民主实质最根本、最重要的就是由人民掌握国家政权、行使国家权力。但即使在现代民主国家，人民掌握国家政权、行使国家权力，也必须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和制度来实现和保证。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根本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组成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力。同时，我国还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进一步体现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在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中，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到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各党派、各界别和各方面人士都可以参与，充分发表意见建议，反映各自利益需求，并最终影响决策，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通过“谁来执政的协商”和“如何执政的协商”充分体现出来。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经协商达成的共识被吸收进各种法律法规和重大决策，甚至被写人宪法。可以说，以“协商”为基本特征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对以“选举”为基本特征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延伸和补充，共同构成了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两条重要渠道。

第二，协商民主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资本主义民主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前提是分权制衡、公平竞争，特别是把允许反对派的合法存在作为民主的一个基本特征。这就决定了其民主的主要实现形式是选举，通过几年一次的两党或多党竞争执政权来体现所谓的民意。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由于人民中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没必要把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利建立在对所谓不同政治代表之间进行生死选择上，而是既强调人民依法享有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又强调对人民内部的共同性问题的决策尽可能进行充分协商，集中力量办大事。从国家基本政治制度架构来看，既有体现人民选择和监督为基本内容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又有体现人民内部充分协商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从而形成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两种社会主义民主的主要实现形式。协商民主作为人民群众为党和国家科学决策出谋献策的重要方式，是参与社会政治事务管理的重要途径，是监督党和政府依法施政的重要渠道。它不但实行于决策之前，而且存在于决策执行过程之中，可以随时发挥参谋、警示和纠错功能，是选举民主的重要补充。可以说，我回的社会主义民主既离不开选举，也少不了协商，两者并行不悖、互相补充，共同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广泛性和真实性：

第三、协商民主是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们党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的内在要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在政治文明建设中，带有根本性的是政治制度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是基本政治制度。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根本的就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要把这两项政治制度坚持好、完善好、发展好，关键在于把选举与协商这两种民主形式坚持好、完善好、发展好。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也存在一些需要深人研究解决的问题，如丰富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形式问题，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扩大人民群众的有序政治参与问题，建立和完善公开、透明、高效的民主决策机制问题，健全和完善包括人大的法律监督和多党合作、政治协商中的民主监督在内的社会主义的监督体系问题等，都与坚持、完善和发展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密切相关，也是坚持、完善和发展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需要着力研究解决的问题。所以，坚持、完善和发展协商民主，既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重要方面，也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的内在要求。

三、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有特定的内涵及实现形式

协商民主在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中具有比较明确的内涵和形式，主要是指公共协商过程中，自由乎等的公民通过对话、讨论审视各种相关理由而赋予立法和决策合法性的一种治理形式。7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根植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与中国共产党关于人民民主和多党合作理论、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既体现人类社会民主发展的共性、又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丰富内涵和实现形式。
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涵可以概括为平等讨论、求同存异、广泛参与、兼顾各方、优化决策五个方面。平等讨论，就是参与协商的主体是人民内部的不同政党、团体和各方面人士，在政治上是完全平等的，都在依法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大家平等地商量、讨论共同性问题，不允许任何一方居高临下、以势压人。求同存异，就是协商建立在同与异辩证统一的基础上，以承认不同为前提，以取得共议为目的，协商中各种意见可以自由表达，不同观点可以充分讨论，尽可能在各种不同中找到共同，在尊重差异上寻求共识。广泛参与，就是协商民主不同于精英民主，其主体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无论哪个党派、哪种团体、哪方面人士，都享有参政的权利，都可以按照一定条件和程序参加有关问题的协商。兼顾各方，就是协商民主不简单履行多数决定原则，既服从多数、又尊重少数，既注重“面”、也看重“点”，尽可能地吸收各种意见和建议，努力照顾方方面面的利益要求．优化决策，就是协商的价值取向不在于赋予决策以合法性，协商作为决策的重要环节其本身也不是决策，而是通过集思广益、博采众长，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协商的结果只是决策的参考。

在长期实践中，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形成了多种实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政治协商。这种协商主要发生在国家政治生活层面，由中国共产党主导，有两种基本方式．第一种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协商，主要采取民主协商会、小范围谈心会、座谈会等形式，体现的是政党之间的政治协商；第二种是中国产党在人民政协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的协商，主要采取人民政协会议协商的形式。这种协商体现的是更大范围内的政治协商。两种协商方式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政治协商的内容政治性、政策性较强，包括党的重要文件的制定，宪法和重要法律的修改，国家领导人的建议人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关系国家全局和地方事务的一些重大问题等。这种协商形式是当前我国协商民主的主要形式和最高层次。

二是社会协商。这种协商主要发生在政府治理范畴，由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组织，往往是就具体的公共决策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主要有公开听证、协商对话、决策咨询、媒体讨论等形式。我们党在十三大报告中，就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指出“群众的要求和呼声，必须有渠道经常地顺畅地反映上来，建议有地方提，委屈有地方说。这部分群众同那部分群众之间，具体利益和具体意见不尽相同，也需要有互相沟通的机会和渠道。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发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优良传统，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各级决策机关都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防止决策的随意性”。目前，许多地方都出现了这种政府组织的民主协商，邀请有关方面就与人氏群众切身利益有关的议题，如公共交通、房屋拆迁安置、教育和医疗卫生、劳动和社会保障、城管执法等，进行利益表达、协调和整合，促进了政府管理水平的提高。这种协商形式体现了我国协商民主由政治领域向社会领域的拓展，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大进步。

三是基层协商。这种协商主要发生在社会自治领域，如乡村基层民主和城市社区自治。胡锦涛同志曾强调，扩大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是社会支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性工作。8协商民主正是这种基层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并在实践出现了许多制度创新。如浙江台州温岭市创造的“民主恳谈会”、衢州市总结的“民主决策五步法”等协商模式，吸引、支持村民参与村级事务管理，由县、乡、村干部面对面与村民共同商讨和决定村务大事。同时，一些城市社区重视发挥居委会和业主委员会的作用，通过建立互联网论坛等方式，对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对话协商。这种基层协商是对社会基层自治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此外，在人大立法领域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协商民主，主要体现为人大就立法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公开征求意见。人大立法既是人民代表行使国家权力维护人民利益的重要政治行为，又是一项权力性、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单靠专门机构和专家立法、官员立法甚至部门立法，并不能确保所立之法能够真正代表民意、维护民利，特别是在利益日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法律的制定要反映和综合社会各方面的利益需求，必须最大限度地让民众广泛参与和协商．如今年3月十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物权法》，从进入立法程序到最终通过，前后历时13年，召开座谈会、论证会近百场，收集群众意见上万条。目前一些地方的立法机构也积极尝试协商的形式，如公开征集立法建议项目，将法律法规草案登报、上网，举行座谈会、听证会等征求专家学者和社会有关方面的意见建议，取得了良好效果。这种立法中的协商使立法更富弹性，也扩大了政治参与的途径，更有利于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四、充分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基本特征

我国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西方协商民主具有不同的理论基础、国情基础和政治基础，处在不同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运行，从而形成了一些不同于西方协商民主、具有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规定性的基本特征。坚持、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必须认识和把握这些特征。

一是主导性。在我国，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领导力量，在协商民主中发挥主导作用。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建立在多党竞争的基础上，强调协商主体一律平等，但现实中执政党、在野党或反对党、强力集团、弱势群体等在协商中很难做到事实上的平等，在社会利益多元化的条件下很难形成共识，所以这种一律平等只是一种原则要求，是试图纠正事实上存在的不平等的一种政治愿望而已。我国的协商民主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其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是一党私利或少数人利益，因而能够在主导协商中充分尊重多数、照顾少数的基础上，维护整体利益，兼顾各方利益。共产党在协商中的主导性主要体现在，提出和确定协商的议题、选择协商时机和组织形式，规范协商程序，集中协商意见，以及反馈协商结果等。这种主导性不是一党说了算，也不意味着共产党在协商中居高临下，而是平等参与中的主导，在不同意见中的引导，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通过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在协商中各种意见的平等讨论和充分表达，促进党和国家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促进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二是辅助性。在我国，选举与协商都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渠道！二者密不可分、各有优势。其中，选举民主体现的是人民的选择和监督、行使的是国家权力，带有根本性，是一种硬权力，是主渠道，凡是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委会集体作出的决定，都具有法律效力，必须贯彻执行；而协商民主体现的是人民的民主权利，具有广泛性，是一种软约束，是重要的辅助渠道，是人民意愿和利益的充分表达，是集思广益和优化决策，不具有国家权力的强制性质，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延伸和拓展。要高度重视协商民主的辅助功能，看到不经过广泛而充分的讨论协商，公民的投票表决可能会受一时情绪左右或受控制操纵使结果缺乏理性保障，党和政府的决策也可能受某种势力和利益的影响而失去公平合理。但不能因此片面夸大其地位作用，把协商民主等同于选举民主，把这种辅助作用上升为决定作用，甚至把协商结果直接等同于实际决策，用协商民主取代选举民主。如果这样，就会改变协商民主的性质，丧失协商民主的特点和优势。
三是高效性。西方协商民主强调的“协商”，其核心含义是指在协商过程中，参与者自由、公开地表达或倾听各种不同理由，通过理性她、认真地思考，审视各种理由，或者改变自身偏好，或者说服他人，进而做出合理的选择，从而赋予立法和决策以政治合法性。在社会结构多元化、各种利益矛盾互相冲突的条件下，这种协商是很难形成共识的，因而其效率是不高的。我国的协商民主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既强调充分发扬民主，什么人都可以参加协商，什么意见建议都可以自由表达，以充分反映社会各方面的利益需求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又强调高度集中，在广泛充分吸纳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基础上，及时修改、完善和作出决策，以提高决策的效率和质量。这种民主基础上集中、集中指导下民主相结合的协商民主，能够防止参与不众、决而不议的现象，有效避免各执一端、议而不决的局面，使协商真正富有成效。

四是规范性。西方的协商民主目前主要还是一种理论形态，尚未形成完备的制度规范。我国的协商民主作为国家的民主制度，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探索，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初步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制度规范，逐步迈上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1989年，中共中央制定颁布《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1992年，党的十四大把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写人党章；1993年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将其载入宪法，上升为国家意志；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这项制度纳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特别是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先后颁布关于加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和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两个5号文件，使我国的协商民主有了具体的机制和程序保障，更加科学规范。

五、坚持、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需要把握的原则

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要求相比，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民主需求相比，还有待进一步丰富、完善和发展。总结半个多世纪的实践经验，坚持、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需要坚持以下重要原则。

l 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充分尊重协商各方。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协商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是为了更好地体现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帮助共产党更好地执政兴国、执政为民，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完全一致的。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协商民主才能保持正确的方向，才能具有蓬勃的生机，才能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充分发挥作用。同时，坚持党的领导并不是指共产党在协商中具有特殊地位，而是在平等参与的基础上，充分保障各协商主体在政治法律地位上的完全平等，充分尊重各协商主体表达意见建议的民主权利，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实现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在协商过程中，要尊重不同意见，照顾少数利益，不能用议而不决的方式敷衍各方，也不能用强制压服的方式达成共识，在广纳博采、统筹兼顾的基础上实现决策的优化和高效。

2 既立足本国国情，又积极借鉴西方的有益经验。民主作为一般的社会理想和价值，具有共通性；作为具体的实现形式，又有其特殊性。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社会政治制度、国民素质以及国土面积、人口多少等都存在很大差异，从而形成了各国对民主价值的不同理解和实现形式的不同选择。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是发展中国家，且人口众多，发展很不平衡，坚持、完善和发展协商民主，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始终坚持立是我国国情，充分利用与合理配置现有政治资源，在实践中探索总结，形成具有自己特色和优势的价值取向和实现方式。同时，也要开阔视野，积极借鉴西方国家的先进理论和成功实践，善于借西方之镜察本国之失，借西方之矛攻本国之坚，变西方资源为本土优势，真正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在学习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成果中更好地完善和发展自己。

3既与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相协调，又与选举民主相衔接。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必须与国家整个政治建设大环境相适应。要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要求，丰富和完善内容形式，建立和健全运行机制，进一步推进协商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使协商民主更加规范有序、富有成效。另一方面，要适应我国选举民主的完善和发展，搞好衔接与配合。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提出是建立在选举民主长期实践所暴露出的问题基础上，而我国的协商民主恰恰是在选举民主不够成熟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要保持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之间的平衡与互动，不能厚此薄彼，也不能顾此失彼，在运行机制上进行“对接”，在工作实践中搞好结合，使二者相互支持、相互弥补、相互促进，统一于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中。

4 既推进政治协商的制度建设，又发展其他类型的协商形式。任何一种民主类型，其价值的实现程度都与其民主实现形式密不可分。协商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形式，其具体实现形式不是唯一的，也不可能一成不变，需要不断地完善、不断地探索。政治协商作为高层次的政治协商，在我国协商民主实践中历史悠久、经验丰富、成效显著，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优势所在，也是发展协商民主的重点部位。当前，要切实把一系列政策文件的规定落到实处，在实践中真正做到政治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同时，大量的社会事务还要求发展丰富多彩、灵活多样的其他协商形式，以适应人们不断增强的民主意识和参政需要。这是协商民主矿大包容性、增强生命力的一个重要方向。要在充分发挥政治协商优势的同时，积极鼓励创造更多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方面的协商形式，使协商的范围更加广泛，使民主的讨论更加充分，使我们的政治生活更加生动活泼。

（作者：张献生，中央统战部研究室副主任；吴茜，中央统战部研究室干部）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09页。
2《周恩末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4页。
3《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8页。
4毛泽东：《关于政协的性质和任务的谈话提纲》。
5何包钢：“中国协商民主制度”，载《浙江大学学报（人大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6李瑞环：《遇事多商量》，2000年3月7日在全国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中共组讨论会上的讲话。
7参见陈家刚《协商民主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3期。
8胡锦涛在中共中央豉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