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傲慢与偏见的最新版本莫过于“普世价值”说了。

由现代性开辟的普遍交往时代，以世界历史代替了各民族封闭的地域历史，它客观上为人的自由、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把人的发展历程由“人的依赖”阶段推进到“物的依赖”阶段。资本主义空前的历史作用使得资本主义文化放射着“普世主义”的光彩，以至于人们对其深藏于表象背后的价值立场犹如雾里看花，幻象丛生。

但是，由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构成的话语系统，实质上是反映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文化价值普世主义的内在意图与外在努力在于宣扬并力图证明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永恒的最为美好的社会制度。这当然是一种意识形态偏见与文化陷阱。马克思恩格斯第一个科学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及其文化价值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暂时性，并用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彻底地说明了它。

资本主义文化普世主义的虚假幻象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西方中心主义的虚假幻象。西方中心主义立足于西欧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与人文主义发源地的历史优势，把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价值置于人类文化价值的中心地位。其当代表现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把自己的国家利益标榜为人类共同利益，把自己的阶级意志打扮成人类的共同意志，把自己的文化价值观作为完美至善的普世文化向其他民族国家推行。“他们根本不承认其他民族的业绩是历史的”，而是采取不同形式把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价值观贬损为人类进步的文化阻滞力；把其他民族国家主观任意地定位于“劣等民族”和“无赖国家”，把其他国家的和平发展假想为对自己乃至世界的威胁，由此构成了资本主义文化幻想。这还包括隐藏于西方中心主义文化价值普世性中的“种族优越论”的魔影，其形而上学支撑乃是尼采的权力意志和超人哲学，而其现实基础，则是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军事科技优势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全球霸权欲望和垄断国际资源的利益驱动。

第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学家制造的虚假幻象。他们借助并利用当代各民族国家、各阶级集团、各社会族群共同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普遍社会心理和共同价值诉求，把作为资产阶级根本利益反映的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同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割裂开来，经过思辨的抽象包装和文化修饰，改扮成全人类的共同梦想，演绎出人类的普世主义价值的新场面。诚然，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诉求并非捕风捉影、空穴来风，而自有其历史与现实的根据，但其本质上是由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交换关系规定的资产阶级的权利，绝非人类的普世价值。

第三，由非理性哲学、消费主义经济和宗教文化相互渗透形成的资本主义文化普世性虚假幻象。从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弗洛伊德的“力比多”冲动到福柯、巴塔耶等突破性别伦理的色情欲望，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对人单向度的经济人预设，到铺天盖地的广告经济和消费主义浪潮把人扭曲为单纯的消费性动物。资产阶级文化学家利用人的生存需要和自然本能来掩盖国际资本变相掠夺人类财富的实质，为国际资本满足其无限度的资本增殖装潢门面涂脂抹粉，从而把西方发达国家打着“人权高于主权”旗帜在全球自由地推行其经济政治文化霸权，打扮成资本主义文化价值的普世主义的“天使”。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在生存合法性上已经是丧失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灵魂的“百足之虫”，然而，这具庞然大物时下依然散发出普世主义迷人外观的另一个文化支点就是与资本主义全球化市场化进程相适应的宗教文化。马克思说过，宗教是无精神制度的精神，而基督教就是最适合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宗教文化。资本主义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从而把以往“熟人”社会的一切关系都湮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中，人们不得不以“陌生人”的身份奔走于全球各地，在“一切新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的不确定世界中偶然性地“过活”。于是“上帝”就成了人们普世性的精神支柱。而为当今国内外一些文化决定论专家学者追崇的马克斯•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又把资本主义精神决定的资本主义制度说成是上帝原罪说、天职观等在尘世上的代表与典范。于是，资本主义制度仿佛成了上帝的旨意与安排，资本主义的文化价值由此又罩上了“上帝”的普世主义光环，这样资本主义文化价值普世性既有了文化决定论的根据，又涂上了宗教的神圣光彩，幻象也就顺理成章地取代了真相。

当然，支撑资本主义文化普世性虚假幻象的现实基础是当代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和科技优势以及社会主义的国家的相对不发达。只要这种局势不从根本上扭转，资本主义文化价值普世性的虚假幻象就不会消失。对其从理论上揭露和批判固然是非常必要的，但真正消除这种虚假幻象的基础不是理论本身，而是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巨大发展以至逐渐取得远远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科技优势。这当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这也是一个内含历史发展逻辑的必然过程。